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
评分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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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
评分第四窟,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520~525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评分昙曜五窟
评分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3]
评分第3窟
评分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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