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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大學何為》：一位北大教授的期待：再過幾十年，未名湖邊仍有動人的故事在流傳。作者以學術史的視野，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價值層麵上思考大學問題。

海報：

內容簡介

　　《大學何為》為陳平原“大學五書”叢書中的一本。該書從曆史記憶、文學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麵，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它是什麼，有什麼，還能做什麼，以學者的冷靜討論大學的復雜性和改革的代價。將論文與隨感、演講與答問、曆史與現實、宏大敘事與私人記憶等摻和在一起，造成一種明顯的“對話”狀態，延續瞭已有的叩問與思考——叩問大學的曆史與現實，思考大學的理念與實踐。

作者簡介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被國傢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齣突齣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先後齣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韆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等。

目錄

大學何為（修訂版）目錄
“大學五書”小引
自序

第一輯 大學之道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
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
大學公信力為何下降
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學之道”
為大學校長“正名”
我為什麼反對一流學者當校長
我看“大學生就業難”

第二輯 北大情懷
大學三問
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
我看北大百年變革
北大邊緣人
書法的北大
“好讀書”與“求甚解”

第三輯 學院內外
大學精神與大學的功用
博士論文隻是一張入場券
學院的“內”與“外”
學者與傳媒
我的“八十年代”
陳平原、饒毅教授共話北大發展

修訂版後記

精彩書摘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1]　
　　關於大學，有三種提問方式：為什麼需要大學？這幾乎不必要討論；怎麼樣辦大學？那光說不練不行；需要什麼樣的大學，這還差不多，此話題可以討論，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學，韆差萬彆，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彆無選擇。恰恰相反，大學辦成什麼樣子，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主動選擇的結果。有外部條件的限製，但主觀上的努力同樣很重要。今天中國的大學之路，到底該怎麼走，仍在探索，還有商量餘地。正因為沒有完全定型，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這纔更值得諸位去體貼、關心、介入。
　　[1]此乃作者2005 年8 月5 日在中央電視颱“雙周論壇”（北京）以及2005年8 月8 日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學精神、大學理念與校園文化”研討會（成都）上的專題演講。
一、媒體中的大學
大學受到世人如此高度關注，這也是中國特色。這種關注，最終落實在媒體上關於大學的集中報道。高考不用說，幾乎是全民總動員，每年上演的，是同樣的節目，可公眾百看不厭。從試捲的押運、考場的周邊環境、考試那幾天的氣溫、考場外傢長的焦急等待，還有交通警察如何維護秩序、警車運送走錯路的考生等，諸如此類的動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來的是教師閱捲、有關部門公布錄取分數綫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額等；再接下來是有人歡天喜地，有人唉聲嘆氣，學界開始爭論考不上重點大學的學生有沒有必要復讀、選擇民辦大學前途如何、小留學生齣國是否閤算；再再接下來，該輪到貧睏生能否上得起大學、高考狀元有無奬勵、各省市錄取分數綫懸殊是否公平等。你看，新生還沒入學，“故事”已經講瞭一大堆。這還隻是例行公事，平日裏更多突發事件。如研究生錄取作弊，學術著作抄襲，還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係列問題，都可能成為極好的社會新聞，齣現在報紙的任何一個版上。我說“任何一個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學新聞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麵，現在神齣鬼沒，無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經濟、體育、娛樂。
大學成為公共話題，吸引瞭眾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爾齣鏡，但更適閤於專業著述或報刊文字。喜歡談論大學話題，以緻有時被介紹為“大學史專傢”。這屬於“美麗的錯誤”。因為，我的本行是文學史研究，“文學史”與“大學史”，形近而訛。我始終稱，自己是大學研究的業餘愛好者，是amateur，“愛美的”。五四時期，陳大悲等介紹西洋的業餘演劇，並在中國提倡“愛美劇”，用的是英文amateur 的音譯。中國的教育問題，關係重大；有權利且有義務談論此話題的，不僅僅是教育部官員或教育學專傢，而應該是每一個關心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這些年來關於教育問題的討論相當活躍，跟一大批業餘愛好者的介入有關。
大學之所以成為社會熱點，外在原因是：第一，百餘年來，現代中國的政治體製、學術發展、經濟及法律環境的形成，都跟大學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時至今日，大學對於中國社會進程的巨大影響，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第二，由於連年擴招，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大學的是是非非，牽涉到韆傢萬戶。你彆看他是個賣菜的，隻有小學程度，可他的孩子讀瞭研究生，他同樣有興趣關心大學裏的事情。第三，傳媒人大多受過大學教育，他/ 她們的興趣決定瞭大學可以成為社會新聞。第四，大學教授日漸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體育或娛樂明星，但也有不少堅定的“粉絲”，其言談舉止同樣具有新聞價值。
更重要的是內在原因：第一，中國的大學體製及教育方式有問題；第二，跟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一樣，中國大學也在轉型；第三，正因為有問題，在轉型，具備往各個方嚮發展的可能性，公眾纔有批評及建議的熱情。最後一點同樣不該忽視：大學話題不屬於“禁區”，雖有些言不盡意，總比以前捂著蓋著好多瞭。
有一個疑問，如此局麵的形成——即大學經常在媒體中露麵，有無大學自身炒作的成分？應該說，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學五十大慶、百年校慶前後，總有大量宣傳味道十足的連續報道。還有，需要搶奪生源的民辦大學，比如吉利大學、西安翻譯學院等，都有很成規模、帶有明顯廣告色彩的長篇通訊。不過，一般情況下，關於大學的新聞，大多是媒體主動選擇的結果。我問過北大宣傳部長，媒體喜歡談論北大，是不是你們故意營造的？他說，校方很少主動齣擊，大都是媒體找上門來的。原因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人傢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圖來報道，太積極，很容易弄巧成拙。彆的學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況而言，太多的媒體關注，太多的新聞報道（包括正麵與負麵），不是好事情。大學發展有其內在規律，不該過分受製於政府決策以及社會輿論。
你到國外看看，人傢的大學校園，比我們寜靜多瞭。沒有那麼多喧囂，沒有那麼多關愛，也就沒有那麼多在媒體上拋頭露麵的機會。傳媒關注當下，需要熱鬧；大學追求久遠，必須冷靜。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來，不是好事情。不針對具體的學校或媒體，我說的是整個社會氛圍，即過分看重曝光率。幾年前（2001），清華大學曾做齣規定：在中央電視颱和鳳凰衛視上做專題節目，可以得10 分；這等於在非核心期刊發錶5 篇論文，或者在國內重點學術期刊發錶一篇論文。這個規定引起很大爭議，後來偃旗息鼓瞭。但我也聽到另外的聲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學的校長告訴我，他們學校不缺學業專深的教授，就缺這種能在電視上“侃”的；可能的話，他們也想找幾個知名度高、經常在電視上露麵的，不用寫論文，隻要每迴齣鏡時打上“某某大學教授”就行瞭。這也是一個思路，等於給學校打廣告。
辦一流大學很難，需要社會的熱情鼓勵，需要大學中人的艱辛跋涉，需要積纍，需要衝刺，而且還不一定成功；並非媒體上露麵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學校。媒體代錶公眾的趣味，其關注大學，自有理由；大學必須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目光與襟懷。
如何看待媒體中日益張揚的大學形象，盡可見仁見智；但無法否認的是：第一，校園裏的一舉一動，很可能牽涉整個社會，連北大清華對進入校園的旅行團收費都可能引發熱烈爭論，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轉型期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好的壞的，通通摺射到大學校園裏，大學不是世外桃源，圍牆早就形同虛設。第三，所謂大學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不能簡單理解為“訂單式服務”；將大學全都推嚮市場，不是好主意。

　　二、從教育大國到教育強國
關注中國教育的人，大概都會承認這麼一個事實：中國是教育大國，但不是教育強國。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9%，高等教育規模已經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據統計，2004 年全國普通高校共錄取新生420 萬人，比上年增加近40 萬；2005 年招生未見權威統計數字，隻知道還在增加。目前全國各類高校在校生總數超過2000 萬。2000 萬！這已經是一個歐洲中等國傢的人口總數。這你就能明白，為什麼關於“大學”的新聞與舊事，能成為公眾熱切關注的話題。
與此相對應的，是另一則報道：日前，溫傢寶總理到醫院看望科學傢錢學森，病榻上的錢先生坦誠建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纔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齣傑齣人纔。這是很大的問題。”（《溫傢寶看望文學傢季羨林和科學傢錢學森》，《京華時報》2005 年7 月31 日）專傢們於是紛紛為中國大學把脈：有說問題在於隻顧數量不問質量，有說毛病齣在隻講技術沒有文化，還有的認定是推崇專傢衊視通纔惹的禍，等等，等等。我則讀齣另外的意味：一個全世界大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傢，居然“沒有一所大學”能冒齣“傑齣人纔”，這太可悲瞭。可見中國離“教育強國”還很遠。請注意，錢學森用的是全稱判斷，聲名顯赫的北大清華，也在其批評之列。
當然，關於中國大學的聲譽，還有另外的說法。記得是去年十一月，報紙上刊齣《泰晤士報》大學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報〉推齣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躋身全球前20 名》，《中華讀書報》2004 年11 月10 日）。在我看來，這個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國在崛起，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學者們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也開始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這就有意無意地提高瞭中國大學的學術聲譽。對於這個排名，北大當然高興，校方網站上當即轉載。可此舉馬上受到批評。我們係一個教授，在第一時間給校長寫信，稱不該看重此類排名，應該有自己的立場，走自己的路。校方還算冷靜，到此為止，
不再宣傳。
就學術實力而言，學界普遍認為，北大清華隻能排在二三百，進不瞭前百名。當然，如果帶進學術聲譽以及實際影響力，那又是另一迴事。在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說過一句很有名的“大話”：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韆載難求的。我想說的是，大學排名取決於文化背景及理論設計，即便是國外很有影響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長處，也各有其盲點。說你十七，沒什麼好得意的；說你兩百，也不必要喪氣。
說這些，是有感於現在中國的大學校長，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這麼一種積極嚮上的誌趣，如果沒有輔以腳踏實地的實乾精神，很容易變成花拳綉腿，熱衷於做錶麵文章。明白辦大學、辦好大學、辦第一流大學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大學的進步，不提過高的標準，更不要拿排名、獲奬說事。
國際上的大學排名，就好像諾貝爾奬，應該尊重，但不該過分推崇。前幾年，有個劍橋大學的博士生，跑來北大跟我談瞭好幾次，她的論文選題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幾十年瞭，文學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為什麼沒有中國人獲奬。有譏諷評奬委員會的“傲慢與偏見”，有說問題齣在譯本上，有稱誰誰誰不死早就得奬瞭，還有人努力討好委員會中惟一懂中文的馬悅然。那年在香港，看馬悅然先生比比劃劃，說有那麼多作傢給他寄新書及書稿，希望他翻譯並推薦給諾貝爾評奬委員會，引起在場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難受。前兩天看傅光明寫的《老捨差點獲諾奬，一個神話？》，辨析一件流傳很廣的傳說：1968 年頒發給日本作傢川端康成的諾貝爾文學奬，原本是準備頒給老捨的；獲悉其已在兩年前跳湖自殺，隻好換瞭另一個東方人。這傳說破綻很多，但流傳甚廣，逼得馬悅然前幾年齣麵公開否認：最有可能獲奬的是瀋從文，1987 年進入終審名單，1988 年再次進入終審名單，如果不是剛好那年去世，極有可能在十月獲奬（《社會科學報》2005 年7 月21 日）。結果怎麼樣？大傢吵來吵去，吵瞭大半天，最後是法國籍的中國作傢高行健獲奬瞭。中國作協隨後發錶的聲明，在我看來，很不得體。
自然科學奬大概不會這樣，不管是大陸的、颱灣的，拿美國護照、德國護照的，隻要是華人獲奬，我們都該祝賀。當然，最好是在大陸工作的科學傢獲奬。但獲不獲奬，帶有某種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長說十年內獲奬，直捏一把汗。不是說不可能，而是將評價標準定在這裏，不太閤適。
毫無疑問，中國的科學技術，必須做大做強，但這需要一個過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忌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提奬學術。前幾年，北大為瞭發展文科，春天開動員大學，鞦天開錶彰大學，我戲稱為“春種鞦收”。用心很好，但效果並不佳。學問不是領導鼓鼓勁，就能馬上上去的；除非你事先安排好，否則，不可能立竿見影。
學術講究積纍，單有個彆天纔不夠，還需要一大堆學術上的颱階，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見學生們追問，我們什麼時候纔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係？不想學走路，就想著百米衝刺，破世界紀錄，這樣的心態，很普遍。一開始，我會錶揚他們“雄心壯誌衝雲天”；現在，反過來，我批評他們“自私”、“偷懶”。盡想著破紀錄後的鮮花與掌聲，不願意做鋪路石。一代人，不，幾代人中，摘取科學桂冠的，就那麼幾個。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隻是在“鋪路”。不否認學問是在不斷推進，但大都是點點滴滴的進步；積少成多，終於有一天達成“科學的革命”。這樣的學術史觀，現在似乎被顛覆瞭；你看媒體上的報道，每天都有激動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隻是各領風騷三五天，這“填補空白”也就太容易瞭。
老一輩學者講話嚴謹，甚至可以說是木訥，這不妨礙我們對他們的尊敬。現在不一樣瞭，新一代學者大都變得伶牙俐齒，能說會道。不能說沒有努力過，可很明顯，說的遠比做的好。這不是個人性格問題，而是學術製度造成的。都說近年中國學界十分浮躁，為什麼？在我看來，最大原因是各種冠冕堂皇的學術評奬。我承認“重奬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評審之舉，能長學問。對於人文學者來說，獨立思考的權力、淡定讀書的心境，以及從容研究的時間，是最為重要的。印象裏，評奬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業。越是不自信，越是質量沒保證，越需要各種奬項來“保駕護航”。
得齣三個小小的結論：第一，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任重道遠；第二，提升中國學術水平，不能急火燒心，更忌諱亂吃補藥；第三，過多的規劃、檢查與驗收，過於頻繁的學術評奬，不利於學術的發展。

前言/序言

　　自序
　　將近年所撰關於大學的文章結集成書，總該有個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諸書相比，是否有所推進？相對於學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點？即便沒能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起碼也得在學術思路或寫作策略上顯示自傢麵目。記得小時候過年，最常見的對聯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可這不能成為爆竹聲中編排新書的充足理由。還是略為迴顧各文的寫作經過，也算是給自傢著述添加若乾略帶廣告性質的注腳。
　　作傢查建英采訪時，曾追問我在2003 年北大改革論爭中的立場：“那場爭論當中，人文學者是反對張維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學者，特彆是經濟學傢們，則是支持的主力。我覺得你的態度在人文學者裏比較少見，你始終保持一個溫和的調子來討論問題，你贊成的似乎是一種‘保守療法’，一種穩健的逐步的改革。”（參見本書《我的“八十年代”》一文）這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確實如此，我談北大改革四文，雖然也入各種集子（如瀋顥主編《燕園變法》，上海文化齣版社，2003 年9 月；博雅主編《北大激進變革》，華夏齣版社，2003 年9 月；錢理群、高遠東編《中國大學的問題與改革》，天津人民齣版社，2003年10 月；甘陽、李猛編《中國大學改革之道》，上海人民齣版社，2004 年1 月），但不是這場論爭的代錶性論述。因為，針對性不強，基本上是自說自話；作為論辨文章讀，不過癮。
為什麼？並非不曉得報章文體傾嚮於“語不驚人死不休”，隻因我更欣賞鬍適創辦《獨立評論》時所說的，作為專傢而在公共媒體上發言，要說負責任的話，既不屈從於權威，也不屈從於輿論。大學改革，彆人說好說壞，都可以斬釘截鐵，我卻深知茲事體大，休想快刀斬亂麻，畢其功於一役。曆史證明，那樣做，不隻不現實，而且效果不好。
相對於論戰諸君，我之立論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於，我對百年中國大學（尤其是北大）有過若乾研究。已經刊行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國大學十講》等，不敢說有多精彩，但起碼讓我對中國大學的曆史與現狀有較多的瞭解。理解大學問題的復雜性，理解改革的代價，也理解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背後，很可能隱含著利益爭奪甚至各種卑汙的權謀。因此，與其說我在參加論戰，不如說我在延續已有的叩問與思考——叩問大學的曆史與現實，思考大學的理念與實踐。
正如德裏達說的，“大學存在於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擔起曆史責任，組織一種創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經濟等）（對大學）的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形態”（參見杜小真、張寜主編《德裏達中國講演集》134 頁），其實是十分艱難的。尤其在當代中國，談論大學改革，涉及理想與現實、中國與西方、製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傢等，遠不隻是製訂若乾操作手冊那麼簡單。
在《大學三問》中，我特彆強調：“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而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中，我又認定：“大學不像工廠或超市，不可能標準化，必須服一方水土，纔能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於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跟多災多難而又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一起走過來，流血流淚，走彎路，吃苦頭，當然也有揚眉吐氣的時刻。你可以批評她的學術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曆史進程，這一點不應該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們把北大改造成為在西方學界廣受好評、擁有若乾諾貝爾奬獲得者，但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進程無關，那絕對不值得慶賀。”如此強調大學植根於本民族的曆史文化情境，無法簡單復製，故全書以《大學之道》起興，而不以關於北大改革諸文開篇。在我看來，後者隻是波瀾壯闊的中國大學改革的一個小小的插麯，好戲——或者爛戲——還在後頭呢。
“中國經驗”，尤其是百年中國大學史，是我理解“大學之道”的關鍵。我當然明白，今日中國的大學製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結果。因此，在思考及論述中，除瞭孔夫子以降的曆史經驗，更倚重西賢有關論述。比如，關注“大學的理想”（參見約翰·亨利·紐曼著、徐輝等譯《大學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齣版社，2001），也探究“大學的功用”（參見Clark Kerr 著、陳學飛等譯《大學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齣版社，1993）；思考“學術責任”（參見唐納德·肯尼迪著、閻鳳橋等譯《學術責任》，北京：新華齣版社，2002 ）；也努力“走齣象牙塔”（參見德裏剋·博剋著、徐小洲等譯《走齣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杭州：浙江教育齣版社，2001）；進入“美國校園文化”（參見亨利·羅索夫斯基著、謝宗仙等譯《美國校園文化——學生·教授·管理》，濟南：山東人民齣版社，1996），也麵嚮“21 世紀的大學”（參見詹姆斯·杜德斯達著、劉彤等譯《21 世紀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齣版社，2005）。教育學傢的著述固然精采，以下三段關於大學的評說，同樣或者更讓我感動：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世界。每一任務藉助參與其他任務，而變得更有意義和更加清晰。（雅斯貝爾斯著、鄒進譯《什麼是教育》150 頁，北京：三聯書店，1991）
為瞭實現人的潛能，為瞭剋服我們政體不易於理解各種重要政體形式的傾嚮，大學必須站齣來幫助孤立無援的理性。大學是容納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勵人們不是功利性地而是為瞭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種氣氛使哲學懷疑不至被道德風尚和占上風的勢力嚇倒，它保存偉大的行為、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思想，以使對潮流的挑戰和置疑能夠得到滋養。（布魯姆著、繆青等譯《走嚮封閉的美國精神》268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94）
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不同，它原則上（當然實際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質、人類、人的形態的曆史等等問題應該獨立、無條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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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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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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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的一本書。對高校教育工作者來說有所感觸。包裝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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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對譯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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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的法國實行皇傢赦免製，戴罪之人可以通過陳情求赦而免死脫罪，赦罪書是由此産生的一種特殊文獻。赦罪書的製度運作，講述者、書寫者、審閱者的種種錶現，求赦故事的敘事結構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聲音，這些都是娜塔莉·澤濛·戴維斯精心分析的對象，16世紀法國社會一幕幕鮮活的畫麵得以呈現在讀者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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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塔莉·澤濛·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著名曆史學傢，美國新文化史的代錶人物，專長為歐洲近代早期曆史研究。曾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榮休Henry Charles Lea曆史學教授。被譽為“當今在曆史寫作方麵最具有創造力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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