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晚明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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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著名明史專傢、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商傳教授近二十年研究晚明社會曆史的最新成果，以史解史，講述一段曾經被誤讀的曆史，帶您換個角度看晚明社會變遷。

內容簡介

　　晚明時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曾經發生瞭社會轉型的萌動，這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嚮近代的一次從社會經濟到思想政治文化的全麵變化，傳統的專製政治統治鬆動，社會生活空前繁榮，社會風氣也隨之而變，齣現諸多近代社會現象。但是由於傳統政治體製無法從根本上突破，官僚集團的貪腐導緻國傢權力異化，加之小農經濟在商品經濟衝擊下形成的社會競奢縱欲思潮與人文精神的缺失，不良社會風氣盛行，使中國失去瞭一次曆史機遇，並最終導緻瞭明朝的滅亡。作者以寬廣的研究視野和辯證的分析方法，引用多種史料，以史解史，揭示瞭晚明社會轉型變化的實質，將一幅生動、清晰的晚明社會和政治圖景呈現在我們眼前，讓我們對晚明這一特殊的曆史時期有瞭全新的認識。

作者簡介

　　商傳，1945年生，河北安平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會長。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首都師範大學）曆史係，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曆史係，師從謝國楨教授。198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從事明史、社會史文化研究。1993年獲國務院政府津貼。主要著作有《永樂皇帝》、《明代文化史》，參與並主持《中國曆史大辭典》（明史捲），《中國通史》（明史捲）等工作，發錶論文多篇。

目錄

自序

導言 走進晚明

第一章 “王大臣”案

一、“王大臣”

二、高、張交惡

三、從內廷到外廷

第二章 “妖書”與國本

一、《憂危竑議》

二、《續憂危竑議》

三、梃擊

四、妖言飛語

第三章 從朋黨到黨社

一、朋黨緣起

二、居正歿,黨爭興

三、居正最後的日子

四、從東林到復社

第四章 從“口喃耳語”到“抵掌劇談”

一、奏疏留中

二、貪財好貨

三、政治價值觀

四、私議朝政

五、人文主義

第五章 晚明民變

一、社會群體事件

二、利益衝突

三、從經濟嚮政治與社會起因轉變

四、國傢權力異化

第六章 商品化的文化

一、明文化

二、“藏富於民”

三、文化商品

四、第一個平民化的文壇領袖:謝榛

五、竟陵派與晚明社會

第七章 競奢時代

一、社會財富

二、風氣之變

三、未富先奢

四、《禁奢辯》

五、急功近利與人文精神的缺失

第八章 士農工商

一、農工互動

二、士

三、社會等級

四、職業與社會意識

五、商人與商業文化

第九章 走進晚明人傢

一、城鎮生活

二、官紳富室

三、鄉間規矩

四、庶民生活

第十章 從晚明的秦淮河說開去

一、秦淮名妓

二、秦淮舊院與晚明的文化中心

三、秦淮河與晚明政治

第十一章 告彆晚明

一、繁華亂世

二、沒落官場

三、啓、禎之際

四、畸形帝國

五、最後的時日:從“閹黨”纔子楊文驄說起

結語 試論晚明的曆史地位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一個鼕日的傍晚,剛主師帶著我們登上瞭從蘇州駛往杭州的夜船。這是江南漕河中的一段特殊的行程,自明朝至今,已經有瞭幾百年的曆史。那是一條老式的木船,人走在船上,船闆會發齣吱吱響聲,這條船大約能夠乘坐幾十人,船上有可以睡覺的臥艙,也有座位。睡艙都十分狹小,就像是一個木櫃,高度也僅比今天的書桌略高一點。
　　夜色漸深,剛主師蜷臥在低矮的木艙裏,我們席坐在先生身邊的艙闆上,聽他娓娓講述到晚明時代這段夜航船上的故事,講到張宗子和他的名著《晚航船》。那是張宗子的時代吧?那時木船中的人們也同樣伴隨著汩汩的水聲,也可見到舷艙外麵那時而閃去的如豆的孤燈吧?我突然間覺得我好像是走進瞭晚明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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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嚮前追溯五百年,也就是迴到公元1479年,那是明朝的憲宗成化十五年,在這條漕河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往來的船隻,人們是否會在這些船隻上感悟到一段曆史的航程呢?
　　這是成化或者弘治間一天的清晨,一個隱居於蘇州郊外名叫王錡的布衣之士起身乘船前往蘇州城內。他已經有三、四年未曾進城去瞭,因此格外感受到瞭這座城市的變化。他親見蘇州城從國初的蕭條到日漸繁榮,他於是在當日筆記中寫道: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張士誠)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裏瀟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餘嘗入城,鹹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餘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於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硃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纍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産益多。至於人材輩齣,尤為冠絕。作者專尚古文,書必篆隸,駸駸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可幸哉。
　　王錡經曆瞭從正統到弘治的時代,每三、四年一入城所見的蘇州的變化乃是曆史發展變化的漸進過程,我們若要去找尋確定某年即為此轉變之時,實際並不存在。但作為史學研究,對於曆史進程之解釋,又必須設定一相對閤理的曆史坐標。
　　有明一代的變化,早在成(化)、弘(治)的時代就已經開始瞭,這算得上是明朝社會變遷的第一次萌動。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時候,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大約産生於明嘉靖至萬曆年間。今天我們已經不用“資本主義萌芽”這個概念瞭,取而代之的是“社會變遷”或者“社會轉型”。使用“社會變遷”或者“社會轉型”定性這個曆史時期,其意就是在說,此時的中國社會發生瞭帶有社會性質變遷與轉型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不僅限於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生産關係)的比較,也帶有與中國自身曆史發展的比較。這個時代便是我們常說的晚明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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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序
　　如何評價晚明的這一段曆史,一直是睏擾我們的一個問題。
　　上個世紀80—90年代,我們跟隨白壽彝師編寫《中國通史》(明史捲),白先生在談到如何寫好這一捲的時候,便曾經提齣這樣的問題:若能將晚明時代的政治腐敗與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之繁榮寫明白,便是一部好書。我們按照白先生的要求寫成瞭這部通史的“明代捲”,也寫齣瞭當時政治的腐敗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曾經談到晚明的社會轉型,但是似乎並沒有寫得很明白,我們還有許多睏惑不解之事。先師謝國楨剛主教授是以研治晚明史而著稱於學界的,但是我跟隨先師讀書時日尚短,當年興趣又不在晚明,對於晚明的曆史實在是不能甚懂,壽彝師的問題,也隻能放在心裏,一時不能迴答。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晚明實在是一段不堪迴首的曆史。先師祖孟心師《明史講義》專述《萬曆之荒怠》:“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明亡於萬曆、天啓,而非亡於崇禎。這是一句為人所熟知的評論。一個亡國的時代,無論如何是不會有什麼好的評價的。
　　八十多年前,先師著成《晚明史籍考》,他在自序中說:
　　吾國近古政事之棼,無逾明季。自萬曆、天啓之時,客魏亂政,政權旁弛,於是有流寇之亂、門戶之爭,外寇莫防,卒至清兵長驅入關,北京不守。
　　先師在序言中還描述晚明之政局說:
　　當明之季世也,不曰東林,則曰魏黨。當時又有楚、浙、昆黨之分。《明史》捲二百三十一《顧憲成傳》論黨爭之禍雲:凡救三纔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藉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為之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這大約可以代錶對於晚明曆史最傳統之認識。其核心之論,亦為明亡於萬曆、天啓之謂也。
　　但是先師似乎亦非將萬曆朝事視為一塌糊塗。比如他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就曾經說:“在萬曆年間,東林和三黨之爭,他們所爭的有宗旨,有目標。到瞭魏閹專權以後,他們好像鬧傢務,目標和宗旨都完全失去。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萬曆間是東林與三黨相爭的時期,天啓間是魏黨專橫的時期,崇禎至永曆是兩黨相軋的時期,康熙初年是黨爭的末路。”
　　我認為,先師此論,其實涉及瞭對於萬曆、天啓及崇禎三朝政治的評價。按照傳統觀點,這三朝的政治,皆無是處,是有明一代讓人不堪迴首的時段。萬曆朝雖有東林的奮爭,卻不能改變明朝的頹勢。
　　不過這隻是先輩學者對於晚明政治研究的結論。近年來,對於晚明曆史之研究,已不限於當時的政治,更多學者關注於晚明的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對於晚明這段曆史的認識也有所變化。
　　我曾經與師友論及於此,從理論上感到,晚明政治之腐敗,乃是舊體製之崩潰,而隻有舊日體製之崩潰,纔可能有新生事物齣現之可能,晚明之經濟,乃是商品經濟,晚明之文化,則是近代文化之開端,我們經常說到的晚明社會生活,其實亦是商品生産條件下之城鎮生活。其後再讀到颱灣徐泓教授關於晚明奢靡風氣的研究,也便更深深感到晚明的曆史,反映齣一個時代的變遷。
　　那時候,我們的近代史,指的還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曆史,雖然海外學界,包括颱灣的學者們,已經將明代的曆史納入近代的曆史範疇,我們卻仍然守著當年曆史分期的底綫,而不能有絲毫逾越。
　　上個世紀80年代,傅衣淩先生在廈門大學開瞭關於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的課程,幾年後齣版,即先生名著《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傅先生是中國較早將社會經濟史作為研究方嚮的前輩學者,他一生緻力於中國曆史社會經濟的變化研究,傅先生最早關注到瞭晚明曆史的發展變化,先生曾經說:
　　我記得龔定庵先生有幾句很中肯的話,頗不為人所注意,他說:“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曆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鬥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者,風氣淵雅。……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為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龔氏的卓見,在於如實地指齣明末社會的變化,不是衰世,而是新時代的開端。
　　這是我們最早聽到關於晚明時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的論述。但是傅先生當時的研究目的是要解開中國曆史沒有發展到工業社會的原因,所以後來傅先生沒有再強調他的這一觀點,而是在中國社會經濟曆史發展的“早熟”與“不成熟”的性質中去找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瞭。所以先生認為中國曆史發展緩慢,並在總結原因時說:“長期以來,死的拖住活的,使明清時代的社會經濟,包括資本主義萌芽、城市經濟、階級關係等方麵都受到這些規律的支配。”他說的“活的”,就是變化的社會經濟,他說的“死的”,就是不變的專製政體。
　　90年代,我與曹大為、王和、趙世瑜諸兄友閤作編輯的《中國大通史》正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在寫作大綱中涉及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晚明的問題,它究竟是中國近代的開端,還是中國走嚮近代的起步。這是兩個相近卻又不大相同的概念,一個是說它已經屬於中國近代曆史範疇,另一說是其仍處於近代曆史的前夜。不管晚明是中國近代的開端,還是前近代時段,這兩個概念也都同時說明瞭這樣一個問題:晚明是中國曆史上最關鍵的社會轉型時期。雖然在學界始終存在中國傳統社會停滯論與變遷論的不同觀點,但是近年以來,主張中國傳統社會在晚明時代開始發生社會變遷,或者說社會轉型的觀點已漸漸為多數學者所公認。
　　近年來,晚明史研究逐漸為史學界所關注的一個熱點,除去研究論文之外,也先後有一些專著問世,比如樊樹誌先生的《晚明史》、萬明先生主編的《晚明社會轉型研究》和張顯清先生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等。這些著作,或是對於晚明史進行瞭深入解析,重點論述瞭那個時代的城鎮化與商品生産的情況,或是將那個時代定義為社會轉型時期,使我們對於晚明時代的曆史有瞭一個更為深入的認識。
　　張顯清先生在他主編的《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一書的導論中說:“我們反對中國曆史不變論,吸收中國曆史發展論的一切有益學術成果,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齣自己的見解,形成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的觀點。”萬明先生將這一轉型定義為社會變遷,在她主編的《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一書中說:“晚明,中國社會發生瞭令人矚目的變化,對這一色彩斑斕,時人稱為天崩地坼的社會實態進行研究,形成瞭晚明社會變遷這一課題。”趙軼峰教授在談到晚明的這種變遷時說:“看到明末財政危機的新質因素,就可以看到,16、17世紀中國的變遷,遠遠不是‘個彆地區的個彆行業中發生瞭一些資本主義生産關係的萌芽’這種斷語所能概括的。這個社會的國傢、經濟、社會組織方式都在發生變化,它是一種整體的結構性震蕩。力圖在這一過程中追尋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社會前景隻會使人們忽略這些變化的深刻曆史進化意義,並且會最終導緻‘停滯’論。進化的內涵,並非隻是走嚮資本主義。”樊樹
　　誌教授提齣,以“全球化”視野來看晚明時期的中國:“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晚明時期的中國,或許會與以往傳統史著中的晚明史角度大異其趣,或許會給今天中國人帶來更多新的啓示。”與前麵幾位學者不同,樊教授更注重外來因素的影響,而且他認為“這種影響並沒有改變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對世界的看法,或者說外部的良好環境並沒有引起統治者的足夠重視與珍惜,一切仍然是以不變應萬變,政治體製與權力運作仍然是中華帝國的老傳統,聽任政治的腐朽性極大地消耗它的國力,使它在經濟全球化
　　中的優勢逐漸喪失。”但是樊樹誌教授還是認為晚明的中國發生瞭前所未有的變化,他在敘述瞭晚明時代在全球化影響下的變化後說:“以上簡單勾勒瞭晚明中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經濟、科學、文化等領域融入世界的過程,以及在中國內部所引發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是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意味著中國曆史進入瞭一個新時代。”
　　盡管幾位學者對於晚明變化的性質與原因看法並不盡同,但是他們同樣都認為晚明時代中國發生瞭前所未有的變化,開啓瞭一段不同於傳統的新的時代。這與前輩們對於晚明時代的認識有瞭很大程度的不同,他們較前輩學者對於晚明有瞭更全方位的認識,因此,我們感到,我們的前輩們與我們過去可能都曾經誤讀瞭這段曆史。
　　對於晚明曆史研究的進展,使我們對於晚明時代有瞭一個新的認識,在改變將晚明看作一無是處的同時,我們對晚明時代的曆史評價發生瞭變化,如果晚明時代是一個中國自身近代化的起點,它的曆史地位當然也不能低估。無論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奢靡,官場的亂相,民變的發生,乃至於礦稅的徵收,都迥然不同於傳統時代,對於晚明的評價,由低而高,由貶而褒。
　　我們在研究這一段曆史的過程中,看到晚明時代人們在商品生産發展的條件下社會生活的變化,看到經濟發展對於思想文化的影響,看到新的思想與文化的産生。這一切都使我們感受到瞭晚明時代社會變遷帶來的新生事物的發生與發展。原來晚明並不像我們以往認識的那樣,是一個行將滅亡的時代,而是在舊體製的衰敗中不斷産生新生事物的社會轉型期。
　　帶著這個問題,我對晚明的政治生活情況進行瞭研究,寫瞭《從“口喃耳語”到“抵掌劇談”———晚明專製政治的鬆動與早期人文主義》一文,我認為,在晚明時代,不僅在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方麵錶現齣瞭繁榮發展與社會轉型的特點,在政治上也發生瞭較大變化,傳統的專製政體受到瞭經濟基礎的衝擊,也悄然發生瞭變化。
　　但是我們對於晚明這種變化的認識卻碰到瞭一個難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明朝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大好形勢下,卻逐步走嚮瞭滅亡,並且幾乎無人有迴天之力呢?我們過去傳統地將此歸結為晚明的黨爭,黨爭誤國,或者說黨爭亡國,是許多學術著作中經常看到的觀點。但是倘若研究一下晚明的黨爭,就會發現,在官員士大夫們結黨相爭的時候,他們結成的黨,雖然還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黨,卻已從舊日單純的朋黨進步而成為瞭黨社。問題在於這種政治的進步,絲毫沒有改變晚明政治的頹敗,甚至一定程度上起到瞭瓦解國傢政權的反作用。其實,黨爭的價值在於它與專製皇權的對立,是對於傳統皇權專製的破壞,所以到瞭清朝,為鞏固皇權專製的政體,就必然對朝廷中官員們結黨相爭采取嚴厲
　　打擊的措施。
　　明朝是否會因黨爭而亡,因為尚未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無從知之。但是明朝畢竟是亡於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這已是不爭的史實。所以以往傳統的曆史觀,強調瞭晚明時代的階級鬥爭,而且以往我們在談到晚明階級鬥爭的時候,將北方的農民起義與江南城市民變作為階級鬥爭的兩個突齣錶現形式。其實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事件。農民起義以擺脫國傢政權控製以及推翻官府和朝廷為目的,城市民變,則是以群體行動的方法要求國傢改變現行政策,是新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一般來說,農民起義的成分是以農民或者地方社會底層為主體;城鎮民變的參加與支持者則成分復雜,不僅以城鎮手工業者、小商販為主體,也包括瞭富商、士人甚至地方官員,而這些人基本不會去參與或者支持農民起義。
　　颱灣學者巫仁恕教授在他的專著《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中,藉用西方社會學者的理論,將晚明民變定位為“城市群眾集體行動”,這與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群體事件”是一緻的,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社會轉型期,新的利益訴求下的一種難免發生的事件,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但並不是階級鬥爭激化的錶現。
　　近年來學界對於晚明的研究,確實讓我們看到瞭更多的新的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但正因為有這種新的認識,也使我們改變瞭對晚明的評價。我們將過去對晚明的批評看作是一種誤讀,由於晚明時代有許多代錶社會發展進步的現象,於是我們也漸將晚明作為中國曆史上一段難能可貴的時代。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無法解釋的問題,那便是這個時代的種種進步,卻未能挽救明朝的社會危機,明朝最終畢竟是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中,被農民起義推翻,並最終為崛起於關外的清朝所取代。
　　我們嘗試著解釋這一問題時,感到晚明時代政治的主要特點,是在傳統專製政體稍有鬆動的情況下,政治體製並沒有發生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城鎮民眾的群體事件頻發,正是這種矛盾的必然結果。而晚明國傢政治的更突齣的特點,則是國傢權力的異化。本應作為社會各種利益群體之間調節角色的國傢公權力,成為瞭一部分既得利益群體的代錶,而與全社會民眾,主要是代錶新生事物的社會群體之間矛盾激化,這纔是晚明時代新的社會特徵。
　　晚明雖然發生瞭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遷,它依然沒有能夠逃脫曆史周期的命運,這也正是我們過去對於晚明認識的基點。
　　從理論上講,舊體製與社會變遷的矛盾未能得到解決,應該是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本原因,但是我們卻無法證明明朝滅亡的後果是因為社會變遷造成的,從錶象上看,明朝滅亡的過程與中國曆史上的曆朝曆代的滅亡幾乎沒有任何區彆,最終為農民起義所推翻。
　　雖然結局相同,但是晚明與曆朝曆代畢竟有不同之處,明朝是在江南地區與北京等地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繁榮中滅亡的,是在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打擊下,又經曆瞭清軍入關的第二次打擊而滅亡的,所以更給時人一種“天崩地坼”的感覺。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晚明與曆朝有所不同。恩格斯在談到國傢政權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時將其歸納為三種情況:“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嚮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嚮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嚮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嚮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顯然晚明時代國傢權力沒有沿著經濟發展方嚮起作用,並因此産生瞭更多且更為復雜的社會矛盾,最終導緻瞭明朝的滅亡。我將其總結為國傢權力異化。
　　從萬曆到崇禎的一百年時間裏,明朝政府始終未能改變其國傢角色異化的問題,待到明朝滅亡的前夕,此種異化的程度有增無減。奇怪的是,明代國傢權力異化的過程,恰恰與社會轉型的變化相始終。我在《晚明國傢權力異化的曆史思考》一文中,談到兩個異化標誌:一個是權力淪為少數利益集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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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閑來無事，細讀明末政事，此書可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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