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林同济卷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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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卷按发表时间顺序对“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的论著进行精选，对他们从各自专业出发撰写的时评、政论和国际形势评判文章进行收集并刊布，有些是1949年后首次公开发表。既有对中国历史积淀、文化特性、官僚群体、政治文化的深刻分析，也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引入。他们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依据，认定当时世界处于类似先秦中国的“战国”时代，认为中国文化并不会灭绝，反而有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繁荣；他们对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做出了令人惊叹的预判。本卷所选文章，对于全面认识“战国策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质与深度，理解近代中国转型年代知识群体思想意识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复杂纠缠的特性，对于持续推进“战国策派”思潮的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19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历史学系教授。编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观》、《中国通史选读》等，与人共同主编《战国策》杂志，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50-1951年间接受劳动改造。1952年，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编有《世界上古史讲义》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12月在天津病逝。
林同济（1906-1980），笔名耕青、独及、望沧等，福建福州人。1922年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26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1934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编著有《时代之波》、《文化形态史观》等，与人共同主编《战国策》杂志，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是“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8年后历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外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州讲学时病逝。

　　江沛，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曾任日本爱知大学、广岛大学和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著有《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国民党结构史论》（下册）、《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民国史纪事本末》(第3卷)等。
刘忠良，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2012级）。

目录

雷海宗林同济卷目录
目录
导言
雷海宗卷
元代基督教输入中国纪略（1926）
“五卅”的功臣（1927）
书评：《世界史纲》（1930）
殷周年代考（1931）
孔子以前之哲学（1932）
书评：Thompson，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1934）
皇帝制度之成立（1934）
中国的兵（1935）
书评：Hecker，Religion and Communism（1936）
书评：Jaspers，Man in the Modern Age（1936）
兵的文化（1936）
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1936）
第二次大战何时发生（1936）
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1937）
中国的家族制度（1937）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1938）
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1939）
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1940）
张伯伦与楚怀王——东西一揆？（1940）
历史警觉性的时限（1940）
中外的春秋时代（1941）
全体主义、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1941）
古代中国的外交（1941）
抗战四周年（1941）
海军与海权（1941）
论欧洲各国请英美善意保护（1941）
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1942）
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1942）
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1942）
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1942）
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1942）
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1943）
战后经济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1943）
大地战略（1943）
欧洲战后人的问题（1943）
循环之理（1943）
四强宣言的历史背景（1943）
战后的苏联（1944）
历史过去释义（1946）
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1946）
东北问题的历史背景（1946）
时代的悲哀（1946）
举世瞩目的阿拉伯民族（1946）
和平与太平（1946）
近代化中的脑与心（1947）
史实、现实与意义（1947）
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1947）
自强运动的回顾与展望（1947）
《周论》发刊词（1948）
政治的学习（1948）
如此世界?如何中国（1948）
侵略定义（1948）
国际谣言与自我检讨（1948）
国际谣言中的中国（1948）
捷克已矣！（1948）
本能、理智与民族生命——中国与英国民族性的比较（1948）
号角响了，曾受美国教育的自由分子赶快看齐！（1948）
对国民大会献言（1948）
对参政会致意（1948）
认识美国对日政策的一贯性（1948）
北平的学潮（1948）
所望于新政府者（1948）
理想与现实：政治兴趣浓厚时代的两个世界（1948）
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1948）
伊朗问题（1948）
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1948）
五四献言（1948）
真是——教育究为何来？（1948）
谨防学潮的另一种变质（1948）
美苏交换照会，冷战又一回合！（1948）
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1948）
再认识美国的对日政策（1948）
巴力斯坦的上惨剧，英美合演的比双簧！（1948）
反美扶日运动与司徒大使发言（1948）
出路问题——过去与现在（1948）
南斯拉夫事件（1948）
僵至可再僵的柏林局势（1948）
北大西洋联防在酝酿中（1948）
由西藏派代表赴美说起——美国接收大英帝国的又一例证
（1948）
人心向治良机勿失！（1948）
欧洲统一问题（1948）
论中国社会的特质（1948）
睡梦已久，可以醒矣！——国庆期中，本刊再申立场（1948）
国际和平展望（1948）
学者与仕途（1948）
联合国纪念日（1948）
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1948）
蒲立德又要来华调查（1948）
可注意的美国未来发展（1948）
美国大选后的世界（1948）
盎格罗萨克逊联合国在形成中（1948）
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1948）
雷海宗年谱简编
林同济卷
《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序言（1930）
边疆问题与历史教育（1934）
生死关头（1935）
国防的意义（1936）
书评：《满洲发达史》（1936）
书评：《福罗特与马克斯》（1937）
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1938）
抗日军人与文化（1938）
抗战将士对我引起的反响（1938）
抗战军人与中国新文化（1938）
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的观察（1939）
战国时代的重演（1940）
力！（1940）
学生运动的末路（1940）
中西人风格的比较——爸爸与情哥（1940）
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1940）
花旗外交（1940）
中饱与中国社会（1940）
千山万岭我归来（1940）
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1940）
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1941）
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1941）
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1941）
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1942）
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1942）
阿物、超我与中国文化（1942）
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1942）
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1942）
演化与进化（1942）
论文人（1942）
论文人（续）（1942）
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1942）
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1942）
论官僚传统——一个史的看法（1943）
关于自由主义（1943）
请自悔始!（1944）
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创——议礼声中的一建议（1944）
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1946）
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1946）
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1947）
欧洲各国的形势——林同济致友人的一封信（1947）
林同济年谱简编
后记

前言/序言

　　导言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江沛抗战时期名噪一时的战国策学派，论对世界历史、中国文化还是现实世界的认识中，其理论构架的核心就是历史形态学理论。在这一学派中，雷海宗与林同济又是对此倡导最力、著述最多的两位学者。受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把五千年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高等文化区域划分为7个，在此基础上，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5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3个阶段。两人同时都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海宗、林同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只有抱坚定的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一、文化形态学的要素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得知了世界上还有发展层次不一的文化存在，它们形态各异，文明悬殊，风俗迥异，由此博物志、风俗志、民族学、人类学等新的学说逐渐兴起。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欧洲又产生了以发掘地下文明遗物作为研究古代文明手段的考古学。19世纪，在相关学术研究数百年发展的基础上，欧洲学人得以对全世界各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全过程有所了解，于是文化形态比较学应运而生。文化形态比较学的开拓者，目前所知是俄国学者丹尼拉维斯基 (N�盌anilevsky),他于1869年发表《俄罗斯与欧罗巴》一文，将俄罗斯与西欧的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是最早进行文明比较的论著。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后来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使文化形态比较学体系初成端倪。随后，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了二三十部有关文化形态比较研究的论著，其中最有名气的著作，要数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 (A�盩oynbee)耗费三十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12卷）。斯宾格勒提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独立文化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实质上就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发展史。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征与精神，彼此沟通非常困难。要研究这个由不同文化构成的世界历史，必须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共时态的文化横向排列否定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斯宾格勒称这种方法为文化形态学 (cultural morphology)。照他的看法，文化形态学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察的一种学说，是一种崭新的视角，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参见[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他提出,“对于每一有机体说来，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是带有根本性的”同上书，13页。，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一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同上书，39页。，也就是说，不论一种文化具有何种特质，它的发展规律都是由盛到衰，因此各个异质文化间是有可比性的，异质文化间没有优劣之分，他把这种文化形态学的研究方法也称作“比较形态学”。斯宾格勒认为，所有的文化形态发展均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阶段，然后周而复始地循环发展。以这种理论估算，世界上已有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指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墨西哥等七个文化都已死亡，仅余下一种历史的余迹。唯有西方文化尚处于文明的第一时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战争中几个国家最终合并成为一个大帝国。战国时期之后是帝国时期，统一的大帝国出现，这个时期要到2000—2200年间出现。因此，表面上斯宾格勒谈的是西方文化的没落，实质上却是从西方文化中心论出发，试图为西方文化寻求出路，同时也表现出各种文化间的平等发展的基本概念。文化形态史观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它以共时态的各种文明横向排列否定了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任何文明都具有相似的生命历程。与进化史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不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旧的文化衰亡与新的文化兴起，并不意味着是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新一轮循环。尽管各个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仍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共时态的。它不强调文明间的所谓优劣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出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观。参见秦晖：《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10117。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第1卷出版时，正是“一战”德国战败之际。世界八大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还处于青年阶段，而西方文化又以德国文化最为优秀的论点，令灰心丧气的德国人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安慰，这部晦涩难懂的历史哲学著作，一时在德国畅销不衰，成为学术界争相议论的话题。20世纪前20年，西学东渐的浪潮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波涛汹涌，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希冀从西方现代性中找到“强国”的法宝，文化激进主义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都不再死抱着坚拒西学于国门之外的观念。在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走向的思考上,“中学为体”抑或“西学为体”的定位不同，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程度及方法上认识不一。20世纪20年代初，在学人张荫麟、张君劢的大力介绍下，斯宾格勒走进了中国思想界，文化形态学由此进入中国。战国策派学人中，多数具有留洋经历。雷海宗和林同济先后留美，贺麟与陈铨相继留德，雷、贺、林、陈于1927年至1934年间先后回国。四人中，雷、林是阐释、宣扬文化形态学并运用、发挥于中国文化分析的主要人物，陈铨与贺麟则是接受这一主张并在学术上加以运用的。至今尚法确定雷、林二人是何时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的，但雷海宗在1936年、林同济在1938年已有较为系统的文化形态史观则是疑的，雷海宗运用文化形态学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主要是在30年代后期完成的。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时，知识界开始从学理上重新检讨中国文化，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文化复兴运动，以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强烈的“中国化”面目跃然出现。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并不同意一味“中国化”、“民族化”的文化复兴，他们希求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与融合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林、雷两人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收录了他们在40年代初阐述文化形态史观的6篇代表性论文，集中表达了他们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思考。二、雷、林的独特视角战国策派学人对于文化发展的思考是立足于历史考察的，他们从“全体”的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时代命题。他们所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均由这一命题延伸而来。雷、林在强调诸文化发展独立性与特异性的同时，同样注重研究各个文化间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常常谈及的“历史形态”或“文化形态”。雷海宗指出：“历史进展大步骤的公同点，现在已逐渐成为学者所公认的现象。这种公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载《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0204。，所以，文化形态学就是以文化为考察单位，以寻求它们之间共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这种历史形态的具体表现，就是各个文化在不同的“空间范围”经历的几个大致相同的“时间范围”，即历史阶段。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雷海宗认为每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都有一个青春勃发─茁壮成长─繁荣昌盛─枯萎凋落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等五个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时间约为600年。这一时期各个文化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现象较为特殊。在政治上的主权是分化的。每个文化空间范围内都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土地与人民，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理想而已。元首直辖的土地只有王畿区域，在王畿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状态，元首、诸侯、卿大夫、家臣等，对土地逐级分封。这一时期，社会上划分了明确的阶级，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级、义务、权利、责任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都有公认的法规来认定，阶级是世袭的，其界限相当严格。在经济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极少可以自由买卖。在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宗教事务覆盖了人类所有的生活。参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20~21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第二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以贵族为中心形成列国并立是典型的时代特征，前后约300年。在政治上，封建时代的共主“渐渐全成傀儡，有时甚至整个消灭”，卿大夫及各级小贵族也日益没落。诸侯成为最有势力的阶级，他们控制各自的封疆，实行高度集权，主权分化现象不复存在。地方动乱大大减少，国际间战争的目的,“只求维持国际的均势，没有人想要并吞天下”。在社会上，士庶之分仍然维持，但平民可以升为贵族。在经济上，井田制一类的授田制依然存在，但自由买卖土地得到承认。在精神上，宗教仍占据主流地位，但理性思想开始传播，对于宇宙、人生的奇思异想及伟人、圣哲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参见上书，22~24页。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这一时期发生了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大革命。革命推翻了贵族阶级，平民阶级夺取政权，得到了一个形式上的全民平等社会。随后社会动荡与国际间战争重起，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实力，最后占据对方的领土，灭掉对方的国家”。由于阶级的消灭，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出现。在连绵的战争中，集权干预文化与思想的自由，思想趋于派别化，创造性思想极为缺乏；只有毫中心见解的杂家贩卖辞章，杂家的出现，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参见上书，24~25页。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50年。经过帝国主义时代的大战，一个强国吞并天下，出现了“整个文化区的大一统局面”。在政治上，为强化控制实行专制独裁，在社会上，物质较前有大的改善，但“颓风日愈明显”，尚武的精神衰退，文弱习气风靡，征兵制法维持而改为募兵制。帝国疆域空前扩大，但帝国实力并不强大。在文化上，思想学术与文艺急剧退步，政治与文化冲突激烈,“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真正的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的能力，只能对过去的思想与学术作一番解释、研究与探讨的工夫，并且其中时常夹杂许多附会、误会与望文生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文化至此已经僵化，前途若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长期的凝结”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载《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0204。。第五个阶段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这是三百年大一统时代后从幸免的一个结局”。政治腐败，体制衰退，个人主义严重，内乱外患不断，古老的文化从此一蹶不振，在与外族的争端中走向彻底毁灭。
　　表1世界四大文化周期比较表文化阶段埃及希腊—罗马西欧中国古典中国综合中国封建时代（600年）前2800—前2150年旧国王时代前1200—前650年王制时代911—1517年中古时代 前1300—前771年封建时代383—960年南北朝、隋、唐、五代时代贵族国家时代（300年）前2150—前1850年中期国王时代前650—前323年贵族国家时代1517—1815年旧制度时代前770—前473年春秋时代960—1279年宋代帝国主义时代（250年）前1850—前1600年希克索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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