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时代发愉的大背景下,描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命运,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成果及其深刻内涵,分析苏联模式的衰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这两个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线,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立足现实,反思历史,展望未来;论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得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以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社会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一、16、17世纪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
二、18世纪的直接共产主义理论
三、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第二节 一业革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二、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产物
一、唯物史观的建构与科学社会主义第一块基石的奠定
二、剩余价值学的创立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与制度特征
四、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
第五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一、以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和思
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发展
三、唯物史观的发展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
第二章 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
第一节 资本主义大动乱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
一、第二次技术革命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
第二节 社会主义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和实践
一、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胜利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
一、从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到新经济政策
二、加强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新思想
三、对社会主义看法的要本改变
第四节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
一、20世纪20年代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
二、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作用和严重弊端
第五节 社会主义在鐕国的胜利
一、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
第三章 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第一节 时代的发展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败
一、战后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用其受挫
三、苏联东欧剧变及其教训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背景
二、拨乱反正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开辟
三、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轮廓的初步形成
四、改革的深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一、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
二、非执政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
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结束语
后记
精彩书摘
一、16、17世纪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
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痛苦,一些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探索,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他们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劳苦大众对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抗议和对更美好社会的向往。
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对外贸易的发展,早期的世界市场形成了。尽管它与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市场不同,贸易仍属于互通有无的性质,尚未建立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之上;占支配地位的是商业资本还不是工业资本。但是,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促进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先后开始了海外殖民掠夺。在巨额财富流人欧洲的同时,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逐渐膨胀起来,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此,西欧资本主义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原始积累的基础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形式。15世纪末,英国开始了残酷的“羊吃人”圈地运动,贵族和教会主持大量圈占土地用以放牧,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为了迫使被剥夺了土地的无业游民受雇于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极其恶劣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忍受长时间的劳动和业主的残酷剥削,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立法。正是通过这些暴力手段,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两个基本条件:大批有人身自由但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大量的货币财富。马克思指出,原始积累时期劳动者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殖民掠夺,也是充满了血腥的味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
16世纪初,当资本时代刚刚到来之时,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不仅对资本主义矛盾作了深刻的揭露,而且还天才地指出只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
托马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1477-1535)出生于伦敦一个法官的家庭,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哲学,结识了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后又遵照父亲的意愿转到新法学院和林肯法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很快成为伦敦有名的律师。先后担任过议员、副财政大臣、下议院议长等职,并被任命为大法官。后来因与国王亨利八世发生冲突,被迫辞去官职,1535年被控“叛国”罪而被处死刑。
莫尔的名字之所以流传至今,毫无疑问要归功于他那部虚构的《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在这本书中,他运用对话体裁,以游记的形式,借一位虚构的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最完美的社会制度。
在一个名叫乌托邦的海岛上,有54座城市均匀地分布于广阔的乡村之间。这些城市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彼此密切联系,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每座城市分成四个相同的区,居住着6000户居民,每户居民的人口都在10到16名之间。城市所有的适龄人口都要劳动,除少数被选拔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者外,其余人每天工作6小时,产品交给公共仓库;由各户户主任取所需,而不必用货币或其他物品相交换。居民们按每30户一厅的规模集中用膳,最美味的食品由老年人首先食用,然后大家再平均分配。
在乡村,每户不少于40人,外加两名奴隶。这些奴隶由罪犯和自愿前来的外国人构成,从事屠宰、扫街等下等职业。每家农户都自给自足,没有的物品则可以到城市领取。乡村每户每年有20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乡村住满2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20人填补。
城市之间互通有无,但是同样不需要用货币来交换。他们把大量的剩余产品运到国外,换回自己缺少的铁和大量的金银。金银的主要用途是雇用外国人为乌托邦作战。除此之外,它们就只配用作制造便器和惩罚罪犯的锁链了。
资料来源: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111页;卡尔·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4-109、222-251页。
16世纪初,英国之所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托马斯·莫尔的故乡,不仅是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最发达,而且是因为英国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的过剩劳动者,但这时英国的工业发展迟缓,需要补充的劳动力很少。失业人数陡增,工人的工资在16世纪下降了50%。考茨基在分析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在英国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不利倾向,在整个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明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工人阶级那样迫切地呼求援助。”①
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在意大利独领风骚,这不仅同它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有关,而且与意大利经济的衰落、尖锐的民族危机和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在总体上改变了商业贸易的局面,意大利北部城市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地位已经丧失,经济中心从地中海沿岸已经转到了大西洋沿岸。另一方面,15-16世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战场,接连遭到法国、奥地利、德国、西班牙等入侵者的蹂躏,饱受了战争、瘟疫、饥馑和贫困的折磨,人民的处境异常痛苦。正是这些尖锐的矛盾,孕育了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康帕内拉(1568-163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为反宗教和外来统治的坚强斗士,康帕内拉的一生有33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在黑暗的监牢中,他渴望光明,在狱中写成的对话体著作《太阳城》,不仅喻示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也表达了他对光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
莫尔和康帕内拉在资本主义时代刚刚到来之时,就设想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新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差别,没有高高在上的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他们构想的新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按照计划组织生产,根据需要进行分配,并消除了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构想有以下一些特点:
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莫尔和康帕内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化氛围中出现的。人文主义者用人道来反对“神道”,把现实的世俗生活置于人的利益的中心,提倡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反对教会专制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不仅巩固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继承了人文主义注重人的观点,应当满足人的物质上和精神上需要的观点,他们都把人的幸福看作是目的本身。莫尔认为:快乐和幸福是我们全部行为的目的。康帕内拉认为:不是人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人服务。人的快乐和幸福不仅在于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精神需要的满足。莫尔认为,人生最大而最为持久的享受是脑力劳动的享受。他写道:“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①为此,他主张每日劳动6小时,空闲时间一般用于学术探讨。康帕内拉则进一步主张把劳动时间减少到4小时,劳动之余的时间用于学习、科学研究和体育运动。在生产力发展的较低阶段,满足物质需要同满足精神需要之间是必然要发生矛盾的。在16—17世纪,生产的基础仍然是手工业和小农业。在这种条件下,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宁可限制物质需要也要尽可能地使人们减少体力劳动的观点。莫尔并非是禁欲主义者,但在乌托邦里,人们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他们鄙视盛装丽服,把绫罗绸缎看成贱品,衣着除了可以区分男女和已婚未婚外,在式样上都是统一的。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财产公有。这种公有制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个人主义制度相对立的集体主义而产生的。莫尔说:别的地方,人们只关心私益,把个人福利看得重于全体福利。乌托邦中,既然没有私有财产,一切财物都归公有,所以每个人所关心的只有社会事务,只要使公共物质经常满仓满谷,大家也就不会感到匮乏。康帕内拉说,私有制产生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诡辩、伪善和暴行三大祸害的根源。在新社会中,大家都是富人,同时大家都是穷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而每个人却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使用一切财富,但又不为自己的财富所奴役。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公有制是财产公有,不仅指生产资料公有,而且指消费资料公有,具有平均主义的特色。莫尔认为:“达到普通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我怀疑当个人所有即是私人财产时,一切平均享有能否达到。”②在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中,集体劳动,集体消费,产品交公共仓库,按需领取。在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人人在公共食堂用餐,领取同样款式、同样颜色的衣服,住房定期重新分配。然而,这是公有制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产物,是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试图消灭剥削必然产生的落后思想。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人人劳动义务平等的社会主义原理。在乌托邦中,人人有平等的劳动的义务,只有少数学者可以免除,以便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认真研究科学。在太阳城中,人人必须参加劳动,由社会按照各人的特点和爱好来分配工作。康帕内拉还提出了劳动光荣的思想,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他们都认为在劳动中应当而且可以使人感到快乐和幸福。但是,那些又苦又脏、令人不快的工作如屠宰、扫房、扫街等又该怎么办呢?这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块绊脚石,也是莫尔感到为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莫尔求助于在他那个时代还拥有很大力量的宗教,他认为那些思想崇高、谦恭、热忱的虔诚的教徒会自愿担负起粗重艰难和肮脏不洁的工作。但莫尔认为这样还无济于事,于是他就被迫求援于奴隶的强迫劳动,因而在他的消灭了私有制的理想国家中引进了一个一无财产、二无权利只替别人工作的阶级——奴隶。康帕内拉反对保留奴隶,提出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让社会成员自愿去做重活脏活。这就要求培育出根绝私有观念的新人。为此,他提出了消灭家庭,实行公妻制的荒谬主张。这些荒谬主张是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遇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只有在产业革命以后才能解决。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人们有充分的机会,把各种工作的愉快和厌烦互相调剂,而把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工作加以简单化,使所有能工作的人都能完成。
莫尔和康帕内拉都没有把国家和社会分开,因为当时国家和社会尚未分离。在经济制度方面,他们还只能设想由各级行政机关来组织生产。在政治制度方面,莫尔向往民主,设想了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他还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国王的社会,因而他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康帕内拉主张最高领导人终身任职,或由他们自己决定把职务移交给更为合适的人,而政府首脑又是教会头目。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除了莫尔和康帕内拉,比较著名的还有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约翰·凡勤丁·安德里亚(1586-1654)和法国的德尼·维拉斯(约1630-约1700)等人。莫尔和康帕内拉是两个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
二、18世纪的直接共产主义理论
18世纪是资本主义在英国得到飞速发展,而在法国停滞不前的世纪。但18世纪又是法国精神的世纪,启蒙的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法国。
在这一时期,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出现在法国并不是偶然的。18世纪上半叶,法国掀起了规模宏大、来势迅猛的启蒙运动。这是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启蒙运动的兴起为传播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启蒙学派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作为18世纪法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坚强战士,空想社会主义者梅叶成为启蒙思想的先行者。被恩格斯称为18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杰出代表的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③,他们是启蒙学者中反映城乡无产者利益和要求的代表。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也受到启蒙学者狄德罗和卢梭等人的影响,他力求把自由、平等的口号接过来,并赋予这些口号以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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