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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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祯,[加] 张启礽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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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58725
版次:1
商品编码:12334064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83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于1899年被迫逃往美洲,在加拿大、美国等地进行保皇活动。
  《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收集了康有为在1899-1913年间在加拿大、美国、巴西、墨西哥等地活动的珍贵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康有为及重新评价康有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张启祯、张启礽二人的父亲张沧江,系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最后一任秘书,康同璧将有关自己的资料辗转交到张沧江手中,由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资料整理工作。后因身体状况不好,于是将这批珍贵的资料移交给自己两个儿子。张启礽现居加拿大,查阅到较多关于康有为当年旅美的资料,经多年积累、整理这批难得一见的海外资料,最终呈现给读者这样一本史料价值颇重的读本。


内页插图

目录

目 录

補南海康先生年譜(1898—1913)

1898 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41 歲

1899 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42 歲

1900 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43 歲

1901 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44 歲

1902 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45 歲

1903 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46 歲

1904 年(光緒三十年甲辰)47 歲

1905 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48 歲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49 歲

1907 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50 歲

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51 歲

1909 年(宣統元年己酉)52 歲

1910 年(宣統二年庚戌)53 歲

1911 年(宣統三年辛亥)54 歲

1912 年(民國元年壬子)55 歲

1913 年(民國二年癸丑)56 歲

附:補康南海先生自編年譜

附 録

 附録一 社團介紹

 附録二 海外保皇會的分布

 附録三 保皇會地名中英文對照表

主要史料來源


精彩书摘

1899 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42 歲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先君四十二歲

正月,先君居日本東京明夷閣。時與王照、梁啓超、梁鐵君、羅普等重話舊事,賦詩唱和。日相大隈伯、文部大臣犬養毅、外務大臣副島種臣、内務大臣品川子爵、名士松崎藏之助、柏文郎、陸實、桂五十郎、濱村藏六、陸羯南三宅等,亦常來游。桂湖邨且以日本寶刀相贈。日野秀逸伯爵邀觀家藏書畫古物。學者莊原和著《新學僞經考辨》,以書寄贈。不意舊著遠到雞林,且有駁辨,先君賦詩謝之。

二月五日,爲先君誕辰。梁啓超偕同門三十餘人上壽,飲于東京上野園。先君以國内同門尚多, 又慮黨禍,函勸來東游學,家計不裕者,則由先君籌給經費,自此東游者頗衆。十一日,由横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二十七日抵加拿大域多利亞埠。三月四日,乘船赴灣高華。二十六日,乘汽車過落機山頂。 大雪封山,光明照映,譯者請名之,因名曰“太平頂”。月杪,至加都城阿圖和。四月一日英總督冕度侯爵約讌,爵夫人特邀女畫師瑯杜爲先君畫像。十二日,放洋赴歐。二十二日,至倫敦,館于前海軍部尚書柏麗斯子爵家。先君戊戌蒙難至港,適柏麗斯由英倫來,相見甚懽,願救德宗自任。此次子爵代請英廷擬推倒那拉氏政權,實行立憲。以議院開會,進步黨人數少十四人,未通過。乃于閏四月離英倫,重返加拿大,臨行賦詩曰:秦庭空痛哭,晉議自紛紜。使者是非亂,盈廷朋黨分。陳桓誰得討,武曌亦能君。只愁飛祻水,八極起愁雲。

六月,先君在加拿大域多利埠、温高華埠,與李福基、馮秀石及子俊卿、徐爲經、駱月湖、劉康恒等集議,創立保商會。華僑十九皆商,故保商即保僑,亦即團結華僑以愛衛祖國之會也。旋有人獻議保皇乃可保國,乃易名保皇會。時那拉后與守舊派正謀危光緒,故保皇云者,當時抗那拉氏之謀而言,此保皇會之緣起也。十三日,保皇會正式成立。遣門人徐勤、梁啓用(田)、陳繼徵(儼)、歐榘甲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餘埠成立分會。會員至百餘萬人,爲中國未有之大政黨。并創辦報館及干城學校,聘西人教兵操。先君製干城學校歌十數首,令學生歌唱焉。夏秋間多居文島。流離日久,曾病頭風。此海島嶼盈千,雪光照人。先君日游一島,始則結布爲帳幕,繼則裝潢爲漁室,名曰“寥天”。前後兩居,凡彌月,志士馮俊卿奔走供給,調護至周。

九月,勞太夫人在香港患病。先君由加拿大假道日本歸港。日本政府受滿清政府之托,對先君將有不利。前内務大臣品川彌二郎子爵,以死力争于其舅山縣有朋侯相,始免于難。抵神户時,派警官接護,送至馬關。品川氏譽先君爲中國之松陰。松陰爲日本維新導師,伊藤博文即出其門者也。二十二日,過横濱,匪徒縱火清議報館,存稿被燬。二十四日,至馬闗,泊船二日,即李鴻章議和立約遇刺地也,傷懷久之。抵港後,清廷正擬廢德宗立大阿哥,懸金五十萬購先君頭,特命李鴻章督粤緝捕戊戌黨人。某夜,刺客忽至,相距僅尺許,先君大呼閉門,印警至,賊始走避,門人狄楚青及唐才常猶在樓下談也。又買鄰房穿地道,擬以炸藥轟之。適邱菽園自星加坡匯贈千金,并邀往南洋避難,乃于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鐵君、湯覺頓等乘船離港。菽園與先君素不相識,敬其變法爲救中國救人民之故,遠致千金。 到坡後款待尤殷,真義士也。是年,先母張夫人爲同薇姊擇壻麥仲華。

《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康同璧 1958

1月1日 與王照、梁啓超、羅普在日本東京明夷閣望闕行禮。

3月22日 康有爲由横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

4月7日 由横濱乘“和泉丸”抵加拿大域多利埠入境。康有爲由横濱搭乘“和泉丸”到達域多利,李夢九在碼頭上等待,陪同康有爲的有李棠和翻譯中西重太郎。康有爲搭日本公司船,以爲能直接到美舍路埠登岸,從此往英京求救。不意由横濱啓輪來,該船首泊英屬百子利,先到痘房灣泊,醫生查驗。適有華人某某在痘房執厨役,見其有康有爲字樣,號于箱頭行李。遂發話電來域,怡益馬進兄知。而馬進通傳李僊儔、李奕衛、黄鰲、馬達等即備車往碼頭迎接康先生到步,在域李僊儔家下足。各華商往拜謁請宴,盡其誠敬。到此間已有半月,而葉恩知其情,親到域埠請康先生入雲古華(温哥華)談論國事。又往二埠(New Westminster,今稱新西敏市),亦復如此歡迎。至後香港富商何東,打發南邑陳恩榮翻譯前來從先生之後,由是康先生又復域埠,整頓行裝,往英京求救助。



前言/序言

前 言

南海先生(康有爲,1858—1927,原名祖怡,字廣厦,廣東南海人)自戊戌政變,逋亡海外,直至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後的1913 年纔結束了16 年顛沛流離的海外生涯。這段歷史,由于史料的闕如,在有關南海先生的任何一本傳記中都是不連貫的,也因此留下了不少歷史公案,更埋没了南海先生的歷史功績。先父張滄江是康同璧先生(南海先生的次女)的最後一任秘書(1955—1969),因“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中斷了與康同璧先生的聯繫。1969 年,康同璧臨終前,將一批有關自己生平的手稿資料清理出來,囑咐女兒羅儀鳳一定要設法交到先父手中,希望來日能夠出版,留下清白在人間。1973 年,羅儀鳳終于實現了母親的囑託,將這批珍貴的史料交到了先父手中。

那年正值中美建交,先父被任命爲美國駐華聯絡處高級文員,他工作十分緊張,直到1987 年退休後纔有精力投入這批史料的整理工作。他在身體狀况十分不好的情况下,堅持做了20 年。直到2009 年,先父已經87 歲高齡,精力自然更不如前,于是就决定將這批史料的整理工作移交到我們兄弟手中,希望能完成他的未竟之志,將康同璧遺稿全部整理出來并付梓。

從這時起,我們接手父親未完成的工作—整理康同璧遺稿。其内容包括康先生的自傳、詩集、詞集、書信、文稿、講演稿,對此我們發現必須要有一份《康同璧年譜》,纔可以將這批史料的歷史年代厘清,但其中1903—1909 年有着許多空白,康同璧對那段歷史幾乎隻字未提。在此期間,有幸認識了研究保皇會的美國學者譚精意(Jane Leong Larson)女士,她是康有爲弟子譚良的外孫女,對其外祖父譚良保存的大批康梁及各地保皇會領袖和譚良的往來通信進行研究和翻譯。同時又認識了另外一位資深美國歷史學家 Mr. Robert Worden,他的博士論文《流亡海外的康有爲1899—1909》(1971 年)爲我們提供了新的歷史資料。在這裡我們要對兩位無私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2013 年《南温莎康同璧舊藏》(以下簡稱《舊藏》)的發現,震惊了整個康學研究界。譚精意女士、Mr. Robert Worden 和我們在共同整理翻譯《舊藏》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大量的珍貴史料,重要的是這批《舊藏》填補了1904—1906 年的歷史空白,充實了編寫《康同璧年譜》所需。南海先生流亡海外的16 年中,女兒康同璧始終追隨左右,并常常作爲他的代言人或執行者出面活動。所以,《舊藏》中很多新發現的史料内容都與南海先生的行止有關。我們猜想《康同璧年譜》中1899—1909 年這段時期,其實就是南海先生在海外行程的記録,由此便產生了編寫另外一本書《康有爲在海外—補康有爲年譜》的想法,如果實現,將會是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

本書全名爲《康有爲在海外·美洲輯—補南海康先生年譜(1898—1913)》,“美洲輯”的意思僅指本書史料收集基本上是在美洲完成的。南海先生海外年譜的架構支持已經形成,大部分關鍵事件的時間都找到了可靠史料的印證,有助于文史學界學者們的深入研究,這是我們决定率先付梓“美洲輯”的基本原因。

但并不是説,這是一本完整意義上的海外年譜,畢竟南海先生在那段時間“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僅在美洲一地的史料彙集工作不可避免會受到地域的局限,所以接下來我們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内,繼續完成《康有爲在海外》的“亞洲輯”與“歐洲輯”,然後匯總呈現給讀者一本完整意義上的康有爲先生的海外年譜。

外部環境的變化和發展也是本書得以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重要因素:

1. 近幾年,北美早期華人歷史研究大大活躍,這類研究與20世紀初南海先生倡立的保皇會的興盛發展和消亡往往緊密相關,當時保皇會在提升華人社會地位、拓寬自身的生存活動領域、重視華人子弟教育方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相關方面史料的發掘以及研究成果的出現,成爲充實《年譜》内容的重要來源。

2. 近十年,有關康有爲在海外活動的史料不斷被發現,有些甚至是大量、集中并噴發式地涌現,例如,1997 年源于《譚良檔案》的《康梁與保皇會》的出版,2012 年《南長街54 號梁氏檔案》的出版,2013 年《康同璧南温莎舊藏》的發現,更爲《年譜》提供了一手的直接證物,使得某些歷史公案的澄清成爲可能。

3. 本書的出版還得益于加拿大和美國的圖書館、檔案館的开放,許多歷史檔案及时公開,成爲大量一手資料的重要來源。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在史料彙集的工作中,得到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歷史文獻和研究成果,想必有助于研究者进行研究,所以不敢有私,擇其要,在本書的附録中刊出。這本書終于要出版了,想起兩年來的種種付出,只覺得時間過得好快。我們囿于學識、時間倉促,遺漏和錯誤在所難免,祈盼學界達人不吝賜教,以便我們能在再版或再編時一并改正。

張啓禎于中國北京

張啓礽于加拿大温哥華

2017 年12 月31 日



好的,这是一份针对您提供的书名《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的反向图书简介,内容将完全围绕“不包含”该书所述史料和时间段的史事展开,力求详尽且自然: --- 《百日维新前夜的政治暗流:晚清变法思想的形成与早期实践(1880-1897)》 图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的酝酿时期——自洋务运动进入僵局到戊戌变法爆发前的十五年(约1880年至1897年)。这一阶段,国家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各阶层对于如何挽救危局的讨论日益激烈,深刻地塑造了随后康有为等改革派的政治理念与实践路径。我们清晰地描绘出,在康有为尚未大规模远赴海外、更未在美洲建立稳固政治网络之前,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群体是如何摸索出变法思想的最初形态。 第一编:洋务遗绪与思想的萌芽(1880-1888) 本篇考察了甲申之变后,清廷对中法战争的失利所产生的深刻反思。我们不涉及任何海外的政治活动,而是专注于国内的学术与实践领域。重点剖析了以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大员在“求富”与“自强”旗帜下的实际操作困境。特别是对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洋务事业,如兵工、路矿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的文献整理。 在思想层面,本书详尽梳理了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薛焕、陈炽等人在上海、广州等地创办的报刊杂志中,对于“变法”的初步探讨。这些讨论多停留在器物层面,偶有触及制度的呼吁,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政治哲学。例如,我们分析了早期知识分子如何借用日本明治维新及英国工业革命的皮毛经验,试图在不触动君权的前提下实现“中体西用”的改良。这一时期的文献,为我们理解康有为后来的“托古改制”提供了背景参照,但本书的史料主体来自国内的奏折、书信往来及早期报刊,未涉及康有为在此期间撰写的重大论著的海外传播情况。 第二编:甲午烽烟前的学术争鸣与体制内呼吁(1889-1894) 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国家危机的感知度显著提升。本章将视角锁定在京畿与江南的士林阶层。我们详细考察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他们对朝廷内部腐败及军备废弛的尖锐批评,但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反腐”与“简政”,而非彻底的制度变革。 重点研究了光绪初年(1880年代末至1890年代初)朝廷内部关于铁路、矿产开发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直接影响了地方督抚的权力扩张与中央集权的衰弱。在学术领域,本书对早期“今文经学”在南方的复兴进行了梳理,但侧重于其在地方学派中的继承与发展,而非其如何被借用为政治改革的理论工具。我们着重分析了甲午战争爆发前,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集体焦虑,以及这种焦虑如何催生了对更激进变革的期待。 第三编:甲午战败的冲击与变法思想的本土化成熟(1895-1897)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本书研究时段的转折点。本书详尽描绘了战败后士大夫阶层在“亡国论”恐慌下对朝廷的集体问责。我们深入分析了上海“强学会”成立之初的活动(不涉及其后续的政治分裂或任何海外分支机构的运作)。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是:如何通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来避免亡国? 本书对这一阶段出现的各类变法纲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我们着重考察了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述,分析其如何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二十三年(1897年)间,逐步将改良的重点从器物转向制度,并提出了“变法自强”的口号。我们还探讨了湖南维新派如唐才常、沈懋渊等人在长沙的早期教育实践,他们如何尝试在本土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所有史料的选取和分析,均严格限定在中国本土的政治实践、学术探讨以及早期改革思想的形成过程。我们聚焦于变法思想从零星呼吁到系统化理论的本土孵化阶段,直至戊戌政变前夜的紧迫局势。本书的研究范围,清晰地避开了康有为在1898年改革失败后,为寻求国际支持而在美洲(如旧金山、纽约、夏威夷等地)所展开的历次游说、组织保皇会及进行政治募资的全部历史细节。读者将得到一份关于晚清变法运动在发轫期的、扎根于本土的深度研究。 本书特色: 空间限定: 专注于长江中下游及京畿地区的政治生态。 时间聚焦: 严格限制在1898年戊戌政变及其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活动爆发之前。 史料广度: 挖掘了大量早期洋务派报告、地方志、尚未被充分利用的私人信札和早期维新报刊的国内发行版本。 本书为希望理解中国近代改革思想如何在中国土壤中孕育、成熟,并最终催生出戊戌变法的政治运动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本土视角。它描绘了在没有海外政治网络干预下,中国精英群体为自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思想挣扎。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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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对康有为本人的政治观点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后来的“保皇”立场上,感觉与时代潮流有些背离。但是,抛开政治立场不谈,单就他作为一名文化符号和历史推手的角色来看,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本书聚焦于1898年到1913年,这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也最关键的十几年,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爆发,再到民国初建。康有为在美洲的活动,必然牵动着北美华人社区的神经,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到国内的舆论导向和资金流动。我特别想知道,在那个“一文钱掰成两半花”的流亡岁月里,他是如何保持其思想的连贯性和煽动性的?他笔下的世界,是依然停留在“光绪皇帝”身上,还是已经开始面向一个没有皇帝的未来?这种思想上的动态变化,才是最值得挖掘的史料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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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思想深度,往往体现在极端环境下的自我矫正与坚持之中。康有为的这次美洲之行,对于他“大同思想”的实践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想象一下,一个来自传统帝制国家的改革派领袖,置身于一个新兴的、充满自由竞争的美国社会,他如何消化这种文化冲击?这本书的标题里带着“补”字,让我对它所提供的史料真实性和细节的丰富性抱有极高的期待。我希望看到的不是官方的报告,而是那些未经修饰的底层信息——比如他住在哪里、吃了什么、和哪些技术人员交流了关于现代化工业的知识。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往往是由他日常的物质基础和人际网络支撑起来的。如果这本书能还原出这种“接地气”的流亡生活图景,那将是比他那些宏大理论更具感染力的历史现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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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我对康有为这个名字充满了敬意,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一直很好奇,在他推动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那些年,究竟是怎样一番心境?是满腔的愤懑不甘,还是在异国他乡继续寻找救国的良方?尤其是他远赴美洲,那个正在崛起的现代化国度,他对那里的所见所感,对中国未来的思考,无疑是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我猜想,这本书或许会展现一个不为我们熟知的康有为,一个在现实的重压下,如何调整自己思想航向的智者。他早年那些激进的改革思想,在海外的土壤里,是否又开出了新的花朵?光是想象他与当时的海外华人社群互动的情景,就觉得充满了历史的张力。期待能从中一窥那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的挣扎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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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迷上了阅读那些关于历史人物“幕后”生活的书籍,总觉得正史里记载的往往是高光时刻或者宏大叙事,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些被时间磨平的细节。这本书的题目《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补年谱”这个词,暗示了它试图填补的是史料中的空白地带,尤其是在他那段流亡生涯中,一个思想家如何维持生计、如何与外界联系、如何构建他的“保皇会”网络。我尤其好奇他在美洲期间的经济来源,以及他如何应对清廷的追捕和暗杀威胁。这些都是教科书上绝不会浓墨重彩描述的,但却是构成一个完整人格的关键。我希望能看到一些具体的信件往来、日常开销的记录,甚至是他在当地的演讲稿片段,那才能真正让人感受到一位流亡者的沉重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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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对跨文化交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非常感兴趣,而康有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带着他那套结构庞大但有些僵硬的儒家改良体系,去敲击美洲这座现代文明的门。这本书,如果它能如实记录他在美洲接触到的那些新的科学思潮、新的政治哲学,以及这些新东西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他对“变法”和“救国”的理解,那才算得上是真正有价值的史学成果。我希望看到的是,他是否真正理解了美国社会的运作逻辑,或者说,他是否只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去寻找印证自己既有理论的“证据”。1898年到1913年,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立宪到共和体制的剧变,康有为在海外的“声音”与国内的现实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与错位。这本书能否揭示这种“时差”,将是衡量其学术贡献的关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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