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是目前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书评媒体之一，上海书评选萃系列为该刊五周年精选集，共有八本：《画可以怨》《穿透历史》《都是爱书的人》《国家与市场》《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似是故书来》《兴衰之叹》《流言时代的赛先生》。艺术科学、苏东往事、藏书访书、经济社会、社科人文，你能想到的优秀作者，你能读到的优秀文章，尽在于此。《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为《上海书评》五年来有关出版领域访谈和文章的精粹，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重量级元老，他们畅谈出版轶事，点评编辑艺术，解读畅销书的秘密，更有对书业未来的前瞻思索，所涉话题皆能引发爱书人的共鸣。
内容简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资深元老，他们或畅谈出版轶事，或点评编辑艺术，或分享读书心得；既有对往昔出版岁月的回顾和反思，也有对当下图书市场的解析和追问，更有对书业未来图景的勾画和前瞻。他们编书，出书，卖书，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爱书的人。作者简介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江湖人称“沈公”。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旗帜与灵魂人物。著有《阁楼人语》等。目录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钱伯城谈八十年代出版热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
企鹅老总谈出版业向何处去
罗伯特？西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戈特利布谈编辑艺术
我的“《读书》十年”（吴彬）
她的周围，都是爱书的人（高林）
DK，死在“营销王”手上（俞晓群）
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傅月庵）
“不能畅销，何必出书”（刘柠）
畅销书的秘密（陈一白）
阅读的春天在哪里（陈昕）
……
精彩书摘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2010年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而在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多年，与范用、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他对这些往事的追忆，或多或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沈昌文：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
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
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读书》杂志是由范用、陈原、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沈昌文：创办《读书》时，我没有参与。一年后，我才进编辑部。进去后我发现，范公虽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他出力极多。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读书无禁区”是编辑部改的。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据。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笔迹。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史就改了。
但是，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读书》尽心竭力的。他们管大局。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大家看，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两周年告读者》了。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总之，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原是总工程师，范用是办公厅主任。
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据说三联能独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沈昌文：这我也很奇怪。我那时位卑职低，上层的事说不清。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但到正式独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离休。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还不到六十五岁。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
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说范公有一次去上面开会，居然同一位高层领导顶撞了起来，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这传闻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范公对我说过，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
您曾经说过，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能具体说说吗？
沈昌文：在这里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对的《新华月报》校样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没有校出来。当时我还是初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教育了我但并没有处分我，这是对我的关照。这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群众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是群众，尽管我还没入党，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我出于正义感，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天晚上，范公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让我首先揭发了戴。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错误，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所以1957年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这两件事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的部门，做了总编辑的秘书。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在办《读书》杂志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你不要去了，我和陈原商量了，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你来主持，并且负责《读书》杂志。”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否认有这事。但是我记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党，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不佳，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我非常感谢。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恶，甚至绝交。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沈昌文：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想有三个原因。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我也都执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个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简单，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整个的大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但我很喜欢删改，对这点他很反感。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让他很反感。这个是我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
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不懂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他喜欢干预，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如说“你不懂”、“你们怎么这么庸俗”等等。这个我也跟不上。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
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价钱都比较高。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联书店初创时期，经济非常困难。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一百来部稿子，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著是不付版税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你们要学习他。我主持工作时，没钱、没房子，经济非常困难。说实话，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跟他有矛盾，现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的三个“不”——不敢、不会、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绝交。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
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很想恢复《生活》杂志，亲自编了《生活》杂志的试刊，打了报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没有被批准，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了。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又打了报告，最后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生活”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办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其实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但是加以改变，适合需要。他是老前辈了，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比如我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上面不赞成。”他就会说：“上面的谁啊？你让他来找我。我做出版的时候他在哪里？！”
再举一个小例子。《读书》办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围城》的，借来读了大感兴趣。但是，我们搞了一阵读书会后，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那时，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我受到了启发。我灵机一动，把我们的活动更名为“读书服务日”，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于是皆大欢喜。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办，也高兴。
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数都是让他烦心的。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发表了回忆范公的文章，其中提到范公的个性，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章中说：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较强，工作效率高。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您也曾说过，您对范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难道就因为他对您有恩，您就没想过要向他消除误解吗？
沈昌文：我没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误解。向他解释过若干次，没效果，之后他还不断地给我写信来骂我。于是我想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了，我还是想办法销声匿迹吧。我在他面前躲开，甚至想离开三联书店。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专门写信给三联书店前辈徐雪寒同志。我说：“五六年以前，我曾满怀热情，参与筹建‘三联’。以后承揽全局工作，诚惶诚恐，力求实现理想。然而几年下来，我已完全幻灭，承认恢复‘三联’之举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这中间，客观困难自不论。在主观上说，则无论老中青三者，均无法达致共识，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辈，自应斡旋其间，促进调和谅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态不高，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过苛（恕我直说），使得裂痕越来越大。某些三联前辈对‘三联’出书和经营之指责，我已屡闻。这些看法，确实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大多做法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尔。”“我自去年已还，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为，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即为处理不好与‘三联’前辈的关系，而这对‘三联’这类老店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范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还可以解释，您会说什么呢？
沈昌文：现在也不必解释了。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释。
您曾跟随陈翰伯、陈原、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或者异中也有同，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昌文：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
他俩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住在楼上楼下的。他们两位领导之间可能有些隔阂，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一直跟着陈原，跟得很紧，一直到他去世。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我有兴趣的正是陈原的专长，他是外语专家，我特别喜欢外语。我在“三联”主持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范公的关系，我著作稿很少管，主要负责翻译的书。比如范公和巴老关系挺好，要出巴老的书，我就只管出巴老翻译的书，巴老的著作我一点不插手，巴老翻译的书我出了很多。这个都跟陈原有很大的关系。在回忆录里我也提过，我们在一起经常讲三种语言：俄语、德语、世界语，他很喜欢用这三种语言，我也勉强会一些。
应该说陈翰伯、陈原、范公在出版路线上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是改革派。可是范公是主张顶着干，我没这个能力。陈原主张利用外国书来讲中国的事情，这个我配合得比较好，也很乐意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比如从巴金那里发现了房龙的著作《宽容》，第一版就印了十五万册，影响挺大。还有像《情爱论》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我本身比较内行。这和陈翰伯有密切的关系，他主张改革开放，他告诉我的办法就是从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题材。陈翰伯过去是《新华日报》的人，所以他非常了解毛主席对自由民主的发挥。我跟随他读了很多马列著作，也知道了马恩比如说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这些都促使我组织翻译了《情爱论》，一下子印了一百二十万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陈翰伯、陈原、范公是一个路子，可是方法不同。范公的路子我学不上，他要顶着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够学习陈翰伯、陈原比较曲里拐弯的办法。可是三位的改革的思想，我都欣赏、佩服，而且认为是一个路子。所谓的异跟同就是这样，“同”都是改革派，“异”是方法截然不一样。陈翰伯，特别是陈原的办法我都欣赏。1954年我是陈原的秘书，这以后我不断和他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或者用中国话和我说，或者用外国话和我说，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启发，让我知道怎么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因此离范公更远了。范公我当然很尊敬，按组织系统的话说，我是属于他的。但是说实话，他的方法我做不到。
在他们那一辈老出版家身上，有哪些可贵的遗产应该好好继承的？
沈昌文：就是我刚才说的改革开放观念。他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有见解、有办法。他们的确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我没有贬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图，我说范公只是说我学不到。对于陈原，也没有特别抬高他的意思，仅仅只是我们两个的思路比较接近。
对年轻一代出版人，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沈昌文：我没什么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坦率地说，我对这类带有“评论”性质的书籍通常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总担心会陷入故作高深的泥潭。但这本书完全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它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对文本的拆解还是对时代背景的梳理，都显示出扎实的学养。然而，最难得的是，它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平衡点。作者的笔触是犀利且精准的，但他绝非高高在上的评判者，更像是一个带着热情的引路人，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思想脉络一一呈现。我尤其欣赏它在讨论一些经典著作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同理心”，没有急于否定或全盘接受，而是站在创作者和读者的多重角度进行深入剖析。这使得即便是初涉该领域的新手，也能轻松跟上节奏，而资深研究者也能从中发现新的启发点，这份包容性非常难得。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甸甸的质感，拿到手里就不舍得放下。封面那种略带复古感的排版，和内文的纸张选择搭配得恰到好处，散发着一种安静的知识气息。我特别喜欢它那种不张扬的内敛美，不像有些书那样花里胡哨，而是专注于内容本身带来的力量。每一次翻阅，都能感受到排版者对文字的敬意，字里行间没有多余的留白，却也不会让人感到拥挤，节奏感拿捏得极妙。尤其是那些引文和注释部分的字体处理，细微之处彰显功力。初次接触这套书，纯粹是被它那种对阅读本身的虔诚态度所吸引。它不像是一个快消品，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工艺品，让人忍不住想把它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时不时地去摩挲一下，感受那种油墨与纸张混合的独特芬芳。这种对实体书的尊重，在如今这个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
评分这本书的知识密度实在惊人，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那种跨越学科的连接能力。它不是孤立地谈论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位作家，而是巧妙地将文学、历史、社会思潮甚至是一些艺术现象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网。你读到关于一个作家的分析，下一秒可能就跳转到了当时社会制度的变迁，然后又回扣到文本中的某个象征符号。这种跳跃并非杂乱无章，反而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牵引着你前进。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进行一场寻宝游戏，每找到一个关键的知识点，都会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这种结构安排，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让我意识到很多看似无关的事物其实是相互渗透、彼此滋养的，读完之后，看世界的方式都变得立体和多维了。
评分我通常不太会主动去购买“书评集”类的书籍，总觉得它们缺少独立的生命力。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这个品牌本身就带有某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吸引了我。这本书读下来，我体会到了一种鲜活的、正在呼吸的文化现场感。它记录的不仅仅是过去的经典，更是当下知识界正在发生的热烈讨论和深度思考。那些文字里带着一种上海特有的那种既海派又精致的思辨味道，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敬意，又不乏对现代性议题的锐利捕捉。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关切所在。对于想要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严肃阅读生态是如何演进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切片样本，它记录了时代的脉搏，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反复咀嚼的真知灼见。
评分我最近在寻找一些能真正沉下心来阅读的文本，而不是那些浮光掠影的碎片信息。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了一片可以独处的园林。它的叙事风格非常舒展，仿佛作者并不急于把你拉到某个高潮点，而是耐心地引领你走过每一个细微的观察和思考的路径。读起来，我常常会停下来，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某个句子或某个观点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地方，需要时间去消化和回味。这种阅读体验是极其奢侈的，它强迫你慢下来，去重新审视那些你以为自己已经了解透彻的概念。它没有那种刻意的煽情，一切情感的流露都极其自然，像是老友间的促膝长谈，真诚而克制。每次读完一个小章节，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仿佛刚刚品尝完一杯上好的清茶，余韵悠长，久久不散。
评分（3）通读
评分桑农，安徽郎溪人。现居芜湖，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家学会会员。著有《艺境无涯：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主编和参编教材《文艺欣赏导论》（南方出版社）、《大学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多部，近年所作学术随笔，主要刊于《读书》、《书屋》、《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曾有朋友写的一篇《桑农印象》,现录于下面: 在本埠的书话界人士中我认识桑农较晚，也是从万卷书屋宋先生口中得知。有一次在万卷书屋买了一本桑农先生与汪裕雄先生合著的一本美学著作，于是就请宋先生请二位作者签名，这两位作者都在书上留下墨宝。像这样的签名本的确难得。坊间一般是独著，都是单人所署名。对桑农的名字就这样记住了。后来我写的一篇书话习作在本埠日报所登载，而桑农的大作赫然在首，有一次我在书店就与宋先生谈及，说桑农文章也在，言语间颇有借他自吹的嫌疑，说话间宋先生就提醒我桑农就在眼前，弄得我一阵心虚，幸亏没有口无遮拦，否则岂不是贻笑大方，这样就向他讨要了他的手机号码，与桑农先生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时常买一些读书报刊，见到他的大作更多，这样我都搜罗来。见到他的名字总觉得亲切。桑农先生对书话研究十分精深，所研读的内容有一点书院气，但他的文字总是很工整，绝不拖泥带水，你读了总感到这样的文字套用一个时髦的词“有张力”，文字丝丝入扣，说理逻辑井然，这也许如同他授课般行云流水。这样的文章我读了总感到熨帖，绝没有拖累，很少语言上的差池。而在阿滢、董宁文的书中时常见到他的文踪，这让我们芜湖的读书人很自豪，桑农就像他的名字所喻示的勤于耕耘，因此他的作品才耐读厚重。有一次我急匆匆走路，踩到一个人的脚后跟，忙向他道歉，一看是桑农君，赤日炎炎下，只见他顶着一方毛巾，俨然是一个躬耕垄亩的农人形象。桑农真是一个在学术书话上都有造诣的令人钦佩的学人。
评分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
评分这套书整体都不错，值得买来读读
评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穿透历史》以大家说史的形式论述历史的细节，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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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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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2013年3月凌晨3点半，我坐在电脑前为自己的第二本书写序。还是一个人生活，还是会每周习惯性地看完一本书，还是会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与大家分享。喜欢的歌还是那么几首，身边最好的朋友还是那么几个，仔细想来这便是我最大的幸运。曾经我想，如果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做梦，就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让我觉得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还记得最开始我带着近十五万字的书稿——当然它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去拜访商谈了很久的出版社，接待我的姑娘一脸笑容地看着我，说了很多欣赏的话。然后不到十五分钟我就离开了出版社的写字楼，没错，我被拒绝了。那天的太阳很温暖，在外面等着我的死党跟我说了鼓励的话：“没关系，我认识的你，跌倒了也会爬起来战斗到底。”之后便有了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同名短文《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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