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墓志·南川县主墓志·刘中礼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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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力光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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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65801
版次:1
商品编码:11071572
包装:平装
开本:12开
出版时间:2012-08-01
页数:3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李寿墓志·南川县主墓志·刘中礼墓志》盖题“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四行,行四字,篆书。志文三十一行,满行三十七字,楷书。撰书者不详。志石为龟形,长一百六十六厘米,宽九十六厘米,高六十四厘米,盖题四周饰联珠、蔓草、龟甲纹等。《南川县主墓志(唐天宝十一年)》志文二十一行,满行二十三字,楷书。志石方形,高、宽均六十一厘米。赵楚宾撰,韩择木书。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刘中礼墓志》志题“唐故河东监军使银青光禄大夫守左监门卫将军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刘公墓志铭并序”。志文四十五行,满行四十五字,楷书。盖题“唐故彭城刘公墓志铭”,三行,行三字,篆书。志石呈方形,长、宽均九十一厘米。志盖作盝顶,盖题四周饰几何纹、花瓣纹,四角饰流云状朵花,四杀刻四神。韦蟾撰,崔筠书,邵建初刻。

前言/序言


《帝国光影:汉唐间士族阶层的权力变迁与文化风貌》 本书深入探讨了从东汉中晚期到隋唐鼎盛时期,中国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士族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与权力更迭。我们试图描绘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士族如何维系其世袭的社会优势,又如何在朝代更迭的剧烈动荡中调整其生存策略,并最终塑造了中古时期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全书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为骨架,辅以对具体史料和地方志的精微分析,力求展现一个立体而复杂的士族群像。 第一部分:东汉的基石——门阀的崛起与汉末的崩塌 本部分聚焦于东汉王朝中后期,以察举制和太学教育为依托,士族如何通过垄断官僚体系,逐步将权力转化为世袭的家族资本。我们首先考察了“名教”与“孝治天下”的伦理框架如何成为士族巩固其社会合法性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后汉书》中诸多地方名士的传记分析,揭示了士族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影响力和他们与中央朝廷之间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 随后,本书详述了黄巾之乱和军阀混战对既有士族体系造成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简单的物质摧毁,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重塑。部分与汉室关系紧密的大家族在战乱中衰落,而另一些具有地方军事实力或善于依附新兴军事强权的家族则迅速崛起,形成了“地头蛇”到“雄踞一方”的转变。我们特别关注了曹魏时期,曹操集团如何试图通过设立新的选官制度(如九品中正制的前身),削弱传统士族的影响力,并尝试建立一套更服从于中央集权的精英选拔体系。 第二部分:魏晋风流与九品的中正——士族的黄金时代与制度的异化 魏晋时期是士族政治的巅峰,也是其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本书详细剖析了九品中正制从初衷(打破门阀垄断)到最终异化(固化门第)的全过程。通过对相关曹魏诏令、司马氏篡权时期的政治斗争的梳理,揭示了中正官制度如何被地方豪强所把持,最终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成为社会现实。 文化层面,本章深入探讨了“玄学”的兴起与士族的生活哲学。王弼、何晏等人的思想如何成为上层贵族阶层逃避政治现实、维护精神优越感的工具。这种对清谈、竹林七贤式隐逸的推崇,实质上是士族在政治上受制于人(如司马氏的专权)时,所采取的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放逐和精神上的补偿。同时,我们也考察了门阀在土地兼并和庄园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分析了西晋“占田制”的实施及其对流民和寒门阶层的进一步挤压,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深刻的社会隐患。 第三部分:南北对峙——文化认同与政治实力的分化 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南渡后的艰辛重建,士族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南方,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南渡士族(侨姓)与本地的吴姓士族(地姓)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博弈。本书分析了“门第观念”如何在南方社会中被推向极致,衣冠南渡的叙事如何成为维护这批士族政治合法性的强大文化工具。我们详细梳理了东晋对寒门士人的压制政策,以及以祖逖、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将领如何通过军事力量挑战陈旧的门第等级。 而在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对汉族士人采取了不同的拉拢与限制政策。本书探讨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对士族门第的冲击。孝文帝试图通过强制性的迁都、改姓和推行新的官僚选拔制度,打破旧有士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遇到了以崔浩、李产为代表的北方旧士族势力的强大阻力,揭示了改革的复杂性和士族根深蒂固的惯性。 第四部分:隋唐转型——士族解体与皇权重塑 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古士族政治的终结序曲。本书重点分析了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如何运用一系列措施瓦解旧的门阀基础:科举制的初步建立、重新划分州郡、以及对地方豪强土地的清查与抑制。隋朝在人才选拔上开始倾向于那些效忠于新朝廷的、不受旧门第观念束缚的新兴地主和地方“良家子”。 唐代,尤其是在武德至贞观年间,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均田制、租庸调制作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系的巩固,彻底宣告了魏晋以来世袭门阀政治的终结。本书详细考察了初唐时期,以山东士族(如孔颖达、颜师古)为代表的旧势力如何试图通过科举考试中的“糊名”和“誊录”制度来抗拒,以及他们最终如何被融入到新的皇权体制之中,转变为“官僚士人”。我们关注了唐初对“五姓七望”的限制政策,以及这些家族如何从政治上的主导者转变为文化上的守成者,其影响力逐渐退缩到文学、史学和地方宗族事务中。 结论:中古士族对后世的遗响 本书最后总结了士族阶层在近千年间对中国政治伦理、土地制度和文化传承产生的深远影响。士族的衰落并非简单的“消亡”,而是其精英功能被皇权通过科举制和均田制等制度重新吸纳和改造的过程。士族的遗产以宗族谱牒、地域文化认同以及儒家正统思想的形式,继续在宋明理学和地方社会的治理中留下印记,为理解中国后世的权力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系。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一核心阶层的命运考察,勾勒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构建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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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它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的汇编,更像是一扇通往古代社会深层肌理的窗户。作者的叙事手法极为高明,仿佛能让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些逝去时代的风云变幻。我尤其欣赏它在考据上的严谨性,每一个细节的呈现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那些碑文上刻痕发出的低语,它们诉说着一个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个人的悲欢离合。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迷于文字构筑的那个世界,思考着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信息,更是一种思考的框架,引导我们去解读那些冰冷的文字背后所蕴含的复杂人性与社会结构。它对于研究古代的礼制、宗法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无疑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读完之后,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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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在叙事节奏上的精妙把握。不同于一般严肃的史料解读,作者巧妙地将那些看似枯燥的墓志铭内容,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链条。文字的张力被拿捏得恰到好处,时而娓娓道来,细致入微地描摹着人物的生平轨迹和家族背景;时而又戛然而止,留给人无尽的遐想空间。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即便是对外行人来说,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晦涩难懂。它成功地架设起了一座沟通古代与现代的桥梁,让那些遥远的逝者仿佛重新获得了鲜活的生命。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对于特定地区风俗习惯的描述,那种地方性的文化印记被挖掘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代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一面。总的来说,这本书在学术深度和大众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非常值得推荐给所有对地方史和人物传记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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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于地域性历史细节的挖掘力度。它并非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特定的县域和家族,展现了广阔历史背景下的微观生存状态。通过这些精英阶层的墓葬记录,我们得以窥见特定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形式、权力网络以及文化交流的痕迹。那些关于田产、姻亲关系的描述,犹如一幅精准的社会关系图谱,让我得以穿越时空,去触摸那个时代社会运作的骨架。这种地方史的深度研究,往往比宏大的通史叙事更能给人带来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真实感。阅读完后,我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结构和士族变迁的认识,有了许多具体的、扎实的案例支撑,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古代社会“毛细血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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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历史的真相究竟藏在哪里?或许就在这些被尘封的碑石之下。这本书就像是一部精心策划的“历史侦探小说”,每一篇墓志背后都隐藏着等待被揭示的谜团。作者的笔触冷静而客观,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没有急于下定论,而是将证据——也就是那些碑文原文和拓片——摆在读者面前,引导我们自己去构建那个场景、去判断那个角色的功过。这种开放式的解读,反而激发了我更强烈的探索欲,促使我反复对照原文,试图找出那些被略过或未被强调的关键信息。这种互动性极强的阅读过程,远比被动接受结论来得更有收获,它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刻板印象,而是一场需要我们亲自参与的智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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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设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学术性著作中实属难得。纸张的质感和印刷的清晰度都体现出出版方对内容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内容组织上的逻辑性简直无懈可击。作者似乎深谙“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道理,在呈现碑刻文字的同时,穿插了大量的背景注释和历史脉络梳理。这使得我们不必费力去查阅繁杂的其他资料,就能对文中的人名、地名、官职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种“一站式”的深度解读,极大地提升了阅读效率和体验。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了碑文,而是进行了深层次的学术重构,展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对于希望系统性学习某个特定时期墓葬文化和家族史的人来说,这本书简直是案头的必备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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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确实是好贴,就是寄过来的时候有点折书脊,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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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难其人,顾谓壞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壞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壞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颞才能言,有京兆尹过壞,命颞咏“尹”宇,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壞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瓖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壞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壞子颞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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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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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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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碑帖,质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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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新出土的墓志,拓本效果极佳。摄影、印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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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李栖筠传》:“ 栖筠 见帝猗违不断,亦内忧愤,卒,年五十八,自为墓志。”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埋铭、墓记,则墓志异名。”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三》:“字亦作志,则墓志用之,墓志或文或笔,体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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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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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新出土的墓志,拓本效果极佳。摄影、印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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