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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是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历史合集》之一。两晋南北朝是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情况*复杂的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错纠缠，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合纵连横，本书在当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观考证和宏观论述的结合，对这一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如门阀的兴衰及背景、专役户与社会阶层的变动、田制的本质及其在本时期突出之原因的剖析，进行了一些新的阐述；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影响。本书的重点在于注意到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两晋南北朝史》的作者吕思勉，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是史学爱好者及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图书之一。
内容简介
两晋南北朝是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情况*复杂的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错纠缠，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合纵连横，本书在当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观考证和宏观论述的结合，对这一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如门阀的兴衰及背景、专役户与社会阶层的变动、田制的本质及其在本时期突出之原因的剖析，进行了一些新的阐述；重新审视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影响。本书的重点在于注意到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本书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是史学爱好者及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图书之一。
作者简介
吕思勉，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目录
总目录两晋南北朝史（一）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晋初情势第三章 西晋乱亡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两晋南北朝史（二）第九章 宋齐兴亡第十章 齐梁兴亡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两晋南北朝史（三）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两晋南北朝史（四）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目 录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晋初情势第一节 政俗之敝 009第二节 戎狄之患 016第三节 封建之制 024第三章 西晋乱亡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029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035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042第四节 洛阳沦陷 050第五节 长安倾覆 057第六节 巴氐据蜀 062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069第八节 鲜卑之兴 071第九节 荆扬丧乱 078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第一节 元帝东渡 089第二节 北方陷没 091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107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119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第一节 刘石兴亡 125第二节 后赵盛衰 132第三节 冉闵诛胡 139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147第五节 桓温灭蜀 150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154第七节 桓温废立 167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第一节 秦灭前燕 171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175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178第四节 肥水之战 184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190第六节 秦凉分裂 199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208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212第九节 秦夏相攻 222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第一节 道子乱政 227第二节 孙恩之乱 234第三节 桓玄篡逆 237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244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248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252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256第八节 魏并北方 264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第一节 宋初内衅 277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286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292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299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303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309第七节 魏大武南寇 315精彩书摘
第一章 总论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 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劄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人事繁复，此固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 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 《秦汉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彊矣。”第一章。 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 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 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 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大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 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锄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 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 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①之行；如王敦、桓温之称兵。以此。 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②焉。 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③。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又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仍来自东晋者也。 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沈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桀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沈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 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从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 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 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④，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大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然则此时代中，我国民之所建树者何如？岂遂束手一无所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故民族之移徙，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古之为治者，本今所谓属人而非属地，故曰“有分土无分民”。封建之世，等级之严峻，盖非后世所能想象。秦人虽云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汉世用人，虽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门巨族，在民间之权势自若也。古黄河流域，盖汉族居平地而异族居山。长江流域，初盖江湖缘岸，亦为异族所据，后稍与汉同化，其不同风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汉之世，江、河之域，皆颇似后世之西南诸省。而江域拓殖较晚，荆楚犹称火耕水耨，而扬州无论矣。 自汉末以来，中原之民，乃因避乱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党亲戚，相将而行；或则有地方豪望，为之率将；故其户数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恤，建立纲纪。参看《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当时移徙之民，与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难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后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党、乡里，则能互相扶助而力强；而移徙之余，所处之地虽变，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变也。观此，可以知其为力之强。夫在一地方积有权势者，易一境焉，则其权势必归消失。 北方诸族之南迁者，观史所载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人户等事，一若皆为豪富之徒，实则此不过其当路秉政者，其余则皆日入于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级之渐夷，盖非徒九品中正之废，而实缘士族之生计日趋困窘。故与庶族通谱、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与当地之民，盖犹格不相入，故必侨置州郡以治之。其时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难削平，复我邦族，则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乡闾之旋反无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断；人民亦以岁月之久，侨居者与上著者日亲；而积古以来，各地方之畛域，渐次破除矣。当时河域之民，播迁所届，匪惟江域，盖实东渐辽海，西叩玉门，北极阴山，南逾五岭焉。其声教之所暨被，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较强者也。其单弱贫困者，不能远行，则相率入山，与异族杂处。当时所谓山胡、山越者，其名虽曰胡、越，而语言风俗，实无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补户，可见其本多汉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虚立，则又可见其本多异族，因汉人之入山而稍为所化也。 湘、黔、粤、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历千三百年，异族之山居者，犹未尽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际，自汉末至南北朝末，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虽曰地势之夷险不同，处境之安危亦异，然其所成就，亦云伟矣。自有史以来，至于秦、汉，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则为漠南，自河域南徂，则为江域。论者或病中国民族，不能北乡开拓，致屡招游牧民族之蹂躏。然民族之开拓，必乡夫饶富之区。江域之饶富，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执干戈以圉侵略，固为民族之要图，开拓饶富之区，以增益文化，其为重大，殆又过之。江域之开拓，实我民族靖献于世界之大劳，其始之自汉末，其成之则晋、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时代中成就之极大者也。其为功，视以兵力攘斥异族于行陈之间者，其大小难易，宁可以道里计？恶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权，暂入异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树，恒视乎其所处之境。自然之境易相类，人造之境则万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以其初自然之力强，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东洋之有秦、汉，西洋之有罗马，其事盖颇相类；中国见扰乱于五胡，罗马受破毁于蛮族，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然蛮族侵陵以后，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而五胡扰乱之余，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殆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势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然以大较言之，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必不如中国与五胡之甚。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为人所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众寡，殆为其第一义，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此非偶然之事，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薰陶浅，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坚、元宏，即刘聪、石虎，号称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饬，其立法行政，亦未尝不效法中国。当是时，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辈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以视后来金世宗、清高宗之所为，迥不侔矣。异族之与我族遇，民族性之显晦，辽、金之间，殆为一大界。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话说回来，如果让我推荐一套入门级的中国通史读物，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吕思勉的这套书的其他卷册。特别是他对先秦时期思想流变的那一段论述，简直是神来之笔。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如何相互激荡，如何最终奠定中国两千多年文化的基础，吕先生用极其凝练的文字勾勒出了清晰的脉络。我特别喜欢他分析“百家争鸣”的背景时，不仅仅局限于列国纷争，而是结合了当时的社会阶层流动和经济形态的变化。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抽象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社会现象。读起来，完全没有枯燥的说教感，反而像是在听一位睿智的长者，缓缓讲述这个民族精神是如何孕育和成型的，那种对学术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评分必须提一下吕老先生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那部分内容简直是治学态度的典范。他对于“大一统”观念形成过程的探讨，着实令人深思。我以前总觉得秦朝的迅速灭亡是必然的，但读完吕先生的分析，才意识到其制度设计上的过度集权和对地方的压制，是多么精妙地隐藏在看似统一的表象之下。他引用的竹简、碑刻等一手资料，与官方史书进行对照考证，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潜规则”。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思考，在那个通讯不便、信息不透明的时代，统治者是如何维持如此庞大帝国的运转的？他的叙述风格非常沉稳、克制，不轻易下绝对结论，总是将不同的可能性摆在读者面前，引导我们自己去权衡和判断。这种“史家之言”的厚重感，让人读起来心悦诚服。
评分我最近在读吕思勉先生关于宋代经济和文化的那部分，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宋朝的繁荣景象，常常被我们简单地归结为文官政治和商业发展，但吕先生从更微观的层面入手，详尽地考察了宋代的赋税制度、货币流通、手工业作坊的分布乃至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开销，这些细节的呈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盛世”的理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分析活字印刷术普及后，书籍成本下降对民间教育的影响，这简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而是用大量的史料佐证，将一个经济上相对保守的朝代，描绘成一个充满内在活力的社会实体。每次读完他的分析，都感觉自己仿佛亲自参与了宋代的市井生活，那种真实感是其他一些偏重政治军事的著作无法比拟的。
评分这套《吕思勉历史全集》的另外几卷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才啃完的，尤其是那部关于隋唐史的论著，简直是打开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全新认知。吕先生的文字功力深厚，逻辑缜密，把隋朝如何从一个新生的帝国迅速走向衰亡，以及唐初几代君王如何力挽狂澜，最终开创“贞观之治”的复杂过程，剖析得入木三分。我记得有一章专门讲关陇集团的兴衰，作者从人物的家世背景、政治联姻到军事部署，层层剥开，让人清晰地看到权力是如何流转和更迭的。他不像一些通史那样只是罗列事件，而是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深层动因，读起来酣畅淋漓，让人忍不住想赶紧翻到下一页，去探寻历史的下一个转折点。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这套书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严谨的史学思维训练。
评分全套书里，我感觉最考验功力、也最能体现吕思勉先生独特史观的，莫过于他对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矛盾的剖析。他对于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和政治腐败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得极其透彻，一点都不含糊。他没有简单地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某一个皇帝或某一次灾荒，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的结构性危机爆发。他对比了明清两代在财政、军事和吏治上的差异，尤其是对清朝初期如何通过更迭八旗制度和士绅阶层的利益重新分配来稳定统治的描述，细致入微。我甚至在想，如果能把这段历史放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看，也能找到很多值得借鉴的教训。这套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总能提供超越时空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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