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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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无法昏睡和假寐。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
这本《鲁迅的最后十年》里，林贤治阐释的反抗与斗争，更侧重于社会政治方面。基本思路依照着与国民党、左联以及青年的论战而写，包含鲁迅对各个派别言辞的抨击，其中又对理论多有论述，诸如专制、集权、书籍审查制度、人权、国家、民族等一系列词语，不单有鲁迅对这些理论的看法，兼而引述了很多西方学者的研究。
全书文字张弛有致，充满了内敛的激情，那种深藏于语言深处的绵密情感，偶尔露出峥嵘一角，就能击中读者心灵。
内容简介
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这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的反抗哲学。林贤治编著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以史学家的视角叙述了鲁迅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是他最光辉灿？的十年，也是永不灭的十年。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他常感叹中国人的健忘。对于“集体记忆”，不是国家有意识地使之遗忘，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的遗忘，因此，他觉得十分有必要与强大的遗忘倾向作斗争。在中国知识界中，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因此在一生以专制政府为目标的、没有任何援手的、充满各种风险和干扰的斗争中，需要他特别的勇敢和坚毅，《鲁迅的最后十年》便记录了鲁迅最后十年的各种经历和文学创作。
作者简介
林贤治，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文版、韩文版）等。主编《20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流亡者译丛》、《人文随笔》等丛书丛刊多种。目录
引言国民党“一党专政”
反？学：“革命文学”
自由与人权
书报审查制度
专制与改革
知识分子的内战
国家、民族、统一问题
精彩书摘
国民党政府的？立，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整体的政治文化格局。正如齐格蒙·鲍曼说的，“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既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从这时候开始，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在维护还是对抗强权统治，加强还是削弱政府的力量这一基本主题下展开。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旨在破坏偶像，提倡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一时间，几乎使所有的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变做了激进主义者，但是，以陈独秀和胡适的个人行为为标志的内部分化很快出现了。陈独秀开始组党，按照“民主”的思路，试图发动和掌握多数。胡适一则踱进研究室，发扬“科学”，“整理国故”；一则创办《努力》周报，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胡适的好友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倾向于维持现实政治，这批基本上由学者教授组成的撰稿人，在学潮面前竟然压制学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顽固对抗新文化运动的，以梅先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与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在知识界影响日渐扩大的“现代评论”派在维护传统、权威、秩序的前提之下，变得一致起来。这批人物都是有着共同的留学欧美的文化背景，被后来的学界尊之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要求的唯是受政府保护的、规范的、有限的自由。
还在北伐战争进行途中，国民革命的势力日渐壮大的时候，现代评论派即开始移师南下。鲁迅最早注意到这种情况。这批对政治权力怀有兴趣的人物，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党治与民治》《党治与舆论》《党治的铁律》、《国民党目下的机会》等文，赞成清党，赞成国民党的“舆论一律”，表示效忠于新政府，做政府的“诤臣”。？于胡适，他的倾向国民党政府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如朝见末代皇帝溥仪，参加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在与政府的合作问题上与现代评论派引为同调，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转向在人格上思想上的基础。1925年南下时，他也曾在政治上有过亲俄和亲南方集团的表示，而这时，对五四的阐释也从反传统的个人立场转向强调“民族”和“传统”的方面。周作人曾经指出过，胡适对于清党的态度是保持“当世明哲”的身份，而对杀人“视若无睹”。胡适则说，国民党的清党行为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支持，新政府“是站得住的”；而有了他们的道义力量的支持，政府便？以获得“我们的同情”。1928年，他到了南京，发现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为国民党所用，在5月19日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上，他发表讲话，要求政府“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从此，他和他的朋友们致力于加强国家权力的建设，宪政建设，恢复和巩固为五四所破坏的实际上已经变得松弛了的统一的旧秩序。
知识与权力的重新结盟，开始时不免有点暧昧；1929年，一度出现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由胡适带头，以《新月》杂志为中枢而发动的所谓“人权运动”。自由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然兵戎相见了。
大约胡适觉得连他要的“一点点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特别在3月下旬，上海特别市代表、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在报上刊出以后，他随即给老友、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信，另将信稿写给国闻通讯社，被检查者扣留，于是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算是带头发难。文章开始便质疑4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的关于保障人权的命令，指出命令中所规定的“自由”是不明确的，所谓“依法”是不具体的，而且政府或党部的非法行为并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有“很重要的缺点”。他建议，必须制定宪法，以确定法治基础，保障人权。同期还刊出罗隆基的《专家政治》，强调说，“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接着，《新月》第三号以头条发表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在第四号上面，胡适又发表了两篇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和《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此外，还刊登了胡适和汪羽军、诸青来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文章。胡适在文章中把国民党的“根本大错误”引向孙中山，再三强调“约法”与“专家政治”，咄咄逼人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到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他要的是专家治理“党国”，而这批议政的专家，显然已经站在政府的门槛外边了。
文人的这种不顾体面的挑衅是不能容忍的。政府当局一方面由宣传机关组织御用文人反击，一方面通过党部向胡适直接施压。8月至9月间，上海特别市党部接连开会，？过决议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销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全国许多省市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地的党部先后呈请中央，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中央有关部门及政府也都向胡适发出警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于10月4日签署了教育部训令寄给胡适。胡适也不买账，随即将部令退回。继《新月》第四号遭到查禁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亲自挂帅，集中人马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大报批驳胡适，另外还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同人进行了还击，刊物第五号发表罗隆基的长文《论人权》，六、七号合刊上还刊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以及《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等，文章更为集中，措词也更为激烈。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胡适亲自作序，交新月书店出版。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密令，查禁并焚毁《新月》六、七号合刊；5月3日，上海市党部又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罗隆基于11月4日被捕，胡适则在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后，于年底离开上海，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好在政权刚刚建立，控制未及完善，大知识分子尚可相对自由流动，胡适也因此得以成为漏网之鱼。
对胡适来说，当然及时表态也有关系。他在主动撤离火线后，很快发表题作《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提出中国目前的“五大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它们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可打倒的，从而呼吁“不满意于现状的人”，“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所谓“自觉”，就是说，“替社会国家想出路”，“寻一条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办法”，“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在这里，胡适明明白白向政府表示？第二种忠诚”。其实，早在《人权论集》序言中，他已经做出这样的表示，只是操刀者不加细察罢了。他那时便说：“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他以明末周栎园著的《栎园书影》中的鹦鹉自况，说是当此“大火”的时候，“实在不忍袖手旁观”；又说，“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点谴责而已”。
当时，即有读者致信胡适，说，“《人权论集》不但不是要加害于党国的宣传品，依我看，倒能帮助党国根基的永固”。正因为有了这种向党国效忠的立场，所以，胡适的论人权的文章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批开明的党内元老的赞赏，能为汪精卫等改组派所利用。在胡适本人，也是乐于做“思想上的诸葛亮”，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就在组织“平社”的时候，他一面同来华的英美政治家商讨“中国问题”，一面为财政部长宋子文设计政治改革方案。他怂恿宋子文出面领导政治，甚至代宋子文起草辞职电报，积极充当智囊角色。所以，他最后能为蒋介石所罗致，成为“廷臣”，不是偶然的。他向宋子文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日记中总结道：“近来与人谈政治，常说：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
对于英美派文人学者，鲁迅一直是有看法的。现代评论派曾？是他在北京时期的死敌，他们与新月派虽然挂的是两块招牌，其实是一彪人马，而且都是认同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月派关于“人权”言论引发的风波，在鲁迅这位旁观者的眼中，不过是主人与奴才之间的一场误会，一场无谓的吵闹而已。在当时的知识界，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过如此独到的、深入的、准确的观察，足见中国的知识者整体是怎样的一种奴态，从经验到理性，是怎样的贫弱，而又互相脱节。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一个人的鲁迅系列：鲁迅的最后十年》，这个书名本身就勾起了我对鲁迅这位文坛巨匠晚年生活的无限遐想。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往往是其思想和情感最集中的爆发期，也是最能体现其人生哲学和精神高度的时刻。我迫切地想知道，在这最后的十年里，鲁迅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他是否在回顾往昔时，有过一丝的释然，或是不甘？他的笔尖是否依旧锋利，还是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书中是否会深入描写他与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那些深刻的对话，那些思想的碰撞，是如何在他最后的生命旅程中留下印记的？我更期待的是，书中能揭示出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他如何面对疾病的折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他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思考。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阅读历史，更像是一次与灵魂的对话，一次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它有望让我更深刻地理解鲁迅这位伟大的先行者，以及他留给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
评分这是一本仿佛带着温度的书，从《一个人的鲁迅系列：鲁迅的最后十年》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凝视。鲁迅，总是带着一股不妥协的倔强，而“最后十年”则如同时间的滤镜，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人生定格在一个充满深刻意味的时刻。我很好奇，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创作是否依然饱含激情，还是多了几分对生命本质的洞察？书中是否会描绘他与家人、朋友之间那些细微而又真挚的情感交流，那些平凡的生活细节，是否能折射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我尤其想了解，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鲁迅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他对新中国的诞生是否有着某种预见，又或者是有着怎样的期待与忧虑？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了解一位文学巨匠的生平，更是一次关于勇气、关于坚持、关于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的深刻启示。它让我有机会去触摸历史的脉搏，去感受一个伟大灵魂的温度，去理解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精神的力量。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久久不能平静。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更加动人的鲁迅。《一个人的鲁迅系列：鲁迅的最后十年》，顾名思义，聚焦的是鲁迅生命中那段至关重要的晚年时光。这段时间，我想象中应该是充盈着对过往的回顾，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某种希冀或绝望。作者是如何捕捉到这些细微的情感流动的？是通过文献考证？是采访亲历者？还是通过深入解读鲁迅的遗作？我非常想知道，在这最后的十年里，他的身体状况如何？疾病是否真的成为了他精神的枷锁，还是反而激发了他更强烈的反抗？书中是否描绘了他与年轻一代作家的互动，他是如何看待后继者的？他是否感受到了时代变革的阵痛，又是否对未来中国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期许？我特别关注那些他个人生活中的片段，那些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那些平凡而又闪耀的瞬间，它们是如何汇聚成他晚年生命的光辉的。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鲁迅的全新视角，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文学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考的凡人。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文学的分量：《一个人的鲁迅系列：鲁迅的最后十年》。提到鲁迅，总会让人联想到他犀利的笔锋，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以及他对黑暗现实的无情批判。而“最后十年”，更增添了一层宿命的色彩。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浩瀚的史料中，提炼出这段时间鲁迅的独特印记？是否触及了他晚年创作的转型，他的思想在经历风雨之后，是否变得更加圆融，还是愈发激进？书中是否会描绘他在社会动荡不安时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选择？那些关于他的爱国情怀，他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他与党派、与文化界的复杂关系，在这最后的十年里，又将以何种面貌呈现？我期待着书中能够展现出鲁迅在逆境中的坚韧，他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以及他对文学、对真理的永恒追求。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位伟人的纪念，更是一次对人性深度和历史厚度的探索，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位伟大的灵魂，理解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评分这是一本让人沉思的书。初次翻开，就被书名《一个人的鲁迅系列：鲁迅的最后十年》所吸引。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他的名字本身就承载着无数的情感和历史的重量。而“最后十年”，更是充满了岁月的沧桑与生命的痕迹。读这本书，就像是走进了一段被时间精心珍藏的尘封记忆，去感受一个伟大的灵魂在人生暮年如何继续燃烧，如何用笔尖划破时代的沉寂。我尤其好奇，在这最后的十年里，鲁迅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他的创作是否也因此呈现出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面向？那些被历史洪流冲刷的岁月，究竟在他的笔下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书中是否会描绘他与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那些跌宕起伏的对话，那些激烈的思想碰撞，又会是如何塑造他最后的精神世界？我期待着书中能展现出鲁迅内心深处的挣扎与坚持，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支撑他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力量源泉。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位文学巨匠的回顾，更像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邀请，一次深入灵魂的探索。
评分无可置疑，鲁迅从骨子里是一个坚定的斗士，虽然他彷徨过，但他始终为国民灵魂的健康而呐喊、而斗争。每每遇到国民的劣根性，他总是在夜里，尤其是上海最后十年的夜里，摩擦这投枪和匕首，管他是何阵，且投出去，搅他一搅，闹出些动静。他是硬的，又是软的。硬到死后的“一个都不原谅”，软到对青年的步步退让。
评分在讲到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作者写到，由一党专政所确立的党权政治，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普选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两种权力源——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评分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无法昏睡和假寐
评分喜欢林贤治这个作者，尤其是他鲁迅研究方面的作品。
评分除去国民党政府，鲁迅对所谓同人，即那些文人，如创造社、新月社乃至左联等人，也毫不留情，鲁迅在《革命文学》中說，“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他骂创造社的那些人写的所谓革命文学“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装瓶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
评分不错，可读性很强 ，包装也很好
评分而在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实行一党专政时，各个报纸、御用文人就论证了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符合国情的，并且认为，国民党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你可以将这个词换为专政），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具有某种代表性，这样，由党和国家施行的种种强制性措施，根据定义也就不再能解释为压迫了。这样的语调你熟悉么？
评分鲁迅对政治体制的形式并不十分看重，他注重的每个人思想的觉醒。在他看来，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制和各种独裁制度相比，两者完全有可能达致相同的效果，即“形式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中远非理论认识的那么重要”，而从那时起到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如果缺乏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则很容易为打着各种民主旗号的政党和领袖所利用，或者自愿“与国民合其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专制。
评分当然，我并没有否定这种行为的意思，只是表述一个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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