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文史爱好者,高中及以上学历者 ☆这是一本很有影响力,具有专业权wei性的近代史专著。代表了百年中国近代史写作的水平,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三足鼎立
☆作者蒋廷黻迥异于王国维、陈寅恪的治史路径,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备受史学家推崇,李敖、张鸣、张宏杰等当代名人微博热议。
内容简介
蒋廷黻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本书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全书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与近代世界两部分,从鸦片战争讲起,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凭着一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良心,深刻地阐述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和民族沧桑。主题鲜明,史论兼具,凸显了先生十多年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思考,对今天的读者也不无启发作用。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其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精彩书评
半个世界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历史学家 何炳棣
蒋廷黻先生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历史学家 郭廷以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汉学家 费正清
目录
目录
中国近代史
总论 /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
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
二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
三东西对打 /
四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
五不平等条约开始 /
六剿夷派又抬头 /
七剿夷派崩溃 /
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 /
一旧社会走循环套 /
二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
三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
四洪秀全失败 /
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 /
一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
二步步向前进 /
三前进遇着阻碍 /
四士大夫轻举妄动 /
五中日初次决战 /
第四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
一李鸿章引狼入室 /
二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
三顽固势力总动员 /
四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
五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
六军阀割据十五年 /
七贯彻总理的遗教 /
中国与近代世界
第一篇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
一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
二欧洲人的蚕食 /
三葡萄牙设法通商 /
四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
五康熙帝的外交 /
六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
七马戛尔尼来华 /
八英国输入鸦片 /
九鸦片战争前后 /
十“抚夷”的难题 /
十一“剿夷”外交的代价 /
十二俄罗斯侵吞国土 /
十三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
十四尾言 /
第二篇琦善与鸦片战争 /
一引言 /
二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
三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
第三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
小引 /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
三、尼布楚交涉 /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
第四篇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
一小序 /
二“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
三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
四南京的机会 /
五热河失守以后 /
六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
七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
八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
九“九一八”——两年以后 /
十国际现势的分析 /
十一论“日本和平” /
十二经过“满洲国” /
十三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
十四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
精彩书摘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yi,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zui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yi,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zui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濒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yi,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yi章剿夷与抚夷
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yi,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是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yi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zui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zui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zui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一七九二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yi,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zui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zui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yi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二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zui痛心的,对于禁烟是zui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zui快。道光元年(1821)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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