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危机到新常态：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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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历史总是在重演，但总是被遗忘。哪怕刚过去几年的事情，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也显得相当遥远，甚至已被淡忘。但是，回顾历史，尤其是那些经受时间洗礼的真知灼见，总能给人启发。为此，刘世锦曾领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特意推出了《从反危机到新常态》一书。该书集结了两个研究团队在过去八年中所做的宏观研究，既有宏观趋势的分析和研判，也有对行业发展的预测。近期的经济走势也有力地验证了这些研究的诸多预见，比如经济增速下台阶、新常态等。

　　《从反危机到新常态：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呈现了研究团队对经济分析的思路，在警示大家回顾历史的同时，也为读者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作者简介

　　刘世锦，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

　　余 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

　　陈昌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目录

从反危机到新常态

2008年急转直下：从防通胀到反危机

2008年物价走势与政策建议

2008年上半年物价、增长形势分析与全年展望

当前与2009年经济走势判断和政策选择

2009年“四万亿”后的强势回升

当前经济走势、问题与政策建议

回升态势明朗通胀预期加强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灵活性

调控成效明显经济稳定回升宏观调控可取“双稳”方针

2010年危机应对型向常规型回归

努力在稳增长与防泡沫、抑通胀间寻求平衡

经济政策由危机应对型向常规型回归

经济增长降中趋稳，宏观政策重在稳定

2011年中等收入陷阱与增长阶段转换

陷阱还是高墙·

以控物价为中心，注重稳增长、提效益

总量政策以稳为主着力推进结构调整

本轮市场共振是“余震”还是“预震”

增强政策弹性防范化解风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2年“新常态”判断的提出与供给政策

经济增长降中趋稳供给政策大有可为

经济运行初步企稳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衔接

顺应新常态寻求新平衡培育新动力

2013年适应新常态开启新阶段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和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展望与“三大转型”

潜在增长率下降，新增长阶段开启

努力增强经济回稳的可持续性

守底线、去杠杆、调结构，促进经济平稳运行285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2014年推动新常态下的转型发展

争取平稳较快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努力向新常态转换

抓改革、稳投资、控风险，保持经济在预期合理区间运行

稳投资、重质量、防风险，促进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着力提质增效，改革释放活力，为新常态奠定基础

2015年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与转型再平衡

攀登效率高地

新常态下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

前言/序言

　　从反危机到新常态

　　刘世锦

　　本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2008—2015年的研究报告汇编而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此期间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季度和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二是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成果，载于《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和连续四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等专著中。作为此期间这两个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负责人，当我再次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成果时，忽有一种感觉，这些算是发生不久的事情，似乎相当遥远了，有的已经被淡忘了。历史是容易被忘却的，但亦不应被忘却，否则，淡出记忆的不仅是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讨论、纠结到释然的心路历程。于是，我们决定，收入本书的研究成果，全文照搬，原汁原味，只字不改。读者阅读本书时，权当是看一看、想一想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这正是我们出这个集子的初愿。

　　曾经有过的判断：对的、不对的或不全对的

　　说2008—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是因为此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前一件事是显性的，至今全球经济仍能感其影响。后一件事也真实发生了，但人们理解分歧较大，至今尚难说达成共识。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属于“外部冲击”，新常态则是内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两件大事的出现，使中国经济不再可能延续以往三十多年的增长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紧密联系现实，还要有判断和预测。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应当用于解释，而不应用于预测，因为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然而，一种理论只能回顾过去，而不能面对未来，其解释力也将会很有问题。回到现实，社会存在着对经济走势判断和预测的大量需求，越是不确定的时候，这种需求就越强烈，人们总是试图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某种方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或被卷入这个圈子，发表着各种各样的预测、观感或宏论。既已如此，言者需对己对人负责，特别对此类外部性效应突出的行为来说，对社会负责应为职业道德之一。在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形势分析工作中，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过一段时间，要对自己提出的判断和预测做一个回顾、梳理和检验，看看事后证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不全对的。我以为这个要求不可或缺，也不算苛刻，对这个行业的“科学发展”很重要，理应成为一种“行规”。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研究成果中对2008年以来经济态势的分析判断。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一季度报告提出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多方面影响。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领先指标综合指数已经从2007年10月开始连续下降五个月。据此可以判断，美国经济要么即将陷入衰退，要么已经处于衰退之中。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直接导致我国对美出口增速下降。二是美国经济衰退必然影响到欧盟、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引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衰退，对我国出口会产生全面冲击。三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可能会通过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2008年三季度报告提出在外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虽难独善其身，但也有条件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路径。美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化和缺乏监管的不当金融创新是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源。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此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13年，即便不考虑危机给美国金融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及其对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影响，2009年美国消费、投资和进口增速也均将大幅度下降，GDP增速将回落到1.6％左右，2009年以后美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状态，2010—2015年间GDP平均增速只有2.4％。如果考虑金融业损失的影响，2009年美国GDP增速有可能回落到1％以下，2010—2015年间GDP的平均增速将维持在2％以下。我国经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动力和前景等方面具有实质性差异，推动经济中长期较快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并没有改变。在外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虽难独善其身，但也有条件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路径。从国际分工格局看，我国在要素供给、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优势依然明显，“中国制造”短期内尚没有足够的国际替代力量，多元化的外向经济依然是推动我国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1年《本轮市场共振是“余震”还是“预震”》报告提出国际金融危机三阶段判断。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2009年下半年，我们曾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将呈现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即私人部门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政府大规模救市，由“政府高杠杆”替代“私人高杠杆”，私人部门债务危机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和蔓延，政府不得不将债务货币化，靠多印票子来偿还债务。美元是主导性国际货币，美债危机以及美国债务的货币化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虽在短期内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这一体系的动荡、混乱和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

　　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2011年在“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一文（研究成果在2010年已经完成）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有很大可能性明显下一个台阶。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

　　提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展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已有的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总的来说，我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我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我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2011年一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增速到2015年前后由10%左右降为7%左右，要防范增长减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经历重大转变，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而以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为主的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15年前后，我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一个台阶，所以，要抓住“十二五”这个战略窗口期，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在较低增速环境下的盈利能力，提高财政、金融、就业及其他方面对较低增速环境的适应能力，防范增长减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012年一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将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已经三十多年。根据对国际经验和我国增长潜力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几年下一个台阶，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去年以来，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由投资潜力有限导致的金融财政风险显露。今年一季度，这一变动态势仍在延续。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可能已经开始。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但由于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数效应，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将出现合乎逻辑的下降。比如，十年前能够支撑10%增长率的新增量，到现在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数效应将会愈加明显。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总的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2年二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呈现三期叠加局面。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同时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艰难调整，资产重组的阵痛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阵痛和外部需求长期低迷三期叠加，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2012年三季度报告提及新常态概念，其标题为“顺应新常态寻求新平衡培育新动力”。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是企业、政府和居民重新适应新常态的调整过程。未来一段时间，7%左右的增长将是一个新的常态。

　　2013年三季度报告标题为“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对新常态含义做出了较系统的描述。展望2014年，国际经济总体趋稳，内需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经济增长略高于7%。在实施“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思路，努力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2014年3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一书，在其导言“争取平稳较快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中明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和含义。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这样一个速度能够稳得住，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五年或者更长时间。

　　提出新常态的若干特征。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

　　提出新常态的“六可”目标。对这一增长新常态，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做到这六条都不容易，这里想强调一下“企业可盈利”。看起来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础。如果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财政收入将可能更大幅度下滑，财政、金融风险不可避免地加剧，企业也将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增加就业，反而可能减少工作岗位，民生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无从谈起。所以，“企业可盈利”应被视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指标。

　　关于转型期的经济政策

　　2011年在《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一文中提出不可强制性地试图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预见到潜在增长速度将常态性回落，宏观调控目标的设定应顺势而为，不可强制性地试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期的增长目标，否则，增长目标超出潜力，将产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在这方面，需要研究和汲取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推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力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速度，结果催生资产泡沫，并陷入长期经济萧条的历史教训。

　　2011年三季度提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过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符合“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预期目标，也为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2012年，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同时，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国内物价下行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中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2012年二季度报告提出重点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经济增长转换期，也是市场主体逐步调整经营模式，市场、制度等风险逐步暴露和修复的过程。短期宏观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趋势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动问题，既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又要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风险和问题骤然集中爆发。从当前的情况看，重点要防止第一种倾向。由于本轮经济回调期较长，在政策逐步放松的过程中，要防止层层加码、过度刺激的风险。

　　2014年三季度报告提出要防止犯速度依赖症，通过强力刺激使矛盾积累、拖延，甚至引发危机。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看经济运行的质量。从国际经验看，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转型期容易犯速度依赖症，不愿接受增速下降的事实，从而采取强力刺激，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积累和拖延，甚至最终引发危机。

　　关于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

　　2012年二季度报告标题为“经济增长降中趋稳供给政策大有可为”，提出供给政策要通过结构调整适应中速增长环境，通过价格、投资“双放开”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报告中提出：2012年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将大于以往，宏观政策选择也将面临新挑战。应当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根据情况变化适时适度微调；同时更加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供给政策的一个目标，是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盈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另一个目标是以价格、投资“双放开”为突破口，推动基础产业改革，短期内缓解某些领域的供给不足，增加投资需求，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平衡增长。

　　2013年一季度报告提出产能调整既要关注“进入”，更要重视“退出”，从过去重点保护企业，转变为重点保护员工，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转岗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更多依靠市场经济办法调整过剩产能。用集中审批来管控竞争性行业发展的方式，难以真正抑制产能过剩。尽快创新行业规制方式，依照能耗、环保、质量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政府权威部门定期公布主要行业和重要产品的国内外技术创新、投资、生产、需求变化等相关信息，发布行业发展指导报告，预警重大风险，引导社会形成合理预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约束地方政府以低地价、低环境标准、不适当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过度刺激投资的行为。调节过剩产能，不仅要关注“进入”环节，更要重视“退出”环节，切实减少行政干扰，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政策体系。产能调整要从过去重点保护企业，转变为重点保护员工，做好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转岗培训和就业服务工作。

　　关于新常态下增长质量导向的发展目标

　　2014年三季度报告提出要关注经济运行的效益和风险指标，通过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倒逼各项改革，最终可实现“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利用某些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质量、风险、长远发展潜力的综合影响。更多关注经济运行的效益和风险指标，通过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倒逼各项改革，最终可实现“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在转型过程中，利用相关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应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原则，只要守住企业可盈利、就业总体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经济增速低一点并不会引发严重社会冲击，反而有利于借助市场力量推动资产重组、结构调整和培育新增长动力。

　　概括地说，2008年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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