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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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著,李民,王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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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2211
版次:1
商品编码:12012795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04
字数:45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国学经典,名家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

内容简介

  《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尚书译注》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

作者简介

  李民,196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理事、(美国)美洲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讲授《尚书》研究等课程。

目录

前言1
译注说明1
虞夏书1
尧典1
舜典12
汩作九共九篇稾饫26
大禹谟27
皋陶谟38
益稷45
禹贡57
甘誓92
五子之歌96
胤征102
帝告釐沃107
汤征108
汝鸠汝方109商书110
汤誓110
夏社疑至臣扈113
典宝114
仲虺之诰115
汤诰121
明居125
伊训126
肆命徂后132
太甲上133
太甲中138
太甲下142
咸有一德145
沃丁150
咸乂四篇151
伊陟原命152
仲丁153
河亶甲154
祖乙155
盘庚上156
盘庚中166
盘庚下173
说命上177
说命中182
说命下187
高宗肜日192
高宗之训195
西伯戡黎196
微子199周书204
泰誓上204
泰誓中210
泰誓下215
牧誓219
武成224
洪範232
分器247
旅獒248
旅巢命253
金縢254
大诰261
微子之命271
归禾275
嘉禾276
康诰277
酒诰291
梓材302
召诰307
洛诰317
多士330
无逸338
君奭347
蔡仲之命358
成王政363
将蒲姑364
多方365
立政376
周官386
贿肃慎之命394
亳姑395
君陈396
顾命402
康王之诰412
毕命416
君牙423
冏命427
吕刑432
文侯之命445
费誓449
秦誓453附录457
主要参考书目457

前言/序言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一部重要古籍。著名经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称《尚书》是记载尧以来历史的“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然而,这部古籍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的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的影响造成的阙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许多基本问题争论不止,难以定论。今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尚书》名称的嬗变
  书在古代是简策的泛称,《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写在竹木片上的书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就是用竹木片写成的书,周文王、武王的政令写在上面。《论衡·量知篇》记载了简策的制作方法:“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椠是木版,也叫牍,是制成一块块木片,然后在上面写字。一根简写一行,或二三行。字少的写在竹木片上;字多不过百,写在木板上,称为方;字数过百,分写几简,然后用编绳编连成册(策),用熟牛皮编连的叫“韦编”,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据说孔子有过“读易,韦编三绝”的经历。这就是古代的书。此外,还有写在缣帛上的帛书,至少在春秋战国已流行于世,故《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后者指青铜器、石碑、石鼓之类。
  《尚书》最早单叫作《书》。在古代典籍中,常出现“《书》曰”、“《书》”,大多指后来的《尚书》,有时也可在“书”前冠以朝代名,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也指的《尚书》。但也有把《国语》称为《书》的,《大学》云:“《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朱熹《四书集注》:“《楚书》,《楚语》。”《诗》在当时也曾被称为《书》,《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今《诗·周颂·载见》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易》、《春秋》也可以叫作《书》。可见,在使用简帛作书的时代,用于书写,记言记事的简策都可以称“书”,故“书”本由简策引申而来,泛指书籍。《尚书》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由于书籍的发展,因内容、体裁的不同,书名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诸如《易》、《书》、《诗》、《礼》、《春秋》等名称。《书》逐步成为专门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的政事性书籍。
  我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商代的贞卜祭祀人员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史官,“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除甲骨文外,商代还有简策之书。周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并一直流传下来,当时的史官主要是为统治集团,特别是为君王服务的,君王的一言一行都在史官的记录中,《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们随时记录君王的活动,真正做到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样就形成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不同书名,即记事之书成为后来的编年体类《春秋》,记言之书成为后来的政事性《书》。故《荀子·劝学篇》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吴澄《书纂言》:“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叙》中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总之,至迟在春秋战国书籍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逐步把那些专门记录君王言论(如讲话、文告、誓词)的书叫做《书》,在此之前的类似典籍,也逐步冠以《书》或某《书》,先秦典籍中广泛出现的《书》,一般都属于这一类。
  《尚书》的名称,目前来看至迟出现在西汉中期,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史记》最早给《书》定名为《尚书》。他说《尚书》只记载尧以后君王的事迹。他又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云:“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由于记言的《书》没有黄帝等言论,而《大戴礼》、《春秋》、《国语》、诸子百家有许多黄帝的传载,所以为了贯通历史,身为儒家的司马迁打破门户观念,从其他记事类史书中补充了黄帝的内容,完成了《五帝本纪》。可见,《尚书》名称的出现与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传载的是尧以后的君王言论,这些记载言论的书,被专称为《尚书》,其“尚”字,成为“书”名变化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交代。《史记·儒林列传》谈到了汉初儒家传《尚书》的情况:“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可见至少在汉初,《尚书》已在东方齐鲁一带广为流传,这里正是儒家最集中的活动区域。
  《尚书》又被称为《书经》,这是更晚的事情。“经”作为书名,起于春秋战国。《国语·吴语》几处提到“挟经秉桴”,韦昭注:“经,兵书也。”清人俞樾不以为然,认为“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可见,此经究为何物难定。《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诵《墨经》。”今存世有《墨子》的《经上》、《经下》两篇。可见以书名加经连称的,战国时已有。《荀子·解蔽篇》有“道经”。《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和“说”之分。杨伯峻先生说:“‘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这里的经和前面的书都是指书的某种体裁,没有后来的儒家经典的尊贵意义。因为经本是丝织之名,由于可以用来把竹木典籍编连成册(策),——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故而引申为书籍,进而专指某种提纲型的书籍。《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本是寓言故事,时代不好定。《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是把所有儒家的经典都说成是经,《书》也在其中,我们认为这里的经似乎也没有超出“墨者俱诵《墨经》”的意思。所以蒋善国先生说:不过周、秦间只是把《礼》、《乐》、《诗》、《书》、《春秋》混称“经”,而实际未把“经”字加于《礼》、《乐》、《诗》、《书》、《春秋》下(《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西汉初期,多把儒家的“六艺”叫做“六经”(贾谊《新书·六术篇》)。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家的经书已开始具有经典的尊贵地位,但当时还是称《书》或《尚书》。直到隋唐亦然。蒋善国先生说:“‘书经’二字连称,当起于赵宋以后。”此时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地位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崇高地位,《书经》名称的出现,是其合理的结果。总之,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尚书》完成了由泛指的书,到专门记录君王言论的《书》,再到儒家传授的专门记录尧以来君王言论的《尚书》,最后成为地位至高无上的《书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发展,特别是和儒家传载的孔子整理、编次、删定过《尚书》密切相关,和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了《尚书》这部原本尘封的故档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最终登上“书经”的圣殿。
  二、《尚书》名称的涵义
  那么,为什么儒家把《书》改称为《尚书》呢?在古代,“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即上。其解释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上古的意思,表示远古以前的书,《史记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孔传》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释名·释典艺》:“《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事也。”现在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刘起先生说:“‘尚’只是上古的意思。用今天语言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其一,既然是上古之久远以前的书,那么中国古代的历史远不止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三皇及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等,司马迁已发现这个疑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尚书》斩去了尧以前的历史,称不上是最古老的史书。《易》所记,相传从伏羲氏开始,在尧之前,为什么不称《尚书》?《春秋》、《国语》载有五帝事,也不称尚。可见,上古之说不准确。其二,检阅现存的今文《尚书》,许多篇如《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已经是春秋时代的事了,在孔子以下的儒家眼光中,更算不上是上古之书。《尚书》只不过是今存最古的典籍,当时没有流传下来的,比《尚书》更早的典籍还有,不然诸子百家所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就成子虚乌有了。所以称《尚书》为“上古之书”不是尚的本义。第二种说法认为《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史通·六家》引《尚书璇玑钤》:“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把《尚书》说成是天书,神圣中自然包含尊崇的意思。《尚书正义》引郑玄《书赞》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这种说法充满神秘的谶纬思想,没有任何根据。古代受尊崇的书很多,为什么单称《书》为《尚书》,《诗》、《易》等不加尚呢?第三种说法认为“上”,代表“君上”,即古代帝王、君王。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须颂篇》云:“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这种说法是从《尚书》的体例、内容绝大多数是记载君王与臣下的对话言论,如诰、命、誓、谟、典,以及君王的活动为根据,所以叫做《尚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汉书·艺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问题是古代帝王很多,为什么《尚书》独载尧以来,且主要是尧、舜、禹、启、汤、伊尹、文、武、周公、康、穆的事迹呢?为什么“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间的阙佚何其多多呢?可见,简单地认为《尚书》是古代帝王之书也不完全正确。
  上述三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弄清“《尚书》”名称的真正含义。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早称《尚书》的司马迁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其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记》)或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帝王世纪》、孔安国《尚书序》)《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学者可能指春秋战国至西汉的诸子百家是把三皇五帝统统称为尚的,如果《尚书》之尚是上古、远古的意思,理所当然包括三皇五帝在内。“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可见《尚书》排除了尧以前传说的帝王,独取尧、舜。因而称“尚”为上古,不符合司马迁的意思。其二,司马迁看到的《尚书》是记载尧以后的事,但诸子之书大量记载了黄帝的事迹,《五帝德》和《帝系姓》也有黄帝的记载。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正义》:“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故而排斥不论。连相传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家也或“不传”。荐绅先生当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学者,特别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造成“《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司马迁说《书》缺有间矣,而不说《尚书》缺有间矣。可见,司马迁知道,《书》和《尚书》已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书》;后者少,是儒家传下来的叫做《尚书》的《书》。《汉书·艺文志》:“《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孔子晚年整理过《尚书》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孔子是否删过书,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传》自孔氏。”(《孔子世家》)由于上古传下来的《书》本来就阙佚很多,史书不足征,孔子整理《尚书》,没有怎么删书。然《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索隐》:“又《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认为孔子曾删过书,《书纬》即《尚书璇玑钤》,郑玄《书论》亦引,郑玄《书论》说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不可全信。上古之书本来就少,孔子哀叹文献不足,怎么能删掉三千多篇呢?《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有人以为是周公每天都读商代的《书》百篇,实在有点望文生义,古代的竹木简那么多、那么重,周公一早上怎么能读百篇呢,今天留下来的今文二十八篇,即使印刷在一本书上,谁敢说一天就能读完呢?当年东方朔上汉武帝的奏章,竟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大力士才抬得动。可见这里的百篇或是虚数,多的意思,或是专用书名,像今天的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之属。但也不可全不信,孔子以儒家学说评判是非道德,在整理《书》的过程中,删去了尧以前半神半人的君王,《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既能删《诗》,当然也能删《书》,只是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书》太少,删去的不多罢了。其三,作为一位公正的史学家,司马迁摒弃学派门户之见,从其他史籍,特别是诸子中补充了《尚书》的缺佚,并实地访古调查,“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撰成了《五帝本纪》。这对完成从黄帝到汉武帝数千年的通史著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说法与《大戴礼记》基本相符。宰予(又名宰我),是孔子早年的弟子,也是最不喜欢的弟子。他曾多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宰予“利口善辨”,甚至有点离经叛道,曾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他不断追问连孔子也难言的事迹来难为老师。《大戴礼·五帝德》载:“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暗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孔子被问得不耐烦,反而斥责宰予浮躁不踏实。但下面还记有宰予问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以及孔子的详尽的回答。从这段被后世儒家添油加醋加以描绘的资料看,孔子并非完全不了解黄帝的事迹,只是不愿意多说罢了,在被刨根问底的宰予死追不放时,还是逐一回答,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这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夫子,以宰予“不足明五帝之德也”(王肃语)搪塞过去,正反映了孔子及儒家对黄帝的鲜明态度,不但自己不愿意讨论,也不喜欢弟子论及。所以到了后来,黄帝从儒家典籍中基本消失了。《大戴礼记》也不是最受尊崇的经书。
  从《论语》中孔子的褒贬评判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尚书》所传载的是以尧为首,按儒家的道德评价标准称得上是贤君明王以及他们的贤臣,只有他们的言论和事迹才有资格入档这部经典文献汇编。下面兹举几段《论语》为证:
  1《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是《论语》直接引用《尚书》的话,后被纳于伪《古文尚书·君陈》之中。
  2《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论述夏、商、周三代,以西周为尊,《尚书》亦以西周为主。
  3《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崇尚周礼,赞美周公。
  4《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以《尚书》为符合儒家思想的雅言,符合司马迁的说法。
  5《论语·泰伯》是孔子盛赞古代人物最多的一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里,孔子这位以批评见长的政治家、思想家,把完满的溢美之词,都加在尧的身上。故《汉书·儒林传》云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即上引《泰伯》内容,引者省略)于是叙《书》则断《尧典》”。
  6“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7“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这五位名臣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在《尚书》中都有言论和事迹,且多是君王或比较重要的部落首领。
  8“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这十位能臣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或说邑姜)。今文《尚书》中周公、召公是主要人物。其余也进了今文或伪古文《尚书》。
  9“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10“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11“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对禹、周公极力称颂。只有泰伯的事迹在《尚书》中没有论及,其余人物,或有专篇,或间接涉及。
  12又《论语·子罕》赞颂周文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3《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间接赞扬周公以王室至亲,功大位高,却节廉自律。孔子赞扬最多的是周公,《尚书》中周公的篇章也最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反映了儒家与《尚书》的关系。
  14《论语·颜渊》:“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15《论语·宪问》:“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可见孔子十分赞同南宫适的评价,背后夸奖他。
  16《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此处直接提到《尚书》,殷高宗即商王武丁,《尚书》多有涉及。
  17《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受孔子赞扬的殷商三位仁人,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反对纣王暴政,《尚书》有专篇。同时还赞扬伯夷、叔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18《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文武之道,即指周文王、周武王的谟训功烈与周代的礼乐文章。这些都是《尚书》中屡屡提及的。
  《论语·尧曰》中还涉及了尧禅位舜,商汤放桀而告天下诸侯,武王克商大赉四海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多见于今文《尚书》或伪古文《尚书》。
  综观《论语》,凡是孔子赞誉过的古代人物,特别是君王及著名大臣,在《尚书》中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在诸如《中庸》、《孟子》之类后代儒家的经典中,也都有这些君王的记载,并且还增加了太甲、大戊、祖乙、盘庚等。
  ……

《诗经》:千古风雅,源远流长 一、 肇始之音,华夏文化的滥觞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也是华夏文明 earliest 的重要载体。它孕育于周朝三百年间的社会生活,采自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共计305篇。这些诗篇,以其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的描绘,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古代社会图景,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百态。 《诗经》的出现,不仅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中国文化基因的奠基石。它所蕴含的“言志”、“缘情”的创作原则,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其“温柔敦厚”的风格,塑造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审美情趣;其“风、雅、颂”的体例,为后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范式。细细品味《诗经》,我们仿佛能听到那个古老民族在天地之间发出的最初的吟唱,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伦的珍视。 二、 风、雅、颂:三个维度,折射万象 《诗经》的体例被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不仅在音乐和演唱形式上有所区别,更在内容和精神气质上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意义,共同构成了《诗经》丰富而立体的世界。 “风”:乡野的歌谣,民生的缩影。 “风”是《诗经》中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一部分,共计160篇,主要采自周朝各地的民歌。这些歌曲,如同各地风土人情孕育出的花朵,鲜活而真实。它们或描绘了农夫耕作的辛劳,妇女劳作的勤勉,或是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或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或是对战乱苦难的哀怨。如《桃夭》中对女子出嫁的美好祝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硕鼠》中对剥削者的控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敢侮!”。《风》中的诗歌,是社会的最基层声音,是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它们如同未经雕琢的璞玉,闪烁着朴素而动人的光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俗民情,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一手材料。 “雅”:宫廷的乐章,士人的心声。 “雅”部分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共计105篇,主要是在周朝王畿地区的诗歌,多为贵族宴饮、朝会时所用的乐歌,以及士大夫抒发政治抱负、感慨世事、讽刺时弊的作品。“大雅”的内容多与周朝的建国创业、祭祀等重大事件相关,气势恢宏,内容庄重,如《生民》追溯后稷的生平,展现周族起源的传奇。《小雅》则更为贴近士人的生活,题材广泛,有讽刺朝政的“幽怨”,有抒发政治失意的“嗟叹”,也有表达离别愁绪的“相思”。如《鹿鸣》描绘君臣宴乐的场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采薇》则抒发了戍边士人的思乡之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的诗歌,承载着周朝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是他们观察和思考社会的独特视角。 “颂”:宗庙的赞歌,祭祀的虔诚。 “颂”部分共计40篇,是周朝王室和贵族在祭祀祖先、歌颂功德时所用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商颂”。这些诗歌,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国家昌盛的祈愿。它们篇幅短小,语言庄严,旋律雄浑,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庄重仪式感。如《清庙》表达对文王的崇敬,“萋兮斐兮,成是康王。肃肃姜嫄,穆穆文王。”。“颂”的诗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伦理,是理解古代社会祭祀制度和宗法观念的重要窗口。 “风、雅、颂”这三个部分,如同三个不同的音阶,共同谱写了《诗经》的宏伟乐章,展现了古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 三、 艺术之光,照耀千古 《诗经》的艺术成就,至今仍为人称道。它所开创的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精神的典范。 《诗经》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浮夸饰,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朴素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下人们的喜怒哀乐。这种鲜活的生命力,使得《诗经》能够跨越时空,与读者产生共鸣。 比兴手法的运用。 “比”和“兴”是《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手法。“比”是指用类比的方式来表现事物,即“兴而比”;“兴”是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触景生情”。例如,《关雎》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水鸟的和鸣起兴,引出对淑女的爱慕,情景交融,意境优美。这种手法,使得诗歌含蓄蕴藉,意蕴无穷。 重章叠句的结构。 《诗经》中有许多篇章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即在内容上略有变化,但句式和韵律基本相同,反复吟咏。这种结构,不仅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也使情感得以层层递进,加深了艺术感染力。例如,《静女》一篇,“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通过反复咏唱,将主人公焦急等待的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语言的质朴与凝练。 《诗经》的语言,以其质朴、自然、生动而著称。它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却能在平实之中见真情,在简单之中显深刻。许多词语,如“窈窕”、“硕鼠”、“关关”、“呦呦”,都成为了汉语中经典的表达,至今仍在使用。 四、 文化宝藏,永恒价值 《诗经》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儒家经典的基石。 儒家将《诗经》奉为“五经”之一,认为它能够“兴、观、群、怨”,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强调《诗经》所蕴含的纯真向善的精神。《诗经》中的许多思想,如仁爱、礼乐、孝悌等,都成为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研究的窗口。 《诗经》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民俗、宗教、音乐等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它记录了周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俗、神话传说、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为我们了解那个古老时代的社会风貌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民族精神的熔炉。 《诗经》所展现的爱国情怀、家庭伦理、男女之情、劳动生活、对自然的感悟,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热爱生活、珍惜情感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 五、 传承与启迪 千百年来,《诗经》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文人墨客的吟咏唱和,到寻常百姓的口耳相传,它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诗经》的智慧,不仅仅存在于文字之中,更体现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诗经》,那些古老的诗句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体味人生的真谛。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国的热爱,对人伦的珍视,始终是永恒不变的。 《诗经》,这本来自远古的歌谣集,是华夏文明的根脉,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它以其永恒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继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我们的心灵,指引着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也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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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尚书》译注,简直是打开了我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的一扇窗户!我一直对那些古老而又深邃的智慧充满好奇,但市面上很多版本要么太过晦涩难懂,要么就是过于简化,难以领略其原貌。直到我遇到这本“尚书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古为今用”。译文部分,我必须说,译者真是功力深厚,将文言文的精髓保留得淋漓尽致,同时又用现代汉语的逻辑和表达方式,让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句子变得生动鲜活。我不再需要一遍遍地查字典,也不再因为拗口的句子而感到沮丧。更让我惊喜的是,随处可见的注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字,却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理解文本的道路。它不仅解释了词语的含义,更挖掘了词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历史典故,甚至是一些细微的语气和情感。读到“盘庚迁殷”时,注释中关于当时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的描述,让我对盘庚的决心和魄力有了更深的认识。读到“尧典”,注释中关于“五典”的解读,让我对古代政治制度的雏形有了初步的了解。这种抽丝剥茧式的讲解,让我感觉像是在跟一位博学多才的长者对话,一点一点地学习,一点一点地进步。我甚至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读物,更像是一位良师益友,陪伴我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让我对“文化自信”有了更切实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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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尚书》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书,离我们太遥远,里面的话估计也只有古代的圣贤才能看懂。但读了这本“尚书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之后,我完全改变了这个看法。这本书就像是给《尚书》穿上了一件现代的“外衣”,让它变得亲切易懂。译文部分,我最喜欢它的“直白”。它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刻意卖弄文采,就是用最直接、最朴实的语言,把《尚书》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我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的人们也是这样说话,那么《尚书》也不会这么难以理解了。更让我惊喜的是它的注释。这些注释,与其说是帮助我理解文本,不如说是引导我思考。它不仅告诉我“是什么”,更告诉我“为什么”。比如,当读到“洪水滔天”的描述时,注释中关于古代地理环境、水患频发的历史记录,让我对“鲧禹治水”的伟大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它就像一个耐心的老师,不停地给我“背景知识”,让我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去审视文本。而且,这本书的注释并没有“定论”的感觉,而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鼓励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发掘。《尚书》中的很多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在如今看来依然有借鉴意义,而这本书的译注,则让我能够更直接地将这些智慧吸收,并应用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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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在拿到这本“尚书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之前,我对《尚书》的印象就是“古老”、“晦涩”,大概率会因为看不懂而束之高阁。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尚书》的认知。它的译文,真的是我读过最舒服的《尚书》译文之一。没有那些让人头疼的“之乎者也”,也没有那些为了迁就古文而显得生硬的翻译腔。它就像是在听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先生,用最清晰、最明白的口吻,向你讲述历史的真相。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注释。这些注释,简直是“锦上添花”,让原本就精彩的内容,更加熠熠生辉。它不仅仅是简单地解释词语,而是将整个文本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例如,读到《召诰》部分,注释中对西周初年分封制度的解释,以及周公旦面临的政治挑战,让我对当时的统治者为何要采取那些措施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仿佛能看到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景象,感受到那些政治人物的智慧和魄力。这本书的译注,让我觉得《尚书》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历史,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它让我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让我对古代先贤的智慧有了更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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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套“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里的《尚书》并没有抱太高的期望,想着无非就是一本陈年旧账,估计读起来会很枯燥。然而,事实狠狠地打了我的脸。这本书的译注,简直是神来之笔!译文流畅自然,没有一点生硬的痕迹,仿佛作者就是用今天我们说话的方式在叙述那些几千年前的故事。而且,它不是那种为了“译”而“译”的粗暴翻译,而是真正理解了《尚书》的精髓,并用最贴近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最让我称道的是它的注释。这些注释,与其说是“注”,不如说是“解读”。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词语解释,更是对当时社会背景、政治环境、人物心理的深刻剖析。比如,读到《牧誓》中周武王痛斥商纣王罪状的部分,注释里详细阐述了商朝末年的政治腐败,以及周朝为何能顺应民心而兴起。这种层层递进的解读,让我对历史事件有了更宏观、更深入的理解,不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生动的画卷。这本书的编排也很合理,译文和注释清晰地分开,阅读起来非常方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程度,选择深入阅读注释,或者仅仅浏览译文。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让我重新认识《尚书》的书,它让我明白,即使是几千年前的经典,也能如此地贴近我们的生活,并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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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尚书》译注,就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智慧的宝库。我一直对那些“上古帝王”的故事和治国理念很感兴趣,但市面上很多版本要么太学术化,让人望而却步,要么就是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系统性的认知。这本“尚书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首先,它的译文做得非常到位。它没有一味地追求“信”,而是更注重“达”。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用现代人最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表达,使得那些曾经的“天书”,变得如同今天的报纸文章一样清晰明了。这大大降低了阅读门槛,让我能够更专注于内容本身。其次,其注释部分更是点睛之笔。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词汇释义,更像是对文本背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深度挖掘。例如,在阅读《洪范》时,注释中关于“五行”的解释,以及其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应用,让我对这种思维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它让我明白,这些看似抽象的古代哲学,其实与实际的统治和治理息息相关。通过这些详实的注释,我得以窥见古代政治家们是如何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以及其中蕴含的智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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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译本,阅读无障碍。非常值得,支持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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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上古的入门集买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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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横排,字很大,有注释,生字还有注音,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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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是一部讲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向号称难读的《周礼》加以译注,化艰深为平易,注释翔实,译文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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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书到手有掉页情况,选择了更换,已经到手了,就是换货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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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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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初学者的最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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