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附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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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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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0475598

版次：1

商品编码：10433050487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6-07-01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历史纪实文学大家岳南十年增删，深刻再现艰危岁月杰出大师群体沉默而光荣的历程，还原中国文化版图中不应被忘却的一页。《南渡北归》先声之作，附赠甲骨学大师、书法大家董作宾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用纸考究，典藏之选。

着眼中国抗战艰危的六年，聚焦战时具国际影响力却被人遗忘的文化中心——李庄。聚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一流人文大师与理工医学学者，庇护珍贵的国宝与史籍。

民国史料精细校订，披露台湾“中研院”大量档案资料，以及大师后人、李庄故人的亲历者口述记录。

探究历史真相：中研院吃人事件、傅李米贴案、同济、国宝被劫案，作者以精细的历史考证，酣畅淋漓的笔墨，探究细数被遮蔽的秘辛往事，剖析民国研究院与大学的制度与传统，对当代也可资借鉴。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生动刻画大师学者的个性与追求，如天才学人领袖傅斯年的霸气、考古学大师李济的耿介、甲骨学大师董作宾的守拙、中国建筑学之父的梁思成的苦心孤诣，诗人林徽因的感时忧世，才女游寿的孤傲刚烈……他们承受饥饿、病痛与死亡，面对轰炸、匪患、纷争，穷且弥坚，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做出了世界一流研究。

在中国的艰难时刻，先生卓然刚毅的风骨，正是民族的底气！

内容简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学术教育机构学者、师生被迫向长沙、重庆、昆明等地区迁徙。1940年，因战事趋紧，同济大学师生迁往川南古镇李庄，继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先后辗转而来，一时间，众多一流学者和大批珍贵文物古籍汇聚李庄——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作品以纪实的手法，深沉的情感，酣畅的笔墨，全景再现了在李庄的学者们艰苦卓绝的生活与学术历程，突出刻画了霸气的学人领袖傅斯年，耿介的考古学大师李济，苦心孤诣的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坚忍的诗人林徽因，孤傲的才女游寿，执着学术的董作宾、梁思永等先生的鲜明个性，以及他们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的精神风骨。在中国艰危的六年，他们不离故国，焚膏继晷，薪传火播，在人文学科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承续发展了中国文化的命脉。

作品还着重对“研究院吃人事件”以及傅李冲突、同济校长与教授纷争、国宝被劫案等史事的真相做了细致探查，对其中的人事纠葛、研究院与大学的制度等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兼述李庄镇传奇历史、风土人情和当地官僚、士绅在抗战前后不同的人生命运，对多年被掩蔽的人物与事件做了详细的披露，读来令人感怀忆往、嗟叹不已。

作者简介

岳南，原名岳玉明，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历任宣传干事、编辑、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等。著有《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韩、法、德文版出版，海外发行达百万余册。另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传记作品十余部，其中《南渡北归》三部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亚洲周刊》评其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精彩书评

或许，这部作品向人们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如同林徽因诗中所述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李光谟（著名翻译家，李济之子）

真正让我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流亡该地的大师以及普通知识分子，向世界展现的不屈的精神风骨，那就是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相反却是血脉偾张，灵性飞扬，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岳南

精彩书摘

揭开“吃人”的秘密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庄之时，国民政府内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发电报，其中有“前方在抗战，后方捣乱”等语，下令省政府与宜宾专署配合当地政府和驻军整治李庄的社会秩序，让内地迁来的各学术机构、学校有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同时稳定抗日后方的局势云云。

宜宾方面接到省政府转来的电令，经过分析，认为这一事件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有人故意煽风点火，这伙人可能来自两条暗道：一是当地的汉奸故意制造谣言，以达到扰乱后方，给抗日前线施加压力的目的；二是共产党地下武装借机制造混乱，趁势组织农民和失业商人、官僚以及无业游民等搞武装暴动。而这些人大多是当年张守恒、洪默深等组织的所谓“川南工农革命军”造反暴动的“残渣余孽”。一旦让他们借机成了气候，在李庄甚至整个川南闹将起来，将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身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忌恨的就是共产党拉人入伙搞暴动。如真的造起反来，宜宾专署不知有多少地方大员或驻地军官要遭革职查办，甚至拿入大牢落个“秋后问斩”的结局。想到此处，坐宜宾专署把交椅的专员冷寅东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组织一批地方要员和两个营的兵力，亲自带队，乘“长虹”号火轮（老式轮船，1949年后归四川省轮船公司所有，20世纪70年代退役）顺江而下，向李庄进发。当船行至宜宾与李庄之间的双流溪战略要地时，按照预定方案，一营兵力弃船登陆驻扎，其他人员和官兵继续沿江东下，在李庄码头登陆。

冷寅东来到李庄，立即于南华宫大殿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民团、联防头目，驻军首领，中央研究院方面的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陶孟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以及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各色人物开会。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冷寅东下令各县、乡镇的负责人先在自己掌管的地盘内，组织力量严查密访，除查出借机造谣捣乱的汉奸外，着重探查暗藏的共产党人，对当年张守恒、洪默深等“川南工农革命军”及其九族，进行地毯式的清查。一旦查清与“吃人”谣言有关者，立即捉拿归案，押入大牢，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

各县、乡镇长回归自己掌管的一亩三分地，迅速组织民团、警察及联防队员展开调查。但查来查去，几天过去，各地除抓获一批地痞流氓、游手好闲的无业者，以及参与造谣或聚众滋事、向史语所和同济大学发难的愚昧乡民外，并未发现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与事件指挥的线索。冷寅东听罢，尽管心有不甘，倒也算一块石头落地。在他看来，只要没有共党分子从中捣鬼，几个地痞流氓和无知乡民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与兴师动众。但既然已经兴师动众来到李庄，总得有所作为或动作，好给上司有个交代，于是冷寅东再次于南华宫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此时，傅斯年已抵达李庄并应邀参加了会议。除上次参加会议人员外，李庄的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慧，士绅李清泉、张访琴、罗伯希、王云伯等也应邀参加。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二，一是被抓人员如何处置；二是如何平息事态，消除谣言，体面地收场？

众人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直在桌旁默不作声的党部书记罗南陔突然起身道：“诸位，能不能容兄弟我说几句？”

人们停止了争吵，目光渐渐转了过来，主持会议的冷寅东望了罗南陔一眼，点头道：“好，好，下面听罗先生的高见。” [1]

罗南陔清了清嗓子道：“依兄弟愚见，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中既然没有共党异己分子，没必要非来个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老虎凳暂且放着备用，歉收之年，弄一罐辣椒汤也不易，还是留着给感冒发烧者喝吧。至于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吃人，在兄弟我看来确有其事，怎能怪罪乡民传播消息？”

话音刚落，南溪县县长叶书麟霍地起身，沉着脸，目光逼视罗南陔，厉声道：“南陔兄，你是不是昨晚猫尿骚儿喝高了，到现在还没醒，果真如此，我劝你还是到外面醒醒再开尊口吧。”

叶书麟冷不丁地横插一杠子，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众人望望罗叶二人，开始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罗南陔略做沉思状，微笑道：“兄弟我是不是喝多了，请县长大人听完我的话再下结论不迟。诸君子在李庄逛街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几家牛肉馆门前堆着牛骨头，不用查，馆子里肯定杀过牛。还有几家羊肉馆，门口也摆着一堆骨头，这个馆子几乎是天天宰杀羔羊。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室内室外摆着人头、人骨，还有完整的人尸体，这不是杀人、吃人是什么？诸位仁兄想想在下所言是否有理？”

“放肆！你这是哪家道理？分明是一派胡言！”叶书麟因一时摸不清罗南陔的真实意图，怕把事情搅得过于复杂，让自己这个父母官不好收拾，脸色铁青，怒气冲冲地对罗指责起来。

罗南陔并不理会这位县太爷的态度，依旧微笑道：“当然，兄弟我刚才所说，只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和看法，并不代表在座诸兄的心理。试想，这乡间农民整年在山中劳作，与水土树木、五谷杂粮打交道，哪曾见过这等风景？他们咋个晓得和理解这帮搞学问与教学的专家，是在研究古人类和解剖人体？因不晓得和不理解，就像在牛肉馆、羊肉馆门前看到的情形一样，误认为是吃人。常言道，不知者不为罪嘛，我说对抓起来的人没必要把他们按在老虎凳上捏着鼻子灌辣椒汤，搞得杀猪一样号叫连天。兄弟我的意思，除几个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混混，其他人想个法子，如按头捏鼻让其学学狗爬狗叫等教训一下就行了。至于那些不知内情的民众，兄弟我也有办法对付，古人云，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各自办个展览，把那些人头、尸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再做些适当的解释并发布，谣言可不攻自破矣！兄弟我的话完了。由于鄙人才疏学浅，见识不多，不当之处，兄弟自当谢罪。”罗南陔说罢，冲众人一一拱手，坐了下来。

会场一阵沉默，此前没有人会想到罗南陔说出这番颇具悬念与幽默感的话来，叶书麟更感到意外，顿觉尴尬万分，只好扭头咳嗽几声，故作冷静地点火抽起烟来。

冷寅东见众人沉默不语，把目光转向正含着烟斗喷云吐雾的傅斯年，微笑着以征询的口气道：“孟真先生，请谈谈您的高见吧。”

傅斯年与李济的冲突

李约瑟走后，李庄古镇复归平静，只是平静中更添了一分寂寞、孤独与忧伤。由于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活动空间过于狭窄，人文气息不断凋零飘散，终导致流亡此处穷困潦倒的教育、科研机构人员失去了初来时的热情与向心力，交往中渐渐互生芥蒂，变得冷漠，甚至成为仇寇。

“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29]，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后，陈寅恪前往任教时所作的诗句，借以形容当时的生活状况，知识分子面临的窘境，如七七事变前每月支350元薪的教授或研究人员，到了1943年，支取薪水按当时生活指数折算，只相当于战前的13.60元，且越往后折合越少，几乎形同一堆废纸。面对钱不再值钱，物价一日三涨，“中统银钞入手空”的残酷现实，国民政府决定对公教人员发放部分薪水，另一部分由食米代替，称为“米贴”。

1943年3月1日，在李庄的史语所人员都接到一张由会计室送达的表函，上书“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员及工役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前规定表式，即请尽速填寄处”[30]。通行了几千年的货币制度，如同滚滚流动的江河之水，在战乱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双重挤压下宣告枯竭，干枯的河床再度掀起漫天风沙，社会流通机制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商品流通的起点。史语所同人以及其他几家科研机构人员，以自己殚精竭虑的精神成果，换来的就只是一堆大米，且有一部分米总是散发着霉烂气味。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疾病，有的竟至一病不起，甚至登了鬼录。在昆明时经常与傅斯年就某一学术问题唇枪舌剑，并总占上风的史语所“勇士”董同龢，当年结婚时的皮鞋早已卖掉，穿一双自制的草鞋度日。1943年6月2日，他上书傅斯年，曰：“同龢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适值本所医师离所，闻本年曾订有临时辅助法，兹同龢之情形未悉仍能适用否，恳请设法予以救济。”[31]

董氏向傅斯年诉苦，而此时的傅氏已到了靠卖书生活的境地，可谓有苦无处诉。据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回忆：这个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可以想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而每次忍痛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家的燃眉之急，还周济史语所的下属朋友。在史语所董作宾家庭人口多，迁往李庄后，生活几无保证，傅斯年便拿卖书的钱给予接济。[32]

面对全所人员越来越艰难的生存条件与他们发出的“救济”呼声，向来“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忍辱负重，与当地政府饱食终日的官僚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傅斯年留下的遗物显示，这一时期，他曾用当地出产的竹纸亲笔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一封求助的长信，信曰：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33]

此种穷愁的生活与繁重的工作状况，使傅斯年高血压病再度发作，黑发急剧变白。当时在李庄史语所读书的青年学者王叔岷回忆说：“傅先生有时跟我聊天，忽然他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他叹道：‘唉！我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头发愈来愈白了，他说：‘我没有经过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34]许多年后，当王叔岷在台湾孤岛回望大陆并怀念李庄生活的时候，不无深情地说：“史语所及文科所，不是傅先生的魄力，哪能辗转数千里迁移至幽静的深山里，毫无空袭顾虑，为国家保全珍贵文物，更培养学术人才！一切烦恼困苦，傅先生一人担当，他又患血压高，焉得不速老！”[35]叔岷之言，确属实情，无怪乎李约瑟到来时，把只有47岁的傅斯年估成了55岁——这恰是傅斯年在台湾孤岛死去时的年纪。

面对板栗坳居住的一群男女学者兼老人孩子的穷困，傅氏在上下求索、四处声援救济的同时，不忘在得到点滴成果时苦中作乐，难得地幽上一默。王叔岷回忆说：“所中同仁都很清苦，很少肉食，有次傅先生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附一封信，托人带回来分赠同仁，要职位低人口多的，分得多。因此职位高的就不高兴，出怨言。傅先生附信中已经提前说：‘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骂。’傅先生就是这样风趣。”[36]

除了粮食物资需要“救济”，傅斯年更知道缺医少药的严重后果，稍有不慎，即致贻误人命。而此时，原来聘请的一位医生因无法忍受史语所的贫困，辞职远去，傅只好又从外边聘请一位姓张的医生来所为大家服务。但这位医生令所有人员大失所望。据石璋如回忆说：“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人、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人去看病，张都要说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所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37]

由于“开水先生”的看家本领就是“喝白开水一杯”，加之医疗条件太有限，史语所同人的病患越来越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9月23日，主持工作的董作宾向在重庆参加会议的傅斯年拍发急电，称：“（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南按：作铭，即夏鼐）先生病，陈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38]一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再次致电傅斯年：“弟目前经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经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39]董与吴的电报，都是恳请傅斯年尽快设法换医生和购买药品，以扼制病魔的无休止大规模侵袭蔓延。焦虑不安、坐卧不宁的傅氏尚未想出解决办法，史语所一组研究员劳榦的母亲又一命呜呼了。据李庄板栗坳一李姓姑娘在许多年后对前往采访的作家岱峻回忆：劳榦的妈妈劳婆婆是个小脚女人，从外地投奔儿子来李庄板栗坳时还看不出有多老，只是每走路颤颤巍巍的，嗜辣，讲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话。来李庄没几年就死了，是死于水肿。劳婆婆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样地胀。因他们的那个医务室没得什么药，医生只让喝开水。开水喝进去，肚子就更胀得不行，白受罪。没得法，就找我们给他扯草药。一篮篮的夏枯草、车前草、金银花，用来煎水喝。喝进去又拉肚，没得几天，一张脸全是绿阴阴的，瘦得僵尸样儿，可怜得很，他的儿子劳榦又着急又没得法。没几天老婆婆就躺在劳榦的怀里咽了气。看着人家把他妈装棺抬走，劳榦站在板栗坳口上哭哑了喉咙。那个可怜，连当地人看了也跟着流下了眼泪……[40]

在这种穷困哀苦中，傅斯年已被悲惨的现实折腾得精疲力竭。就在这一时期，因经济问题和沟通不畅，李济与傅斯年的公开冲突被引爆了。双方攻伐进退，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终于酿成了关涉多人与多个机关部门的“事件”或称“个案”。

在这一事件被引爆之前，傅斯年与李济之间曾有多次摩擦甚至冲突，但都很快平息，复归旧好。远者不必提及，即如1942年7月28日，李济突然给傅斯年一信，劈头质问：“有人告弟云：兄甚不满意考古组之工作，三组中没有一个人能写报告的。”傅斯年闻后“不胜其惊讶”，立即复信辩解：“弟对何人在何处说此，乞兄示知，弟当对质，以凭水落石出，看弟是否如此说。弟平素不听传闻，然此事既经兄提出，而语意诬弟甚重，故理当弄清楚也。三组工作情形，弟与兄常谈，与人谈，决不出与兄所谈之范围，且少得多，事实上亦只与董、梁二公谈而已。所谓写报告一事，弟平日一惯[贯]主张在发掘报告中少牵引他事，少发挥，一向如此。犹忆写《城子崖》时，弟主张不涉及历史部分，不在报告中与Andersson等书比较。”又说：“弟很觉得在三组青年同事中，写报告之技术尚待陶镕，‘吴、石二位目下似均不能独立写报告’，此乃弟近因梁病，而与兄谈过数次者也。我们谈这些事时，并无不同意见。然则此说必有传闻之过。兄勿介意，亦当信弟之无此言也。”傅斯年补充道：“谓吴不能写报告（弟对兄等说过数次），谓石以不能看外国报告而吃亏，云云，亦并不因此而抹杀其长处。”[41]

信中提及Andersson，指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吴，指史语所三组技正吴金鼎；石，指史语所三组副研究员石璋如。傅斯年写毕此信六天后的8月3日，再致李济一函，谓：“前兄手示某君谓弟说三组如何如何，次日兄告弟云，是彦堂所说，弟当询彦堂何时说，彦堂坚不认他曾向兄说此。我说：‘我并无兴趣你说此事否，问题是在乎我向兄说此与否？’此则彦堂固谓弟未说也。此事不必小题大做，请彦堂为我出一证明书，只待我们三人在一处时，再证明我未说此可耳。”[42]

这一或许是因传言过程中误听误判，差点引起大风波的口舌，经傅斯年如此一解释，便不了了之，傅李二人复归以前合作状态。到了1943年夏天，为傅斯年查看照相室以及木工领米贴事，傅、李矛盾骤起，双方书信来往，火气越来越盛，事情越闹越大且呈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前言/序言

序言：长沟流月去无声

李光谟

岳南先生描写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长篇纪实文学即将付梓，约我写一篇简短的序文。我对文学没有研究，但由于这部描写科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真人真事，书中记载的人和事我略知一二，作为在抗战中流亡祖国后方并在李庄生活了六年的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科学界、教育界人士纷纷南迁。随着淞沪抗战炮声响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等科学机关、教育机构，也相继开始了西迁历程。当时家父李济服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个重要学术机关，也在炮火硝烟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时我是一个少年学童，对时局并没有多少认识，但从长辈们严肃紧张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还有与平时大不同的言谈举止中，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强寇压境，血与火的战事即将在南京拉开大幕的前夜，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进行的搬家是匆忙的，经过众多人手不分昼夜的努力，史语所尤其是考古组多年积攒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全部原始记录都装箱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敌机呼啸、炸弹纷飞中，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从上海与南京运载的机械设备与珍稀物品，争相向西南大后方运送。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百感交集，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随着上海和南京沦陷，日军步步进逼，西迁的机构在长沙只停留了三个多月，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与中博筹备处，连同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又开始向桂林、昆明一带迁徙。此时，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因院务羁绊，把史语所事务委托李济负责。这次搬迁可谓是极其艰巨的工作，但总算安全抵达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狂轰滥炸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加之滇越线吃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不得不再次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我们全家随所一同入川，在扬子江尽头的李庄镇羊街一个院落住下来，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京。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书剑飘零的岁月，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迁入四川，当地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而李庄人的慨然相邀与热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得以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原本籍籍无名的李庄镇，迅速成为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与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中国的人文学术与新式教育在西南部这个乡村古镇得以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迁入李庄不久，我得天时、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书，两年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继续我的学业。

听说早先李庄镇在川南一带是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川南物资集散地，过往商贾络绎不绝。或许由于这些条件，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规模庞大的庄园式建筑应运而生。也因了这些便利条件，才有了战时一万多“下江人”云集而来的机缘。不过当我们到来的时候，由于连年的战乱，古镇已趋于衰落，往日的繁荣不再，应该说是比较偏僻和闭塞了，特别是医疗条件很差，当地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治疗。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都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林梁二人长期卧床无法工作，而沈性仁——这位民国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战未结束就病逝了。当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虽有医学院并有高明的医学教授，但终因没有药物为病人治疗，医术再高明也无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还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教授也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在昆明与李庄病逝。她们患的并非疑难重症，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相应的药物治疗，致使她们过早离开了人世。此事的影响远超出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前几年我回了一趟李庄，有几位青年朋友和我谈起当年迁来的学术大师，说如果陈寅恪大师也来李庄的史语所住上几年，那这个文化中心的分量就更重了。其实说者不知，陈寅恪原本是要奔李庄来的，据陈先生的长女流求女士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抗战时期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逃出返回内地时，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语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庄的准备。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当时身体条件极坏的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入川后直接从重庆过内江去了成都。自此，李庄与这位学术大师失之交臂。

岁月如梭，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当年迁往李庄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读这部作品，我感触良多。此前，我与岳南有过一些交往，知道他在二十几年中一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写中国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几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与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明显是以李庄的人文历史为主轴，对相关人物命运多侧面地加以铺排和描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需要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与相关人物背景、生活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要写出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值得庆幸的是，岳南通过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对李庄当地人文历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在大陆和台湾两地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相互校对考证之后再加以书写，这样写出的历史事件与逝去的人物就与向壁虚构的完全不同了。我在读完初稿后深为感动，尤其看到那些历尽劫难、九死一生、我熟识或不相识但闻其名的老一代学人，在走出李庄后于政治风云变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况与悲怆命运，当然还有李庄本土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物所遭受的人生际遇，禁不住唏嘘叹息，为之扼腕。或许，这部作品向人们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如同林徽因诗中所述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谨抄录宋人陈与义词《临江仙》一阕，以结此序：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李光谟，1926—2013，李济之子，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1940年至1946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国大地上，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然而，就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一群中国知识巨匠，选择将中国的文化薪火，安放在了四川李庄。这本《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便是一次对那段历史的回溯，一次对那些“先生”们的致敬，一次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深情探寻。本书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一次充满温度的叙事。它以鲜活的笔触，勾勒出李庄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孤岛”的独特面貌。在这里，一群胸怀家国的学者，怀揣着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学校、整理古籍、研究学问，将中国文明的根脉，深深地扎入了这片土地。走进那群“先生”的精神世界：书中，你将有机会近距离地认识那群塑造了中国现代学术格局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大学的脊梁，是民族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时代的脊梁。历史学家们：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孜孜不倦地梳理中华文明的脉络。他们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更是对未来民族精神的唤醒。文学家们：在枪炮声中，他们用文字构建起精神的避难所，用诗歌和散文，记录下时代的悲欢离合，也孕育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哲学家们：他们在困顿中，思考民族的命运，探寻民族精神的本质，为正在遭受苦难的民族，提供精神的灯塔。科学家们：即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环境下，他们依然坚持科学研究，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本书将通过生动的细节，展现这些“先生”们如何在简陋的教室里讲授，如何在借来的书桌上伏案，如何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着对学术的热忱和对国家的热爱。你将看到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他们之间的相互扶持，以及他们面对国家危难时的那种坚韧与担当。李庄——文化避难所的鲜活记忆：李庄，这个原本宁静的小镇，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成为了中国文化重要的保存地和传承地。本书将细致地描绘李庄的地理风貌，它如何成为知识分子避难的港湾，又如何因为他们的到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术机构的迁徙与重建：硝烟弥漫中，多少珍贵的学术机构被迫迁徙，而李庄，便是其中一些机构得以延续生命的重要之地。本书将讲述这些机构在李庄艰难重建的过程，以及它们在那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在战乱的背景下，这些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解决温饱？如何排遣思乡之情？本书将通过大量的史实和鲜活的记述，还原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真实的生活图景，让你感受到他们的不易，也更加敬佩他们的选择。文化火种的传承：正是在李庄，中国的经典著作得以被整理、校订、研究和出版；正是在李庄，无数年轻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未来建设国家的中坚力量。本书将深刻揭示李庄在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方面所扮演的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附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这本书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其附赠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董作宾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甲骨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认知。这枚书签，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文具，更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董作宾先生亲笔书写的甲骨文，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和对中国古文化的深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随身携带这枚书签，仿佛就能与这位伟大的学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那份对文字、对历史、对民族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它将引领你走进那些早已远去的年代，感受那群“先生”们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刻，如何用他们的智慧和毅力，为中华文明播下希望的种子。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追溯，更是一次关于文化生命力、知识分子担当以及民族精神力量的深刻思考。《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将是一本让你沉浸其中，感悟历史，重拾文化自信的读物。它将让你明白，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总有人在默默地守护着文明的火种，而正是他们的坚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辉煌。

用户评价

评分☆☆☆☆☆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个书名，本身就自带了一种文学色彩和历史厚度，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时光的大门。我一直对那些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默默坚守着文化薪火的人物充满了敬意，而1940年代，无疑是中国文化面临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这本书将焦点锁定在“李庄”，这个地名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承载了无数知识分子的迁徙、坚守与创造。书名中的“先生”二字，饱含着一种温润而崇高的情感，让我好奇书中描绘的究竟是怎样一群人物，他们是如何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的热情，对文化的执着。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他们的学术追求，他们的生活点滴，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根”字，更是点明了这本书的主旨，它不仅仅是记录一段历史，更是要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以及在动荡年代，文化生命力是如何得以维系和延续的。而随书附赠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是让我惊喜万分。董作宾先生是中国甲骨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探索。他的书法，一定充满了古朴苍劲的魅力，将这份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传承感，以一种直观而美好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与书中探讨的“文化的根”的主题，形成了完美的呼应。这本书，在我眼中，是一次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深情回溯，是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虔诚求索，也是一次对那些默默奉献的文化先驱们的深刻致敬。

评分☆☆☆☆☆

读到这本书的名字，我首先被一种浓厚的历史感和人文关怀所吸引。“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叙事的张力。它不是简单的陈述，而是带着一种追寻的意味，去寻找“那时的先生”们，去探究他们在1940年代那个动荡的年代，是如何将中国文化的“根”扎在李庄这片土地上的。我立刻联想到那个年代的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知识分子为了保存和传承文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李庄，这个地名，对于许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坚韧和希望。我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更多的是关于那些在时代洪流中，依旧坚持着文化理想和学术追求的“先生”们的精神写照。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学识，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附赠的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是让我觉得物超所值。董作宾先生作为甲骨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本身就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明印记，而他亲笔的书法，更是将这份古老文明赋予了生命和艺术的魅力。这不仅仅是一件赠品，更是这本书主题的绝佳补充，将人们的思绪从现代的文化传承，引向更悠久的中华文明源头。这本书，就像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那段历史的真实，感受那份在困境中不屈的文化精神，品味那份古老文字的独特韵味。

评分☆☆☆☆☆

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召唤。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几个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好奇心。“李庄”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一股沉甸甸的分量，它是抗战时期无数流亡学者和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更是他们继续传播薪火、维系文化命脉的重要阵地。我一直对那个时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所展现出的精神力量深感敬佩，而这本书似乎将这份敬佩的对象具体化了——“那时的先生们”。我设想，书里一定描绘了他们如何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学术研究，甚至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孕育而出。他们的坚守，他们的执着，他们的智慧，无疑是中国文化在最艰难时刻最宝贵的财富。而且，书名中的时间跨度“1940—1946”，精确地指出了这段历史的焦点，让我对书中的内容有了更清晰的预期。附赠的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书签，更是让我眼前一亮。董作宾先生作为甲骨学大师，他的研究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而他亲笔的书法，更是将这份历史的印记，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张书签，更是一件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珍贵物件。我相信，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李庄，更是关于那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是关于中国文化如何在逆境中顽强生长的生动教材。

评分☆☆☆☆☆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个书名，就像一首悠扬的古曲，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唤醒了我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浓厚兴趣。我一直觉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往往在最严峻的考验中才能真正显现，而1940年代的中国，无疑经历了这样的考验。这本书将目光锁定在李庄，这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我想象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相对平静的“避风港”，他们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又如何将中华文化的薪火传承下去。书名中的“先生”二字，带着一种深沉的敬意，我期待书中能够描绘出这些文化巨匠们，他们鲜活的面孔，他们不屈的精神，以及他们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希望能够感受到他们在那段岁月中，内心的挣扎与坚持，他们的智慧与风骨。附赠的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是让我惊喜不已。董作宾先生是甲骨学领域的泰斗，他的研究本身就连接着中华文明的源头，而他的书法，则是将这份古老文明的魅力，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得以升华。这不仅仅是一张书签，更是一份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象征的珍贵物件，它与书中的主题——中国文化的根，形成了绝佳的呼应。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是一次对民族文化脊梁的深刻探寻，更是对那段峥嵘岁月里，知识分子崇高精神的一次致敬。

评分☆☆☆☆☆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个书名，瞬间就点燃了我对那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浓厚兴趣。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其最宝贵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最艰难的岁月中。194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社会动荡，物资匮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依然有人能够守护和传承文化的命脉，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李庄，这个地名，对于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无疑是承载了无数文化精英的避难所和学术重地。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是哪些“先生”们，聚集在李庄，又是如何以他们的智慧和坚韧，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埋下了宝贵的种子。书名中的“先生”二字，饱含着一种深沉的敬意，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挖掘这些文化巨匠们的学术思想、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附赠的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是让我眼前一亮。董作宾先生作为享誉国际的甲骨学大师，他的研究是连接现代与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桥梁，而他的书法，更是将这种连接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得以体现。这不仅仅是一张书签，更是一份珍贵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中国文字的古老根源，也象征着这本书所要探讨的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我相信，这本书将为我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在逆境中顽强生命力的窗户，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根”的意义。

评分☆☆☆☆☆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几个字，像一块饱经风霜的古玉，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历史厚重感和人文温度。我一直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是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是无数人心中的阵痛，也是无数精神火炬闪耀的时代。这本书，以“那时的先生”为切入点，将目光聚焦在李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这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我好奇，在抗战最艰苦的那些年，那些被称为“先生”的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在物质匮乏、战乱频仍的环境下，依然坚持着学术研究，守护着中国文化的火种。书名中的“根”字，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追溯本源、探寻生命力的意味。我想，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更是一次对那些在逆境中坚持文化理想的先辈们的精神致敬，是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深刻解读。附赠的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是让我眼前一亮。董作宾先生是甲骨学研究的巨擘，他的研究本身就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智慧与文明，而他的书法，更是将这份古老文明的韵味，以一种极具艺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张书签，更像是一把钥匙，它将人们的思绪引向中国文字的源头，也与书中探讨的“文化的根”这一主题，产生了绝妙的共鸣。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对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一次对历史真相的庄严还原，也是一次对先辈精神的深切缅怀。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在众多书籍中，显得格外有分量和深度。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名，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引子，引导读者去探索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意义的主题。我对“那时的先生”这个提法非常感兴趣，它暗示着一群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群像。而“1940—1946”的时间跨度，则将这段历史聚焦在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这无疑是观察中国文化韧性和传承的最佳视角。“李庄”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所在，更让我对书中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想知道，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孕育了如此重要的文化成果，又是什么样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书名中透露出的“根”这个字，极具象征意义，它代表着文化的源头、生命力以及可持续性。我相信，这本书会深入挖掘那些在艰苦环境下，知识分子如何维系学术传统、创造新知识，并将之传承下去的故事。再者，附赠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简直是点睛之笔。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本身就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紧密相连，他的书法，更是将这份古老的文明气息，用一种极具艺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张书签，更是一个连接古代与现代、学术与艺术的载体，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对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入探寻，是一次对先辈精神力量的致敬，也是一次对文化传承价值的深刻反思。

评分☆☆☆☆☆

当我看到“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这个书名时，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情怀油然而生。1940年代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为了保存和传承中华文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李庄，这个地名，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承载着无数历史记忆和文化传奇的圣地。书名中的“先生”二字，饱含着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传承者的无限敬意，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究竟是哪些“先生”们，在李庄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浇灌了中国文化的“根”。是那些从沦陷区撤离的大学教授，是那些在烽火中依然坚持创作的作家，还是那些致力于古老文明研究的学者？我想，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梳理，更是对这些“先生”们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他们如何面对困境，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将中华文化延续下去。而随书附赠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像是点睛之笔。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本身就是连接中国现代与古代文明的重要纽带，而他的书法，更是将这份连接赋予了生动的艺术美感。这不仅是一份精美的赠品，更是一份象征，它代表着中国文字的古老源头，也象征着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本书，无疑是一次深入的文化探寻，一次对民族精神的致敬，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追溯。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 “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瞬间就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历史的好奇和对知识分子的敬仰。我一直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体现其精神内核的，往往是在最艰难的时代，那些为文化薪火相传而奋斗的人们。而19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文化的根”，并且是在“李庄”这个地方，这本身就充满了故事性。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究竟是哪些“先生”们，在李庄这个相对偏僻的地方，如何孕育和坚守了中国文化的命脉。是那些从各大城市迁来的大学教授？是那些在战火中坚持写作的作家？还是那些致力于古老文明研究的学者？书名中的“先生”二字，充满了尊敬和人文关怀，让我对书中的人物形象充满了期待，我希望看到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文化巨匠们，而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再者，附赠的董作宾先生甲骨文书法精美书签，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在学术界堪称泰斗，他的书法，一定饱含着他对中国古老文字的深刻理解和艺术造诣。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赠品，更像是一个引子，将人们的思绪引向更深远的中国古代文明，也为这本书的主题增添了一层历史的厚度和文化的底蕴。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读物，更是一次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追溯和致敬。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着实吸引了我。“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光是这个标题，就勾勒出了一幅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画面。我一直对那个动荡年代的中国文化发展充满了好奇，尤其是西南联大那段艰难却又辉煌的岁月。这本书将目光聚焦在李庄，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在那样的战乱背景下，知识分子是如何维系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命脉的。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许多画面：简陋的教室，饥饿的生活，但精神却依然昂扬的学者们，他们如何在烽火硝烟中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他们的思想和研究又为后来的中国文化埋下了怎样的种子。书名中的“先生”二字，更是饱含敬意，我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枯燥的历史陈述，更是对那些风骨犹存的文化巨匠们的回忆与致敬。而且，还附赠了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书签，这简直是锦上添花。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卓著，他的书法也必是古朴苍劲，将这份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传承感具象化。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这本书，去感受那个时代，去聆听“那时的先生”们的故事，去探寻中国文化在李庄扎下的深厚根基。这本书仿佛是一扇窗，让我得以窥探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那份在逆境中绽放出的文化力量，以及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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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的书，写的很好，很真实，很能吸引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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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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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一些名家作品，准备老来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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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一本书，可以了解那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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