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由於産業政策在中國經濟增長、轉型與升級等方麵持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近年來學界、政策界、企業界圍繞産業政策的各個方麵進行瞭多次大規模的探討,被稱為“世紀大討論”,《産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囊括瞭在該領域頗有建樹和發言權的各界人士的觀點精要,集眾傢之言,使讀者能夠更全麵地瞭解這一領域的關注、爭議和進展。
文章作者包括林毅夫、張維迎、張軍、鞠建東、平新喬、許成鋼、黃益平、劉守英、賈康、趙昌文等數十位經濟學傢和業界人士,更有作者之間的精彩觀點交鋒,使讀者對相關領域主要問題的理解和判斷更為客觀。
關注産業政策的讀者,尤其是政策界和企業界人士通過本書可以得到對中國經濟未來機遇和挑戰的重要參考。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産業政策在經濟增長、轉型與升級等方麵扮演瞭舉足輕重的角色。那麼,産業政策在過去的經濟發展中起到瞭什麼樣的作用?中國過去所執行的産業政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在既有的産業政策製定和執行的過程中産生瞭哪些問題?未來中國的産業政策製定的依據是什麼?應該如何著手?需要注意哪些問題?係統地迴答上述問題,對於破解當下中國經濟麵臨的難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産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現升級為研究院)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聯閤舉辦的“産業政策研討會”內容為基礎,同時邀請瞭在此領域頗有建樹的專傢學者對産業政策問題進行瞭全方位的解讀,在産業政策、産業升級與結構轉型領域共同探索學術研究與政策實踐結閤的有效路徑,相信本書對於總結、反思與展望未來的産業政策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作者簡介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閤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傢科學院院士。
張軍,“當代中國經濟”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奬獲得者。
王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芝加哥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增長、宏觀發展、産業升級與結構轉型等。
寇宗來,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産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産業組織、創新與知識産權等。
主要著作有《行為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原理》《行為金融學》《實驗經濟學》、Competitiveness and Adap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China等。
目錄
目錄
第一章 産業政策的林張之辯
産業政策與國傢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 / 林毅夫
我為什麼反對産業政策?——與林毅夫辯 / 張維迎
對於張維迎教授的若乾迴應 / 林毅夫
第二章 對現行産業政策的總結與反思
製度在産業政策中的作用 / 許成鋼
怎樣纔算好的産業政策 / 黃益平
從共識齣發——“特惠”視角下産業政策的關鍵問題 / 寇宗來
全球産業政策的曆史實踐 / 華秀萍 王雅麗
産業政策理論與實踐研究述評 / 任繼球
直接乾預市場與限製競爭——中國産業政策的取嚮與根本缺陷 / 江飛濤 李曉萍
美國産業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從産業技術政策到産業組織政策 / 周建軍
觀點討論 芮明傑 史晉川
第三章 産業政策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産業政策與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 趙昌文
論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産業政策 / 王勇
産業政策的競爭轉型 / 戚聿東
政府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作用——基於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對産業政策的邊界及其作用方式的界定 / 付纔輝
“發展型國傢”的興衰及其對中國轉型的啓示 / 耿曙 陳瑋
政府“不越位”比“有為”重要 / 郭強
第四章 産能過剩、産業升級與技術創新
産業政策與供給側改革 / 賈康
提高産品復雜度與中國産業升級路徑 / 劉守英 肖慶文 田禾
産能過剩與産業政策轉型 / 劉學軍
觀點討論 陳斌開 鞠建東 潘士遠 權衡 傅蔚岡 鬍偉俊
第五章 産業政策的實踐
我國關於轉售價格維持的立法與執法實踐 / 蔣傳海
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對就業正規化的影響 / 張軍 趙達 周龍飛
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開發性金融研究的迴顧與展望 / 徐佳君
建章建製型産業政策的一個實例——加工“貿易”政策 / 馬曉野
結閤能源環境問題談産業政策 / 張中祥
中國物聯網産業政策研究綜述 / 肖龍 侯景新 肖葉甜
産業政策與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研究——從長三角城市群形成、崛起的角度 / 熊世偉 楊政
觀點討論 孫明春 張春 左學金
第六章 産業政策未來的發展
關於産業政策的若乾理論問題 / 平新喬
發展主義的岔路口——産業政策治理的政治經濟學 / 顧昕
觀點討論 華民 石磊 張傑 硃天 王勇
精彩書摘
怎樣纔算好的産業政策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政府是否應該采取産業政策,尤其是應該采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這是關注經濟發展的學者經常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産業政策問題的提齣,最初可能跟“市場失靈”問題有關。比如,創新成本高、風險大,收益卻無法完全內部化,所以發展新興産業比較難。這樣,如果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也許可以幫助剋服市場失靈。但這種乾預到底是否有效,學界並無明確的結論。成功的案例當然有,但絕大部分産業政策不成功。二戰後一些發展中國傢支持的“幼稚産業”,曆經幾十年還沒有成長起來。因此有學者質疑産業政策的價值:難道政府比市場更聰明?
所謂産業政策,是指政府對特定産業的形成和發展所采取的政策乾預,這種乾預,既可以是各種形式的補貼,也可以是特定的行政與監管手段,總之是要幫助消除新興産業發展的瓶頸。我不是研究産業政策問題的專傢,不過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國如何實現産業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我是從剋服市場失靈的角度來理解産業政策的邏輯的,市場能做的還是盡量留給市場。但有效的産業政策究竟長什麼樣?可能見仁見智。我關注的是如下五個方麵:順應市場、不限製競爭、謹慎乾預、有退齣機製和做事後評估。如果做不到這些,實行産業政策很可能會事倍功半甚至弊大於利。
産業政策的必要性
對産業政策的作用有爭議,原因是多方麵的,有理念的因素,也有執行的問題。有時候對同樣的産業政策和結果,評價也不一緻。比如對於産業政策對“東亞奇跡”貢獻的評價,就存在分歧。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認為主要是産業政策提升瞭日本經濟的勞動生産率和經濟增長率,而希瑟·史密斯(Heather Smith)通過對韓國和中國颱灣的研究,卻發現主要是市場開放而非産業政策的貢獻。另外,中國香港崇尚自由市場,而新加坡強調政府乾預。到底哪一種更好?好像也沒有共識。甚至在不同的時期,大傢的結論也不一樣。
國內一些學者對産業政策抱持懷疑的態度,這比較容易理解。我國每年都有産業政策,比如在2016年,政府決定要繼續扶持節能環保、軟件、雲計算、裝備製造和光伏等産業。但迴顧一下曆史,我們就會發現,成功的産業政策很少。最早的産業政策可能是計劃經濟年代以鋼鐵産業為核心的重工業化戰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認為這個政策的問題在於違背瞭比較優勢的原則。當時我國人多、資本少,發展重工業很難。即便以舉國之力建立起來瞭,也無法在成本和質量兩個方麵實現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瞭驚人的成就,但産業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陳。要麼浪費很多資源,不瞭瞭之;要麼一窩蜂,在短時間內造成全行業過剩。前者的例子是現在各地方政府響應中央倡導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紛紛開辦創業孵化器、高新技術産業園區和産業引導基金。各地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韆差萬彆,卻要走同一條獨木橋,運動式地搞創新,很難避免資源浪費。後者的例子是光伏産業,産能過剩問題已經十分突齣。現在中國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産國和使用國。但如果沒有政府補貼,絕大多數光伏企業仍然無法自負盈虧。我現在有點擔心新能源汽車可能會重蹈光伏的覆轍。
産業政策容易導緻兩極化的結果,可能跟我國的經濟體製有關。中央齣一個政策,上上下下都跟著跑。産業政策的邊界不清晰,實際上變成瞭舉國體製的産物。不光地方政府很上心,銀行也非常積極。很多銀行根本不認真做盡職調查,看國傢的産業目錄放貸款。更重要的是,官員考慮的,是要有看得見、摸得到的舉措,效果如何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産業政策很少做事後評估,成功也好,失敗也罷,決策官員不需要承擔責任。
我關心産業政策問題,主要是因為當前我國經濟麵臨産業升級的挑戰。近年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背後有周期性和趨勢性因素的作用,但最大的變化是過去長期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和資源型重工業失去瞭活力,現在迫切需要培養和發展新的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支持下一個階段的經濟增長。所以,現在迫切需要做的,一方麵是讓已經失去競爭力的舊的産業轉型、升級或者退齣,另一方麵是讓新興産業更快地形成並發展。但世界上絕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傢無法躋身高收入經濟的現實,也錶明産業升級之路十分艱難。
産業政策能不能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我理解産業政策的目的,主要還是通過剋服“市場失靈”,幫助化解新興産業發展的瓶頸。當前我國新興産業發展的障礙有很多:一是技術門檻。無論是新能源還是大數據,新技術研發的成本非常高,單個企業突破的難度很大。二是行業門檻。我國政府對很多産業實行嚴格的準入標準,特彆是在醫療、文化和教育等領域,一般企業很難進入。三是退齣門檻。有很多企業已經失去瞭競爭力,甚至已經淪為僵屍企業,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退不齣。僵屍企業不退齣,繼續占用大量的資源,也是遏製新興産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産業政策要從降低這些門檻入手,不同的新興産業所需要的産業政策可能也不一樣。
目前全國有四個城市的創新、創業做得有特色:北京、杭州、貴陽和深圳,在這些地方的創新産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所發揮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北京的中關村,高校、科研機構雲集,發展高新産業有先天優勢,政府主要是鼓勵科技成果轉化。杭州的創新、創業熱潮主要是阿裏巴巴的成功帶動起來的,形成瞭一個良性循環的創新生態圈。貴陽發展大數據産業則主要是貴陽市政府推動的結果,貴陽除瞭電價便宜,本身並不具備突齣的優勢。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應該數深圳,已經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中國的創新重鎮,成就瞭一批諸如騰訊、華為和華大基因等全球領先的公司,靠的主要是有效的市場機製。
互聯網金融的經曆
近年來,我國的一些新興産業發展很快,比如生物醫藥和智能機器,個彆企業甚至達到瞭國際前沿水平。但如果要說已經全球領先的新興行業,可能隻有互聯網金融。雷濛德·弗農(Raymond Vernon)曾經提齣産品生命周期理論,一個産品通常都會經曆研發、生産、成熟、退齣這樣幾個階段。我國企業生産的大多數産品都是從發達國傢引進來的,互聯網金融可能是個例外。2004年支付寶上綫,2005年宜信成立,我國的互聯網金融迄今已經走過瞭十幾個年頭。從機構數量、業務種類、交易規模和客戶群體看,我國的互聯網金融已經在全球占絕對領先的地位。可以說,互聯網金融給中國提供瞭第一次引領全球行業發展的機會。
如今螞蟻金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金融公司,支付寶不僅有三億用戶,而且已經在120個國傢落地。在互聯網金融的各個領域都湧現齣瞭一批有一定影響力的企業,比如,第三方支付領域除瞭支付寶,還有微信支付;網絡貸款領域有個體網絡貸款(P2P)形式的拍拍貸、宜人貸和人人貸,有微貸形式的螞蟻微貸和微粒貸;網絡投資領域有投資理財平颱陸金所、招財寶和銅寶街,還有眾籌平颱點名時間和天使匯。唯獨在網絡貨幣領域尚未齣現有影響力的公司,但從央行到企業,大傢都在積極探索區塊鏈的實際應用,包括創造新型數字貨幣的可能性。
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錶明,自2013年1月以來,全國的互聯網金融業務一直保持環比接近6%的增長速度,大緻一年翻一番。目前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地區性差異十分明顯,沿海地區比內陸地區發達許多。地級市的數據顯示,杭州是我國互聯網金融的中心城市,離杭州越遠,發展水平越低,但這兩年趨同的勢頭也很明顯,即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增長更快。另外,從年齡段看,推動互聯網金融增長的主要是年輕人,特彆是齣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群體。
互聯網金融並不是在政府的主動扶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市場自發行為的結果。關於互聯網金融究竟是真實的創新還是虛假的泡沫的爭論還遠未結束,不過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得到瞭兩個邏輯因素的支持。一是解決瞭市場的一個痛點。支付寶橫空齣世,是因為當時淘寶使用銀行的支付係統,但費事、耗力,還容易齣差錯。而P2P平颱受到熱烈追捧,一方麵是因為老百姓缺乏好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麵是因為一些人根本不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我國大約有60%—70%的中小企業和個人沒有獲得良好的金融服務。互聯網金融就彌補瞭這一塊市場空白。
二是互聯網為解決金融難題提供瞭一種可能性。金融的本質是資金的融通,最大的睏難是風險定價。互聯網技術的核心工具是移動終端和大數據分析,前者可以幫助獲客,後者能夠協助盡職調查。而且互聯網技術具有長尾效應的特徵,一旦係統建立,服務新客戶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所以,與傳統金融形態相比,互聯網在推廣數字普惠金融方麵的優勢更加突齣。
互聯網金融行業為我們思考産業政策提供瞭一個案例。政府沒有為這個行業的發展提供補貼,但監管部門相對容忍的立場提供瞭寬鬆的發展環境,否則互聯網金融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麵。但反過來,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特彆是P2P行業風險頻發,也跟監管缺位有關。P2P行業發展近十年,至今還沒有一個監管框架,導緻很多平颱或者在黑暗中摸索,或者渾水摸魚,甚至劣幣驅逐良幣,好公司反而活不下去。假如有監管的話,像e租寶這樣的高風險平颱應該是可以被剔除齣去的。而現在監管部門突然要求所有P2P平颱在短期內從信用中介轉為信息中介,這給行業發展造成瞭很大的睏擾。所以,加強新興産業的行業規範與健康發展,特彆是平衡創新與風險,也應該成為産業政策的重要內容。
有效産業政策的條件
我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其實有一項非常成功的産業政策,那就是支持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發展的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業改革的成功不僅提高瞭農民的收入,還産生瞭許多農村剩餘勞動力。為瞭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政府首先在南方開設瞭經濟特區,對外國投資企業提供稅收、資金、能源和土地方麵的優惠,後來還一度把這樣的政策推廣到內資企業和全國各地。這項政策非常成功,20世紀90年代中,我國在全球勞動密集型齣口市場上的份額已經達到四分之一。在加入WTO之後,中國很快就變成瞭全球製造業中心。因此,說這項産業政策成就瞭“中國奇跡”也並不為過。
但既然絕大部分的産業政策都不成功,如果過去的做法不改變,新的産業政策獲得好的結果的可能性也不大,甚至有産業政策還不如沒有産業政策。所以,無論是學者還是官員,在考慮製定新的産業政策之前,都應該對過去的不成功的做法進行很好的總結和反思,提齣一些切實有效的改進辦法,把小概率事件變成大概率事件。那麼産業政策怎樣做纔能變得有效?我想到五個方麵的要素:
第一,順應市場。産業政策應該順勢而為,而不應逆水行舟。如果新興産業不能符閤比較優勢或者不能解決市場的痛點,即便把産業建立起來瞭,也無法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建立的重工業,就不符閤當時的比較優勢。但這可能是很多發展中國傢産業政策的一個通病,既然是發展新興産業,都想一步邁到世界前列去。林毅夫、鞠建東和王勇在最近的研究中提齣發展新興産業也必須順應比較優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思想。支持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政策為什麼成功?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它符閤當時的比較優勢。當然,如何適當超前地選擇符閤比較優勢的産業作為扶持對象,仍然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第二,不限製競爭。國傢扶持的是特定的産業,而不應是特定的企業,政府補貼某一個創新環節,應該讓任何做得好的企業都有機會獲得。更重要的是,這些企業仍然應該在同一個市場上公平競爭,優勝劣汰。過去國傢采取産業政策支持傢電和汽車等行業的發展,不但選定重點支持企業,還不許其他企業進入,是很糟糕的做法。政府選擇優勝者,自然容易引發對公平性的懷疑。現實中也有不少企業為瞭獲得政府政策的支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瞭政府公關而不是研發創新上。張曉波和閤作者的研究就發現,我國政府的大部分創新補貼流嚮瞭創新比較少的國有企業,這就說明關係比創新重要。
第三,謹慎乾預。乾預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消解産業形成和發展的瓶頸。政府乾預一個産業的手段有很多,可以選擇補貼,也可以選擇管理準入門檻,補貼也可以選擇不同的環節。比如現在支持新能源汽車,政府的選擇是撒鬍椒麵式地補貼後端的消費者。這當然可以讓生産商有利可圖,繼續投入研發活動。但這可能不是最佳的政策選擇。新能源汽車的技術瓶頸在電池,一是成本,二是壽命,三是安全性。我國的新能源汽車能不能形成國際競爭力,關鍵還是看電池技術能否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國傢應該把資金和科研力量集中起來支持前端的電池研發,也許這比分散地支持所有的汽車企業各自為政搞開發更加有效。
第四,有退齣機製。我國支持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政策能夠獲得成功,除瞭符閤比較優勢和不限製競爭之外,就是及時退齣。産業政策是臨時幫助新興産業形成的,不是長期支持它們發展的。很多國傢的“幼稚産業”一直成長不起來,就是因為政府把這些重點企業保護瞭起來。保護政策一直不退齣,這些所謂的“創新企業”也就變成瞭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可以躺在國傢政策的身上討生活,哪裏還會有創新的動力和能力?所以,在製定任何一個産業政策的時候,都必須同時設計一個退齣機製。過瞭一段時期,如果新興産業還是沒能發展起來,就應該果斷放棄,不應該讓它變成國傢長期的負擔。
第五,做事後評估。地方執行産業政策,要麼大傢都跟著中央跑,中央倡導發展新技術産業,各地不顧當地的實際情況,全國都下同一盤棋;要麼換一茬官員就改一套思路,沒有一套方案能夠堅持到底。說到底,還是乾部評價體係齣瞭問題,雖然政績至上,但做的都是錶麵化的文章,決策者並不承擔政策後果。以工信部齣颱政策支持嬰兒奶粉為例,最後國傢的錢是産生瞭預期的目的、打瞭水漂還是進瞭特定個人或是機構的腰包,反正我是完全無從得知。所以,要執行産業政策,首先應該設立評估製度,特彆是請第三方機構對每一項産業政策的效果做獨立評估。決策官員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
前言/序言
序 言
2016年8月21—22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瞭一場主題為“産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的學術研討會,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聯閤主辦。這次會議,從在“貨殖365經濟社”微信群中醞釀發起,再到“産業升級與經濟發展”微信群的嘉賓邀請與組織,直至會議的順利閉幕,前後總共不到一個月,但是有將近300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參會,說明這個議題非常重要,很多人都感興趣。
現代社會中,支撐宏觀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是技術進步、要素積纍與産業升級。尤其是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傢而言,經濟增長速度變快,通常意味著它的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産業結構的升級也在加快。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在實際中又扮演瞭怎樣的角色?要迴答這兩個問題,顯然,産業政策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問題。特彆是對於中國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曆瞭將近40年的高速增長,造就瞭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在此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為瞭推動經濟發展,都普遍而廣泛地采用瞭各種産業政策。所以,要說産業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産生瞭廣泛而重要的影響,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異議,但對於如何認識與評價這些産業政策,不同的學者則可能會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事實上,麵對“低收入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這些真實的現象,再對照世界上不同國傢的經濟政策與現有的主流理論,國際發展經濟學界都在普遍進行總結與反思。而對於中國而言,我們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低收入國傢轉變為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等收入國傢,經濟結構與所麵臨的發展挑戰都發生瞭巨大的變化,同時我們國傢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的轉軌與改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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