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者的探索——广东改革开放40年(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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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赵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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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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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

ISBN：9787545461329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020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4-01

用纸：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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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广东经济出版社重点项目《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书自进入出版规划阶段以来，入选了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又入选由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的20种（后增加到22种）迎接党的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选题。

本书共分为五个篇目，讲述了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经历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企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产权体制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的、走在全国前列的率先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广东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创造了中国无数个qian所未有的先例，创造了无数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神话”。如今，在对广东“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定位之下，在践行“中国梦”的号召之下，在新一轮对外开放总体思路的指引之下，广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外经贸转型升级、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方面先行先试，再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广东正在重塑发展优势，努力开创新的发展局面。

作者简介

王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经济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教育部学风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兼职教授，广东经济学会会长，《南方经济》主编。

赵祥，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广东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广东决策研究院、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中山大学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　　率先探索，先行一步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就其对经济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广东被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央赋予了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时代倒逼广东“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肩负着为全国创造有益经验、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神圣使命。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伟大实践、艰辛探索跳出区域的范畴而具有全局的意义。

　　广东把握了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运用中央赋予的政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改革开放初期奠定的基础推动着广东经济社会步入良性循环，开启经济腾飞的康庄大道。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这是广东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率先探索，并打开局面、初见成效的阶段。广东创造性地提出并贯彻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梯度推进对外开放，尝试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试办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赢得了各项工作的主动权。

　　第二阶段，1985—1991年。这是广东改革开放乘势而上、总结经验、巩固提高、全面展开、奠定格局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大突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活力迸发，“三资”企业竞相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配合经济建设这个核心，广东在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中不断前进，迈出了重要一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已然成型。

　　第一章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广东

　　　　第一节　　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热潮

　　　一、“文革”终结后的思想迷失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迫使全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受挫严重。全国人民生产生活积极性遭受长期抑制，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衡，生产、流通、分配等诸多领域出现混乱现象。部分行之有效的农业政策措施惨遭抛弃，农村经济徘徊不前。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破坏，增长极其缓慢。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全党全民全军欢欣鼓舞，当时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至今仍令人激奋。

　　一阵欢腾之后，人们开始陷入沉思。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然造成天下大乱，“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按原来的路子向前走了。

　　历史要求转折，人民急迫地要求改变现状，大家对原来的一套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人民呼唤改革的渴望愈发强烈。但具体如何改革，改革的目标、模式到底是什么，改革从哪开始，突破口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未知。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过程

　　时代召唤着新的历史时期。世界政治历史经验表明，始于思想上的启蒙是改革的发端。思想启蒙的关键是要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实践标准。1978年5月11日，是现代中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向全国媒体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部分地方报纸全文转载；5月13日，又有15家省市党报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主题鲜明突出，其开门见山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下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该文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并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被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革”以来整天讲路线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思考和怀疑的，正是十年“文革”的路线问题。文章最后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尽管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文章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想说而又不大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受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一发表就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1978年7月24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讨论会闭幕会上首先指出这一问题。正因为该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反响，这场讨论才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展开，而必然遇到很大的阻力。

　　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某些人对实践标准提出强烈反对或质疑。他们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实践标准。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批评“两个凡是”。他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话。这是明确表示他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文章。此后多种场合，邓小平多次阐述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给予这场讨论有力的支持。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全国大讨论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立即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刊登在辽宁省的《理论与实践》杂志，其是最先表态支持实践标准的地方领导之一。甘肃省委书记宋平也于1978年6月在全省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标准。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深入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此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新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等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支持和参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新闻。在1978年8~10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了谈话，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

　　从1978年11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持续36天的工作会议，此时正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个讨论很有必要且及时。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都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但社会上又出现了复杂的思潮，包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以及“左”的思潮干扰也很大。此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地方领导人发表谈话，提出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从1979年7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活动在各地陆续开展起来。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胜利、圆满结束。

　　三、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历时整整3年。这场大讨论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迫切走出思想迷失的需要，体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广大干部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坚定支持和参与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一些重大冤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说，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离开历史事件的时间越久，它的重大意义也就看得越清楚。经过了40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影响力更加彰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层次意义，还在于在如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了思想。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