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修订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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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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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60754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1719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23

字数：175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本书为著名出版人陈万雄先生的主要作品，此次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增补了四篇文章。本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实与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渊源进行追溯，提出其在革新思想上与辛亥革命运动具有一脉相承的条理，他们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正是新兴的近代知识分子，这批近代知识分子具有革命家和启蒙者的双重角色。

内容简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只有到此地步，中国人对自己的困境才算有彻底的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

作者简介

陈万雄，1948年生于广东省东莞市。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毕业，随后入中文大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97年赴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又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2007年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大学院士。曾任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商务印书馆（香港）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电子商贸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2003年荣膺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之杰出成就大奖。2004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主要著作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精彩书摘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划时代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过分忽略其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的关联。有论及的，也只注重清朝的推翻，民国建立后几年的政局和社会思想之对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从各方面史迹披露，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在前期，与辛亥革命有着超出一般历史前后时期的特殊内在联系。两个时期内在联系的密切程度，如要将之分别做独自的历史考析，会影响历史理解的完整，过去的研究则明显有此种倾向。根据以上各章初步的考释，昭示了无论从人物谱系还是文化思想层面，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条理。

首先，研究显示，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中心以至安徽结集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其原先乃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其次，研究也显示，在清末民初有着一股代表革命派的文化革新思潮和活动。其声光虽因辛亥革命运动尤其后期主体革命力量的侧重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而有所掩抑，但却非如过往所认定的那么沉寂。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太侧重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文化教育少有措意；太侧重几个代表性的革命团体，忽略了全国范围性的零散的基层活动。谓辛亥革命运动中文化思想活动没有声光，部分原因未尝不是来自研究的偏颇和不完整。

清末民初代表革命党激进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堪可注意的有三方面。

一、清末民初代表了革命党激进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动，除政治思想主张以革命代替改良外，确在内容上也有别于维新改良派，泾渭相当分明，而且才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源流。

二、清末民初较倾重文化教育革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不少正是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三、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虽周匝纤悉有所不如，两者却有不能否认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不仅原属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与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识分子基本上为同一世代。进一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环境与适逢其会的历史仅见的教育背景，赋予这一代“近代主义者”强烈的历史性格。从这些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的内容。

我们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以下试做点简单的分析。首先从年龄上去考察。这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中，以吴稚晖（1865年）、蔡元培（1868年）、杨昌济（1871年）、吴虞（1872年）几人较长，与戊戌维新一辈知识分子约略同期。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力如陈独秀（1879年）、李辛白（1879年）、马君武（1881年）、鲁迅（1881年）、沈尹默（1883年）、苏曼殊（1884年）、高一涵（1885年）、周作人（1885年）、钱玄同（1887年）、易白沙（1886年）、陈大齐（1886年）、王星拱（1888年）、高语罕（1888年）、刘叔雅（1889年）、李大钊（1889年）、刘半农（1891年）、胡适（1891年）等都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前此的阶段，当然有这样的人物如严复等，但限于个别人物，不如这是一代人的现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无疑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他们虽年龄有差，家庭背景有异，总的来说，他们大都有“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年少受到严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说，他们在约20岁前，大都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更拥传统科举功名。他们邃于国学，有所专精，甚至不乏某方面国学上的著名学者。另一方面，他们也适逢其会，处于1900年前后，沿袭明清下来六百年的科举和传统教育的日渐废弃，新式学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兴的时期。他们也是率先进读新式学堂的一代，在接受传统学问的同时，也比较系统地学习外语和西学。近代中国留学潮也开始于1900年以后，他们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亲履异国的机会，不少受过完整的近代大学或更高学位的教育。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能倡导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有利条件。他们对中西文化比较更易产生敏感和文化心理的冲突。我们时常赞羡民国前后一辈人物在思想和学术上创获之大，这种教育历程未始不是其原因。

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一文中指出“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涌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在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并认为这是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这是很有识见的论述。这里要补充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正是这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泽厚继而指出：“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在中国这一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耀照。”这种理智的近代式心态意识属传统的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特性，与这代人的教育背景和心路历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林毓生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整体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乃“来自传统的，认为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似乎同样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罕见教育历程下成长的第一代近代主义者的特殊经验得到解释，不一定求之于虚远的哲学观念和理论。笔者曾论述过陈独秀思想和心态的特征，指出陈氏“好自我的内省和具有浓厚的道德意识”，而且“这种重自省和具有强烈的道德感的心态”，惯以道德性去衡量问题，是受早年传统教育的影响。这种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其实普遍见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这一群知识分子基本是强烈的道德主义者，不管回顾他们个人的行止，或翻开《新青年》杂志，从文字到生活行为都清楚可见。这种关注伦理道德、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不同，只是道德内容有了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实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重整运动。这种种取向皆反映了第一代近代主义者的传统与近代、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价值观念纠缠于一身的特性。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提倡了光芒夺目的文化思想运动，以及各倡导者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他们都是“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并谓“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而只承认“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而已。固然，这一辈人都具较强烈的文化意识，对教育和社会文化特别眷注。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促使了这辈近代主义者倾向于从文化思想改造中国的取向，但他们绝非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相对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有更浓厚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形格，思想上更倾重于文化价值的取向，但是，除胡适等个别人外，他们都是政治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离开了他们这种实践的政治活动的经历，纯然以思想家和学者去看待他们，难得正确的历史理解。他们大都与清末民国间的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身份集于一身，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共性，也是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不是后继的启蒙者要去补前此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而是他们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革命与启蒙并举是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强烈的价值取向，并符合中国所面临的国势凌夷、文明落后的双重困局。这种取向与往后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相当不同。

思想的星火与时代的脉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深度考察一部跨越百年风云，洞察社会肌理的力作本书并非聚焦于单一的学术思潮或特定的文化运动，而是以宏大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关键历史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生态、经济生活以及民众精神世界的全景式图景。它旨在揭示，在剧烈的内外冲突与碰撞中，中国是如何挣脱旧有的藩篱，艰难而坚定地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书分为四大卷，每一卷都深入剖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核心议题，力求在宏观叙事与微观细节之间取得精妙的平衡。 --- 第一卷：旧世界的崩塌与现代性的幽灵（晚清至辛亥革命前夕）本卷聚焦于清帝国晚期的深层危机与迟来的自救。它摒弃了传统史学中对“器物变革”的简单罗列，转而探讨权力结构的瓦解与观念世界的动摇。第一章：帝国财政的失血与地方自主权的膨胀。详细考察了“厘金制度”对中央集权制的侵蚀，以及湘淮军系的崛起如何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析了国家财政的“半殖民地化”趋势，以及这种结构性矛盾如何阻碍了任何实质性的自上而下改革的彻底推行。第二章：士绅阶层的转型与乡村的重塑。深入研究了传统士绅在面对土地兼并加剧、商业资本入侵和新式教育冲击时的多重反应。描绘了他们如何从传统治理的支柱，逐步分裂为保守派、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复杂过程，以及这种分化对乡村社会稳定性的影响。第三章：早期现代化尝试的地理分布与分野。不仅仅是洋务运动的叙事，更重要的是比较了不同地域（如江南、广东、四川）在接受外来技术与管理模式时的路径差异。探讨了“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早期共生与张力，分析了近代工业萌芽期的脆弱性与外部依赖性。第四章：民间秘密结社的社会功能再评估。超越了将其简单视为“反清势力”的刻板印象，本书从社会控制失灵、底层社会流动受阻的角度，分析了会党、袍哥等组织在特定区域承担的“次级治理”职能，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后来的政治动员力量。 --- 第二卷：政治革命的阵痛与共和的困境（辛亥革命至北伐战争前）本卷集中探讨了辛亥革命的遗产、共和体制的脆弱性以及中国政治精英在构建现代国家认同上的巨大挫折。第五章：从“民族革命”到“国家构建”的断裂。分析了同盟会内部在建国方略上的根本分歧，以及为何革命的果实未能顺利过渡到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重点剖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接受程度及其局限性。第六章：军阀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剥开了军阀割据表面上的权力斗争，深入考察了支撑这些地方军事集团的税收结构、借贷关系和人力资源调动机制。揭示了军阀政治如何固化了地方经济的碎片化状态，并阻碍了统一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第七章：知识分子的失落与政治光谱的极化。考察了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思潮在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探讨了新式知识群体如何在民主与科学的理想旗帜下，观察到政治的腐败与民众的麻木，并开始寻求更激进的、具有社会改造力的思想武器。第八章：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阶级分化。以几个典型城市（如上海、天津）为案例，详细描绘了租界权力结构对本土城市治理的渗透。分析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兴起、商会的政治诉求，以及新形成的城市中产阶级对政治秩序的复杂心态。 --- 第三卷：意识形态的激荡与社会重塑的尝试（国民大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本卷聚焦于中国社会内部，在新的思想潮流和外部压力下，进行整体性、结构性改革的努力及其遭遇的巨大阻力。第九章：国民党的现代化尝试与官僚资本的形成。细致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财政、整顿金融、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方面的具体举措。评估了这些政策在提升国家干预能力的同时，如何引发了官僚阶层与新兴民族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第十卷：乡村的“革命化”试验与社会动员。侧重于探讨土地问题在国家议程中的核心地位。分析了从改良式的“减租减息”到激进的土地再分配探索过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对农民阶层的组织与引导策略。第十一卷：文化领域的“现代性”争论与审美转向。本卷跳出了纯粹的政治史叙事，关注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的剧变。探讨了新文学、新电影、大众传媒如何介入并塑造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价值观，特别是对传统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的冲击。第十二卷：国际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压力对内政的决定性影响。剖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情绪如何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动员力量，以及精英阶层内部在“攘外”与“安内”之间所经历的艰难抉择和战略调整。 --- 第四卷：战火中的淬炼与新秩序的酝酿（抗日战争至新中国建立）本书最后一部分将视角聚焦于中华民族经历的空前考验，以及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第十三卷：战争经济中的资源调度与社会动员机制。研究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如何维持一个庞大战争机器的运作，包括物资征集、通货膨胀的管理以及西南后方的人口与工业迁移。分析了这种极限状态对社会公平与治理能力构成的巨大挑战。第十四卷：根据地的建设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深入考察了敌后根据地在有限资源下，如何构建一套高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体系，特别关注其在土地政策、民众参与和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实践经验。第十五卷：战后接收与内战的爆发。详细梳理了战争结束后，政权交接过程中的混乱、机遇与失败。分析了为何在经历共同抗战之后，社会各阶层对未来治理的期望和信任会迅速破裂，导致内战的全面爆发。第十六卷：旧秩序的彻底终结与新中国的肇始。总结了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阶层对“终结者”的普遍期待。本书以对1949年政治权力交接后，新政权在金融整顿、社会治安恢复、以及大规模经济重建工作初期的详尽观察作结，为理解中国现代国家的最终定型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分析。 --- 本书的写作特色在于，它坚持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拒绝用单一的英雄史观或意识形态框架来简化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它通过对制度变迁、经济结构、社会心理三个维度的交叉分析，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立体且充满张力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图谱。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其对“媒介”和“传播”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的独特视角。在阅读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那些新思想的爆发力，并不仅仅来源于思想本身的力量，更在于它们借助新兴的出版物、小报、甚至私下的书信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社会肌理之中。作者似乎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去梳理不同出版物在推广特定理念时的策略差异，这种对“信息战”早期形态的描绘，非常具有启发性。它让我意识到，文化革命的真正战场往往不在于宏大的演讲台，而在于那些批量印刷、流传甚广的小册子之中。此外，书中对于那些“边缘人物”的关注也令人印象深刻，它没有将目光仅仅聚焦于那些历史教科书上的核心人物，而是挖掘了一批在思想传播链条中起到关键“中介”作用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常常被主流叙事所忽略，但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那些宏大的“主义”得以落地生根。这种对“幕后英雄”的致敬，让这部作品显得更加立体和饱满。

评分☆☆☆☆☆

从结构上看，这本书的编排具有一种清晰的螺旋上升感，它并非线性的时间推进，而是在回顾历史脉络的同时，不断地深化对核心概念的理解。每一章节都像是在为前一章的论述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开辟出新的分析维度。阅读体验上，这要求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力，因为它拒绝“浅尝辄止”。但回报是巨大的，当你跟着作者的思路走完一个复杂的论证链条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其他读物难以比拟的。例如，作者对于“个人主义”与“群体责任”之间内在张力的探讨，就处理得极为精妙，他展示了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追求个体解放的理想与投身社会改造的责任之间进行痛苦的平衡与取舍的。这种对思想内部矛盾的深刻剖析，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张力，让人在阅读时既感到知识的充实，又体会到历史选择的沉重。

评分☆☆☆☆☆

这本书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所提供的那种“祛魅”视角。它没有把“五四新文化”神圣化或脸谱化，而是把它置于一个充满现实制约和历史偶然性的复杂环境中进行审视。作者的笔触是克制的，他很少使用煽情的语言，而是用冷峻的史料去还原历史的“常态性”——那些充满妥协、误解，甚至偶尔出现的策略性倒退。这种“去浪漫化”的处理，反而让那些真正伟大的思想火花显得更加珍贵和来之不易。它让我明白了，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乌托邦实践，而是一个充满反复、试错和痛苦积累的漫长过程。对于希望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文化是如何在“十字路口”做出选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扎实且富有洞察力的参照系，它不仅解释了“发生了什么”，更关键的是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以及“不这样发生又会怎样”。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吸引人，那种沉稳又不失活力的色彩搭配，让人在书架上第一眼就被锁定。拿到手里，纸张的质感也相当不错，阅读起来非常舒适，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其中，手指拂过书页的触感也令人愉悦。内容上，作者似乎非常注重对“源流”二字的细致考证，他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像一个耐心的考古学家，一步步地挖掘和梳理那些被时间略微模糊的历史脉络。我尤其欣赏他对于早期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变过程的描摹，那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时的彷徨、挣扎与最终的觉醒，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读来让人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它不像一些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那样，只是罗列事件和人名，而是深入到个体精神层面，去探究那些看似抽象的“文化思潮”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的。这种对细节的打磨，让整个阅读体验显得既充实又富有层次感，让人忍不住想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评分☆☆☆☆☆

说实话，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颇具一种老派学者的风范，逻辑严谨到近乎苛刻，但又巧妙地在严谨中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叙事张力。它不是那种轻快的、面向大众普及的读物，它更像是一部为深度思考者准备的“思维工具箱”。在探讨某个具体思潮的形成机制时，作者往往会引述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侧面的文献，并且对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细致的辨析和比较，这种多角度的审视，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该历史时期的认知。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引入与本土化”这一主题的处理。他没有简单地将“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视为西方思潮的简单照搬，而是着力分析了外来思想是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产生“碰撞”与“融合”，最终催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新形态。这种细腻的辨析工作，对于理解文化变迁的复杂性至关重要。整本书读下来，感觉自己的知识结构得到了极大的夯实，不再满足于对那个时代的简单标签化认知，而是开始能够看到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