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东瀛归来手批本卷中，“半部哲学史”终成“准全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首次合辑定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虽然已出版的版本较多，但这次我们的版本，是以民国十一年的“北京大学丛书之一”《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底本，综合了商务版、上海古籍版、中华书局版等多种版本，进行了4次精校，相信可以称得上一部“善本”。而承载着大量第一手信息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必将为胡适学术思想研究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我们重新清理与定位汉代以来的中古思想及哲学史开启新的视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发现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还有大量的校改、注释及补正批注，据整理者初步考证，此批注的作者为顾颉刚。
内容简介
《新民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卷中篇目辑佚以及附录四部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来，以其“截断众流”的理论创见与学术魄力，迅即获得海内外学界及读者的好评，再版数十次之多。由整理者肖伊绯发现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是1919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所讲的中古哲学史部分，集中讲述了汉代的哲学，在论述哲学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对天文学与谶纬迷信、对中医的态度等方面的论述。作为北大内部铅印的讲义本，它未公开出版发行过。卷中篇目辑佚，是整理者从上海博物馆胡适手迹中提取的原写作计划中的卷中下半部分。附录有整理者肖伊绯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版本考证、对卷中内容的分析与研究文章6篇。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肖伊绯，四川成都人，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曾游学法国、印度等地，长期从事人文领域泛文化研究及相关著述。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等。
目录
卷上序（蔡元培）
再版自序
凡例
第一篇 导言
第二篇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共两章）
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第二章 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共五章）
第一章 孔子略传
第二章 孔子的时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义
第五章 一以贯之
第五篇 孔门弟子
第六篇 墨子（共四章）
第一章 墨子略传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学方法
第三章 三表法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
第七篇 杨朱
第八篇 别墨（共六章）
第一章 墨辩与别墨
第二章 墨辩论知识
第三章 论辩
第四章 惠施
第五章 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第六章 墨学结论
第九篇 庄子（共两章）
第一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共两章）
第一章 大学与中庸
第二章 孟子
第十一篇 荀子（共三章）
第一章 荀子
第二章 天与性
第三章 心理学与名学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学的终局（共三章）
第一章 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第二章 所谓法家
第三章 古代哲学之中绝
附录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卷中
凡例
第十三篇 汉之哲学
第一章 泛论
第二章 道家
第三章 淮南子
第四章 董仲舒
第五章 “道士派的儒学”
第六章 迷信与科学
第七章 王充与批判的精神
卷中篇目辑佚
凡例
中国中古哲学史提要（手稿本）
中古哲学史泛论（手稿本）
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七讲：中古第一期的终局（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八讲：佛教（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九讲：佛教的输入时期（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讲：佛教在中国的演变（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一讲：印度佛教变为中国禅学（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二讲：禅学的最后期（手稿本）
中古思想史第十三讲：道教小史（手稿本，已佚）
中古思想史第十四讲：中古第二期的终局（手稿本，已佚）
附录
《中国哲学史大纲》版本初考
顾颉刚手批《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初考
胡适的糖尿病及其他
听胡适讲天文学
胡适论“《坛经》原作《檀经》”再考
发现胡博士讲义本（代跋）
精彩书摘
第六章 迷信与科学（这一章是原稿所没有的。匆匆加入，后当修正。）①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科学的出身是狠微贱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②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狠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我在上章既已指出道士派的黑暗的方面，现在为公道起见，不能不略说一点道士派的光明的方面。
总括道士的迷信，最重要的不过三种目的。第一是求长生不死，第二是求炼金致富，第三是求知天道与人事的感应关系。中国的中古时代从第一个目的上发生了医学。从第三个目的上发生了天文学、数学。只有第二个目的——炼金致富——却不曾有什么科学的贡献。但是古代的炼金术虽不曾产生化学，却也曾增加了许多科学的常识。大概“黄白之术”引起学者研究金类矿物的性质，后来这种研究的结果渐渐的变成了民间常识的一部分。我们可拿《淮南万毕术》一部书作一个例。这部书相传是淮南王的遗书，《汉书》说淮南王有“中篇八篇，多言黄白变幻之事”。这书久已不传了，我们现在看茆泮林所辑的《淮南万毕术》③佚文，（见茆氏十种古逸书）有“白青得铁，即化为铜”（《抱朴子·黄白篇》：“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以鸡子白化银，银黄如金。”）“朱沙为”（呼孔切，音汞，水银也。《抱朴子·金丹篇》：“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远矣。”）“磁石拒棋”“取鸡血杂磨针铁，捣和磁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抵击”等话。这都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矿物。又如《计然万物录》（亦见茆氏十种古逸书。计然相传是越国人。但这书中用的地名都是汉朝的地名，故知是汉朝人假造的书）有“黑铅之错，化成黄丹，丹再化之，成水粉”等话。大概汉人研究矿物的兴趣是有的，不过“假设”（Hypothesis）的能力不够，故不能有科学的成绩。但磁石的研究后来引起指南针的发明。（旧说黄帝作指南车，又说周公作指南车，大概④多不可信。三国魏明帝时人⑤作指南车成，此是指南针的第一次发明，事见孙星衍所辑《物理论》。古代人但依北极星定南北，不用磁针。）⑥
又如《淮南万毕术》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太平御览》七百三十六引）这是凸面镜聚光的道理，也是物理学的一种发明。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有关系。《汉书·艺文志》有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二百七十四卷、房中术⑦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卷，总名为方技。论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论医经曰：“原⑧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⑨，（师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又分论经方曰：“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些议论都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话，可见汉代已有一种有系统的医药学。现有的《黄帝内经·素问》照《艺文志》的叙论看来，大概是汉代的著作（里面自然有无数部分是后人增加的）。后来的中国医学经验的方面，自然狠有进步，但理论的方面总跳不出内经的系统。
那时代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这些观念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这些里面其实只有一个阴阳的观念是根本观念。有了这一个观念，一切疾病、一切针灸、一切药性，都可以贯串会通起来。《内经》说：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阴阳应象大论》）
《内经》又说：
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同上）
这里所谓条理经纪，就是阴阳两个字。故这一段的结论说：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
《内经》又说：
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阳中之阴，肺也；阴中之阴，肾也；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金匮真言论》）
以上所举，可见阴阳的观念是中国医学系统的中枢。不但生理机能可分配阴阳，药性也是如此。⑩《内经》说：
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至真要大论》）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说起于晚周阴阳家，《吕览》说得狠详细，《淮南王书》采用他，变为道家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汉代，这种学说始完成。）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炙药石的治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炙。初起时，自然是狠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在医学界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狠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一句话。（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调字为基本观念。此语见《至真要大论》。）但这个观念全是根据于阴阳五行的学说，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以上说中古时代的医学。但是汉代不但是医学成立的时代，又是天文学成立的时代。现在且略说当时天文学的历史。
《诗经·十月之交篇》说：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古书说天象变异的可畏，要算这一段最可靠。（说见本书卷上，页二十四）中国古代本是一个神权的国家，（说见卷上页三九五）有许多宗教的迷信。内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天道和人事的感应。我们读《十月之交》一篇诗，可以想见古代人对于非常的天象变异的态度。这篇诗是周幽王时代做的（西历纪元前第八世纪）。那时候的人已知道月食是一件常事，故说“彼月而食，则维其常”。但是那些人仍旧把日食地震等事看作天怒的表示。故古史关于日食地震等事，都一一记载下来。（《春秋》但书日食而不书月食）这种记载狠有重要的价值。一来呢，因为有记载的需要，故有许多人专做测候天象的事，这便是天文学的起点。二来呢，测候的结果，发见了许多天文学上的事实，增长了许多天文学的知识，如五行星（金、木、水、火、土为五星）的发见是狠早的。（古代把日月都看作行星，故共有七行星）又如日行周天的时间，初定为三百六十六日，后改为三百六十五日，大概也都是狠早的。三来呢，这种记载狠可供后代学者的参考，如《春秋》记的日食的次数，后来在天文学史上要算一种要紧的参考材料。
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并不十分发达。阴阳家的学说，虽然也有人提倡，但当前三四世纪思想发达的时代，这种学说不能占什么重要的地位。那自然主义的老子、庄子一系当然不用说了，那儒家的荀卿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惟圣人为不求知天”（看上卷页三〇八至三一〇），墨子虽然不信有命（《墨子·非命》三篇），又不信卜筮看相（《墨子·贵义篇》说，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子之言不可用也。”），但他却主张天志，又主张有鬼。他的天鬼论说：“古者圣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五谷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饥则不至。”（天志中）这种议论是和天人感应说很接近的。墨家后来狠有些人研究科学，故把宗教的墨学渐渐看得不重要。但是宗教的墨学——明鬼事天的墨教——仍旧存在民间，影响还是不小。后来这种明鬼尊天的墨教加上儒家的丧葬祭祀，又加上自然派的出世的人生观，又加上阴阳家的种种迷忌，又加上其他的种种方士话头如炼丹炼金之类，遂成了一种道士的宗教。（墨教之潜势力，世人多忽视了。其实墨家在当时与儒家平分中国，岂能那样容易销灭。试看儒家那样提倡音乐美术，何以中国后来竟不曾发生高等的音乐美术，何以直等到西域印度的音乐美术输入后方才发达呢：恐怕墨家非乐的学说也是美术不发达的一个大原因罢。墨教与道教的关系，前人更不注意。依我看来，墨教在中国民间的宗教里实在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最好的证据就是道教书里的种种关于墨子的神话，道教中人竟把墨子看作他们教里的一位大仙，葛洪《神仙传》：“墨子年八十二，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仙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得地仙。”陶弘景《真诰·稽神枢篇》也说墨子服金丹而终。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记道书有《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又说：“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纶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阮孝绪《七录》也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记》一卷，《五行变化墨子书》五卷，与《抱朴子》同。）
汉代是儒教与道教成立的时代。各方面的学说都逃不了那些道士皇帝（如汉武帝）的影响。西汉、东汉的儒教，即是道教，儒生即是道士，道书多是儒书。（《汉书·儒林传》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道士，我已在上章说过了。王充《论衡·道虚篇》所举黄帝骑龙升天、淮南王举家升天，及卢敖文挚等事皆称“儒书言”，亦是一证。）这个时代最有势力的学说就是儒教、墨教、道教公认的天人感应说。董仲舒说的“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便是这种“新儒教”的根本观念。（儒家的孝的观念和附带的丧礼祭祀，都可说是宗教的部分，汉以后的儒教，仍然保存孝的宗教。看后世发见的汉代石室画像（如武梁石室之类）多曾参、闵子骞等孝子故事，可以为证。但汉以来的儒教特别注重天人的感应（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乃是带政治色彩的新变化。故我想称为“新儒教”以别于原始的儒教。）这个观念和天文学的进步很有密切的关系。试看《汉书·天文志》说：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孟康曰：伏见蚤晚谓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为邪，存谓列宿不亏，亡谓恒星不见，虚实若天牢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阔狭若三台星，相去远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孟康曰：合同舍也。王先谦曰：本志散者不相从也。韦昭曰：自下往触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经之为历，突掩为陵，星相击为斗。孟康曰：食，星月相陵不见者则所蚀也。），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这一段最可以代表古代天文学的动机，也最可以代表那种天人感应的迷信。天上的星斗繁多，观象的人起初没有头绪条理，只能随“星群”的形状，约略摹拟，取了一些象形的名字。古诗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小雅·大东篇》）箕、斗与枪、棓、矛、盾、龟、鱼、鸡、狗等等星名，大概都是最古的星名。后来测候的经验增加了，渐渐的有一点条理系统可寻。这个系统就是用北极星作中心，（《论语》孔子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话，可见这个北极为中心的见解起得狠早。）等于地上的帝室。其余的星依次分配三公、藩臣、十二州、诸国等等。《天文志》所谓“州国官宫物类之象”，便是这个道理。这些名字，在当初大概不但是一些方便的符号，还可算是当时的迷信的表现。例如北极星并不但是代表天文系统中枢的一个符号，简直是“泰一天帝”的住处，又是世间皇帝的象征。其余各星也都是这样，每一颗星或一群星，不但各在这星国内占一个位置，而且各有所“主”，各各代表人间一种命运。《天文志》说，“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这句话狠值得注意。那个时代的宇宙是把人类住的大地作中心的，故说一切天体原来都是从地上发出来的“阴阳之精”，一切天体的根本都是在地上的这种“地中心的”的宇宙观。当然把地上的人事看得很重要，“所以说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
这种天人感应说是古代天文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汉的天文学差不多全是根据这个观念的灾异学。我们且拿五大行星来做个例。《天文志》说：
荧惑（即火星，Mars）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此言于五方为南方，四时为夏，五行为火，五常为礼，五事为视。下同。）。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逆行一舍二舍为不祥（王先谦曰：汉初测候知五星皆有逆行。），居之三月，国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国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与俱出入，国绝祀。荧惑为乱、为贼（原作“成”，今依诸家校改“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
太白（即金星，Venus）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是为乱纪，人民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浅凶；埤，浅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迟凶；行迟，用兵迟吉疾凶。……
辰星（即水星，Mercury）曰北方，冬、水。知也，听也。知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出蚤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祅。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与他星遇而斗，天下大乱。……
岁星（即木星，Jupiter）曰东方，春、木。仁也，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其将死，国倾败。所去，失地；所之，得地。……
填星（亦作镇星，填镇字同。此即土星，Saturn）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为之动。填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复还居之，国得土，不乃得女子。当居不居，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失土，不，有土事若女之忧。……其赢，为王不宁，缩，有军不复。……
以上引的话，只是要说明汉代的灾异的天文学。这种议论自然没有科学的价值。但是从这种迷信的灾异天文学，后来居然渐渐的产生出一种科学的天文学来。
……
前言/序言
编辑手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就要面世了，回想一年来与这部书的“耳鬓厮磨”、“死缠烂打”，不禁感慨万千。现将一些幕后故事梳理出来，呈现给读者。
闻讯心喜 先下手为强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的整理者肖伊绯先生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老作者，曾在我社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除了撰写民国先生奇闻轶事方面的文稿，肖伊绯先生还是古籍收藏爱好者。2012年3月的某一天，与肖先生QQ对话框里忽然跳出一句话：“如果我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卷中，你们出版社会感兴趣吗？”“卷中”？难道“半部哲学史”真的有另一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见到不少版本，但都标明是“卷上”，尽管《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收集有卷中的残篇，但是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命名的书从来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个卷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条内有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学；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胡适研究专家楼宇烈曾在《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述及此卷中，并说“本次讲义今已不可得”。难道今天竟然得了？我一面请肖伊绯先生暂不发布卷中消息给别家出版社，一面将此信息呈报给社领导，催促领导早日做出决策。社领导高度重视，很快与肖伊绯先生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刚刚签完协议，就听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与肖伊绯先生联系、沟道版权事宜，很庆幸，我们先下手为强，拿到了卷中的版权。
战战兢兢 字斟句酌
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貌，我们准备先推出卷上、卷中的简体字合订本。我们以民国十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底本，进行排版录入，并参照2011年商务印书馆版、1997年上海古籍版、1998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版，经过三次精校，卷上的面目基本上清晰了。2012年8月末，我们拿到了卷中的原版扫描件，因为这是1919年胡适给北大历史系二、三年级学生上课的讲义，留有很浓重的未定稿色彩；又因为这个卷中毕竟是未公开出版发行的内部铅印本，排版方面如错字、漏字、倒字等情况比较多见；再者这个卷中讲义本上有大量的手写批注，因年代久远，这些手批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而且这些手批为行草风格，近乎“天书”，必须根据文意来推测和辨识。所以在肖伊绯先生的整理稿基础上，我们也组织了三次校核。为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趋于完善，编校人员以战战兢兢的严谨，做到了字斟句酌。
书为悦己者容
为了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呈现出其大家闺秀式的隽永气质，文字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经常凑在一起，从开本、版式、封面设计、用纸及制作工艺到宣传策划，无一不是经过反复论证。我们选择了150mm×230mm的成品尺寸，使其更具有文献的味道，同时与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影印本、特藏本形成套书系列；为了与胡适原稿的夹注区别开，将原整理稿中的“编者注”从夹注改为脚注，而为了与卷上统一体例，我们又将脚注改为章末尾注；蓝样出来后，发现原先设计的横向书眉使得地脚过于拥挤，于是就在下厂付印的前夜，我们又将书眉移至切口，改为竖向；封面的设计，力图展现该书大气内敛、文雅庄重的气质；在封面用纸上，更是经历了一番甄别与修订，纸的特性、纹理与制作工艺是否相合，换了两个品种后，方才有了结论；封面书名，我们用了民国八年初版的书法字体，为避免版权纷争，我们先后向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老先生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求证，最后得知是钱玄同的手迹，方才放心；宣传语的确定，更是集合了社科分社全体编校、营销人员的智慧：百年经典，今朝合璧--东瀛归来顾颉刚手批卷中，“半部哲学史”终成“准全本”，这是我们最初草拟的宣传语，社领导认为，手批作者是顾颉刚抑或是胡适本人，现在还处于考证阶段，不宜做定论性的大肆宣传，否则有哗众取宠之嫌，于是腰封上的宣传语就没有出现顾颉刚先生的名字。
近乡情怯，期待指正
战战兢兢地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送下厂，就像助产士帮助孕妇上了产床，即将迎接新生儿的诞生。近乡情怯，我们相信这个洗刷干净的、面貌相对姣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者能够喜欢，但就像每个孩子出生时或多或少都有些先天不足，我们的这个“孩子”也一定会留有某些遗憾，我们期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在修订版中及时修订。将胡适这一“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作传之久远、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如此方不辜负我们广西师大出版社与胡适先生的这段缘分。
用户评价
《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这本书，是一次极其深刻的哲学启蒙。它没有采用传统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而是更侧重于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时代背景。作者以一种宏大的视角，将中国哲学史的演进，看作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回应社会需求的有机体。卷上对于先秦思想的梳理，让我看到了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各种学说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作者的解读，让我能够清晰地辨识出各种思想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尤其欣赏作者对“道”的阐释，他将其与宇宙的生成、社会的秩序、个人的修养等多个层面相结合，展现了“道”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在卷中，作者对汉代以后哲学史的分析，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他巧妙地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互动与融合，描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让我看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他对佛教传入后中国化的过程的论述，更是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独特，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让我每次阅读都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评分读罢《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一种久违的学术兴奋感油然而生。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独特的切入点和宏观的视野。作者没有拘泥于传统哲学史的学科划分，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出发，去理解哲学思想的生成与演变。例如，在论述先秦诸子之时，作者并非简单罗列各家学说，而是将其置于周代礼乐制度衰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深刻剖析了诸子们思想的出发点和指向。这种“问题导向”的解读方式，让我豁然开朗，明白了为何在那个时代会出现如此丰富多样的思想流派。卷上关于“德”的探讨，将道德伦理从单纯的个体修养提升到社会治理层面，解释了为何“德”在中国哲学中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而卷中对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梳理，则更显作者的功力。他没有停留在概念的辨析，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思想如何回应当时社会的精神危机，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价值观。作者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的分析尤为精彩，他揭示了中国哲学并非是被动接受外来思想，而是在与佛教的对话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不再是僵化的线性叙事，而是充满了生命力的互动与演变。它激发了我进一步探索中国哲学深层奥秘的兴趣，让我看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韧性与智慧，如何在历史的风雨中生生不息，并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评分这次阅读《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的经历，是一次对固有认知的彻底颠覆。我一直认为中国哲学史是晦涩难懂的，充满了玄而又玄的义理，但这本书却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向我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另一面——它的鲜活性、它的现实性、以及它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血肉联系。作者在梳理古代思想时，并没有将它们视为脱离现实的纯粹理论，而是深入探究它们是如何回应当时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卷上对于“道”的解释，不仅仅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将其与政治、伦理、个人修养紧密结合，让我看到了“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实践意义。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个体思想家精神世界的探索，他试图理解他们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又如何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卷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潮的解读，展现了在政治动荡时期，人们是如何通过哲学来寻求精神慰藉和人生出路的。作者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轨迹的描绘，更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它如何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自身。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只是讲述“是什么”，更着重于“为什么”和“如何”。作者的文字充满智慧与洞察力，能够将复杂的思想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让我能够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领略中国哲学史的博大精深。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哲学史感到好奇，但传统的教材总是让我望而却步。《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作者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中国哲学史的脉络呈现出来，让那些原本看似高深莫测的思想，变得鲜活而富有生命力。卷上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解读，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的激情与思考，他们不仅仅是在探讨宇宙的奥秘，更是对人生、社会、政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仁”的阐释，他将其置于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背景下，让我看到了“仁”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而在卷中，作者对汉代以后哲学史的梳理，更是令人叫绝。他没有将儒、释、道三家孤立起来，而是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与融合，展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动态平衡与不断创新。他对佛教传入后中国化的过程的论述，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吸引人，作者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绘，将抽象的哲学概念变得通俗易懂，同时又不失其深刻性。
评分《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是一部真正能够“唤醒”读者思考的著作。作者在处理中国哲学史时，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勇气和创造力，他敢于挑战传统的叙事模式，以一种更加宏观、更加动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思想的发展。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卷上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解读，他不仅仅是在介绍他们的观点，更是试图还原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将诸子百家之间的思想碰撞，描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史画卷，让我看到了中国哲学早期所蕴含的巨大活力和多样性。作者对于“仁”、“义”、“礼”等核心概念的深入剖析，让我看到了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与权力、秩序、人伦相互关联的。而在卷中，作者对汉代以后哲学史的梳理，更是令人叫绝。他没有将儒、释、道三家简单地并行叙述，而是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以及它们是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对作者关于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的论述尤为着迷，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哲学并非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与外来思想的碰撞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富感染力，作者善于用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绘，将抽象的哲学概念变得鲜活起来，让我每次阅读都能有新的收获。
评分我必须承认，《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中国哲学史的刻板印象。它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理论堆砌，而是一部充满生命力、充满智慧的宏大叙事。作者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将中国哲学史的演进过程，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让哲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植根于人民生活、影响着社会走向的强大力量。卷上对于早期思想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如同群星璀璨，他们的思想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探索。作者对于“天人合一”等核心概念的阐释，不再是空泛的形而上学，而是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伦理观念紧密结合，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智慧。而在卷中，作者对汉代以后哲学史的梳理，更是功力深厚。他清晰地展现了儒家思想如何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佛教如何传入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又如何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对作者对儒家思想内部演变的分析尤为赞赏，他揭示了宋明理学在回应社会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极具特色，既有学者般的严谨，又不失文学般的优雅，让我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能够深入理解中国哲学的精髓。
评分这本《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无疑是一次振聋发聩的阅读体验，它所呈现的并非对中国哲学史的简单梳理，而是一种深刻的、带有开拓性的重新认识。作者以一种非传统、非学院派的视角，大胆地解构了既有的历史叙事，将那些被边缘化、被遗忘的思潮重新拉回了聚光灯下。我尤其欣赏其在处理早期哲学思想时所展现出的宏大叙事能力，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孔孟老庄，更是将那个时代百家争鸣的复杂图景，如同史诗般地呈现在我眼前。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文本字句的考据，而是着力于挖掘思想背后的时代精神、社会土壤以及思想家们所面临的真实困境。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春秋战国的车水马龙之中，亲耳聆听着诸子百家激昂的辩论，感受到他们对宇宙、人生、政治的深邃思考。卷上对于“道”的阐释，不再是空泛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与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紧密相连，这种贴近性使得我这样的普通读者也能窥探到中国哲学最核心的魅力。而卷中对汉代以后哲学发展的梳理，更是展现出作者强大的整合能力，如何将儒、释、道三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碰撞、融合，最终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我曾以为中国哲学史是沉闷枯燥的，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哲学史的活力、生命力以及无穷的创造性。作者的文笔流畅而富有感染力，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让我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也收获了对中国哲学史前所未有的理解。
评分《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带给我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这本书的叙事方式极其引人入胜，它不是那种陈述事实的教科书，而更像是一场与历史对话的盛宴。作者以一种近乎“解剖”的姿态，深入到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肌理，将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概念，变得通俗易懂，却又不失其深度。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处理早期思想家时所展现的“人本关怀”。他不仅仅是在讲解他们的思想体系，更是试图还原他们作为个体，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挣扎、困惑与追求。例如，对于孔子的论述，作者并没有将他神化，而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位身处乱世、怀抱政治理想却屡遭挫折的“圣人”形象，这使得他的思想更具现实意义。卷上的内容，将先秦的百家争鸣描绘成一场思想的盛宴，各种观点如同璀璨的星辰，在黑夜中闪耀，作者的阐释如同明灯，指引我一一辨识。而卷中关于汉代以后哲学演变的叙述，更是精妙绝伦。作者巧妙地将儒家思想的内在演变，与佛教的传入和道家思想的勃兴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动态平衡与不断创新。他对宋明理学的分析，更是将那些繁复的理论，梳理得脉络清晰，让我看到了中国哲学家们在追求“格物致知”过程中的艰辛与智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极具特色，既有学者般的严谨，又不失文学般的优雅，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评分读完《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洗礼。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更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全新解读。作者以一种“问题导向”的方式，深入探究中国哲学家们是如何回应他们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卷上关于先秦思想的论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的深刻思考，他们不仅关注个人的修养，更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国家的发展。作者对“礼”的阐释，不仅仅是简单的仪式，更是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体现，这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运作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在卷中，作者对汉代以后哲学史的梳理，更是别出心裁。他没有将儒、释、道三家孤立起来，而是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与融合，展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动态平衡与不断创新。我对作者对佛教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最终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的分析尤为赞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非常吸引人，作者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绘，将抽象的哲学概念变得通俗易懂，同时又不失其深刻性。
评分《新民说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它摆脱了传统哲学史的线性叙事模式，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动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思想的演进。作者在卷上对先秦思想的论述，并没有将它们看作是静态的教条，而是着力于揭示它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生成与发展。他将诸子百家的思想，描绘成一场激烈的思想辩论，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活力与创造力。他对“道”的解读，不再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将其与现实生活、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展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智慧。而在卷中，作者对汉代以后哲学史的梳理，更是精妙绝伦。他没有将儒、释、道三家割裂开来，而是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及它们是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的论述，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也十分独特，既有学者般的严谨，又不失文学般的优雅，让我每次阅读都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评分杨朱：个人彻底脱离天下而为自我，反对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存在；个人洁其自身而隐退江湖，人人不为天下拔一毛，天下则其自治；简而言之，就是极端无政府主义，轻物重生。
评分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初名，学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1904年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就学于哲学家Ｊ.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评分胡适在专业人士中算不算真正的才子不得而知，反正对我来说，有才的过了头了，相信任谁在看过好几段诗经的段落，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很多字还不认识的时候，看到作者补充说明“从上面诗句中能够深刻体会到战乱人民的流离失所”，都会有种扔书的冲动。所以这本书只能先写读后感，因为连最基本的全懂还做不到，读书笔记无从谈起，这是一本值得读很多遍的书，后续起码要先做到全部通读懂了才好。
评分墨子：组织类似于宗教，有严格的秩序，崇尚“天的”法度，注重实用效力；兼爱非攻，这是天志的要求，人们应该视自己的同别人的，视别人的同自己的，一律平等，这样就不会有相争偷窃侵略等事发生；人们被提倡“自苦为极”，节约简用，坚决排斥音乐、美术等“奢侈品”；
评分这本书给表弟买的没看过
评分其实最早看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大一上学期，是由讲中国思想史的夏老师极力推荐的。除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记得当时从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网分别买来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年版）、《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版）三本书，用两个月时间认真看完，所获颇多，基本对中国哲学史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为力作，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史料的应用严谨、审慎，作为后辈学子的我甚是佩服。
评分《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评分一个音符，一句歌词，都可能为闲逛者收入囊中。（《音乐与脸谱》）
评分比市场上卖的便宜 正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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