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現代世界體係中的中國發展》立足國際發展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在理論與曆史的邏輯上,將發展中國傢的發展與發達國傢的增長問題統一起來考察,進而探尋中國奇跡背後的動因。全書分三大部分,一二兩章是理論與戰略總論。第三到第七章,按國際發展的統一邏輯,分彆從外貿、外資、人力資本、技術引進和管理製度五個方麵,從實證角度分析中國30年來如何在中外國際互動中獲得相對發展。第八第九兩章,是展望和總結,對全書探討的主要議題和中國的發展麵臨的挑戰進行瞭總結。
作者簡介
陸德明,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後發展經濟學”、當代中國經濟政策和企業戰略等。在《經濟研究》等學術期刊發錶論文100多篇,齣版《中國經濟發展動因分析》等多部專著。
內頁插圖
目錄
1 現代世界體係解析
1.1 導論:從國際發展視野看“中國奇跡”
1.2 現代世界體係特徵
1.3 現代世界新體係市場結構的變遷
1.4 後發展的“機會窗口”
2 中國發展的開放戰略
2.1 打開機會窗口:鄧小平的開放思想
2.2 經濟特區、沿海開放與深圳發展案例
2.3 上海浦東新區、沿江沿邊開放與中西部內陸開發
2.4 加入WTO以來的全麵開放
2.5 開放過程中中外競閤博弈的相對得益
2.6 “人世”案例分析:15年的動態共贏博弈
3 國際貿易中的相對互動發展
3.1 中國外貿體製與政策的改革開放
3.2 齣口貿易發展
3.3 進口貿易增長
3.4 中外貿易競閤博弈的相對得益
3.5 “珠三角”、“長三角”案例分析
4 國際投資中的相對互動發展
4.1 中國的資本積纍與經濟增長
4.2 外商直接投資
4.3 對外直接投資
4.4 中外投資競閤博弈的相對得益
4.5 東莞、昆山和大連案例
5 人力資本的國際流動
5.1 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
5.2 教育、人力資本積纍及其跨國流動
5.3 科學、知識資本積纍及其國際交流
5.4 在國際加工貿易中“邊乾邊學”
5.5 中外人力資本競閤流動的相對得益
6 技術進步的國際轉移
6.1 技 術進步的兩種發生機製
6.2 中國的技術引進與學習
6.3 若乾代錶性行業的技術進步
6.4 中外技術競閤轉移的相對得益
7 管理學習與開放式製度演化
7.1 企業管理經驗的學習
7.2 政府管理政策的學習
7.3 管理製度的學習及其演化創新
7.4 中外管理製度競閤博弈的相對得益
8 未來發展的挑戰
8.1 世界産品市場的挑戰
8.2 世界能源資源市場的挑戰
8.3 全球環境問題的挑戰
8.4 全球金融市場的挑戰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2 中國發展的開放戰略
中國發展奇跡的創造,主要歸功於改革開放,而改革與開放又是互動的。本章從總體上探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開放戰略,旨在展示:從南方到北方、從東部沿海到中西部內地、從製造業到服務業,中國是如何由點到綫、由綫及麵、一步步漸進開放的。其中,加入WTO是中國全麵對外開放、完全融人現代世界體係的標誌性事件。在中國的開放過程中,中外雙方各得“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獲得瞭相對共同的發展。
2.1 打開機會窗口:鄧小平的開放思想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指齣:“認識落後,纔能去改變落後。學習先進,纔有可能趕超先進……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傢,都需要學習彆的民族、彆的國傢的長處,學習人傢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嚮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瞭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傢的長處。”
2.1.1 中國近代以來的封閉與落後
世界著名科技史專傢李約瑟博士曾經說:由於開放,中國古代的發明和發現往往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彆是15世紀以前更是如此。也正因為開放,使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從秦、漢到唐、宋、元曆代經久不衰。
然而,到瞭近代,清政府實行瞭閉關鎖國政策。原因是:封建的自給自足式的自然經濟較穩定,對外來商品有較強的抵製作用,這是閉關鎖國的經濟根源;而防止中外反華勢力的聯係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滲透,是清朝統治的安全需要。閉關鎖國政策作為一種消極防禦手段,在西方資本主義對華侵略時,曾起到過一定的民族自衛作用,但更多的是使中國逐漸地落後於世界。
閉關鎖國的弊端,一是使中國喪失瞭對外貿易的主動權,限製瞭對外貿易和工商業的發展,嚴重阻礙瞭國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萌芽。二是助長瞭統治階級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詡天朝大國,盲目排外,保守愚昧。乾隆就曾給英王緻信說: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不必與外夷互通有無,隻不過因為“天朝”所産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是西洋各國所必需的,所以“加恩體恤”。三是不利於中華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於中國人民瞭解世界、走嚮世界、學習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四是隔斷瞭中外科技的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學和技術無法傳人我國,阻礙瞭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拉大瞭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五是科技的落後導緻軍事力量的薄弱,造成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麵。
鄧小平曾總結說:“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2.1.2 先解放思想、開放觀念:可口可樂進入中國案例
30年前,國門洞開,被認為代錶著“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可口可樂首先來到瞭中國,但卻一波三摺,艱難麯摺(房煜,2008)。
開放前夜的1976年,中國的政治形勢動蕩不安。那時,佟誌廣(曾任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人世”第二任首席談判代錶)在中國駐美聯絡處工作。當時的可口可樂總裁來到駐美聯絡處,嚮他錶達瞭一個願望,希望嚮中國齣口可口可樂,並且希望在中國建立可口可樂的罐裝廠。考慮到當時國內的實際形勢,佟誌廣認為不閤時宜。因為解放後齣生的中國人隻在電影裏看到過美國的可口可樂,並且它又總和美國大兵聯係在一起。朝鮮戰爭之後,其形象並不是一瓶飲料那麼簡單,而帶有某種政治色彩。當時的中國還不能接受可口可樂這一人們認為代錶著西方生活方式的産品。
1977年,政治局勢漸漸穩定,鄧小平重迴中央領導崗位。可口可樂總裁訪京,實際是來探討在中國建廠的可能性。當時已經迴京進人中國糧油進齣口總公司工作的佟誌廣再次與他見麵。可口可樂總裁針對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可能齣現的問題,闡述瞭自己的想法:在中國設廠,並不是首先針對中國消費者,主要是針對來到中國旅遊的外國人,特彆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因為可口可樂已有80年的曆史,這代美國人的父輩、祖輩都是喝可口可樂長大的,歐美人已經習慣瞭它。至於美國兵的聯想,可口可樂總裁覺得可口可樂是生産者,美國兵是消費者,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關係。歐洲大部分國傢都有可口可樂的工廠,20世紀60年代以後,非洲、亞洲也有很多可口可樂的工廠,那裏的年輕人也喜歡喝可口可樂,因此哪兒有需要,可口可樂就會到哪兒,因為“我們是商人”。並且可口可樂飲料裏麵那種被中國人稱為“藥味”的味道就是中國的味道,是中國桂油的味道。
經過不斷請示和反復談判,1978年12月13日,中糧與可口可樂達成瞭協議,采用補償貿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可口可樂嚮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製罐及裝罐、裝瓶設備,在中國設專廠裝罐並銷售。在可口可樂裝瓶廠未建立起來之前,從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糧總公司安排銷售。根據中糧總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豐行的協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於1979年年底由香港發往北京。
可口可樂當時的銷售對象嚴格限製為來華工作、旅遊的外國人,銷售地點主要是友誼商店。
早在1927年,可口可樂就曾在上海設立工廠。1948年,那裏的工廠甚至成為當時可口可樂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工廠,1949年可口可樂退齣瞭中國市場。重迴中國,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上海設廠。消息一齣,便遭到上海方麵的強烈反對,“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美國生活方式、打擊民族工業”等聲音嚮上海市政府壓來。不得已,隻得將裝瓶廠廠址設在中糧總公司下屬北京分公司的一個烤鴨廠的廠房裏,隻有一間廠房提供給可口可樂。
當時雙方采取的閤作方式是:中方每年用30萬美元購買濃縮液,其他生産綫全是可口可樂免費提供的。可口可樂最後花瞭100萬美元建廠。佟誌廣說:“可口可樂進入中國是引進外資的開端。但是,當時是以完完全全內資企業的形式運作的。真正引進外資還不敢想。”
事情一開始是比較順利的,但後來很快傳齣瞭不同的聲音。為此,中糧公司專門寫瞭報告,闡述瞭幾點理由:可口可樂有名氣是因為銷售的成功,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人來得多瞭,成為必備的飲料,我們應該滿足這種需要;可口可樂用瞭我們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裏麵;我們未掌握軟飲料生産裝罐裝瓶技術,引進這套設施,有助於技術進步;我們每年花30萬美元買濃縮液,但我們的利潤比這30萬美元多齣2—3倍;我們對其設廠是有控製的。通過這番解釋,這場風波纔平息下去。
1982年年初,在可口可樂副總裁、國際部總裁哈利去廣州簽署有關設廠協議前,廣州也齣現瞭“反可口可樂潮”。齣現緊急情況之後,當時的國傢外經貿部部長請示國務院領導,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榖牧指示“按原計劃進行”。廣州的工廠最終於1983年投産。有瞭前兩個廠的基礎,在上海建第三個廠就比較順利瞭。
1982年鼕天的一個周末,可口可樂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場推銷可口可樂,買一瓶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這是中國現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北京各大報紙對此反應強烈,認為在國傢缺少外匯的情況下,引進可口可樂是浪費國傢大量的外匯資源。中央領導批示:隻準賣給外國人,不準賣給中國人一瓶。商業部根據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銷售可口可樂。時任中糧糖酒雜品處處長陳光寫信給中央領導。信的主要內容是:北京生産的可口可樂96%是國産原材料,可口可樂公司供應的濃縮液隻占成本的4%;北京銷售的可口可樂通過旅遊飯店,為國傢賺迴大量外匯;將剩餘部分投放市場,豐富瞭市場供應,同時工廠也獲得瞭可觀利潤。最後,可口可樂終於獲得瞭內銷權利。
2.1.3 讓一部分地區先開放、先發展、先富起來
1979年5月,鄧小平首次明確闡述瞭“開放”。他認為,所謂開放,是指大量吸收國外資金和技術來加速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1984年他又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傢産業革命以後變得落後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建國以後,人傢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瞭一些睏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由此可見,鄧小平認為要發展、搞建設,必須開放。但是,怎麼開放呢?如果一夜之間把國門全部打開,行嗎?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有非平衡發展理念,想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要先發展,必須先開放。於是沿海地區、尤其是經濟特區,成為開放之首選。
鄧小平指齣:“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齣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首先,在東南沿海搞對外開放試驗,利用廣東和福建毗鄰我國香港和颱灣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和華僑眾多的優勢,設立深圳等4個經濟特區。其次,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開放14個沿海城市,在三個“三角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東南三角地區)開闢沿海經濟開放區。然後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新區和開放長江沿江城市,同時開放沿邊城市和內地省會城市,並由點到綫,由綫及麵,一直漫延到中西部和全國各地。
從南到北、先東後西的對外開放戰略是“先富”帶“後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指齣,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齣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2.2 經濟特區、沿海開放與深圳發展案例
2.2.1 開放第一炮:蛇口工業區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可以說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衝破思想禁錮的一聲春雷,其價值就在於對國人觀念帶來的巨大衝擊,整個國傢就從這句口號的誕生地——深圳蛇口工業區開始瞭嚮市場經濟觀念的轉變(劉建強,2008;陳禹山、陳少京,2008)。
……
前言/序言
變革的浪潮:全球化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與挑戰 本書簡介 本書深入剖析瞭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在全球化進程加速的背景下,以“金磚國傢”為代錶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舞颱上迅速崛起的復雜圖景。它聚焦於這些國傢如何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地緣政治變動與技術革命的交匯點上,探索齣一條不同於傳統發達國傢的現代化路徑。全書摒棄瞭綫性進步的單一敘事,轉而采用多維度、跨學科的視角,審視其經濟結構轉型、社會治理創新以及文化軟實力的構建。 第一部分:全球體係的張力與新興勢力的湧現 本部分首先對冷戰結束後形成的“單極時刻”進行瞭批判性迴顧。作者指齣,看似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實則孕育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西方主導的金融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共識,在推動瞭資本跨國界流動的同時,也加劇瞭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和係統性風險。 在這一背景下,新興經濟體並非被動地融入現有體係,而是積極地尋求“嵌入式發展”——即在利用全球化紅利的同時,努力保持戰略自主性。本書詳細考察瞭印度、巴西、南非以及東南亞諸國,如何利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充沛的人力資源和後發優勢,在製造業、服務外包和資源貿易等領域迅速搶占份額。 關鍵的分析點在於“發展模式的異質性”。不同於東亞模式的政府主導型工業化,許多新興經濟體麵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它們需要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解決基礎設施落後、製度不健全、收入分配失衡等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本書通過對這些國傢在公共投資效率、産業升級路徑上的具體案例分析,揭示瞭其模式選擇的內在邏輯與外部製約。 第二部分:技術、創新與治理的重塑 技術進步是驅動當代全球格局變化的核心力量。本書專門闢齣一章,探討瞭新興經濟體如何應對數字鴻溝和技術依賴問題。它不僅關注瞭移動互聯網在提升金融普惠性方麵的積極作用,更深入剖析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領域,這些國傢如何構建自己的生態係統,避免淪為發達國傢技術的“被動使用者”。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本部分的另一個核心議題。新興經濟體的政治體製和社會結構復雜多樣,其治理的有效性直接關係到其發展的可持續性。本書對比瞭不同國傢在反腐敗鬥爭、法治建設、社會保障體係構建方麵的經驗與教訓。例如,對某個拉美國傢在收入再分配政策上的激進嘗試及其引發的宏觀經濟波動進行瞭細緻的考察,揭示瞭在快速社會變遷中,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難題。 此外,本書對環境可持續性問題給予瞭高度關注。新興經濟體在追求GDP增長的過程中,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本部分研究瞭這些國傢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角色變化,以及它們在發展綠色能源和推行可持續城市化方麵的本土化探索,強調瞭發展質量的內涵已超越單純的經濟指標。 第三部分:地緣政治、區域整閤與全球秩序的再平衡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新興經濟體的外交政策和地緣戰略也隨之調整。本書認為,當前全球秩序正從“共識主導”轉嚮“多極博弈”。新興大國不再滿足於做“體係的維護者”,而是努力成為“體係的塑造者”。 本部分詳細分析瞭新興經濟體之間以及它們與傳統大國之間的復雜關係網絡。研究瞭諸如“金磚國傢閤作機製”的演變,探討瞭其在提供替代性金融基礎設施(如新開發銀行)方麵的努力,以及其在聯閤國等多邊舞颱上對全球治理規則的挑戰與倡議。 區域整閤是新興經濟體提升話語權的重要途徑。本書對比瞭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區域經濟閤作的模式差異。它著重分析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如跨國鐵路和能源管道)在地緣經濟上的意義,以及這些項目如何重塑區域內的權力結構和經濟依賴關係。 第四部分:社會韌性與文化自信的構建 經濟轉型必然帶來劇烈的社會震蕩。本書的最後部分關注瞭“人”的維度。快速城市化導緻的社會階層固化、青年就業睏境、以及傳統文化與全球化浪潮的碰撞,是新興經濟體必須麵對的深層挑戰。 本書通過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考察瞭新興經濟體在構建“現代性”敘事時的本土化努力。它們如何重新詮釋曆史、如何處理族群關係、如何在保持文化根基的同時,激發社會創新能力。書中對新興經濟體流行文化(如電影、音樂和體育)走嚮國際市場現象的分析,揭示瞭其軟實力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全球文化景觀。 總結與展望 全書的結論部分,並未提供一個簡單的樂觀或悲觀的預言。作者強調,新興經濟體的未來發展充滿瞭不確定性,它們既擁有巨大的潛能,也麵臨著製度性的脆弱性。它們能否成功跨越當前的發展瓶頸,構建一個既繁榮又公正的社會,將是決定未來全球格局走嚮的關鍵變量。本書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審視當前世界變局的深度框架,而非簡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