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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理学在明代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程朱理学成为明朝的统治意识形态，阳明心学在明朝中叶出现以后，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理学的这一整体发展状况既是明代社会文化发展于思想领域的反映，同时又影响着明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同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史学，其与理学的关系即是如此。
　　明代理学与史学的关系纷繁复杂。这其中，既有理学对史学的主导和规定，亦有史学对理学的反哺和约束；既有官方化程朱理学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亦有新生的阳明心学对史学的积极促进；既有基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互异性而对史学产生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作用，亦有同作为理学的同一性而对史学相似、甚或是相同的共同塑造。

作者简介

　　李德锋，汉族，1980年出生，安徽萧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出版学术著作《此心光明——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人民出版社，第二作者）1部，在《史学史研究》《人文杂志》《求是学刊》《内蒙古社会科学》《内蒙古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明代前期的理学与史学
第一节 明代前期的理学发展及其困境
一、“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明初的立国宗旨
二、“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明朝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和利用
三、方孝孺之死：明初理学发展的巅峰与困境
第二节 明代前期理学支配下萎靡的史学
引明初统治者对史学的直接利用
一、明初史学意识淡薄
二、泛道德历史评论削弱了史学的客观性
三、纲目体史书体裁对史学视野的局限
四、深陷门户之争的学案体
第三节 附庸与救赎：明前期史学对理学的影响
一、史学在程朱理学官方化过程中的构建作用
二、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程朱理学的自我救赎

第二章 阳明心学的兴起、价值及其史学表现
第一节 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其价值
一、心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二、阳明心学的产生、传播和壮大
三、“心即理”对个体价值的解放
四、“知行合一”说对“知而不行”现状的改变
五、“致良知”命题的本体论和工夫论意义
第二节 王学诸人的史学表现
一、王阳明论历史
二、“高论百王”与“以史证经”：薛应旃、唐顺之等人的古史改编
三、“宪章 当代”与“经世致用”：王学后学的明皇朝史成就
四、道统构建与“道一”：阳明后学的学案体成就

第三章 心学影响下中晚明史学的崛起
第一节 阳明心学对史学自我意识的激发
一、心学对个体价值的倡扬与私人史著的涌现
二、私人史著的王学背景
三、”异端”史论的丰富性
第二节 “六经皆史”说：史学进一步走向独立的津梁
一、阳明“六经亦吏”说的原始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二、在经与史转寰之间：李贽对经学权威的瓦解
三、史对经的超越：王世贞的经史关系思考
第三节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
一、心学与启蒙
二、心学与经世致用
三、心学与黜虚征实
第四节 阳明心学对学案体等史籍发展的促进
一、对学案体史籍发展的促进
二、对通史撰述的重视和改编
三、促进了史论类史籍的涌现和史学知识的普及

第四章 史学对阳明心学的影响
第一节 史对经的制衡：心学对程朱理学的一种挑战途径
一、经、史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
二、史学：阳明后学对程朱理学的挑战途径
第二节 史事考实：心学应对程朱理学质疑的基本态度
一、《朱子晚年定论》：阳明基于心学理论阐发的考据学尝试
二、“格者，正也”解

第五章 “合会朱陆”与明代史学发展
第一节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共通性
一、高于具体的“天理”和“良知”：理学家们共同的追求目标
二、“格物致知”与“良知”之致：理学家们不容忽视的工夫论问题
三、注重实务：双方各自内部纠偏工作中形成的共同接触点
第二节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对明中后期史学的共同塑造
一、“荣经陋史”基本理念的延续
二、对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普遍认可
三、对于一些史学基本准则的遵循与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明代理学与史学关系研究》：
　　就个体和国家的层面而言，完整看来，程朱理学对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包括的，即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二：一是对个体道德起源与修养的探索，肯定个体道德修养的践履价值与意义，以满足士人个体追求终极关怀的精神需要；二是把这种个体的道德修养和践履价值的探讨推及社会层面，以“天理”等范畴为媒介，上升到对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之合理性的探讨。这两种价值取向在其理论体系中并不是均衡发展的，而是后一种取向占据着主导位置，即“认识论上把普遍之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规定为外在的强制命令，将世界形而上、形而下截然地割裂开，形成理与气、道与器、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等范畴的二元对立，忽视了普遍性是内在于特殊性的。只有通过特殊性才能起到指导作用，尤其是以‘所以然’说‘所应然’，无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即普遍的道德律令只有与个人的内在意愿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有效的行为规范，否则只会因强迫的泛道德化而导致社会的普遍虚伪”①。而历代统治者往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即以“天理”消解了个体道德践履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道德修养的意义与价值，从而把其纳入到统治者整齐划一的政治规划中，企图“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一宗朱子之学”的后果必然是“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这就使得程朱理学经过官方化处理以后，失去了其初始存在的社会批判意义，代之以唯官方的统治需求马首是瞻。这也是程朱理学之所以受到宋、元统治者青睐的原因，当然也是谋求“收天下之权于一人”的明朝统治者特别看重的。看来，专制的本质是一样的，总是以集体或国家的名义来剥夺个体的权利。
　　这里不得不辩的是，程朱理学确实存在着以外在天理消解个体道德践履的弊病，但就完整的程朱理学，或者说程朱理学的本身学术内涵而言，肯定个体道德践履的必要性仍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从理学脱胎的宋初儒学来看，宋儒发动“新儒学”运动的本旨就是为了限制君权，改变自秦、汉以来的“士贱君肆”①的局面，以达到士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目的。在这一共治过程中，士大夫的担当更是超越了君主，即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②。于此，对现实中君主专制及专制国家的各种行为，理学家经常是以一种批判的面目示人的。而在古代皇权即天理的历史语境下，强调限制君权，更是凸显了个体的道德践履，从而使得程朱理学具备了相当的社会批判意识。只不过在明代理学的官方化过程中，程朱理学的社会批判意识被当然地抹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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