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 选民的抉择如何决定生活质量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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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选民的抉择如何决定生活质量》主要回答：怎样的合理机制能为所有公民实现体面、富足的生活？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商业的作用又是什么？当企业不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将员工视为商品而非有尊严的人类之时，又当作何处理？

内容简介

　　幸福自然伴随着财富增长而至吗？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如果财富不是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人类幸福的根源？
　　《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选民的抉择如何决定生活质量》向我们呈现了与众不同的新洞见。诚如推荐者亚历克斯·帕塞克所言，本书的核心思想、同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独特观点是：决定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赋权于普罗大众对抗市场“独断而任意”的力量。这一观点首先明确了保证人类幸福的关键主体是公共政策；其次明确了公共政策的责任，就是给普罗大众赋权、赋能；最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的力量存在摧毁一切的可能。这不仅提醒我们警惕市场的野蛮，还指出通往人类幸福的道路。

作者简介

　　本杰明·雷德克利夫（Benjamin Radcliff），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任罗格斯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的学术研究职位，伊利诺斯大学梅里厄姆（Merriam）实验室的政治学研究成员，在罗伯特·沃伦中心（Robert Penn Warren Center）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在尼德兰（Netherlands）研究所开展高级研究。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劳动学和公共政策等，近期的研究兴趣聚焦于幸福经济学。

精彩书评

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探索新近出现的测度幸福的方法对公共政策的启发与意义。我向这些人士强烈推荐本书，它在此方面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是开创性的、严谨的、明智且审慎的。
——理查德·A.伊斯特林，“幸福悖论”提出者，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我多年的阅读旅程中，本书是集智力上富精致奥妙、证据上令人信服、政治上具相关性为一体的著作之一。作者的中心结论——决定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赋权于普罗大众对抗市场“独断而任意”的力量，如此引人入胜，论述更是精彩绝伦！
——亚历克斯·帕塞克，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这是一本精彩而又非常有勇气的著作。 基于异常丰富的高质量数据和精深的分析技术，本杰明成功地回答了鲜有学术同仁敢于提出的问题：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可以创造并增加人类福祉？这个问题的答案和问题本身的激进性一样深刻。在政治学的有用性受到攻击的今天，答案就在书中。
——鲍·罗斯坦，August Rohss政治学讲席教授，瑞典哥德堡大学

本书展示了与幸福相关的事实如何能在当前关于福利制度的热烈讨论中得以运用。虽然本书可能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它向我们展示了一条以循证为基础的共识建设之路。
——鲁斯特·维恩霍文，人类幸福社会学荣休教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

目录

目录

引　言 / 001
01　大众的幸福追求 / 011
现代意识形态的诞生 /
詹姆斯麦迪逊与保守冲动 /
杰斐逊、潘恩及左翼的开端 /
一项延迟的改革 /
02　市场民主 / 033
文明、剩余与社会阶层 /
自由民主与市场社会 /
民主阶级斗争 /
福利国家 /
社会权利和市场规范 /
小结 /
03　民众或市场参与者 / 063
市场理论的支持者 /
社会民主的捍卫者 /
支持社会民主的其他观点 /
哪种论点是实证正确的？ /
04　幸福的科学研究 / 089
幸福的内涵 /
幸福的测度 /
幸福的理论 /
幸福的决定因素 /
小结 /
05　国家规模 / 127
公共政策和人类需求 /
概念化和国家规模的测度 /
数据与方法 /
结果 /
小结 /
附录：细节和异议 /
06　工会和经济监管 / 165
劳动力市场规制 /
劳动力组织 /
分析 /
小结 /
07　美国各州 / 185
幸福感和美国政治研究 /
数据和方法 /
结果 /
小结 /
08　市场和道德 / 207
生活满意度研究的启示 /
人类现状的处方：视商品化为一种社会病理学 /
市场与追求幸福 /
总结：如何尽可能地使人们的生活更满意 /
参考文献 / 221

精彩书摘

如何尽可能地使人们的生活更满意

我们在本书中多次回顾了爱因斯坦发表于1949年的文章中有关“社会结构……应如何改变以使人们生活得更满意”的主题，从文章的标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他的回答。在文章的最后，他阐述道，正是社会主义——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提供了“尽可能地使人们的生活更满意”的最佳路径。自他撰写该篇文章以来，尽管很多事情已经发生改变，但我们还是对他针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存有异议。那些他称为“原罪”（剥削、动荡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判断和他提出的在社会民主体制下的解决方案带有其个人主义倾向。我在前文已经给出了社会民主解决方案的经典事例，现在则想要给出一条准则，这是我自己对于这些观点的规范性依据的思考。

现代社会正承受着人类动机两极间的内在矛盾：我们社会的物质组织方式和我们道德世界的秩序。鉴于市场相较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确满足了更多的人类基本需求，而且满足的这些基本需求是人类幸福的基本要素，所以市场自身作为恰当地组织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的确提升了物质幸福感水平，并且可能是更加公平的。即便市场保守派对此有所质疑，但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证明了其作为致力于“尽可能地使人们的生活更满意”的经济体制的基础地位。市场促进人类自由的争论也有很多需要厘清的：在不把市场自由看成无效或无价值的情形下，我们承认市场自由在现实和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同时，市场确实且不可避免地运行在与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道德准则辩证对立的地方，因此它要求一些个体（雇主或投资者）利用其他个体（雇员）作为替自己谋利的手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定义取决于一个阶级群体的能力，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通过劳资制度“利用”他人的能力。就像亚当·斯密和常识所阐释的，我合理地雇用他人，仅仅是因为我将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说实话，我能够强迫他们交出可能是最大的一部分）留给自己而从中获利。我雇用他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用他们是为了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利用他人，我违背了康德（Kant）命名的绝对命令的第二条准则：不要将他人作为达成自己目的的铺路石。鉴于市场经济完全是基于利用他人的理念，就像人们利用工具、原材料或者其他有利用价值的事物作为获利的手段，因此市场经济在原则上是非常制度化的。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极其不道德的。

这不是一件小事。鉴于不要将利用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条准则与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如此地符合，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合理利用他人的做法不违背集体道德准则。因此，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织制度显然就是自身明显的不道德。但也许有人会提出，放弃市场比接受市场更不道德。

这个矛盾是非常清楚的。由于其物质产出，我们理性地支持市场；然而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市场的不道德性。这并不是承认人们可以主张抛弃市场；当然，如果接受市场比抛弃市场更加恶劣，人们确实有足够的理由抛弃它。鉴于非市场化的世界可能带来更少的财富、更少的自由，甚至更多令人厌恶的剥削，所以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市场。如此说来，我们现在的体制就是恰当的，因为那些明显的替代品（如封建主义）甚至可能更加不道德，市场就被推举作为权宜之计；但对受制于市场不合理的人来说，这并没有让这种不合理有所减少。因此，起点是不可避免的：市场通过提升总体的繁荣水平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但同时，因为市场的剥削本性，违背了我们对公正的集体直觉理解，从而使人类更贫困。

市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并非特别难以察觉。普通人可能享受着市场带来的好处，然而他们也可能感觉自己系统地遭受市场的伤害。即使同样假定的劳动者都足以成熟到理解这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更好的了（大体上，如果没有这种体制，自己和这个世界都会变糟），但这几乎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任何经济体制都包含剥削，也让人们真的以为自己有幸生活在繁荣和自由的空间，这种繁荣和自由创造了我们所称的市场民主的盗贼统治。要理解这两点，并不要求忽略每个人正在被相同的体制剥削的事实。虽然使用抽象的术语可能难以明确地表达其经历，但是让典型的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们在这种阶级体制中的隶属地位是没有任何困难的。秘书、服务员、高校教师、保安、工厂工人、销售员、护士、会计等均包含在这些抽象讨论的日常现实中：人们为了好生活所要求的工作而依赖于他人，人们单纯为了造福他人而被雇用，人们的职业生活包括遵守规则和命令，而这些规则和命令是由他人设定且为了其个人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其生计取决于是否屈从于雇主的利益、要求和反复无常的想法，而对雇主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种商品而已。进一步说，人们每天的压力产生于隶属市场体制本身的一般情境之内，其形式与全球经济相比是无力且微不足道的；而全球经济为大型公司和“隐藏”的金融机构所控制，对于它们而言，普通民众只不过是比一捆小麦或一桶油得到更多优待的商品而已。

解决方案是利用我们可以得到的且来自市场以外的其他力量——民主。在我们选择创造的政治制度所培养的公正力量之中，我们拥有民主。体恤劳动者及其家庭需求的薪资制度、工会和劳动力市场管理体制是三大民主制度。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力求证明的那样，它们有助于引领人们更好地生活，因为它们带来了仁慈和正义，以及在不是效率逼迫就是无情市场压榨的体制下的人类尊严。我们提出社会可以利用市场改善民生的机制，而不是在追求可疑的、市场许诺的“自发秩序”的过程中被市场利用，为解决市场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途径。我们能够接受市场，但是同样也要致力于限制市场以降低人们商品化程度的政治问题。目前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无论贫富，人类生活对每个人都是有回报的，我们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这一目标。

前言/序言

译者序（节选）

人类幸福，或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更为贴切的表达——美好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话题。人类福祉关乎所有人的生活，无论是江湖还是庙堂，不管布衣抑或精英，每个人的幸福都与之密切相关，概莫能外。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更称不上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自公元前四世纪色诺芬所著《经济论》以降，无数先哲、学者便开始追求人类幸福的终极答案。

在大众熟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中，我们似乎找寻不到人类幸福的位置，信手拈来的好像是这样的词汇：理性、自利、财富、成本、利润、租金、效用、消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幸福自然伴随着财富增长而至，我们何须关心？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奉为圭臬的核心命题，由此导致主流经济学对人类幸福的研究严重缺失。例如，我们常挂嘴边的效用函数并不包括幸福，而是直接将效用本身当成研究对象。萨缪尔森认为，效用就是一个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有用性，从而把人的效用简化为物质追求。此种无关价值判断、抛弃人类德性假设的做法，招致了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激烈批判。其中，最为尖锐且直击要害的批评就是本书的推荐者——理查德A.伊斯特林教授提出的“幸福悖论”——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

如果财富不是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人类幸福的根源？色诺芬的答案是农业发展，汤普逊说是获得幸福的物质资料的公平分配，马尔萨斯说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亚当·斯密则认为是积极的生活和适度的财富。紧随亚当·斯密观点的是20世纪后期强势发展的幸福经济学，其核心观点是：虽然人类幸福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以及对人的欲望的满足有关，但更涉及精神财富，如安全、公平、快乐等主观价值感受。加入这股洪流的学者不断地在大声疾呼，经济学理应恢复效用的幸福内涵，使主观幸福感回归到经济学分析中。
本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具备扛鼎潜力的著作之一。作为新时代的政治学学者，本杰明·雷德克利夫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人类幸福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给出了回答。《人类幸福的政治经济学：选民的抉择如何决定生活质量》向我们完整地呈现了与众不同的、基于大规模研究成果的最新洞见。诚如推荐者亚历克斯·帕塞克所言，本书最令人兴奋的核心思想、同时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独特观点是，决定人类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赋权于普罗大众对抗市场“独断而任意”的力量。这一观点像一束耀眼的光，照进漆黑的旷野，一切便瞬间明亮起来。首先，它明确了保证人类幸福的关键主体是公共政策；其次，它明确了公共政策的责任，就是给普罗大众赋权、赋能；最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的力量存在摧毁一切的可能。这不仅提醒我们警惕市场的野蛮，还指出通往人类幸福的道路。

在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将幸福定义为生活满意度，也就是总体而言，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享受生活。这显然是一种主观定义的幸福，对人类效用的幸福内涵的一种回归。结果表明，主观幸福与客观条件（如收入和福利、住房、健康状况、教育、环境质量、个人安全等）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然而，这些客观条件却受制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也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商品，买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是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人被“商品化”。商业的目的是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及其产生的服务价值。因此，提供能够维持生活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商业的责任。

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无法充分提高全体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我们该怎么办？这一问题与爱因斯坦的思考如此一致：“社会结构应当如何变革才能使人类生活尽可能地令人满足？”（Einstein，1949，2002：36—44）。作者认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基石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民主政府。当出现人被过度“商品化”，从而不再对生活满意——没有幸福感时，政府就必须介入，并提供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各项基本服务，如我们所熟知的补贴、教育、医疗、失业补偿等。同时，政府可能需要制定法规，“强迫”企业为员工提供最低工资以及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在作者看来，政策的目的是“去商品化”，从而“使个人和家庭得以维持与市场参与无关的、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准”（Esping-Andersen，1990：37）。

除此之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还应如何帮助民众实现积极而有意义的生活？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两种观点，其实也是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观点：一是把幸福的自主选择权留给自由公民，为了确保每个独立公民（包括资本家和劳动者）能享有这种自由，政府只发挥有限的作用；二是通过较为激进的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制定法律法规，为公民提供幸福生活。对于第一种选择，经济必须进行自我监管，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经济要素会通过市场规则发挥作用以确保公民幸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独立宣言》把“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定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给予商业及其所有者最大限度的自由，政府干预尽可能地少。正因为如此，美国直到2014年才建立起强制性的全民医保制度。与之相对的是，第二种观点认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市场经济并不会天然地保护无权之人的福利，因此政府必须发挥作用，确保市场权力用于促进公众福利。其典型的代表是诸如挪威等“福利国家”，即高税收、高福利，福利范围涵盖教育、健康、失业、退休等。

究竟哪种模式是确保人类幸福的最佳社会模式？这是现代民主争论的焦点。由作者定义的人类主观幸福出发，我们可以参考最新的“2017年度世界幸福报告”。报告显示，挪威排名从之前的全球第4一跃而成为第1，美国排名第14，在前10%之列（总样本155个国家和地区）。单依此数据判断，经由两种路径发展的两个国家的人民看起来都很幸福。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同时，我们从报告中还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排名第79，大约在50%的位置。考虑到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及国家作为基本生活物资提供者这一角色的转变，这项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从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国家在维护公民生活及福利方面一直具有重要作用。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而言，儒文化的核心是“仁”，即国家应该照看好全体公民。在当下的中国，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几乎所有的土地以及约2/3的生产性资产。因此，政府应该确保所有公民可以平等地获得体面的生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商品化的情形。这使得本书讨论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1章描述了全人类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美国《宪法》所许诺的一样。该章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审视了两种关于国家（政府）和市场在实现人类幸福方面所发挥作用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基于“自由民主”原则，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确保民众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第二种观点则基于“市场经济”原则，认为市场会满足具有购买力的群体，政府只应发挥非常有限的作用。两种观点截然相反，而对于如何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不同国家的实践也大不相同。
第2章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市场的本质，以及资本家（拥有资本和经济权利的人，即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以劳动换取报酬，但没有经济权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在于调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影响范围有大有小。
第3章探讨了一些支持或反对大政府论点背后的隐藏含义。大政府一般存在于关注社会公正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中。
第4章回顾了现有关于人类幸福的研究，指出了影响幸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人民的幸福。
在第5章和第6章中，作者针对政府规模在人类生活质量上的影响究竟是损是益的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大政府一般会提供社会保险，以及与住房、教育、健康相关的社会支出，其社会成员承担的税赋相对较高。第5章对福利制度的慷慨性（富人从国家政策中获得的福利和穷人一样多）与普遍性如何同时造福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民众进行了实证分析。第6章将实证分析扩展到验证经济法规、工会如何保护工人，以及工会提供营造幸福生活有利条件的权利。制约较少的法规和相对较弱的工会意味着企业在招聘、解雇和其他劳动力关系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与之相对，更严格的法规制度和较强的工会则使得劳动者在市场中享有更多的自由。结果显示，经济法规更严、工会更强的国家，其民众的幸福指数更高。
第7章研究了美国50 个州政府各自的执政情况。虽然50个州必须遵循同样的联邦政策，但是每个州的当地政策有所不同，其司法管辖区内民众的生活质量也因此而有所差异。人类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政策保护民众免受市场剥削和商品化之害的结果。该假设从跨国研究中也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支持。
第8章得出结论，认为“大政府”——慷慨的福利国家为民众提供全部福利有利于人类幸福的实现。证据清楚地表明，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之下，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同样得到明确验证的还有工会的作用。在工会组织的力量更强时，民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最重要的是，在大政府、经济法制严格、工会参与度高的背景下，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人民都更加幸福。由此得出结论：幸福是公共政策的作用之一，即政府越大，人民越快乐。在民主国家，这意味着人民的集体抉择决定了人类幸福的程度。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就是人类幸福——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考虑到政府和企业对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影响，我们认为本书恰逢其时，对于中国尤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每个社会组织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企业不为员工提供社会支持时，政府就应该介入并弥补这一空缺。换句话说，政府在原则上有两种选择：要么委托企业分配社会福利；要么自己履行分配职责，使企业免于此项义务。在此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人民幸福作为一个国家目标能够得到实现。中国高度关注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是本书最好的现实写照。

总而言之，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涵盖了有关人类幸福的深入讨论，并包含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均具有强烈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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