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
评分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评分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评分 评分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评分第四窟,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520~525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评分 评分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评分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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