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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文子著，李定生，徐慧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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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
先秦诸子
哲学
思想
校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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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
汉唐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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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0972

版次：2

商品编码：11924779

包装：精装

丛书名：中华要籍集释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64

字数：4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文子是著名的老子门人，老子“道”学的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文子》一书，本属道家，但历来被认为是伪书，然而，在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本书即以此校勘注释，详解文子有关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文子，战国时人，生卒年不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相传为道家祖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定生、徐慧君夫妇，对《文子》有很深的研究，李定生曾撰有《文子要诠》。

校释说明 1
例言 1
论文子（代前言） 1
通玄真经序 1
文子校释卷第一道原 1
文子校释卷第二精诚 51
文子校释卷第三九守 99
文子校释卷第四符言 143
文子校释卷第五道德 185
文子校释卷第六上德 223
文子校释卷第七微明 262
文子校释卷第八自然 303
文子校释卷第九下德 338
文子校释卷第十上仁 380
文子校释卷第十一上义 415
文子校释卷第十二上礼 455
附录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 489

前言/序言

　　文子这本书，过去一向被认为是伪书，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没有文子这个哲学家。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不见今本文子的还有一些，或文子佚文。这就使文子得以部分地恢复其本来面目，对研究文子的真伪及其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文子真伪辨
　　刘向七有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仍之。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相同。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唐代徐灵府注文子上进，诏封通玄真人，号曰通玄真经，文选李善注中也引文子，这说明自汉经隋至唐，确有文子这本书存在。
　　由於班固在录文子时自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者也。’唐代柳宗元也曾作辩文子说：‘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其书，盖驳书也。其书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他怀疑：‘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柳宗元集）我们知道，‘驳书’不是‘伪书’，众为聚敛而成的书，也不等於是伪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就是。自宋以来，人们误解班固之言，遂怀疑文子为後世依，认为是一本伪书。
　　持伪书说者较多，有代表性的如黄震说：‘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研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他提出四点理由：第一，‘孔子後於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邪?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第二，‘老子所谈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第三，文子讲‘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是後世转声为‘霸’，平王时‘未有霸之名’；第四，文子中讲到‘相坐之法，爵之令’，这都是秦的事，而书中以为老子之言。因此，他认为是默希子‘自匿其姓名’伪为文子的（黄氏日抄）。陶方琦肯定‘文子非古书’，认为现今属於杂家的文子，与汉书艺文志属於道家的文子不同。并提出‘文子首章道原即淮南之原道，精诚即精神，上德即说林，上义即兵，实相一致，而割裂矛盾之显然’（汉孽室文钞）。梁启超则说文子自从班固起已疑其依，‘今本盖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袭自淮南子’（饮冰室专集汉书艺文志诸子释）。章太炎说，今本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其为依甚明’。他从文选注引文子和张湛注列子对比，认为今本文子与列子‘同出一手’，‘疑即张湛伪造’（菿汉微言）。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云，文子出淮南子者十之九，取他书者不过十之一也。惟淮南子传写已久，间有淮南子误，而文子不误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证云，钱氏校勘，将其剽窃之一一指出，证明文子取淮南子，非淮南子取文子。姚际恒肯定柳宗元辩文子所谓‘驳书’，说‘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并认为其伪的部分是北魏时注文子的李暹为之（见古今伪书）。胡应麟也肯定柳宗元辩文子所谓文子是‘驳书’。而不同意黄震所说是唐人徐灵府所伪撰，他认为自汉至唐文子是存在的，‘惟中有汉後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於散乱之後’（见四部正伪）。
　　认为文子是伪书或不全伪的，其主要理由不外三点：一，依班固自注，文子是老子的学生，与孔子同时代人，而称周平王问，孔子後於周平王几百年，哪有与孔子同时的人能和周平王问答的?二，文子和淮南子很多辞句相同，究竟谁抄袭谁的?由於第一点理由，从而认为是文子抄袭淮南子。三，文子内容庞杂，不像道家的文子，因而也认为是抄袭淮南子。
　　在过去辨文子的真伪中，认为文子不是伪书的为数不多，唯孙星衍认为汉书艺文志班固注言，‘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伪；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於後世也’。他根据文子中称‘平王’而无‘周’字，认为是‘班固误读此书’。提出为什么这个‘平王’不是楚平王呢?并论证说：‘文子师老子，亦或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对於文子和淮南子是谁抄谁的，他列举淮南子谬引文子，认为：‘淮南王受诏著书，成於食时，多引文子，增损其词，谬误迭出。�螃笤蛑�文子胜於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问字堂集文子序）先秦古书见於汉书艺文志的，如黄帝四经、六韬、文子之类，过去都认为是後世伪作，七十年代挖掘的西汉墓中所出古籍，证明很多是西汉初已有的古籍。一九七三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据唐兰先生研究证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黄帝四经。他从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与其他古籍引文对照，指出好多战国中晚期的著作如申子、慎子、管子、冠子、韩非子以及国语越语等，对这本书都有引用，其中文子与黄帝四经比照相同的就有二十馀处。唐先生说：‘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的研究见古学报一九七五年一期）今汉墓文子残简出，则伪剽窃之说，不攻自破。
　　据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是汉初已有的先秦古籍无疑。
　　一九七三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多种古籍。其中论语是先秦古籍。由於它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变动也较少。但用简文和传本论语比较，‘仍然有不少差’，而在文字上‘不同的地方就更多’。可人们不会怀疑论语是伪书。其中有儒家者言，‘绝大部分内容，散见於先秦和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但它比这些书保存了更多的较为古老的原始资料’（见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过去人们也怀疑说苑是否是先秦的原始资料。儒家者言的发现，不但证明说苑是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原始面目，增强了说苑的史料价值，而且说明先秦古籍中有这么一本书，现在称之为儒家者言。一般说来，随葬的古籍是死者生前所喜爱和尊贵的东西。文子和论语、儒家者言等同时随葬，不大可能论语、儒家者言是先秦古籍，而文子是抄袭淮南子的伪作。再则，汉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献所作内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爱秘之’（汉书淮南王传）。汉武帝‘爱秘之’的淮南子，在当时也不大可能流传。即使在汉武帝死後流传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流传是否这样快，还是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淮南子流传了，中山王是否会将一个因谋反罪而死的淮南王的淮南子，作为尊贵的东西抄下来和论语等随葬?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书时，还称淮南，不敢称‘子’。到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时，‘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他还是‘朝事毕之间’为之注释（淮南子叙）。作为皇子为王的中山王，把谋反皇上而罪死的淮南王的书抄下来随葬，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此，无妨这样说，既然中山王用文子作为随葬品，想必西汉时已有先秦古籍文子在流传，那末，淮南王也可能见文子，淮南子抄袭文子是完全可能的。
　　从简文文子与今本相同的章节来看，‘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如文子道德第五章，‘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螃蟆�简文则为：‘平王曰：何谓圣智?文子曰：闻而知�螃蟆！�又如第九章：‘文子问曰：王道有几?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螃蟆�而简文则为：‘平王曰：王者几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而已。平王曰：古者有以道王者�螃蟆！�（以上见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两相比较，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三个问题：第一，简文的情，完全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相同；第二，文子是一本西汉已有的先秦古籍；第三，文子先於淮南子，今本虽经後人篡改，但不是伪书。胡应麟所谓文子中‘有汉後字面，而篇数屡增，则或李暹辈润益於散乱之後’，似有可能。
　　前已提及，宋人以来怀疑文子是伪书的，主要依据班固之言。孙星衍认为，文子书中称‘周平王问’乃是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伪。然而，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明白，这又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一、若班固所见文子是‘称周平王问’，那末，西汉流传的文子不止一个版本。从今本文子来看，虽经後人润益篡改，但还保留了一章，‘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於老聃’。这也称平王，而不称周平王。再从定县汉墓文子简文来看，都是平王和文子问答，也不见‘周’字。因此，根据简文和今本文子，说班固所见是另一种版本，这是一种设想，并不能成立。二、班固注言，或经後人增益，而成周平王问。但这也无根据。三、根据今本文子，证之以简文，则孙星衍所说‘班固误读此书’的可能性最大，即把‘平王’误认为就是‘周平王’。
　　由於误解班固之言，认为文子是伪书的，又因文子和淮南子中很多辞句相同，於是说文子抄袭淮南子。我们认为，文子是先於淮南子的先秦古籍，是淮南子抄袭文子。在淮南子之前，已有人引文子或文子之言。
　　文子是先秦古籍，在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就已看到。文子道原曰：‘已雕已琢，还复於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称：‘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韩非子内储说上说：‘赏誉薄而漫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於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明白地说其说在文子，并称齐王和文子问答如何治国，则韩非见到文子无疑。今本文子虽无‘兽鹿’之说，但思想一致。如文子上义说：‘法定之後，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要‘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就可以做到‘赏一人而天下趋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这是‘因民之所喜’，‘因民之所憎’。在文子看来，犹兽鹿唯荐草而就一样，人臣归厚赏，能轻死而效命，‘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赏信而罚明也’。文子之言，分见於淮南子的主术、汜论、兵。如加以对照，则可见淮南子抄袭文子而增益事例，润色其辞而失其义者。
　　西汉吴王郎中枚乘书谏吴王刘濞说，扬汤止沸，不如绝薪止火，‘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枚乘之言，见於文子上礼：‘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诚：‘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无以於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此言见引於淮南子精神训和主术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犹扬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文子同精诚。谏书又说，‘祸生有胎’，如果‘绝其胎，祸何自来’?他举例说：‘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汉书枚乘传）枚乘之言，见於文子上仁：‘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故无益於治，有益於乱者，圣人不为也；无益於用，有益於费者，智者不行也。’文选枚乘上书谏吴王李善注引文子，除‘解’字为‘称’字，及加虚词‘也’字外，均同文子上仁。此言见引於淮南子泰族训，除在‘径而寡失’後增‘简丝数米，烦而不察’外，又改‘治’‘乱’为‘治’‘烦’，为‘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烦者’。治乱对文。可见淮南子抄袭之误。
　　文子道德中，平王和文子问答‘王者几道’?今本篡改为文子和老子问答。其中讲到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诛暴救弱谓之义，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爭小故不胜其心谓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财货谓之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之众，欲见贤於敌国者谓之骄。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十大经本伐也说：‘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并解释说，‘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据唐兰证，十大经是先秦古籍，为黄帝四经之一（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见古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一期）。春秋战国时，诸侯称霸兼，战爭频繁，如何王天下，讲究兵道是很自然的。十大经和文子与墨子不同，不是笼统地‘非攻’，而讲‘义兵’‘忿兵’，认为义兵伐乱诛暴，是符合道的。所以众之所死，义兵者王。而忿兵非道，所以忿兵败。可见文子和十大经一样，同是先秦古籍。文子的五兵之说，不见淮南子，但见於汉书魏相传。西汉宣帝元康（公元前六五—前六二年）中，魏相上书谏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所言五兵，明显地看出是抄引文子的。在魏相谏书的後面，又引‘军旅之後，必有凶年’。唐颜师古注说：‘此引老子道经之言。’但仔细察，就会发现颜师古注误。因其所本老子是经後人增益过的。魏相所引，并非老子，而是本文子。
　　检今传王弼老子注本上篇（即道经）第三十章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王弼注说：‘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焉。’注前两句，不及後两句。是知老子本无‘大军之後，必有凶年’两句。这样说是否有根据呢?我们认为，除王弼注就是根据外，老子景龙、敦煌与道藏龙兴碑等本，也无此两句是其证。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没有这两句，就更是确证。所以说颜师古注误，是说他所本老子是经过後人增益的。在唐代这两句话已篡入老子正文。陆德明老子道经音义出‘凶年’曰：‘天应恶气，害五，尽伤人也。’春秋公羊传定公五年徐彦疏：‘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所以颜师古注也说，‘此引老子道经之言’。那末，魏相所引何由?应该说和‘五兵’一样，同是引自文子。在文子微明中有：‘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师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如果颜师古原其本，则应注为‘此引文子之言’，或为‘此引文子老子之言’。因为在後人篡改过的文子中，文子之言都成了‘老子曰’。
　　文子中的‘五兵’之言和‘军旅之後，必有凶年’，虽不见引於淮南子，但不能说明淮南子不是抄袭文子。汉书严助传记载，西汉武帝建元六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武帝准备兴兵，淮南王刘安上谏书，其中说，‘臣闻军旅之後，必有凶年�螃蟠死献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这，颜师古对老子所谓也有注说：‘老子道经之言也。师旅行，必杀伤士众，侵暴田亩，故致荒残而生荆棘也。’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三个问题：第一，颜师古指出是老子道经之言，其注则本王弼。而他在魏相传注中，是根据经後人增益过的老子，指出‘此引老子道经之言’，而没有加以解释，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汉时老子并无‘军旅之後，必有凶年’之语。汉书所记也甚明。而且无王弼注可循。这不但说明颜师古注没有原本，而且说明魏相所引是本於文子。第二，淮南王刘安明确指出，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是老子的话，他没有说‘军旅之後，必有凶年’也是老子的话。因为他知道这两句不是老子之言，而称‘臣闻’，当有所见。查其见闻，出於文子。第三，淮南王刘安前称‘臣闻’，後说‘此老子所谓’，则文子和老子一样，都是在淮南子前已有的先秦古籍。他上谏书与献淮南子，时间相隔无几，既能在谏书中引文子的话，为什么不能在淮南子中抄袭文子呢?而且淮南子本来就是非循一一路，守一隅之指，而是广罗诸家之说，加以发挥，则其取文子宜也。因此，淮南子和文子很多辞句相同，恰正好说明是淮南子抄袭文子。
　　唐兰先生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後说：‘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按：道原为黄帝四经之一，文子首篇为道原，淮南子首篇是原道。）文子当在前。文子道原说：“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本是摹仿此书（按：黄帝四经），道原篇的话，淮南子把它放在真训去了。又有改写，放入诠言训，这更是淮南子抄袭文子的铁证。’
　　从文子和淮南子同引老子看，文子接近古本。
　　文子道原引老子之言说：‘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螃蠖辔攀�穷，不如守中。’淮南子语在道应篇。除无虚词‘也’外。下文作‘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与世传王弼注本相同。而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作：‘多闻数穷，不若守於中。’可见文子所引同帛书本，古於淮南子所引。老子以水喻道，文子直喻水为道。道原说：‘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为道也�螃蠊试唬禾煜轮�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於无间。’所引老子之言，与帛书老子相同。淮南子原道引作：‘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螃蠊世像踔�言曰：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於无有，入於无间。’不仅字有增脱，而且改变老子本义，成为‘出於无有，入於无间’。可见淮南子抄袭篡改之误。又如文子精诚引老子之言说，‘故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窥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言精诚发於内，神气动於天也’。所引与帛书老子及韩非子喻老和吕氏春秋君守所引相同。文子的这段话见於淮南子道应，但改‘知天道’为‘见天道’，这种文饰不符合老子本义。也许有人会说，王弼老子注传本，不是也作‘见天道’吗?但细读王注就可以知道，王弼老子注本的‘见天道’，或为後人据淮南子而改。因为王弼注说：‘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可见原为‘知天下’、‘知天道’甚明。因此，从文子和淮南子同引老子之言，文子比淮南子更接近古本来看，文子先於淮南子，能是後者抄袭前者。
　　说淮南子抄文子，还可以从其误抄篡改而失其义可证。
　　王念孙读书杂指出，文子上礼：‘外束其形，内愁其德。’淮南子精神误抄‘愁’为‘总’，则失其义。‘愁’与‘’同，说文，束也。外束其形，内其德，其义相一。又文子下德‘神明藏於无形，精气反於真’，淮南子本经误抄‘精气’为‘精神’，则失其义。精神与神明意义重，当为精气反於身。故高诱注曰：‘真，身也。’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指出，文子道原：‘摄汝知，正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容，道将为汝居。’而淮南子道应误作：‘摄女知，正女度，神将来舍，德将来附若美而道将为女居。’这‘舍’、‘容’、‘居’，皆容受之意，淮南子误读‘容’为‘容色’，而作‘若美’，这就失其本义。文子道德：‘君数易法，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下之任惧，不可胜理，故君失一其乱甚於无君也。’其本义是说人君应守道德，不妄以好恶，如以好恶，赏罚不当，下吏就惧而刑罚滥，故不可胜理。而淮南子诠言误读‘任惧’为‘径衢’，就与原义不同了。又文子符言：‘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而淮南子诠言增‘不’字，作‘事败不足以敝身’，其义正相反。
　　除前人已指出淮南子抄引文子失其义者外，还有很多篡改而自相矛盾的。如文子符言：‘圣人不胜其心，众人不胜其欲。’淮南子诠言误改为：‘圣人胜心，众人胜欲。’文子本来是说欲与性不可两立，圣人内便於性，外合於义，损欲从性，心为之制，众人不胜其欲，所以是小人。淮南子说‘众人胜欲’，那末，众人胜於圣人，就没有君子小人之别了。又如文子自然：‘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螃笱晕尬恼拢�行无仪表，进退应时，动静循理。’这本来是道家的思想，而淮南子主术改作：‘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螃笱晕�文章，行为仪表於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这不仅不符合道家思想，而且‘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於天下’，与‘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相矛盾。因此，从淮南子误抄和篡改而失其本义和自相矛盾中，可以证明是抄文子。
　　此外，说淮南子抄袭文子，还可以从其抄袭脱漏，由注家补出来证明。文子上仁说：‘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胜。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闭。中扃外闭，何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不成。’而淮南子主术作：‘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外邪不入谓之塞。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淮南子抄袭时，有脱，有益，也有改。其中，在‘善建者不拔’下，脱‘言建之无形也’一句，然而高诱注出‘言建之无形也’。这分明是高诱看到淮南子脱这一句，而以注的形式补出。如果说文子抄淮南子，那末，还应说是抄东汉末年高诱的注。然而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但韩非见文子，而且西汉也有人包括刘安引文子之言，在高诱之前的王充也称道文子，高诱以注补淮南子所脱，是很自然的。淮南子改‘外邪不入谓之闭’的‘闭’为‘塞’，其义则失。这一点，清人庄逵吉校刊时也已指出：‘按吕览作外欲不入谓之闭，据下中扃外闭云云，则此句疑当如吕览。’也就是说，应当作‘闭’，不应作‘塞’。吕氏春秋君守与文子均作‘闭’，这进一步说明，文子之言与先秦著作思想一致。
　　陶方琦曾以今本文子内容比较庞杂，认为不是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的文子，而说‘文子非古书’。他并说文子虽冠以‘老子曰’，中间有‘故曰’，实引淮南子作为老子的话，把淮南子作为战国时人问答的，也作为老子的话，因此认为文子是抄淮南子（见汉孳室文钞）。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云，文子出淮南子者十之九。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间有淮南子误而文子不误者。姚振宗肯定钱氏之校勘，认为文子是剽窃。汉墓文子残简出，则文子抄袭、剽窃淮南子之说，不攻而自破。从简文证明，今本文子经後人篡改，凡文子都改成了老子。固此，‘老子曰’实为‘文子曰’，说文子引淮南子语作为老子语的说法就错了。淮南子引文子的话而不冠‘文子曰’。其引战国时人问答的话，也正是文子的话，这就不足为怪，而且是合情合理。那末，说文子十之九取淮南子的说法也错了，正好说明文子十之九被淮南子抄袭了。如果以文子内容较杂与道家文子不同，而定‘文子非古书’，就更没有道理。我们知道，道家庄子和老子不同，所以庄子之为庄子，否则就不是庄子了。如果文子和老子或庄子相同，那末它也不成其为文子了。不能以道家老子排斥仁义礼法，而文子讲仁义礼法，就认为不是道家文子。文子之为文子，自有它的特色。须知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吸收的问题。文子内容庞杂，这正是哲学史要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说，文子是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籍，它先於淮南子。文子虽经後人篡改润益，但不是伪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