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邏輯 2：通往自由之路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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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誌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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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10

商品介绍

齣版社：西北大學齣版社

ISBN：9787560437231

版次：1

商品編碼：11777847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5-09-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28

字數：2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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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編輯推薦

·著名華人經濟學傢、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誌武金融係列作品，提供一種看待人類社會和曆史的全新視角。

·本書是係列作品中全新寫就的一部，凝聚作者更新見解，緊扣時下社會動態。

·作者多方麵剖析瞭：金融不是富人和金融從業者的專利，而與每個人的安全、自由、發展、幸福息息相關，也關乎民主體製的閤理運行。而建立和維護健康的金融製度，又有賴於政治體製、法治、社會誠信等的保障。

·樹立讀者金融意識，也為讀者簡介瞭股票、期權等金融工具。

海報：

內容簡介

　　在暢銷書《金融的邏輯1：金融何以富民強國》之後，陳誌武教授推齣瞭《金融的邏輯2：通往自由之路》。如果說《金融的邏輯1》關注的焦點是“富強”，那麼，《金融的邏輯2》則把焦點集中於“自由”。麵對股市動蕩，政府應該救市還是不救？政府應該乾預金融市場嗎？如何把住政府之手？金融市場是剋服民主製度缺陷的一種手段嗎？為什麼老百姓需要消費品，政府卻一直在蓋大樓？窮政府，富政府，哪個更有利於民主與法治? 為什麼說《21世紀資本論》的藥方開錯瞭？為什麼“貨幣戰爭”之類的陰謀論隻能讓我們自廢武功？
　　陳誌武教授認為：基於自由選擇的人生纔有幸福可言，而自由的市場與自由的金融，將會提升每個人自由選擇的能力。

作者簡介

　　陳誌武，知名華人經濟學傢，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曾獲得過墨頓·米勒奬學金。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1983年獲中南工業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現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及量化曆史研究所所長。
　　2000年，一項頗得全球經濟學傢首肯的世界經濟學傢排名齣爐，在前1000名經濟學傢中，有19人來自中國，陳誌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華爾街電訊》將陳誌武教授評為“中國十大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傢”之一。其擔任學術總顧問的紀錄片係列《華爾街》與《貨幣》，對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
　　最近幾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市場發展和製度機製建立的問題以及其他新興資本市場問題。其著作常被《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波士頓環球報》《巴倫周刊》所引用，也常發錶於許多香港和大陸的報紙和雜誌上。此外，他還是ZebraCapitalManagement三位閤夥人之一。

序言　金融為什麼
第一部分自由的金融邏輯
第1章市場通往自由，金融解放個人
第2章貨幣化與自由
第3章愈自由，愈發展
第二部分民富的金融邏輯
第4章如何走齣“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
第5章 “贏者通吃”背後的經濟金融力量
第6章 21世紀的資本為何不同
第7章金融市場是剋服民主製度缺陷的一種手段
第8章國債破産、財政危機或許是必要的“魔鬼”
第9章把住政府之手
第10章製約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控製
第11章經濟發展要圍繞著生活的幸福而展開
第12章富政府之下，“權力”會壓製“權利”
第三部分創新的金融邏輯
第13章金融監管的社會代價
第14章互聯網金融到底有多新
第15章期權工具幫助投資者規避風險
第16章誠信的“金融邏輯”為何在中國失靈
第17章公司不舉，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
第18章強化股票的“股性”，弱化其“債性”
第19章資本市場催化創新創業
第20章金融“陰謀論”可以休矣

精彩書摘

　　金融為什麼
　　四
　　不管是美國、歐洲還是中國，人們都容易有一個本能的反應：金融隻是為富人服務的，跟窮人沒有關係，而且金融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所以，不要說在中國，即使在美國、西歐，每次政府要強化對金融行業的管製，包括對金融行業進行限薪、加稅，社會總是一片歡呼，覺得是政府幫老百姓齣氣瞭。
　　當然，這種樸素的邏輯經不起推敲。正如前麵看到的，金融實際上對於窮人更加重要。金融對富人可能是錦上添花，而對窮人則可能是雪中送炭，甚至關係到是否需要賣妻、賣地。比如買房子，對於有現金的富人來說，有沒有住房按揭貸款並不影響他們，反正不需要按揭；可是，對於普通人，如果沒有按揭貸款這種金融支持，可能要等很多年，存滿足夠多的錢，纔能住上自己夢想的房子，而且如果“男人有房子纔具備談戀愛的條件“的話，那麼，有沒有住房按揭讓有齣息的普通年青人買上房子，最後也會決定能否談戀愛找對象，影響他們能夠找誰做妻子！
　　現在流行“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即眾創。以前中國隻有國有銀行，沒有股票市場或PE（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也沒有債券市場，對許多人來說，藉債融資創業發展不可能；而即使企業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需要藉貸融資瞭，也需要實物資産抵押，否則不可能從銀行藉到貸款。後來，個人和私營企業也可以從銀行申請貸款瞭，但還是需要實物資産抵押。
　　如果融資的前提條件是實物資産抵押，那麼富人和窮人之間，誰可以得到融資支持呢？當然是富人，或者是已經成功的企業。也就是說，如果金融行業還停留在以銀行為主的初級狀態，那顯然對富人最有利，因為富人可以拿齣所需要的實物資産抵押品；同樣道理，這也對已經成功的企業更有利，於是造成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發展金融市場的內在要求就是減少融資的抵押要求，讓那些未來前景看好，但現在沒有實物資産、沒有太多到手財富的“窮人”也能得到融資支持。按照芝加哥大學的拉揚（Raghuram G. Rajan）和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兩位教授的說法，發展金融市場的意義在於把原來隻對貴族開放的俱樂部，變為對所有人開放。鄒恒甫教授及其同事使用1960—1995年間83個國傢和地區的數據研究也發現：長期而言，金融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傢，其收入不平等係數就越低；一般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收入不平等程度會逐漸降低。私人部門信貸每增加1%，收入分配基尼係數就降低0.31%。
　　由此可見，發達的金融市場是萬眾創業的催化劑，也是眾創的前提。PE基金、創投基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標誌著現代中國有瞭對未來收入做貼現、定價的機器，因為股市從本質上是對上市公司未來利潤預期的提前定價，也讓股權所有者能把未來收入預期變現，這跟傳統銀行根據既有資産即過去收入做藉貸定價的做法，形成明顯的對照。可是，由於之前太多決策者、智囊顧問受傳統銀行思維的影響，製定的政策要求任何公司如果要在A股市場上市，不僅要有過去3年的充分盈利記錄，而且必須也有很多實物資産如樓房、機器、設備、土地等，這樣，從本質上把中國股市限定在傳統銀行範疇內，主要為國有企業和“重資産”的傳統行業提供融資服務，不能幫助能力超強的草根創業者上市融資發展。過去的中國資本市場仍然是貴族俱樂部，阻礙收入機會、創業機會的平等化。
　　從2001、2002年開始，中國的PE、創投基金開始真正起步，到2007、2008年成瞭一個欣欣嚮榮的行業，達到戲稱“人人PE”的泡沫境界。我們暫且不管這個行業是否走得有點過頭，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這些創投基金、PE基金跟銀行和過去的A股市場截然不同：它們看重的是你的公司未來的收入流，而且你的公司最好是輕資産甚至沒有實物資産，但必須有很可觀的未來收入增長預期。隻要你的公司未來增長預期好，即使沒有有形資産，他們也願意給你的公司100億、500億的估值！
　　相對於銀行，相對於原來的A股市場，這可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創投基金、PE基金寄希望於未來、奬勵未來，而銀行和過去的A股市場則是著眼於過去、奬勵過去。正因為這種差彆，以創投基金、PE基金為代錶的資本市場，不看你的齣身，也不管你是富二代還是窮二代，隻看你創業的公司的未來前景。在過去兩百年的美國和最近十幾年的中國，正因為有瞭這些放眼未來的新型資本市場和金融工具，許多普通傢庭齣身的創業者也能成為億萬富翁，美國19世紀的愛迪生、20世紀的蓋茨，中國的馬化騰、李彥宏，不僅齣身普通，而且都在30來歲就成為億萬美元富翁。金融市場，尤其資本市場的發展，拉平瞭創業緻富、收入增長的機會。自由發展的金融不隻是幫富人緻富，而且更幫助窮人齣人頭地。就像我的好友曾人雄先生，雖然他齣自普通湖南傢庭，但他看準瞭中國醫療行業的發展前景，兩年多前創辦自己的泓華醫療集團，資産輕、全國連鎖增長前景好，如今私募股權投資者也願意給他公司幾十億的估值，使創業機會不再受製於傢庭齣身！
　　因此，以往關於銀行是“間接融資”、資本市場是“直接融資”，以及中國太多依賴“間接融資”的討論，其實沒有說到點子上，是錯位的，因為銀行為主的金融體係不僅使資源配置效率過低、不利於創業創新，而且使收入分配惡化，不利於拉平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機會、創業機會。過度依賴銀行的金融體係從本質上偏袒富人、貴族和已經成功的企業。
　　當然，好的金融製度可以拉平收入差距和機會差距，但壞的金融政策、壞的監管政策可能會造成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惡化。就以房地産貸款政策為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房地産市場剛剛起步的時候，隻要你拍賣到土地並得到相應行政審批，你即使自己沒有資金，也可以通過土地使用權抵押從銀行得到貸款，再加上提前預售樓盤，這使許多傢庭齣身一般甚至是農村齣身的年輕人能夠加入房地産創業大軍，自有資金不是門檻，房地産不隻是富人的遊戲，因此，潘石屹、馮侖等人當年也能進入房地産行業創業緻富。可是，從2003年開始，呼籲政府調控房地産價格的聲音越來越多，許多矛頭都指嚮房地産開發商，於是政府就逐步推齣房地産“新政”，要求房地産開發商的自有資金占比不斷抬高，包括土地買價全由自有資金支付，等等。這樣一來，結果當然是事與願違，因為“新政”必然壓低新房供應，使房價進一步上漲，而且使普通傢庭齣身的人不再有機會進入房地産創業，或者使他們因為自有資金有限不再能擴大業務。從那以後，房地産行業越來越成為少數成功人士的貴族俱樂部，這些房地産金融“新政”使今天的普通年輕人不再能重復潘石屹、馮侖等人的成功故事。
　　這幾年關於美聯儲、歐洲央行等“量化寬鬆”政策的討論不少，其齣發點是通過央行拿鈔票購買中長期公債來大量增加社會中的流動性，讓經濟中的錢更多。這種政策舉措是典型的政府乾預經濟的行為，使經濟脫離其自然狀態，走上靠強心針支撐的非自然軌道。雖然這種“壞”政策能製造短暫繁榮，但其副作用也不少，包括其必然帶來的結構性扭麯和被惡化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量化寬鬆政策的背景是當時美國的基準利率幾乎為零，以往基於調低利率以增加流動性的做法已經沒法用瞭，在利率即“價格”工具不能用的情況下，各商業銀行又不願意在未來經濟前景很不確定的環境下做很多信貸（其實當時銀行有資金但不敢放貸）。於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美聯儲認為在銀行惜貸、經濟下行壓力大的背景下，他們必須通過刺激證券市場價格來製造“財富效應”，亦即通過印發很多美元貨幣去買各種中長期政府國債，把國債價格抬高，並由此帶動股票等金融資産價格上漲，使那些持有股票、債券的投資者和傢庭“感覺”到更富有，然後更願意開支消費或者做更多實業投資，由此帶動需求的增長、增加就業等，幫助經濟復蘇。量化寬鬆通過製造“財富效應”，繞一個大彎來刺激增長的手法，短期內的確達到瞭效果。比如，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年底，美國傢庭財富總值為69萬億美元，到2009年中期下降到57萬億美元左右，但通過美聯儲三輪的量化寬鬆，到2013年中期上升到78萬億美元，美國傢庭的金融與非金融財富加在一起比危機之前最高時還高齣9萬億美元。對於私人消費占GDP超過80%的美國經濟來說，提高私人傢庭的“財富感”對經濟復蘇很重要。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效果還可以。
　　但問題是並非所有人都有錢投資股票和債券，沒有股票和債券的人占美國總人口40%左右，他們沒有金融資産，也自然不能從量化寬鬆製造的金融財富效應中分享到好處。特彆是2009—2014年美國股市上翻一倍多，國債市場也經曆瞭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牛市，而同期普通人的工薪收入基本沒變。因此，量化寬鬆的結果是使富人更富、窮人相對更窮，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結構都齣現扭麯與惡化。
　　由此我們看到，“壞”的金融政策會阻止金融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也促使收入差距惡化。這當然使我們聯想到2014年10月以來的“慢牛”股市政策，思路似乎也是要通過製造A股牛市“財富效應”，一方麵刺激民間消費，另一方麵激勵創業創新，促成結構性轉型。當前中國經濟遇到的一個大問題是企業負債率普遍過高，銀行貸款大量流嚮一些産能過剩的大型企業、國有企業，而創新和經濟轉型的主力軍中小企業又得不到貸款支持。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經營風險和銀行信貸風險都很大。為瞭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決策層想從“企業財務結構—金融市場結構—經濟結構”這一鏈條破解問題，也就是通過催化股票價格吸引眾多社會資金進入資本市場，拓寬企業的股權融資渠道，讓企業在資本結構上增加股權融資的比重，減少債務占比，以達到所希望的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間接融資比的效果。通過主闆、創業闆和新三闆的市場發展，讓更多資金進入各類股權市場，建立起個人投資、VC（風險投資）、PE、新三闆、創業闆、中小闆、主闆這一完整的直接融資體係，進而通過資本市場對具有成長性、符閤未來發展方嚮的企業進行高估值，引導金融資源往這些方嚮配置，進而達到結構調整的目的。
　　願望當然良好，不過有一個前提，即股權的定價比較精準，能夠反映各公司的實際基本麵，否則，如果股價全麵懸空，背離基本麵，靠錯位的股價引導的資源配置不僅達不到調整經濟結構、改良金融結構的目標，而且還會本末倒置，製造長久後患，讓經濟結構調整開倒車，把本來可以投入創新的能量和投入實業的資金也都轉嚮炒股。
　　同時，考慮到中國股民畢竟不到一億，有股票投資的傢庭不到四分之一，製造股市繁榮的結果隻是讓部分人更富，讓多數人更窮，收入和財富差距進一步惡化。尤其是在社會流動性非常充分、銀行不想多貸、實體企業不一定想多藉多投的情況下，繼續通過降息降準增加流動性，隻會使股市泡沫更大，拉大財富差距。而且這樣人為刺激股市，連實體企業也不想專注主業，也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嚮股市，因為在這種人為安排的“慢牛”下，似乎股市的迴報高於任何實體行業的投資，由此導緻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結構被嚴重扭麯，包括人力資本過多往炒股上轉移，扭麯社會的激勵架構，拖垮社會的長久創新力。
　　順其自然、不受政府乾預、自由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尤其是資本市場的發展，會擴大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的可得性，深化金融滲透的層麵，使金融不再是貴族的特權，從而降低收入差距。與此相反，對金融的過多政策乾預則會扭麯資源配置，逆轉經濟結構調整，造成更多的機會不平等和財富差距。我們尤其要糾正以前的錯覺，就是覺得“政府不乾預的金融隻對富人有利，政府乾預就是為普通人而為”。現實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