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艺术与鉴藏·中国陶瓷在英国（1560-1960）：藏家、藏品与博物馆》讲述了中国陶瓷从16世纪至20世纪是如何被英国人接受、喜爱、使用、买卖以及收藏的全面历史。其中，位于伦敦的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lnese Art）是西方的中国陶瓷博物馆。《艺术与鉴藏·中国陶瓷在英国（1560-1960）：藏家、藏品与博物馆》以其为着眼点，考量了英国的收藏家在中国瓷器进入公共领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简介
毕宗陶（Stacey Pierson），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暨考古学系高级讲师。曾任伦多大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展馆馆长。其学术研究领域为艺术史及明代瓷器，专著有《中国陶瓷》《从物体到概念：明代瓷器的全球消费与转型》》《青白瓷：中国宋元时期的陶瓷》等。赵亚静，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硕士。
目录
中国艺术品的鉴藏源流及其他（代序）鸣谢
引言
第一章：1560-1900年，初次相遇和新消费者：进入英国的中国瓷器
第二章：1901-1920年，藏家和专家：重新发现中国瓷器
第三章：1921-1945年，学术和展览：东方陶瓷学会及其公共活动
第四章：1946-1960年，博物馆和纪念碑：中国陶瓷的体制化
结论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艺术与鉴藏·中国陶瓷在英国（1560-1960）：藏家、藏品与博物馆》：新老收藏家：变化中的品位模式
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陶瓷藏家、交易商、策展人和专家的群体异军突起，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与兴趣点，由此影响20世纪之后的几十年里英国收藏中国陶瓷的方向。1921年，这个群体在伦敦成立了东方陶瓷学会（OCS），它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的中国陶瓷藏家的主要团体。一开始由“十二位热情爱好者”创办，会员数很快变成十八人，他们举行常规会议探讨藏品和新的发现。这一模式类似于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学会，例如地理学会（Geological Society）和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其会员定期碰面分享信息，但它也与其他不那么正式的团体，例如伯灵顿美术俱乐部（见第一章）保持密切关系。从一开始，会员提交论文给学会并发表在年度刊物《会刊》（Transactions）上，成为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记录。《会刊》由大英博物馆的霍布森管理，他是该学会的出版委员会主任，如我们所见，他本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学会也是成员宣传他们藏品的途径，在学会创始人伯纳德·拉克姆的协助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定期展出学会成员借展的藏品。霍布森和拉克姆，作为两家国家博物馆的员工，成为该学会的核心专家型会员，其他会员包括文克沃斯（W.W.Winkworth，1897-1991）和其他藏家，例如奥斯卡·拉菲尔和乔治·尤摩弗帕勒斯，还有斐西瓦尔·大维德。这个关系密切的团体为自身开创并推广了中国陶瓷领域，并于1933年向公众开放会员资格而成功变成更大团体。正如其中一位最资深会员于1950年所言：“公正地说，像任何领域内的任何学会一样，东方陶瓷学会在其活动期间为继续推进其关心的学科进步做了许多（或更多）的贡献。”
该学会促进其会员对中国陶瓷的兴趣并推进中国陶瓷领域发展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出版。直到20世纪30年代，学会的年度出版物（（会刊》除会员以外，其他人难以获得，于是著名的霍布森和赫瑟林顿（Hobson and Hetherington）开始出版使用会员的藏品作插图的专刊。就其意义而言，霍布森和赫瑟林顿1923年出版的《中国陶工艺术》（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宣称其旨在“为藏家提供在这个国家已知现存的一系列最精美的代表瓷器。”出于这个目的，此书囊括所有当时现任会员藏品的图片，包括大维德、尤摩弗帕勒斯、本森、费迪南德·席勒（Ferdinand Schiller，1866-1938）、H.J.欧本海姆（H.J.Oppenheim，1946年去世）和拉菲尔。实际上书中有大量图片，但文字仅限于一篇关于到明末为止的中国陶瓷制造的历史简介。这一时间段很有趣，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至少在文献中，开始见到“晚期中国陶瓷”，即明代之后与明代之前有所区分。实际上，中国陶瓷现被区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早期和晚期，这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发展结果，当时第一个“早期”中国陶瓷的展览由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见第二章）。接着唐代墓葬陶瓷和宋瓷在英国的出现也开始对收藏以及理所当然对陶艺师产生影响。《中国陶工艺术》这个标题反映了品位的变化以及由英国工作室陶艺师们所带进这个领域的以工艺为导向、关注技术的方式。
……
前言/序言
艺术品鉴藏的历史，与艺术的发展历史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与人类艺术行为起源并不同步。不过人类收藏活动的源头仍可推溯至人类的史前时期，主要是对食物的贮存和早期生产资料的收藏。这种收藏活动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技术和文化条件支持、催化下，不断地附加并融合外在的功能，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动机和精神寄托，逐渐演化为一种复杂、高级的人类社会行为。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距今有五千年之遥的许多重要遗址中，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史家判断当时已出现了较严格的等级制度。依据就是玉器的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员去寻矿、开采、运输，大量的时间去切割、琢磨、制作，其形制之不同，更是蕴藏了丰富的寓意。玉器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无比珍贵的意义：它从原始的装饰物，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部落活动——祭祀的礼器，以及王室、贵族权力、身份象征的配饰和仪仗。因此，玉器也被认定为中华民族最早具有“鉴藏”属性的艺术品之一。
以此为起点，中国的艺术品鉴藏活动开启了至少五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从此，中国人高超的艺术创作，与发达的鉴藏活动相伴相生，鉴藏活动的起伏，又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盛衰休戚相关。历朝历代的艺术品为国人鉴藏活动之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对象，而伟大的文明进程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鉴藏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存在基础。中国艺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发展时期形成了独有的根脉和系统，它与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技术工艺紧密相关，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为千姿百态的物之形态，使众多的实用器物变成了艺术品而留存于这个世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著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
伟大的艺术成就为艺术品鉴藏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鉴藏者的活动仍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更与文化观念和时代风尚紧密相联，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鉴藏者的主观思想。
在中国，鉴藏这种社会行为很早就与政治和礼制相关联，这一点与早期的艺术品功用有关，另外，因其财富的属性，它也代表了社会地位和权力意志。在物质条件匮乏的上古时期，财富高度积聚于上层社会，能有鉴藏行为的均为少数贵族和王室成员。“子子孙孙，勿替引之”（《诗经·小雅·楚茨》），是他们渴望财富、地位延续的最好注脚，他们将“子孙永葆”之类的文字契刻在甲骨、礼器之上，以昭示这些宝物来到他的身边，是上天意愿，并告诫子孙世世珍惜、千秋不易。这无疑是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共同梦想。因此，统治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建构了宗法等级等制度，不仅以“礼之教化”施之于民而“止邪也于未形”（《礼记·经解》），且将具怡情悦性的艺术品也赋予“成人伦，助教化”的道德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以后统治阶层以宣示政教为主流价值观念的源头。然而社会的鼎革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总是残酷地击破这些一厢情愿的美梦。因与财富和统治意志相关联，艺术品及其收藏者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与社会动荡共沉浮。《春秋左氏传》中就记录了大量宝物重器被频繁取用于政治外交，甚至于以求重器为借口而不惜杀伐征战的例证。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视角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它不仅仅停留在器物的精美或技术的演变上，而是深入剖析了16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的收藏界是如何一步步被中国陶瓷所“俘获”和塑造的。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梳理那些重量级藏家群体时的那种细腻笔触。比如，书中详尽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阶层对“东方奇珍”的痴迷，以及这种痴迷如何从单纯的财富炫耀，逐渐演化为一种知识和品味的象征。那些早期贸易商、外交官、乃至传教士带回英国的瓷器，起初可能只是作为异域摆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英国的精英圈层中被赋予了越来越复杂的文化内涵。我能想象出，在那些铺着厚重地毯的沙龙里，主人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向客人展示那些青花或彩瓷的，而这种展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的构建。这种对“物”背后“人”与“时代精神”的捕捉，让原本枯燥的藏品清单变得鲜活起来，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
评分这本书对博物馆体系的考察尤其深刻，它没有把各大博物馆的中国陶瓷馆藏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追溯了它们从私人收藏进入公共领域的曲折过程。这段历史充满了权力和利益的拉锯战，以及对“什么是艺术”的不断争论。我读到一些关于早期东方艺术研究者如何努力将中国陶瓷从纯粹的“工艺品”类别中拔高出来，争取其与欧洲雕塑、绘画同等的学术地位的记载时，深感敬佩。那些早期策展人的努力，是为后世理解中国艺术铺设了关键的理论基石。尤其是关于不同时期英国审美趣味的转变，从最初偏爱明清的青花，到后来对宋代单色釉的追捧，这种品位的“升级”过程，清晰地反映了西方艺术理论界对“形式主义”和“朴素美学”的接纳与消化。这种历史的纵深感，让读者不再只是看展品，而是看展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变迁。
评分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在阐述“收藏的动机”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洞察力。在1560到1960这四百年间，英国人对中国陶瓷的兴趣点一直在漂移，这绝非偶然。早期可能是对异域贸易利润的追逐，中期则是对异域文化符号的挪用以彰显自身的全球视野，而后期则更多地转向了对工艺的科学研究和对早期文物的考古式挖掘。书中对几位关键性藏家的私人信函和目录的引用，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让我们得以窥见他们收藏决策背后的复杂心理活动——既有纯粹的审美愉悦，也夹杂着社会阶层的自我确认。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艺术品的买卖史，更是一部英国社会心理史，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拥有他者（中国）的精美物件，来构建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和身份认同。这种“镜像”式的反思，极具启发性。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是极其严谨和扎实的，它建立在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和馆藏记录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书中引用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密度就能看出来。然而，尽管学术性极强，作者的叙事节奏却把握得很好，没有让冰冷的史料堆砌起来令人望而却步。特别是当探讨特定时期（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收藏活动受到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时，那种紧迫感和策略性仿佛跃然纸上。收藏家们如何应对瓷器市场的波动，如何保护他们的珍宝免受战火波及，这些“幕后故事”极大地丰富了对收藏这一行为的理解。它教会我，每一次成功的“得宝”，背后都凝聚着巨大的财力、人脉和信息优势，绝非偶然的运气。
评分阅读全书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陶瓷在英国的流传史，其实是一部关于“跨文化权力转移”的教科书。英国人对这些精美器物的接纳和解读，并非一味地崇拜，而是经过了复杂的“驯化”和“重构”过程。他们如何将原本服务于中国宫廷或士大夫的审美客体，重新语境化为适应英国室内装饰和学术研究的展品，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化上的“能动性”。作者精准地描绘了这种双向互动：中国瓷器影响了英国的装饰艺术风格，而英国的收藏标准和学术话语，反过来也塑造了后世对这些中国古董的价值评判。这种由外部视角审视内部历史的做法，为我们理解自身文化遗产的“他者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参照系。
评分除了有点薄，还是没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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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学术史，值得一看。
评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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