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辽宋夏金史讲义》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期,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等都空前突出,纷纭复杂,作者高屋建瓴,立足宏观,使读者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示诸掌”的之感,实为该领域重要的学术入门之作。
作者简介
邓广铭(1907-1998),著名历史学家。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革”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被学界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学术著述被汇集为十卷本《邓广铭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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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辽宋的先后建国及其对立与斗争
第一节 契丹族建立契丹国(辽)
一、契丹族的历史与其建国过程
二、契丹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三、契丹的军政制度
第二节 北宋初叶的政治经济
一、割据纷争局面的结束
二、北宋初年为了巩固统治权的几种措施
三、大地主阶级特权之扩大——“田制不立”与“赋役不均”
四、苛重的赋役制度
第三节 王小波李顺的起义
一、北宋政府和当地豪强大地主对四川人民的严重剥削
二、王小波和李顺相继领导人民起义
三、起义军的失败
第四节 北宋与契丹(辽)的和战
一、宋太祖对契丹(辽)的防守政策
二、宋太宗两次进攻契丹(辽)及其失败
三、契丹的南侵和澶渊之盟
第二章 第十一世纪的宋帝国
第一节 北宋与西夏的斗争
一、党项族建立西夏政权
二、西夏的地理形势和经济凭藉
三、北宋对西夏的羁縻与战争
第二节 北宋中叶的社会矛盾与政治改革
一、政治经济方面的几个严重问题
二、外患侵逼之日亟
三、小规模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
四、范仲淹的改革及其失败
五、王安石的新法及其推行后的效果
第三章 辽与北宋的衰亡和女真族的崛兴与建国
第一节 北宋末年的人民起义
一、北宋末年人民灾难重重
二、以宋江为首的北方人民的起义
三、以方腊为首的南方人民的起义
第二节 女真族建立金国和辽与北宋的相继灭亡
一、完颜部的发展和金国的建立
二、契丹国(辽)的灭亡
三、北宋的灭亡
第四章 南宋与金的对立和斗争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
一、宋廷的南迁及其对金的屈服投降政策
二、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抗金斗争
三、湖湘地区的农民起义
四、岳飞在抗金战争中的功绩
五、一一四一年的宋金和约
第二节 金国的迁都及其在华北的残暴统治
一、金的迁都和金主亮的侵宋
二、说猛安谋克制度
三、猛安谋克的大量内徙及其对于华北土地的大量掠夺
四、金代晚年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第三节 南宋中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一、从采石之战到符离之战
二、南宋政府的“取民无艺”
三、孝宗时代江南人民对南宋政府的反抗斗争
四、韩侂胄的对金用兵及其失败
五、史弥远的专权(缺)
六、南宋与蒙古会师灭金
第四节 南宋末叶的军事斗争及其覆亡
一、贾似道的擅权误国(缺)
二、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侵略军的斗争
三、南宋在襄汉一带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侵略军的斗争
四、南宋的灭亡
第五章 宋代的国民经济
第一节 农户农田和农作物
一、“诡名寄产”与宋代户数人数问题
二、南宋豪绅对东南水利田的垄断
三、几种新的农作物品种之输入
第二节 宋代工业部门中的几种创造发明和改进
一、煤的开采与使用,在宋代较前大增
二、火药、火箭、火炮
三、活字印刷术
四、指南针
五、瓷器制作技术之进步
六、纸的制作技术之进步
第三节 国内外的贸易·铜钱与纸币·工商行会
一、国内外商业的发展
二、钱币铸造之滥和纸币的大量发行
三、工商行会及其作用
第六章 宋代的文化
第一节 两宋的理学
一、唐和五代反对佛教运动的回顾
二、两宋理学的意义
三、理学中的诸流派
第二节 宋代的文学和绘画
一、平民文学的发展
二、讲史、平话、小说
三、词
四、绘画
编后记
精彩书摘
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地居河套之南,其地地质中所含盐分极多。最著名的产盐地则为五原县的乌池与白池,其所产之盐亦以颜色之稍有不同而称为青盐和白盐,色味俱较山西解池之盐为优。以其制作之易,成本更较解盐为低。例如有一时期陕西路中解盐售价为每斤三十四至四十四文,而青白盐每斤只售十五文。
在宋初时候,夏州、盐州、灵州各地,不论其为何种政权所属有,其居民的情形是:城郭之内则为汉人与汉化了的党项或他种蕃人,后者即当时所称之熟户或属户。城郭之外则为不曾汉化的党项或其他蕃人,亦即当时所称之生户。不论熟户或生户,也不论是仰仗游牧生活或农业生活为其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以其地瘠薄,且有一部分为沙漠地区,既非水草肥美之地,也不适宜于农业的种植,故食料是非常缺少的。因而这般蕃人便向内地贩运盐州的青白盐,从关陇一带的汉人换取一些五谷杂粮,以解决其食粮不足的问题。
陕西的民户得食物美价廉的青白盐,夏、盐、灵等州的蕃户得到生活所必需的粮食,这是一种极其合理的经济关系,然而这对于北宋的财政上却有极不利的作用。
北宋既然招募了大量的军队,遂致竭天下之财力以养兵而犹苦于不足用,其势乃不得不在农民的两税之外再开辟种种的税源,因而有了茶盐等物的专卖制度的施行。
宋代的盐专卖制度,在施行的技术上又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政府只于盐的原产地设官管理征税等事,其后可任盐商运至各地出售而不再征税,此之谓“通商法”;另一种则是所有关于盐的制造、转运、推销等事一切均由政府所设机构办理,此之谓“榷法”。
陕西路是行销解盐的区域,其近里州郡即河中府、陕州、虢州……等地是行榷法的地区,而沿边的京兆府、凤翔府及其以西诸地则行通商法。总之,向陕西销行解盐而抽取税款,是北宋税收的一个不小的来源。如果容忍青白盐在陕西销行,由于青白盐的物美价廉,更由于青白盐产量之大,其结果必将使解盐的销路大受影响,甚至使其全无销路。而最后受其影响的则为宋政府的财政。
在李继迁与宋方鏖战的过程当中,任陕西路转运使的郑文宝便向宋廷建议禁止青白盐输入陕西销售。其所举理由是:“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请禁之以困戎人,保吉(即继迁)可不战屈也。”后来果即照此建议施行。这一措施,在宋方是希望能获得两种结果:一是李继迁军费的支绌和部属生活的困敝;二是解盐行销数额的提高,也即是国库盐税收入的增加。
据《长编》及《宋史》诸书所说,在禁止青白盐的贩易数月之后,西夏果然大困,这算是收到了宋方所预期的效果;然而却有宋方所不曾料及的一项反作用也于同时发生:即原来依靠贩易青白盐而维持生计的沿边的生户和熟户,对于宋夏二者间本可说是保持中立态度的,而在失业之后无以资生,遂一齐叛宋而投入于李继迁旗帜之下了。就中关系较大的则是南山党项,即所谓横山部落的态度的转变。横亘于陕西北境之山通称横山,连亘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故沈括、种谔请城横山以御夏人(所引皆种谔疏中语)。横山部落的居地,可以从事于少量的农业生产,又为贩卖青白盐的商客往来所必经之地,故该部落的民户,即使不从事于盐贩之业的,也可以因青白盐之大量贩运于陕西而获取其利。所以,该部落不但对宋夏采取中立态度,且毋宁说对于宋方尚且有一些好意的。横山部落中人亦称“山讹”,体格强健,不似夏州羌之柔脆,当其对宋夏全取中立态度之时,西夏便缺少着一支强悍的生力军。及宋方强制禁止青白盐的入境,横山部落也倒在李继迁一边去,李继迁的军力遂因以强大起来,继此以往,宋方反成了作法自毙,陷入于苦境之内,而灵州一地亦遂从此而陷入于孤立无援之境,结果便是灵州在咸平五年(1002)落入西夏手中,西夏乃得居于宋之上流而侵扰宋之西北边境,环庆、泾原两路遂长期处于夏人威胁之下。
在这中间,就因为沿边蕃族都投归李继迁,继迁乃于993年(淳化四年)合四十二族首领盟于杨家堡,引兵一万三千人寇环州石昌镇,屠小康堡,知环州程德元击之不退,宋太宗乃又令知制诰钱若水驰驿诣边,弛其盐禁,慰抚诸羌,乃已。但弛禁未久,又复禁贩如旧。至德明继世之后,大中祥符以来,以蕃部困敝,屡次遣使至宋,请求开放盐禁而宋亦提出德明必不肯从之事(如遣子弟入质等)以相要挟,盐禁遂终未再解。
然以宋代沿边吏治之腐败,又以仁宗时官盐价高,故边民贩运青白盐事亦所在多有,《宋史·食货志》谓“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唯以其终非大批,故仍不能解决整个蕃部的民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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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秦汉大势:帝国初创与制度奠基》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时期——秦汉大帝国从诞生到鼎盛,再到由盛转衰的完整历程。我们聚焦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以及对后世中国乃至东亚文明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求勾勒出一幅宏大而精微的历史画卷。 第一部分:秦的统一与制度的勃发(公元前221年—前207年) 秦的统一绝非偶然的军事胜利,而是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本部分将详细考察战国末期列国纷争背后的深层动因,特别是秦国在变法图强、郡县制推行以及军事组织上的独特优势。 制度的创设与帝国框架的搭建: 我们将重点解析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架构。这包括皇帝制度的创立及其神圣性、三公九卿制的运行机制、以及郡县制的推广如何有效地将广袤的疆域纳入中央管控之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基本政治模型。对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政策,我们不仅视为经济统一的手段,更视之为文化整合和国家认同构建的关键步骤。 大工程与社会重负: 长城修筑、驰道开辟以及阿房宫和骊山陵的建设,是秦帝国展现国力与意志的标志。然而,这些史诗级的工程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力负担。本书将结合考古新发现和文献记载,审视这些工程对社会阶层流动和农民生活产生的直接冲击,探讨其如何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诱因。 严苛的法律与思想的禁锢: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推行严刑峻法,力图以强力手段维持社会秩序。我们审视“焚书坑儒”事件的背景、实施过程及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冲击。通过对比法家与儒家在治理理念上的根本差异,揭示思想控制在统一帝国早期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历史局限性。 第二部分:西汉的崛起与儒家治国的确立(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 汉承秦制,但并非简单的复制。西汉初期的统治者在吸取秦亡教训后,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治理方略,成功地完成了从“秦制”向“汉制”的平稳过渡。 休养生息与文景之治: 在楚汉战争的创伤之后,汉初采取了“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策略。本部分详细分析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如何迅速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并构建了一个稳定繁荣的物质基础。文帝、景帝时期,国家财政的充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为后来的汉武盛世积蓄了必要的能量。 汉武帝的雄心与帝国的扩张: 汉武时期是西汉政治、军事、经济达到顶峰的阶段。我们重点探讨了董仲舒上书后,儒家思想如何被提升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与皇权相结合,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长期文化格局。在军事上,对匈奴用兵的策略转变,从防御转为主动出击,深入漠北,开辟了河西走廊,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初步畅通。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影响: 张骞凿空西域是世界交流史上的里程碑。本书将详细梳理汉朝对西域的经营策略,包括设立西域都护府、推广的贸易商品,以及这一通道对中原王朝获取战略资源(如良马)和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 察举制与士人的崛起: 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和制度的成熟,对具备管理能力的官僚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深入分析了察举制度的运作机制,以及它如何为出身于地方的士人阶层提供了进入中央政治舞台的途径,标志着中国选官制度向重德行、重学识的方向发展。 社会矛盾的累积与衰落的端倪: 盛世之下,矛盾亦在积累。本书将分析土地兼并的加剧、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以及盐铁官营政策带来的财政困境和民怨。晚期外戚和宦官的干政,如何一步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为新莽的篡位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新莽的改制尝试与光武中兴(公元9年—公元25年) 王莽的统治是一场以儒家理想主义为驱动的、试图彻底重塑社会经济结构的激进实验。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新莽推行了如“九布”、“王田制”、“币制改革”等一系列旨在恢复周代理想社会形态的改革措施。本书将详细梳理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实施细节,并客观评估其在复杂社会现实面前遇到的巨大阻力,探讨其最终失败的原因,并非仅仅是能力问题,更是时局与理念错位的结果。 光武中兴的复兴之路: 刘秀在混乱中脱颖而出,建立东汉。我们分析了“光武中兴”的内涵:它本质上是汉承秦制与黄老之术的再次成功结合。光武帝如何重用豪强地主阶级、恢复社会秩序、并巩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治基础,从而实现了区域性的稳定和人口的恢复。 东汉中后期的特点: 东汉后期,儒学进一步深化,经学研究达到高峰,并涌现出“党锢之祸”等政治斗争。我们探讨了太学的发展、士人的精神风貌,以及外戚与宦官权力斗争如何使得中央集权逐渐虚化,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埋下伏笔。 结语:秦汉遗产 秦汉时期,不仅仅是朝代的更迭,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基因被铸造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以儒家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稳定的疆域版图以及对内向型的国家认同,皆源于此。本书旨在通过对制度变迁、社会动态和思想演进的细致梳理,让读者理解秦汉如何塑造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