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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蒙古史名宿冈田英弘,国族区隔重构世界史的野心力作!
内容简介
在冈田英弘看来,历史分别于公元前五世纪与公元前100年,诞生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而创造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两位天才。一位是东方中国,以汉文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另一位则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
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王朝更迭、皇帝变迁。在他所确立的历史叙述中,无论现实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记述时都会尽量规避“正统”的变化。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叙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
就这样,拥有历史的两大文明——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各自在创造出固有的历史观之后,在各自的地区里以各自的历史架构书写历史,直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出现打通了东西藩篱。随着蒙古军队四处征战吞没大半欧亚大陆,让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得以连接,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史从此变得可能,至此,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蒙古史的文明意义。
作者简介
冈田英弘,“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专攻日本古代史、中国史、蒙古史,在蒙古史领域成就尤受瞩目。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因参与“满文老档”译注工作,年仅26岁便获得日本学士院会员的殊荣,成为日本学界史上年轻的学士院会员。从1966年到1993年这二十余年间,任教于东京外国语大学,直到退休。主要作品有《康熙帝的信件》《成吉思汗》《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兴亡》《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等。
冈田英弘对于世界史的推广,与追求民族主义的新清史学派,同样强调消解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东西界限,并试图从全球史的视野重新诠释东亚文明。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是他的入室弟子。
精彩书评
中央欧亚草原民族的活动改变了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命运,世界史揭开了序幕。本书从蒙古的发展与传统,重新认识世界历史。
——《深港书评周榜》
随着“新清史”话题的升温的推荐,与“新清史”学派渊源甚深的日本满蒙史学者冈田英弘走进了国内学界与媒体的视野。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2015-6-10
中央纪委书记在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思想史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会晤谈话中,数次提及日本著名蒙古学、东洋史学者冈田英弘。王在引述冈田观点的同时,认同了冈田从微观研究基础到宏观比较视野的思想理路,并提及其作为第三代“蔑视派”学术领袖,对日本传统史学的挑战与创新……冈田极力倡导消弭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界限,强调将东亚社会置于世界史的重要性。《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便是冈田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例证。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2015-5-18
目录
前言
第1章 1206年的天命—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成吉思汗
蒙古之外的世界
罗斯的公爵们
立陶宛人
东罗马帝国
阿尤布家族
西欧
统治世界的天命
历史是文化
没有历史的文明——印度文明
没有历史的文明——玛雅文明
对抗文明的历史文化
第2章对立的历史——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被扭曲的神话
对立的历史观
《旧约圣经》的历史观
《启示录》的历史观
东西的对立
第3章 皇帝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的构成
五帝
东夷的夏
北狄的殷
西戎的周
西戎的秦
正统的理论
班固的《汉书》——儒教
正史架构的定型
正史架构的裂痕
正史的缺陷
第4章 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草原的游牧民族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
印欧人
匈奴帝国的出现
游牧帝国的理论
匈人的出现
罗马“帝国”的虚构
第二阶段的中国——鲜卑
汉语的变迁
第5章 游牧帝国的成长——从突厥到契丹
阿瓦尔人的出现
突厥人的出现
斯拉夫人的出现
突厥文字
西藏文字
回鹘人的祖先
中国的突厥人
契丹帝国
基督教传向蒙古高原
党项人
可萨汗国
罗斯人的出现
钦察人
第6章 蒙古帝国创造世界
《资治通鉴》的中华思想
金帝国
资本主义的萌芽
蒙古人的出现
蒙古的发展
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人
征服欧洲
征服西亚
征服南宋
蒙古帝国的构造
蒙古帝国创造的各国国民
蒙古的继承国——中国
蒙古与儒教
清朝复兴蒙古帝国
蒙古的继承国——俄罗斯
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
蒙古与资本主义经济
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
第7章 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
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大领域
日本史的特征
中国型的西洋史
东洋史的失败
蒙古帝国让世界史变得可能
拉希德丁·哈马丹尼的《史集》
贡噶多吉的《红史》
杜撰的《元朝秘史》
《蒙古源流》
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的解说
后记
精彩书摘
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公元14至17世纪,蒙古帝国编纂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出身于伊朗高原、西藏、蒙古高原等至今为止没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地方。无论是波斯语、藏语或是蒙古语,都不是至今主流历史的语言。也因此,他们不受到地中海型或中国型等既成历史架构的束缚。蒙古帝国所写出的世界史,每一本都是以成吉思汗家的祖谱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反映出了当时世界的真实面貌。
这里隐藏了解决地中海型历史与中国型历史、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矛盾,创造单一世界史的提示,那就是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反复入侵定居民的居住地区,他们的入侵创造出了两个有历史的文明,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在中国之前的时代统治东亚城市国家的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也都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之后成为城市的居民,进而创造了中国。像这样,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成立之后,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每一次的入侵,都各自改变了两大文明的命运。地中海世界之所以结束古代,进入西欧世界的中世纪,也并非文明内部的因素所致,而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而来的匈人将日耳曼人赶到了罗马的土地所造成的结果。另外,结束中世纪进入近代也是奥斯曼帝国继承蒙古帝国的霸业后入侵欧洲所造成的结果。而将西欧人的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也是为了对抗至今为止掌握世界大权的蒙古帝国和他的继承国,西欧人才往海上寻求生路,建立海洋帝国。
同样地,在中国,秦汉时代第一阶段的中国灭亡之后,创建隋唐时代第二阶段中国的也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迁徙而来的鲜卑等游牧民族。与鲜卑所建立的中原政权竞争,优势逐渐确立,最后甚至吞并中原的也是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包括突厥、回鹘、契丹、金、蒙古等在内的游牧民族。在蒙古帝国的支配之下,中国彻底蒙古化,形成了元、明、清的第三阶段中国。经过蒙古化的中国文化,就是现在一般认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第三阶段的中国不再是以皇帝为中心单独运转的世界。这些中国的皇帝其实是以成吉思汗为原型的中央欧亚型游牧君主的中国版,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欧亚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第三阶段中国的特征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可以清楚看见。
如果想要超越来自希罗多德与《旧约圣经》《启示录》的地中海(西欧)型历史架构,以及来自《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中国型历史架构,不是仅仅将东洋史和西洋史混合,而是从头到尾叙述具有一贯性的世界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去文明内面或是自行发展的观念,把焦点放在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的外部力量,是他们改变了有历史的文明,以此为主轴来叙述历史。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可以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视为世界史以前的时代,独立看待各个文明。而蒙古帝国成立之后的时代则为世界史的时代,当作单一世界看待。
为了实践这样的做法,历史学家必须舍弃有历史的两大文明至今为止为了自我解释或合理化而创造出的概念或术语,找出无论套用在哪一个文明都不会产生矛盾的理论,做出真正合理的解释。如此一来,叙述单一世界史绝对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最初的尝试。
……
前言/序言
十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世界史是否成立》的文章(《历史与地理》211,1973年4月)。文章中指出,“世界史一词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是两个近乎矛盾的观念相互重叠,整体的轮廓模糊不清,很难掌握”。这两个观念其一是明治时期以来的“万国史”。“万国史”是在明治初期,面对同一时间突然大量来袭的各国西洋人,为了与他们交涉,日本人急需知道对手的背景。因此,从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互争长短的法国、英国为止,万国史叙述了西洋各国的兴亡盛衰。“万国史”改编自欧洲人的“原书”,但由于改编的是日本人,因此在选择记述的事项时,是根据日本人所持有的传统历史观,也就是从汉文书典中所学到的中国“正史”观。
对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超过千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历史的重点在于哪一个政权被授予“天命”,属于“正统”。为此,“万国史”记载的对象实质上仅限于从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日耳曼分支出来的英国、法国以及德国。这说明了“天命”传递的顺序,也代表承认明治时期三大列强的“正统”。这个中国型的“万国史”属于“西洋史”,与源自中国史的“东洋史”并列,这就是日本历史学的现状。
无论是“东洋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立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人想尽办法修改“东洋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洋史”以时代区分,或是另外撰写东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在不自觉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况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洋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制改革,将东洋史与西洋史合并,出现了“世界史”这个科目。
但事实上,将东西洋史合并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就算两者都是建立在中国型的“正统”思想上,但东西方的“天命”相互对立,就好像水和油无法相容一般。在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将东西洋各自呈现纵向的脉络横切之后相互堆叠,无论对教学的人或是学习的人而言,都是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听说很多日本高中老师在教西洋史的时候,会从世界史的教科书中取西洋史的部分,等到教东洋史的时候再取东洋史的部分,将东西洋史分开教授。这样一来,“世界史”和过去完全没有分别。
另外,合并东洋史与西洋史的“世界史”,当中竟然没有包含属于“国史”的日本史。这样的做法导致在日本的学校里,日本人所学的是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世界史。就好像日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日本的历史与世界史毫无关系,日本也没有对世界有任何的影响。如此一来,应该学习的“世界史”大事选项当中完全没有与日本相关的观点,学的大事愈多,逻辑愈混乱。想当然地,世界史的知识只会愈来愈杂乱无章。
《世界史是否成立》一文的最后我以“最起码在现在的日本,真正的世界史并不成立。但就算如此,学校却不得不教授世界史。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大学联考中废除世界史这个科目”当作总结。但我并不满意这个悲观的结论。正如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需要“万国史”一般,姑且不论大学联考,现代的日本人还是需要世界史,需要重新创造出符合逻辑的世界史。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创造出东洋史的中国世界与创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知道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东西发展的势力创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经过不断地变化,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可能记述单一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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