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历史爱好者、新闻从业人员 以一个独立报人的眼光,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新闻事件。材料翔实丰富,既有主流的史料,也有民间遗存,如当年围城里未能邮寄出的家书。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解读新闻事件背景,知晓“大江大海1949”的历史结局。
内容简介
《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作者以一个三十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20世纪40年代那些曾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等,从源头到其背后以及其造成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意义,对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史实。
作者简介
蔡晓滨,媒体人,供职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著有随笔集《美国报人》《中国报人》《幽暗的航行》等。
内页插图
目录
长河浪花(代序)
中原饥馑
访问延安
公债舞弊
东北劫掠
重庆谈判
沈崇事件
呼吁民主
长春之围
上海“打虎”
从细节看“大江大海1949”(代跋)
精彩书摘
中原饥馑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上个世纪的中国,物产贫瘠,生活困顿,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馑、瘟疫、天灾、人祸,本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对这场天灾人祸愤恨不已,称之为“水旱蝗汤”。《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张高峰在通讯中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具客观和公正。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社评中说:“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如芒刺在背,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
白修德天生是块干记者的材料。此人其貌不扬,小个子,大脑袋,一点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俊和轩昂。是的,他是犹太人,来自东欧的新移民。白修德的父亲戴维·怀特于19世纪只身来到美国,那时的怀特,除了一腔热情,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他最初当小贩,沿街叫卖报纸和香烟、火柴等等小日用品,同时自修英语,还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免费法律学校。最终,戴维·怀特成功了。他去了波士顿,当了律师。他坚信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应当得到提升。他关注一贫如洗的当事人,常常为他们免费辩护。因而,尽管怀特从事的是一件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工作,但他自己却常常挣不到钱。白修德就是在这种窘迫家庭生活中长大的聪明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像父亲一样当起了报童,挣取家里的一份费用。中学毕业时,他考上了哈佛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报纸学会也颁发给了他一笔报童奖学金,两笔钱加起来,刚好四百元,正好够了哈佛的学费。白修德兴冲冲地去哈佛报到入学了。当然,他明白,他不能住在学校里,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享受学校的舒适寝室,优雅的餐厅和烛光摇曳的酒吧。这需要很多钱。白修德的父亲拿不出这笔钱。白修德怀揣着一张月票,白天来哈佛上课,傍晚下课便乘地铁回家。哈佛的历史上,还极少这种“通勤”学生。白修德明白,没有那两笔奖学金,他连哈佛大学的门都进不了。只要能在这里读书,揣着月票每天跑路有什么不可以呢?
……
前言/序言
长河浪花(代序)
像传说中的神灵撒豆成兵一样,历史老人将发生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关于人类和社会的事件,貌似不经心地撒在了这个星球的各个地方。事件和事件之间,看似互不关联,毫无瓜葛。若干年后,时空穿越了长长的隧道,蓦然回首,你会发现,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一条神秘莫测的纽带连接着。这些事件像标志一样立在那里,让我们回望来路时,有一种标定路径的感觉。事实上,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变局的前奏或是历史行进的拐点,只是当时之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罢了。俄罗斯诗歌皇后阿赫玛托娃,生逢乱世,迭遭厄运,但她从来没有低下她那高傲的头颅,她自信而不屈地挺立着,以高贵的品质迎击着命运的挑战。她感动了以赛亚·伯林。伯林用哲学的语言描绘着对阿赫玛托娃的赞誉:“对个人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 早在1919 年,阿赫玛托娃就陷入了对“好时代”“坏时代”的深深质疑。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这个时代比过去坏在哪里?也许,在这痛苦与不安的世界上它触发了最可怕的、也是无法医治的瘟疫。西方,太阳正当空照耀,城市在阳光里沐浴,可这里,白色的楼房被钉上了十字架,
乌鸦们呼之而来,它们群起……
在阿赫玛托娃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十多年后,关于“好世界”与“坏世界”的诘问,同样提到了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的面前。梁济用他的全部思考和生命,拷问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个世界会好吗?”嫉恶如仇的傅斯年对政府的毫无作为深感失望并痛恨不已,他从不掩饰对官僚的鄙视和对公正媒体的向往,他力劝他的老师胡适,“与其当官,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冯友兰书引《左传》之语,谓学生读书和从戎都是救国,只要做得好。“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中国近代史的拐点,出现在20 世纪40 年代那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时间之中。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战乱和动荡罹患的磨难、惊悸、恐慌、沉浮中苦挨岁月。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能体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抑制不住怦然升腾的心跳,一掬辛酸泪,为我们的民族哭泣,为我们的人民哭泣……一个政权的垮台,必定是天怨人怒的结果。“遭天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恶劣政权和政府最大的蔑视和最狠毒的诅咒。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一个该遭天谴的政权。因为,在它执政的后期,它已经将自己集团的局部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它已经将它辖治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不管不顾。1942 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饥饿而死的人民据说有300 万之众。这一年,河南春旱,麦收不足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入秋又三月不雨,秋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大旱之后飞蝗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荒芜;而沿黄各县夏季又遭河水溢堤,家陷汪洋;国民党河南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又以抗战之名,强征军粮,课税依然。河南人民沦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人民咬牙切齿,痛恨这“水旱蝗汤”几重灾难。能与“天灾”并列,这汤恩伯的“人祸”之恶,也算是史上有名了。而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的,居然是一位美国记者——白修德,从中折射出的许多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复兴建国热情高涨。没想到,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三巨头居然背着当事之国,协议决定苏军出兵东北,接收日伪资产。于是乎,强悍的苏联红军,大拆大卸,疯狂劫掠,成套成套的机器设备被运往苏联,甚至连沙发、家具也装车拉走,实在运不走的矿山、冶炼设备,就地炸毁,机器上的皮带也被剁成一段一段的。经此浩劫,素有中国现代工业范式的鞍山,不要说炼钢、发电,连一截铁丝、一颗铁钉也造不出来了。钢都成了废都。东北大地上,我们同胞姐妹所遭受的蹂躏、欺侮,更是难以出口……重庆谈判将正剧演成了谐剧。双方都知道是在作秀,就压根儿没认真准备过台词和剧情。逢场作戏,顾左右而言他,让满怀期待的全国人民空欢喜了一场。研究重庆谈判的史料尺牍盈匣,枯燥乏味,倒是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日记及毛泽东与悠闲文人的诗词唱和,有几番弦外之韵。1946 年12 月的平安之夜,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伍长皮尔逊,借着酒劲,居然在东长安街上强奸了北京大学先科班女学生沈崇,酿成了严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起因其实简单,冲动性犯罪,依律依法惩处便是。偏偏那是个特殊时期,美军延长驻扎不得人心,调停国共内战成效不大。共产党又善于借题发挥,发动群众,遂有大规模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沈崇算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那一时期学生和知识界的各类抗议活动,也是后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群众运动的前奏。蒋介石有无雅量不得而知,蒋的手下之人倒是气愤不平,怒火中烧,才有中统的小特务们暗杀记者、教授、文人、学者的恶劣事件,其中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费巩、李公朴、闻一多命案。根据后来解密的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的档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傲慢,二是美国程序法的严谨和一丝不苟。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每日早晚两课不辍,时常反躬自省。对属下,也尽量彬彬有礼,谦恭以待,遇到他最不满意之事,也常常只是板着个冷冰冰的面孔,不理不睬而已。可人是高等动物,总有七情六欲,白天说不得,公开场合火不得,蒋介石就转向夜晚,面对日记,尽情发泄他的心头之恨、腹中之火。因而,仔细阅读蒋介石的日记,并查对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还真是蛮有趣味的一件事。1945年春夏之季,在得知孔祥熙借美金公债停发之际,低价私分、贪渎舞弊的事实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孔祥熙的不满和憎恶,不但下定决心追回了全部被私分的国债,而且毅然“断腕”,免除了孔的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一系列要职。“投鼠忌器”“首鼠两端”,是在不妨碍党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底线被突破,危及了国本与政权,蒋介石是知道哪头轻哪头重的,姻亲也好,大舅哥也罢,都不能成为逃避惩处的借口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日记和自述,给我们提供了破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关系的新路径。“访问延安”和“呼吁民主”,本质上说是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统战艺术。“访问延安”一章所依据的蓝本主要是当年赵超构的那本小册子《延安一月》; “呼吁民主”重点参考的是十几年前的那本老书《历史的回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两方面的内容,傅国涌先生和戴晴女士都有很好的见解,我只是更条理、更系统地勾勒出了它们的过程和发展脉络,有兴趣的读者可耐着性子读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林彪的能打和善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是出了名的,可他二打长春时,居然是围而不打,整整困了长春半年之久。一座死城,演绎了人间地狱的生活万象:柏油马路被掀开种麦子,青苗刚出土就被塞进嘴里,强行冲卡外逃的百姓被捆绑、吊打,甚至枪杀,长春最惨的居民区,成户成户地饿毙而死,国民党军官有钱有粮,再不济的兵头也成了香饽饽,30多岁的连长居然娶得起三房老婆;年近60 的老处长也“梨树压海棠”,迎娶17 岁的高中女生。长春城内外,阴阳天隔,明知无法通邮,也要尽情倾诉,那一麻袋一麻袋写给父母、妻儿、兄妹、同学的信函,凝血泪,诉真情,令人不忍卒读。林彪是用这种最残酷的围城之法,一雪他两年前被孙立人撵着屁股仓皇北逃的尴尬。在饿死了十几万老百姓、饿晕了国民党60 军的将士们之后,这个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为一口饱饭而弃城投降。林彪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拿下了长春。破城之日,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走在死寂的长春街道上,看到马路两旁饿死的百姓,流着泪说:“我们打仗是为解放老百姓。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无用书生王云五发起的币制改革,大约是压垮国民党这头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百病缠身,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政权,本该偃旗息鼓,乖乖倒下身去,寿终正寝。不甘落寞的王云五偏偏要在最后一刻搞什么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这轰轰烈烈的一场闹剧,算是国民党政权出逃大陆前的一出壮丽的挽歌。只是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却将“挽歌”当做了中兴之剧认真地演了下去。尤其是年轻气盛的蒋经国,亲赴上海出任经济管理大员,举棒打老虎,顺便拍苍蝇,拘捕商人,抄没豪门,闹得满城风雨,风声鹤唳。在严控了七十多天物价之后,终因后继乏力,日用、生活物资供给不济,无奈放弃限价,市场价格全面崩盘,以致物价一日数涨,到手的薪水不马上花出去,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上海的市民,背着一麻袋纸币去排队购买一卷手纸。蒋经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悲苦不能自已,烧文件,烧信函,甚至还烧掉了宴会的请柬。属下问他:“为什么烧请柬?”蒋经国回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自此后,一叶扁舟下东南,梦里依稀大陆情。学者熊培云在推荐美国记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与权势》时,说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天黑道晚安。”熊培云的意思,许多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民主宪政、新闻自由、公民权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样自然和顺畅。在这些事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本不该大费周章,尽管顺其自然就好。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有直行,有曲折,有回旋,有坎坷,其中的拐点和转向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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