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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长编,为史学研究提供史料
2013年05月0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过去的研究者普遍强调梁漱溟在1957年鸣放期间沉默寡言躲过了一场灾难,殊不知排比相关者年谱,发现梁漱溟他老人家在那一年也是不甘寂寞,面对《文汇报》记者追问,梁漱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了一通排炮。
中国学术出版向来不那么容易,可是不经意间,在最近几年却出现了一大批“年谱长编”。这是中国学术的基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是创新不多的人文学术中一道稍微亮丽的风景线。
据我个人收藏,比较早、比较好的年谱长编无疑属于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这个长编根据梁家收藏,将一大批未曾收进《饮冰室合集》的梁启超往来函札斩头去尾汇为一编,此间虽然衍生一些问题,如为尊者讳,将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删除了,但这个长编帮助我们弄清近代史上许多大事。在过去几十年,哪一个研究近代史的不从这部年谱长编中获益?
与梁启超年谱长编相类似的作品还有《孙中山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及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这几部作品在过去几十年构成近代史研究基本文献,与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纵横交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体系,是近代史研究者案头必备工具书。
遗憾的是,这类具有文献汇编、史料整理、史实考订于一炉的年谱长编在过去出版环境下实在太少了。假如一个研究者有意去做一个有意义的历史人物年谱长编,根本看不到其私家档案,根本无法提供史料,即便将已有文献系年编排,意义也不是很大。真正的年谱长编一定要像丁文江、胡颂平那样,首先得到谱主及其家人信任,愿意将未经整理,未被删改的史料交给编写者使用。当然,从编写者来说,一,要对谱主有爱、有研究,懂得谱主的价值,以及谱主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第二,编写者要有基本学术训练,知道怎样剪裁史料、安排史料。
最近几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林则徐、盛宣怀、郑观应、张之洞等近代重要人物年谱长编,据说还有袁世凯等人的将要出版。中华书局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出版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新版之后,不紧不慢出版了陈寅恪、蒙文通、李源澄、沈曾植,以及吕留良、莫友芝等近代或稍前一大批学人年谱长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不错的同类读物,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张伯苓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等,这一系列年谱长编极大扩充了新史料,研究者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许多过去不曾见到的新鲜史料,这对于重构历史叙事意义重大。
史料无限扩充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或许稍过,但必须承认,无论怎样伟大的判断、预言与分析,在一条史料面前就会原形毕露、无地自容。过去的研究者普遍强调梁漱溟在1957年鸣放期间沉默寡言躲过了一场灾难,殊不知排比相关者年谱,发现梁漱溟他老人家在那一年也是不甘寂寞,面对《文汇报》记者追问,梁漱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了一通排炮。这是历史真实,至于怎样解读梁漱溟躲过了一场灾难,应该另有原因。
呈现史料是一项无私的事业,是学术研究令人敬佩的地方,但怎样排比史料,通过排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年谱长编类出版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和启示。
在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对于1900年发生的“东南互保”缺少理解,更缺乏研究,我们不知道东南督抚究竟是为了什么,竟敢如此大胆宣布清廷是“伪朝廷”,皇上的圣谕为“伪诏”,敢于不理朝廷,敢于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这一事实固然为中国保留了后来复兴的基地,因为东南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粮仓,也是那个时代富庶的地区。过去的研究当然显得粗疏,没有深究。仔细阅读过去几年相继出版的盛宣怀、郑观应、张之洞等人年谱长编,我们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新的发现,就能弄清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知道先究竟是谁动议的,东南督抚是怎样应对的,知道东南督抚、知识人这样做的苦衷与用意,从而也就知道义和团战争结束后朝廷为什么不追究这些督抚的责任,当然也不会去表彰他们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年谱长编应该综合起来阅读,应该在宏大背景下寻找新史料,重建历史叙事。我们很早知道李源澄是章太炎晚年得意的门生由于史料阙如,我们很难知道细节。此次得读《李源澄年谱长编》,方才弄清李源澄与章太炎交往始末,知道李源澄拜见章太炎的大致时间,也知道章太炎喜欢这个小门生,除了二十几岁的李源澄学问好,还因为廖平这位老友,以及诸多四川门生等复杂关系。
历史学研究,原本具有相当门槛,但由于过去多年粗疏学风的影响,弄得好像什么人都有资格著述。知识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当然有权表达,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就是人们的心灵史。只是准确表达除了敬意、温情,还应有扎实功夫,要在原始史料上用力。假如一切热爱历史的人都有机会有能力作出一部人物年谱长编,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有极大改观和进步。
年谱长编只是历史表达的一个形式,这几年的发展让人刮目相看,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一直对章太炎先生这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充满好奇,但总觉得碎片化的信息难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认知。直到接触到《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才真正找到了一个能够系统性地进入他思想世界和人生轨迹的入口。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年谱,更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它以极其详尽的方式,记录了章太炎先生从出生到晚年的点点滴滴。我尤其欣赏的是,编纂者在收录史料时,非常注重史料的权威性和多样性,力求展现章太炎先生思想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对照着年谱中的记载,去思考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他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又如何影响了他的人生和思想。这种“读人”与“读史”相结合的方式,让我对章太炎先生的理解更加深刻,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人物、理解历史进程的有效工具。
评分对于我这样一名对近代史和国学都有着濃厚興趣的读者而言,《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简直是期待已久的珍宝。它的“长编”性质,意味着它不是对某个片段或某个方面的简略概括,而是力求全景式地展现章太炎先生的生命历程。我尤其看重其“增订本”的价值,这意味着编纂者在初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更多珍贵的史料,修正了可能存在的疏漏,使得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翔实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初步翻阅时,我注意到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一手资料,这对于还原历史真相、理解人物的真实想法至关重要。年谱的体例也十分清晰,便于读者按照时间线索,循序渐进地梳理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以及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本书的内容之丰富,足以支撑长期的深入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那个时代复杂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
评分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人,章太炎先生的思想无疑是我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这次有幸接触到《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我深感欣喜。这本书的规模之大,内容之详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它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更是描绘了一个时代的缩影。通过年谱中对章太炎先生日常起居、学术著作、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细致梳理,我得以清晰地看到他如何在那个变革剧烈的时代,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如何与当时的思潮进行碰撞与对话。这本书的“增订”之处,更显其严谨与求实,相信是汇集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和珍贵史料。我特别期待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章太炎先生关于文字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精深造诣,以及他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独特见解。这无疑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并在其中不断获得新知的学术巨著。
评分我一直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位思想家,除了他的理论著作,更需要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因为思想往往是在生活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汲取养分的。而《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这本书并非简单的流水账,而是通过详实的史料,将章太炎先生的一生编织成一张错综复杂但逻辑清晰的网。我特别欣赏的是,年谱中不仅记录了其公开的活动,还尽可能地挖掘和呈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他的师友交往、家庭生活、甚至一些个人的情感波澜,这些都让章太炎先生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不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实个体。在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与先生一同经历那些动荡的年代,感受他面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体会他在学术探索中的孤独与坚持,以及他在个人遭遇中的坚韧与豁达。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极大地加深了我对章太炎先生的理解,也让我更加敬佩他为传承国学、启迪民智所付出的毕生心血。
评分作为一个对章太炎先生思想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一直以来都希望能找到一本能够系统、详尽地梳理他一生事迹的著作。这次有幸拜读了《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虽然还未完全细读,但仅从其庞大的篇幅和严谨的编纂即可窥见其非凡的价值。书的装帧厚重,分为上下两册,拿在手中便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与学术分量。打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清晰的排版和考究的字体,这无疑为长时间的阅读奠定了舒适的基础。初略翻阅,我被其中详细的条目所震撼,从章太炎先生呱呱坠地到人生谢幕,每一个重要节点,甚至是每一次迁徙、每一次讲学、每一次著作的完成,都得到了细致入微的记录。大量的史料引用和注释,仿佛将人拉回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让我得以窥见这位国学大师在历史洪流中的足迹,感受他思想的演变与发展,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物的交往。这种“长编”的叙事方式,对于理解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及其与时代背景的互动,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期待在接下来的阅读中,能更深入地理解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个时代精神象征的意义。
评分任鸿隽回忆枚叔在日本开国学讲座时,曾有这样一个插曲:“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又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有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第二是学者,如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清代的全谢山,属于此类。第三是文士,如西汉的杨子云,唐的韩昌黎,宋的苏式兄弟,属于此类。”通人、学者、文士三者,看其类中之人,约略有点概念,可惜未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通人类,只知道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王通大儒,仲长统于哲学亦有发微,王仲任则不知何人又有何建树。真是孤陋寡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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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他给我们讲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他还教我们唱渔歌,我们就跟着他学唱歌,“十指尖尖搭在姐儿肩,有句那个真心话不好对你言,十七十八无妻子,心想那个讨个身上又无钱……”
评分2、“既遭王贼之难,幸免横夭,复为人事牵引,浊世昌披,人怀踩恨。”此条说的是苏报案入狱三年,遭受了磨难。另外还有在爱国公社时与吴稚晖的争端,在民报时与孙逸仙的争端,又有刘师培的背叛,还有与马良、康梁、杨度、蒋智由等人的辩论。说人怀踩恨,也是可以理解的,谁叫他自己那么彪悍呢。逮着谁就往死里整,说的话也相当尖刻。是为性情使然,但其内心是相当脆弱的。兼貌似在日本时妻妾都不在身边,或者都已经去世了?尤其读到他这段画像自序时,太炎的脆弱一面展露无遗。“非速引去,有呕血死耳。”让人唏嘘。
评分我们当时的日子非常穷,甚至有大半年的粮食都不是很够。深冬时候,那劳力少吃饭人多的家庭每天仅仅吃两餐。睡到半夜肚子就造反了,饿得人尽是想吃的东西,光做吃饭的梦,看到香喷喷金黄色的烧饼在眼前飞来晃去,用手去捉就是捉不到。
评分《长编》按不同历史时期,结合章太炎的思想活动,分五卷:1868年-1894年为第一卷,1895年-1905年为第二卷,1906年-1911年为第三卷,1912年-1918年为第三卷,1919-1936年为第五卷。每一卷之前附按语,说明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和章氏的思想活动。基本上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全面记述章太炎的政治、学术活动。
评分乃是艺术界、文化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之一。说到张充和,难免不得不重提著名的“张家四姊妹”。张充和一九一三年生于上海,是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姊妹里最小的妹妹,上有姐姐元和、允和、兆和。张家祖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张树声乃是晚清重臣。父亲张武龄创办了苏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出生甫一年,张充和便被叔祖母带回合肥老家,收养为孙女。叔祖母为她在家延请塾师,教诵诗文,习字临帖,与在苏州的姐弟们不同,受到的是旧式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与她日后的学问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套《张充和手抄昆曲谱》函套封面是余英时的题签,内附两张唱片《张充和昆曲选萃》和《张充和笛韵选萃》,白谦慎为之题签。内中共收录十册手折,一册为序跋,九册为曲谱,其中八册收录《学堂》、《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硬拷》、《折柳》、《阳关》、《惊变》、《闻铃》、《哭像》、《弹词》、《活捉》、《寄子》、《纳姻》、《思凡》、《芦林》、《咏花》,凡十八折戏;另有一册为 《金瓶梅中所唱曲》,据该书编者陈安娜所作的编后记,此为一九八一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仿苏州园林的“明轩”建成时,张充和应邀在开幕式中演唱《金瓶梅》中的昆曲。 书中所收的曲谱以小楷精心写就,波磔中有隶书的意趣,提按间又有魏碑的筋骨。书风自是高古,而点画的转折之中,婉转有致的情态盎然纸上。司空图用“犹之惠风,荏苒在衣”来表达“冲淡”的境界,这句话用来形容张充和的书风亦是相称的。 是书分珍藏本和普通本两个版本,珍藏本的函套和手折封面为绢面,扉页上贴有张充和签名钤印的字纸。珍藏本随书另附书签两枚,分别印有张充和手书的隶书对联上、下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该联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现为董桥先生收藏。董桥在《张充和的伤往小令》里,称她笔下的工楷与诗词有着《纳兰词》里“鸳鸯小字,尤记手生疏”的矜持。我以为这句形容确属精到,张充和书法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便是其高古贞远、毫不媚俗的气格。也正因如此,余英时在《张充和诗书画选》的序文里,浓墨重笔地从张充和的生平经历说起,追溯文人艺术之源流。此后在《工尺谱归我珍存》里,董桥又细细道来收藏张充和手钞曲谱的经过。凡此再三致意,读来令人尤其印象深刻。 “墨花艳艳泛春风,人与霜毫同雅健”,乃是当年张充和将所作的 《仕女图》 照片寄回给郑肇经时,所附《玉楼春》中的一句。张充和今年正是期颐之寿。而“人书俱老”的化境,也已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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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孙逸仙被日本驱逐出境,民报为章太炎独立支撑(当然,他也不愿意别人插手)。孙逸仙走的时候只留下两千元,经济拮据(不知道办民报可不可以赚钱),到了1908年更为日本政府所封禁。黄侃回忆说枚叔“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章氏乃兴与苏曼殊同赴印度“批鬀入山”之意,究其原因有:1、“余自三十岁后,便怀出世之念,宿障所缠,未得自在。”三十岁是在1897年,章氏说1897年后就有出家的念头。189...任鸿隽回忆枚叔在日本开国学讲座时,曾有这样一个插曲:“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又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有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第二是学者,如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清代的全谢山,属于此类。第三是文士,如西汉的杨子云,唐的韩昌黎,宋的苏式兄弟,属于此类。”通人、学者、文士三者,看其类中之人,约略有点概念的门首列类。第三是文士,如西汉的杨子云,唐的韩昌黎,宋的苏式兄弟都是一个多姿多彩、极富传奇个性的人物。康有为文化个性所展示的异采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今试作探讨,姑做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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