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一百多年前,李鴻章曾說中國正麵臨“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當時所謂的變局,更多的是政治上、國際關係上的變局,而最近幾十年中國所發生的,纔是真正“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2006年1月1日,中國政府全麵取消農業稅,這是劃時代的大事。它錶明瞭國傢的主要收入不是農業瞭,而是工商業,農業生産方式讓位瞭。農業文明在被工業文明所取代。這種變化,不僅意味著衣食住行、生産方式、政治製度的變化,還意味著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社會文化的根本性改變。
作者以一個社會學學者的視角,聯係中西城鄉,對這些變化進行學理性的深層解讀:1.藉助費孝通《鄉土中國》為對照分析的框架和對象,既有對整體社會的理論分析,也有對具體社會變化的實際觀察;2.承繼《鄉土中國》的風格,同時穿梭對照鄉村和城市、傳統和現代、中國和西方,以縱橫結閤的視角和寬宏的視野,最後落腳在對當下社會發展和運行的考察上;3.結閤對傳統中國的文化製度和現代社會製度的分析,提齣瞭一些融閤二者適閤當下中國社會的製度建設建議。此外,作者的個人經曆決定瞭其對“鄉土中國”的深切感受和復雜感情,既有一絲對鄉村田園生活的眷戀,也有對它無可奈何的變遷的同情,還有對它走嚮“契約精神”和“法理社會”的期待。
l各界重磅推薦:曆史學傢、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許倬雲寫推薦跋,美國社會學學會前副會長、美國杜剋大學教授林南寫推薦語,著名學者、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寫推薦序。此外,《中華讀書報》《文匯報》《北京日報》《新京報》《書屋》《東方早報》《齊魯晚報》等多傢媒體,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推介。
l文本之美:這本書雖然是學術隨筆,實際上是作者數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思想博大精深、內容豐富有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經典力作。
l形式之新:該書以經典名著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為參照對象,對其進行適當的評說,同時把最近幾十年的社會變遷與之作對比,進行學理性的分析和解讀。這種形式很新穎。
l實踐性非常強:本書的內容穿梭對照鄉村和城市、傳統和現代、中國和西方,以縱橫結閤的視角和寬宏的視野,最後落腳在對當下社會發展和運行的考察上,並指齣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嚮。這些學理性的分析、解讀和預測,能夠給讀者提供理解我們當下社會生活的一些綫索和啓發,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文明進程。
l作者的影響力:陳心想先生是社會學學者鄭也夫先生的碩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博士。作者雖非社會名流,但是一直活躍於社會學研究的前沿,在業界有一定的影響力,他的著作勢必會引起國內外社會學研究人員的關注。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分析中國社會從鄉土社會嚮現代社會轉型的學術隨筆,藉助費孝通的經典著作《鄉土中國》進行對話,結閤社會發展中的具體的事例,從學理性的角度,解讀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裏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下,人們的生産方式、社會關係和情感關係的變化。該書稿能夠幫助讀者理解和解釋這些社會變化,並指齣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嚮。
作者簡介
陳心想,男,1975年生,河南永城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碩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供職於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國傢戰略規劃與分析研究中心。有多篇學術論文在《社會學研究》《讀書》《法律和社會科學》《二十一世紀》《書屋》,以及Sociological Forum,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等期刊發錶。齣版著作有《明尼蘇達劄記》《第三隻眼睛看教育》《讓教育多一點理想》,譯作有《後工業社會中的階級》和《公共輿論》。
目錄
序言:隔代一書談,迴首百年身/鄭也夫
前言
一 鄉土本色:走齣鄉土
二 文字下鄉:鄉民進城
三 鄉土文化傳承:鄉村精英流失
四 差序格局:雙綫運作
五 維係著私人的道德:追尋同等的“愛”
六 聚居傢族:獨立傢庭
七 男女有彆:愛情崛起
八 禮治秩序:法治社會
九 無訟:信訪
十 無為政治:自治組織
十一 長老統治:文化反哺
十二 血緣和地緣:兩個世界
十三 名實的分離:傳統與現代的張力
十四 從欲望到需要:從知識到工程
附錄:《鄉土中國》60年雜話
作者後記:缺席的對話
跋:“走齣鄉土”之後怎麼辦/許倬雲
精彩書摘
《走齣鄉土:對話費孝通 鄉土中國》:
因此,追逐利潤的貿易必然也是陌生人之間進行的。當然這種逐利貿易是國民財富的源泉,是一個地區和國傢富裕起來必須進行的商業活動。《國富論》是關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不是教個人如何掙錢的。這也許是亞當·斯密作為經濟學之父比當下許多經濟學傢偉大之所在。
不管如何,亞當·斯密的兩本經典著作是一脈相承的,是討論人們的幸福生活的。即使是社會轉型後,我們也離不開熟人社會,正如另一位經濟學大傢哈耶剋在《緻命的自負》裏所說,一個現代人必須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裏,一個是親密情感的世界,一個是陌生疏遠的世界;前者是因愛而形成的世界,後者是因價格和貨幣動機推動的世界。熟悉世界裏的規則不能推往陌生世界,就如傢庭的規則不能推廣到整個社會。因此,父母官的說法在他看來是一個糟糕的現代社會的法則。當然,陌生貿易世界的規則也同樣不能實施於情感親密的熟悉世界。比如,商業行為原則不能移植到親戚和朋友等熟人圈,這樣做的人注定很難成為一個可愛的人。
……
前言/序言
序言:隔代一書談,迴首百年身
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先生去世,翌日有記者來電話邀我寫篇文章。我說,我不是閤適的人選,我不是費先生的學生和崇拜者,且對他晚年的思想觀點和道路選擇頗有些不同看法,說這些顯然不是時候;此刻要麼有獨傢材料,要麼說點場麵話。你找硃學勤吧,他手上有不少盤與費先生談話的錄音。
以後我一直想找機會談談費先生。不期久久地沉浸在個人智力生活的某些興趣中,當然是糾結於社會曆史,一晃竟是十年瞭,真不知從何說起。這當口,接到陳心想兄的郵件,他剛完成這部與費孝通對話的書稿,要我寫篇序。這無異於賜我談論費孝通的機會。如何破題?好比兩位學者切磋學理於鬥室,敝人碰巧闖進,若引為同道,何必寒暄,徑直加入討論好瞭。
一、文字下鄉:需求與供應
費孝通在《文字下鄉》一節中說:有些人因為鄉下人不
識字而認為他們愚蠢,而文字下鄉難是因為在“麵對麵的社群”,在其工作生活中,不需要文字。陳心想反駁:他僅從熟悉社會隻需要語言、不需要文字來解釋為何鄉土社會缺乏文字,不免過於片麵簡單瞭。費孝通先生還是外來者,對鄉村人不夠瞭解。他們真的不想學習
文字?首先,鄉村裏認字的人身份上就不一樣,在大傢眼裏那是認字的、有學問的。……其次,從實用的角度說,認識字瞭,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派上瞭用場……“技不壓身”……阻礙文字的下鄉,關鍵在於兩個方麵。一方麵是鄉村窮,上學認字大概是比較奢侈的。……另一方麵是缺乏教授文字的人纔,即使有些人傢經濟上可以支付得起,也找不到老師。經濟學裏有個供應學派,認為供應創造瞭需求。
陳說“費孝通先生還是外來者,對鄉村人不夠瞭解”,言重瞭。我一嚮反對當事者自以為在認識自身事物上比外來的研究者有優勢。況且費孝通此說,是有經驗根據的。他在以
調查為基礎的《江村經濟》中說:學校裏注冊的學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學生告訴我,
實際上聽課的人數很少,除瞭督學前來視察的時間外,平時上學的人很少超過20人。……如果你在村裏走一走,就可以看見到處有三五成群割草的孩子,有些還不到10歲。……文化教育的價值在人們眼裏,還不如孩子們割草直接為傢庭收入做齣的貢獻大。(《江村經濟》第三章第五節,第十三章)
費的根據齣自一個小時空,而《鄉土中國》雖為小書,卻意在概括一個大時空的特徵。書名即可證明。鄉土當為中國空間之大半;作者未設定時限,就是說他要概括漫長曆史中延續、積澱成的鄉土社會特徵。內容更可證明:差序格局、禮治、無訟、長老、名實分離,均為大時空的鄉土社會的特徵之概括。不幸,20世紀30年代江村的那個小時空中文字與教育的衰微,未必反映大時空的特徵。此前不是如此,此後的情況亦不同。
清代以前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私塾遍布城鄉。費孝通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在開弦弓村看到村民生産生活中沒有文字的需求,是個事實。而宋元明清中國鄉村私塾中分明弦歌不輟,是另一個事實。後一事實說明,那裏曾經有教育,它不是幫助生産生活,而是服侍科舉功名。1905年廢除科舉。費孝通1910年齣生,1916年入吳江縣第一初等小學,1920年
舉傢遷居蘇州,入振華女校。1936年他入吳江開弦弓村調查的時候,科舉已經廢除31年,很可能那是該村落曆史上文字最衰微的時刻。26歲的費孝通看到瞭這一幕,且從自己十歲
前鄉村生活記憶中,調不齣私塾時代文字學習的印象。年長費孝通35歲的齊如山1955年在颱灣撰寫《中國的科名》時慨嘆:當年科場內外無人不知的一些行話,如今連研究者都搞不明白。說明當時中國人對當下的關切壓倒瞭對昨天的記憶,故有瞭《鄉土中國》中“文字下鄉難”的原因推斷。但另一方麵,細節可以不知,曆史大綫條怎能不曉。吳江屬於蘇州,蘇州是中國曆史上數一數二的科舉重鎮。講吳江鄉村的文字遭遇,不該忘記此地當年私塾的繁榮。
費孝通的隔代學子陳心想在透視文字下鄉時提齣瞭一對概念(當然不是首創)以求深化這一討論:需求與供應。審視需求,顯然費隻看到瞭生産生活的需求,忘記瞭在鄉村中曾與城鎮同樣旺盛的科舉需求。用供應來審視,則一言難盡。傳統的經濟學思想強調需求,認為是需求造就瞭供應乃至全部的生産生活。自20世紀80年代始,以吉爾德為代錶的供應學派提齣,供應也可以造就需求。自此,需求與供應的互動被廣泛接受。他們討論的對象基本屬於經濟領域,供應者為商人,即商人的天纔創造和推銷可以造就齣需求。其實,供應不囿於市場和商人,在現當代社會中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最大供應者。在“私塾—科舉”的教育模式中,應該說,需求在先,供應跟進,不乏其他商品供求關係中每每呈現齣的彈性。而政府作為供應者的齣現,極大地改變瞭傳統的“需求—供應”的關係。特彆是在不受製衡的集權政體下,政府的供應可以無視需求方的願望和利益。於是,在不同階段,分彆造就瞭政府供應與鄉村需求背離、供應名存實亡、供應過剩乃至一些專橫強迫的供應四類現象。其一,1922年民國政府頒布的教育法,即《壬戌學製》規定:所有兒童接受四年基礎教育。但科舉的目標沒有瞭,而新式教育的內容與農村的現實嚴重脫節,乃至齣現瞭費孝通所觀察到的:除瞭督學前來視察的時間,注冊的100名學生平時隻有20人來上課。筆者不清楚,那時候鄉村辦學的費用誰齣。其二,1949年以後的幾乎半個世紀中,城鄉教育呈現極大的差距。城市的教育國傢齣錢,農村則村民集資,即鄉村的義務教育名實不符。其三,20世紀90年代政府推行高校擴招政策,在校生數量大大高於社會工作崗位的需求,讓考生們飲鴆止渴,日後大批高校畢業生就業睏難。其四,2001年教育部在農村推行撤點並校政策,強迫小學生離傢到鎮和縣上讀書,增加瞭傢庭負擔,破壞瞭農村文化生態。
陳心想在農村讀書期間,正值義務教育名實不符,即政府“不供應”農村教育的階段。他對此有切身體會,故難以接受費孝通“文字下鄉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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