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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野，齐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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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毒史
• 中国禁毒
• 毒品历史
• 禁毒斗争
• 修订版
• 社会科学
• 历史学
• 法学
• 禁毒政策
• 犯罪学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16383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4653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15

字数：594000

内容简介

　　“罂粟，这原本普普通通的植物背后，是整个一部罪恶史”；鸦片，这一特殊的“商品”，是透析列强对近代中国经济侵略的“钥匙”；禁毒，这一沉重的目标，成为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追求。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世界历史上第-个禁烟法令；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成为世界禁烟运动的壮举；清末民初长达十年之久的禁烟活动，开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处理毒品问题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通过建立严密的禁烟组织并以军、法辅之，取得了较好的禁烟禁毒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禁毒基本结束了烟毒为害中华大地2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无毒中国”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铸禁毒利箭，对世界禁毒事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走进《中国禁毒史》，了解鸦片烟毒曾带给中国人的无尽痛苦和沉沦、巨大灾难和耻辱，以及历届政府所作的不懈努力、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历史与现实告诫我们：禁毒斗争长期而艰巨，禁绝毒品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胡金野，1958年出生，河南省开封市人。1985年7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在兰州大学法律系进修。现为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党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近代以来的毒品问题及禁毒法律。近10多年来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中国禁毒史》《中国禁烟禁毒史纲》等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

　　齐磊，祖籍河北易县，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兰州财经大学侨联主席，兰州市侨联常委。近20年来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禁毒史研究，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中国禁毒史》《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主持教育部项目“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及校级课题多项。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善恶参半的毒品家族 ／ 1
第一节 毒品的含义和种类 ／ 1
一、 毒品的含义 ／ 1
二、 形形色色的毒品 ／ 3
第二节 毒品发展史 ／ 12
一、 植物类毒品的发展史 ／ 12
二、 合成类毒品的产生与发展 ／ 19
第三节 毒品的特性与功能 ／ 23
一、 药用性 ／ 23
二、 成瘾性 ／ 25
三、 毒害性 ／ 28
四、 涉毒行为具有违法性 ／ 29
五、 作为特殊商品具有暴利性 ／ 29
第四节 毒品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 31
一、 毒品对吸食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最全面的危害 ／ 31
二、 毒品对吸食者的家庭产生极大影响和严重后果 ／ 33
三、 毒品泛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33
第二章 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鸦片贸易 ／ 39
第一节 罂粟、鸦片、烟草的广泛传播 ／ 39
一、 罂粟及其制品鸦片的东传 ／ 39
二、 罂粟及其制品鸦片传入中国 ／ 42
三、 欧洲人东来与烟草的传播 ／ 45
四、 鸦片服用方法的演进及后果 ／ 47
第二节 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 ／ 49
一、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 ／ 49
二、 鸦片贸易及其后果 ／ 57
第三章 载入史册的清道光禁烟 ／ 64
第一节 清王朝禁烟运动的前期准备 ／ 64
一、 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对鸦片烟毒的初禁 ／ 64
二、 道光皇帝前期的禁烟举措 ／ 67
三、 禁烟运动的思想准备——清廷对烟政的大讨论 ／ 70
第二节 永载史册的清道光大规模禁烟运动 ／ 75
一、 清道光禁烟运动的前奏 ／ 75
二、 清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 79
三、 禁烟运动的主战场——林则徐的广东禁烟 ／ 83
四、 中外历史上第一部禁烟法典——《严禁鸦片章程》 ／ 85
第三节 清道光大规模禁烟运动的历史经验 ／ 90
一、 清道光禁烟运动的成果与失误 ／ 90
二、 对清初期禁绝鸦片政策和清道光禁烟运动的历史思考 ／ 93
第四章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烟毒 ／ 96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鸦片贸易合法化 ／ 96
一、 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 ／ 96目录
二、 鸦片贸易合法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101
第二节 外国鸦片祸华与国内土烟的发展 ／ 108
一、 外国鸦片祸华史的两个时代 ／ 108
二、 国内土烟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112
第三节 清末对鸦片的征税及其后果 ／ 122
一、 对进口鸦片的税厘并征 ／ 122
二、 对土产鸦片税厘的征收 ／ 125
三、 清末对鸦片征税的严重后果 ／ 128
第五章 清朝末年的大规模禁烟运动 ／ 130
第一节 清末禁烟运动的原因 ／ 130
一、 土烟取代洋烟地位，致使鸦片烟祸进一步加深 ／ 130
二、 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 ／ 136
第二节 清末禁烟运动的先声 ／ 138
一、 太平天国的禁烟举措 ／ 139
二、 晚清思想家的禁烟主张与实践 ／ 143
第三节 清末禁烟运动的总纲和重大举措 ／ 149
一、 禁烟运动的总纲——《禁烟十条章程》 ／ 149
二、 禁烟运动的重大举措 ／ 152
第四节 清末禁烟运动的成效及其局限性 ／ 154
一、 清末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 154
二、 清末禁烟运动取得成效的原因 ／ 159
三、 清末禁烟运动的缺陷及其思考 ／ 161
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禁烟与纵烟 ／ 167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 ／ 167
一、 孙中山的禁烟思想和主张 ／ 167
二、 南京临时政府的禁烟措施 ／ 171
三、 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禁烟禁毒法令 ／ 172
四、 民国初年禁烟运动的措施与成果 ／ 174
五、 “上海存土”遗留问题的最后解决 ／ 177
第二节 民国初年禁烟运动的经验总结 ／ 180
一、 民国初年禁烟运动是国际禁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180
二、 民国初年禁烟运动的经验 ／ 183
第三节 军阀混战时期的烟毒再起 ／ 187
一、 各派系军阀大开烟禁 ／ 187
二、 大开烟禁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恶果 ／ 192
第七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烟运动 ／ 199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态度的转变 ／ 199
一、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的顶峰时期 ／ 199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 ／ 201
三、　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转变 ／ 204
第二节 禁烟运动的战略——“二年禁毒，六年禁烟” ／ 209
一、　“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战略的形成 ／ 209
二、　“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的禁烟禁毒法规 ／ 211
三、　“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战略的实施 ／ 215目录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运动的局限性与禁政的继续 ／ 224
一、　国民政府禁烟运动的局限性 ／ 224
二、　国民政府禁烟运动的继续 ／ 226
三、　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禁烟活动的反思 ／ 229
第四节 日本的鸦片侵华 ／ 232
一、　日本政府的鸦片侵华政策 ／ 232
二、　日本占据台湾时期的鸦片专卖 ／ 234
三、　伪“满洲国”的烟政 ／ 237
四、　日本进行的“第三次鸦片战争” ／ 241
第八章 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 ／ 246
第一节 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 ／ 246
一、　政治的衰微迎来了鸦片传播中的两个重要转折 ／ 246
二、　鸦片泛滥加速了近代中国政治的腐败 ／ 247
第二节 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 250
一、　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农业的影响 ／ 250
二、　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影响 ／ 255
三、　鸦片贸易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 260
第三节 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 263
一、　吸食鸦片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陋俗 ／ 263
二、　鸦片烟毒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表现 ／ 264
三、　吸食鸦片成为近代中国陋俗的原因 ／ 265
第九章 举世瞩目的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 ／ 269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的禁烟举措 ／ 269
一、　大革命时期的禁烟活动 ／ 269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禁烟活动 ／ 271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禁烟活动 ／ 274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禁烟活动 ／ 280
第二节 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的第一期战役 ／ 285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烟毒情况 ／ 285
二、　颁布禁烟毒法令，加强禁烟毒领导 ／ 288
三、　严厉禁种罂粟，断绝鸦片源头 ／ 290
四、　查缴毒品，打击毒贩 ／ 291
五、　改造烟民，消除鸦片烟毒的消费市场 ／ 294
六、　第一期禁烟禁毒战役遗留的问题 ／ 295
第三节 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的第二期战役 ／ 300
一、　第一阶段：完善法律规范，建立机构，积极筹划，精心安排 ／ 300
二、　第二阶段：大破案、大逮捕行动 ／ 303
三、　第三阶段：审查处理、追缴存毒 ／ 306
四、　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禁烟禁毒宣传 ／ 307
五、　第二期禁烟禁毒战役遗留问题的解决 ／ 308
六、　少数民族地区禁烟禁毒活动逐步展开 ／ 312
第四节 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的经验 ／ 314
一、　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的成果和经验 ／ 314
二、　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 ／ 317
三、　新中国禁烟禁毒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320
第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烟毒问题的继续治理 ／ 324
第一节十年建设时期烟毒活动的重起及禁烟禁毒 ／ 324
一、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烟毒再起 ／ 324
二、　云南省的烟毒问题死灰复燃 ／ 329
三、　“文革”前各地的禁烟禁毒活动 ／ 331
第二节“文革”时期的烟毒问题及治理 ／ 342
一、　“文革”时期烟毒活动简况 ／ 342
二、　各地进行的禁毒活动 ／ 344
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毒品问题在中国的重现 ／ 349
第一节 毒品泛滥是20世纪后期最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 ／ 349
一、　四大世界毒品生产中心 ／ 349
二、　20世纪后期世界毒品空前泛滥 ／ 356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及其发展态势 ／ 359
一、　20世纪80年代后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的概况 ／ 359
二、　毒品在我国重新泛滥的原因 ／ 364
三、　毒品问题重现后我国禁毒工作面临的挑战 ／ 367
四、　我国毒品流行的新态势 ／ 371
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反毒风暴 ／ 382
第一节 坚持不懈地开展反毒运动 ／ 382
一、　部分省份开展的扫毒行动 ／ 382
二、　全国范围的禁毒专项斗争 ／ 386
三、　禁毒主战场——云南省开展的禁毒专项斗争 ／ 394
四、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禁毒成果 ／ 398
第二节 扎扎实实地进行禁吸戒毒工作 ／ 400
一、　核查吸毒人数 ／ 400
二、　加大禁吸戒毒力度 ／ 404
三、　加快戒毒场所规范化建设 ／ 408
四、　加强艾滋病预防与运用美沙酮维持治疗 ／ 412
五、　对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实践探索 ／ 415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合作开展的禁毒斗争 ／ 419
一、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禁毒事务 ／ 419
二、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倡导的国际禁毒合作 ／ 421
三、　围绕周边地区进行的区域性国际禁毒合作 ／ 422
四、　积极参与禁毒领域中的国际学术交流、考察与培训 ／ 424
五、　与国际社会联合打击易制毒化学品领域的非法活动 ／ 426
六、　国际禁毒合作成果显著 ／ 427
第十三章 中国政府对毒品问题的综合治理 ／ 430
第一节 中国禁毒工作的社会防御保障体系 ／ 430
一、　领导保障：中国政府对禁毒工作高度重视 ／ 430
二、　路线保障：完善新形势下中国禁毒工作的战略方针 ／ 436
三、　思想保障：加大禁毒宣传与教育力度 ／ 440
四、　创新保障：探索新的禁毒途径 ／ 450
第二节 中国禁毒工作的制度建设 ／ 452
一、　管理制度建设：强化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 ／ 452
二、　组织制度建设：加强禁毒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 ／ 458
三、　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和完善禁毒法律体系 ／ 463
第十四章 中国禁毒历程的总结和反思 ／ 471
第一节 新旧中国禁烟禁毒问题之比较 ／ 471
一、　旧中国烟毒泛滥久禁不绝的原因 ／ 471
二、　新中国禁烟禁毒成功的经验 ／ 476
第二节 中国对世界禁毒事业的重要贡献 ／ 479
一、　近代以来中国禁烟禁毒运动对后世的重要启示 ／ 479
二、　中国对世界禁毒事业的重大贡献 ／ 481
第三节 对21世纪禁毒斗争的认识和思考 ／ 489
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毒品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 489
二、　对21世纪禁毒斗争的思考 ／ 491
三、　人类社会的禁毒斗争任重而道远 ／ 497
参考文献 ／ 504
后记 ／ 511
再版后记 ／ 514

精彩书摘

　　第一节罂粟、鸦片、烟草的广泛传播
　　二、罂粟及其制品鸦片传入中国
　　（一）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在唐代已开始种植
　　有关罂粟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还有争论。最流行的说法是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提出，“乾封二年（667年）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并且认为“这是鸦片流传中国之始”。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提到“‘底也伽’是一种由许多药物配合起来的成药名称，有的里面含有鸦片的成分，也有的不含鸦片，更不是鸦片本身”。美国人马丁·布思（MartinBooth）在《鸦片史》一书中认为在中国有更早的鸦片资料，如生活于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208年），在给病人做大手术之前，除了用大麻外，还用鸦片麻醉。总之，以上观点各异。虽然目前没有充分的史料能够证明纯粹的鸦片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但是，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在唐朝时已经开始种植则是肯定无疑的。唐代有关植物的图书和吟咏罂粟花的诗作均有记载可以证明。如唐开元时期（714—741年）的《本草拾遗》中作者陈藏器引述前人嵩子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髇头箭，中有细米。”生活于文宗时期（827—840年）的郭橐驼，也在《种树书》里谈到他种植罂粟的经验：“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籽必满。”在《全唐诗》中，保存着李贞白的一首“咏罂粟子”和吴仁壁的“题莺粟花”两句。当然，在有关罂粟花的唐诗中，最为著名的当推雍陶在《西归出斜谷》中的绝句：“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以上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
　　上面这些材料表明，在唐代，罂粟种植的时间不长，种植的范围有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引用了嵩子的话，说明陈藏器自己对罂粟并不怎么了解；郭橐驼还专门介绍罂粟的栽培方法，可见人们对罂粟种植技术还处于认识之中，并没有完全掌握。而且，唐代的人们种植罂粟的目的只是为了观赏它的花卉，所以郭橐驼在《种树书》中要强调它的花与籽，而不是别的。
　　从宋代起，罂粟在中国广为种植。到了明清两代，罂粟的种植更加普遍。随着罂粟种植的普遍，从宋代开始，罂粟花被收载到各类花谱著作中，如北宋丘濬的《牡丹荣辱志》、南宋的花卉名著《全芳备祖》、明代王世懋的《学圃杂疏》、高濂的《遵生八笺》等。罂粟除了花卉供人观赏外，其苗、籽等都可食用。自宋代开始，罂粟已被用作食物及食补。宋代的医学名著《开宝本草》中说：“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说明宋时已将罂粟籽列为贡品，由此可知罂粟籽在当时应当是比较珍贵的；同时说明宫廷中也有食用罂粟籽的做法。
　　罂粟的另一个用途就是作为药物。五代十国时期，南唐（937—975年）《食医方》将罂粟籽作为一种健胃药品。人们开始逐渐认识罂粟的药用价值，是在973年，由北宋政府组织编写的国家药典《开宝本草》中，正式将罂粟作为药物收入：“罂子粟，味甘，平，无毒，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同时宋代还发现罂粟具有治痢、治疗肉痿和痔疮的作用。宋人对罂粟的副作用也开始有所了解。11世纪编就的《本草图经》就说罂粟：“主行风气，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及丹石发动，亦可竹沥作粥，大良，然性寒，利大小肠，不宜多食，食过度则动膀胱气耳。”
　　到了元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对罂粟毒性的认识也加深了。12—13世纪，人们除了继续用罂粟来止痢化痰外，还知道了它的止咳作用。朱震亨在其《本草衍义补遗》中讲到罂粟壳时说：“今人治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劫，及湿热泄痢者，用之止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由此可见，元代人既已认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明代时，罂粟的药用更为普遍。在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主编的《普济方》中，治脱肛、咳喘和下痢的许多方剂中都有罂粟。明代的李时珍在其总结中国医学实践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中，将罂粟壳的主治功能概括为：“止泄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敛肺涩肠，止心腹筋骨诸痛。”随着人们对罂粟认识的不断深入，它的药用范围不断扩大，服用方法也有多种，如可以直接煎汤，也可以做成“大圣金真散”之类的散剂，或者做成“换肠丸”之类的药丸。
　　（二）元代完成了纯鸦片的传入
　　含有鸦片成分的药物（底也伽）至少在唐代已传入中国，作为鸦片来源的罂粟也从唐代开始在中国种植。那么，纯粹的鸦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入中国的呢？对此，目前国内外学者也是颇有争议的。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一书中提出：“鸦片有可能是由公元前1世纪远航到非洲的中国海员带回来的，也有可能是公元1世纪左右西藏的佛教传教士传进来的。……或者，极有可能是由印度经缅甸传进来的，……或者是从巴克特利亚（中亚古国）传进来的。”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认为：“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的记录了。”苏文虽未讲这是纯粹的鸦片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但在此书之前却未有纯粹鸦片传入的记载。龚缨晏在《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一书中提到：元代末或明朝初被译成汉文的《回回药方》，“在元代传入中国自无疑问”，至少“不会晚于14世纪末……在《回回药方》中就有关于鸦片的大量记载”。两种观点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纯粹鸦片的传入是在元代完成的。鸦片的入华，是元代中外交流空前发展的一个产物。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一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就现有的材料而言，最早在中文文献中提到“鸦片”一词的当是生活在明代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的徐伯龄，他在所著的《蟫精隽》的“合甫融”条中说：“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而成化年间的王玺是最早介绍西方鸦片提取方法的人，其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阿芙蓉，天方国传，专治久痢不止,及一切冷证。打沟阴水种红鹦粟花于畦上，勿令水淹头，至七八月间，于花卸后三五日，其壳即鹦粟壳。于午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里面硬皮不动，或三四处。次日早，津出，用竹刀刮，收入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浆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小儿黄米大一粒。”后来李梃的《医学入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等著作都有类似的记载。
　　元代的鸦片无疑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从明代后期开始，由于知道了鸦片的提取方法，中国人自己也能生产鸦片。现在所知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人自己生产鸦片的应当是明万历壬寅年（1602年）的进士、曾任广西右布政使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淛，他在云南做官时，曾写过一部记载云南风情的著作《滇略》。此书写道：“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兼金，可疗泄俐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懈，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可见当时云南即有制造鸦片的。
　　鸦片传入中国后，人们根据它原来的阿拉伯—波斯语名称而称呼之，并用发音相类似的中文文字将它的阿拉伯—波斯语读音音译为中文，即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这样，就出现了多种中文写法。在元代，至少有“阿肥荣”与“阿夫荣”两种写法。进入明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鸦片，并用不同的词汇来进行翻译。例如，王玺是通过与伊斯兰民族的直接交往而认识鸦片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阿芙蓉”一词；但在徐伯龄的著作中，却没有“阿芙蓉”的写法，而用了“合甫融”和“鸦片”这两个词，而且徐伯龄大概并不知道鸦片是由罂粟蒴果的汁液制成的。在谢肇淛的《滇略》中，鸦片还被写作“哈芙蓉”。进入16世纪后，才逐渐比较一致地采用“阿芙蓉”和“鸦片”这两种写法。至于“鸦片”一词的用法，有的人认为16世纪欧洲人来到远东之后，带来了opium一词，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也有的认为是Afyun的音译，只是在译文的用字上较为简略、形象。从清代起，“鸦片”这种写法才变得流行起来。
　　……

前言/序言

　　序
　　毒品对中国人民的祸害，与殖民主义向外侵略扩张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国时期军阀统治的贪婪掠夺是分不开的。正如1950年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所指出的：“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底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偷送鸦片早在18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那时以英国为首的殖民者向中国走私鸦片，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鸦片63万余箱，从中国掠夺走银元6亿多元。战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称鸦片为洋药，说向来洋药“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从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翌年，清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又决定对土产鸦片公开抽厘，使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鸦片进口和种植的合法化，使鸦片数量因此增加，烟毒弥漫全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军阀为了筹措军饷，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全国鸦片种植面积达8000万亩，占耕地的6.1%。全国许多地方罂粟成为农村的主要种植物，如甘肃的烟田占全省可灌溉农田的3/4，鸦片产额占农作物的90%；宁夏“农场作物，罂粟约占35%”。鸦片成为危及国计民生的主要社会问题，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鸦片的泛滥造成的。
　　因此，从鸦片祸害中国之初，中国人民禁毒斗争的历史就开始了。从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第一次明令禁止鸦片进口开始，中国的禁毒斗争断断续续经历了200多年。道光朝曾发动过颇具声势的禁烟运动，民族英雄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震惊中外，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定的禁烟决心，永垂青史。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虽数次下令禁烟，但由于缺乏决心和信心，没有取得成效。维新志士在为烟毒扼腕悲愤之余，也提出了禁烟的主张和建议。20世纪初，清政府又借推行“新政”之机，发动了一次比较认真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民国时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力主严禁鸦片，一些有识之士呼吁禁烟，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拒烟会，南京国民政府也建立了禁止鸦片的法律制度，但这些都没有禁绝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禁绝毒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就颁布过禁烟条例，坚决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及其他毒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彻底的禁烟斗争，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终于在祖国大地上绝迹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禁毒的国家，曾在世界上独立地承担过禁毒义务。因此，关于中国禁毒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毒品在中国消失30年后，到20世纪80年代又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出现，90年代后已涉及全国29个省份的1600多个县市。在毒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为了禁毒斗争的需要，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禁毒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金香的《中国禁毒简史》，蒋秋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王宏斌的《禁毒史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200年来毒品在中国的传播、泛滥和历届政府禁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如此，中国禁毒史有许多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兰州商学院齐磊、胡金野两位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时数年，竭力搜集挖掘资料，完成了《中国禁毒史》一书，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禁毒史》以近代以来中国的五次禁毒运动为主线，即1838—1840年的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1935—1940年国民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禁毒运动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禁毒运动，对毒品在中国的流布作了一个全方位的介绍；对近代以来毒品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祸害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作了一个多角度的分析；对近200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禁毒举措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说；并对当前毒品问题使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作者不仅关注历史问题，更立足于现实社会，一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领导的禁毒运动，作者挖掘了大量资料，重笔浓墨，详细铺写，使这段长期被“保密”甚至一度似被遗忘的历史重新面世；另一方面，作者还对1998年后中国的禁毒问题作了研究。关于中国禁毒史研究的专著大多出版于1997年以前，1998年以后的资料尚较分散，为此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梳理工作，用了两章的篇幅，细致介绍了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展反毒风暴和对毒品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的情况，这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中国禁毒史》一书的出版，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我国政府在禁毒问题上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本书的出版，对探讨毒品和禁毒问题的历史和现实，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
　　《中国禁毒史》的出版，是甘肃省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可喜可贺。在毒品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中国的禁毒事业任重而道远。我衷心希望《中国禁毒史》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关注现实，关注毒品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希望本书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毒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以及中国人民禁毒的艰难历程，以教育人们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王劲
　　2003年冬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度探讨书籍的简介，它完全不涉及《中国禁毒史（修订版）》的内容。 书名：《思辨之境：先秦诸子思想的源流与现代回响》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群星璀璨，重点考察了儒、道、墨、法等主要学派的理论基石、核心命题及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轨迹。我们力图超越传统教科书的平面叙述，构建一个多维度、富含张力的思想对话场域，展现那个时代思想家们如何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对“人何以为人”、“国何以安治”、“道何以永恒”等根本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思辨。 第一部分：秩序的重建——儒家思想的伦理基石 本部分聚焦于孔子及其后学（如孟子、荀子）的理论体系。我们首先考察孔子“仁”与“礼”的辩证统一，解析“克己复礼为仁”的实践路径，以及其对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秩序的独特构建。重点探讨了“仁”如何在孟子的心性论中发展为“性善论”的内在根据，以及“民贵君轻”的思想如何为后世政治哲学埋下民主的微光。随后，我们将深入荀子的“性恶论”及其后天教化观，对比三家在人性论上的差异，并分析“君子”理想是如何贯穿于整个儒家思想谱系，成为中国士人阶层的行为准则。最后，本部分将探讨秦汉以后，儒家如何通过“独尊儒术”的政策，将一套社会伦理纲领转化为统治天下的正统意识形态，其间经历了怎样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扭曲。 第二部分：自然的隐逸——道家哲学的宇宙观与方法论 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富于诗意和颠覆性的力量。本书将老庄思想置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对《道德经》中“道”的本体论地位进行细致梳理，阐释“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法如何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原则指导人类行为。庄子思想的探讨则侧重于其对知识、语言和价值相对性的批判。我们将详细解析“齐物论”中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逍遥游”所体现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终极诉求。与儒家的积极入世不同，道家提供了一种内省的、与自然合一的生存智慧。本书还考察了道家哲学在魏晋玄学中的复兴，以及其对中国艺术审美（如山水画、文学意境）产生的深远影响，证明道家思想并非仅仅是消极避世的哲学，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张力所在。 第三部分：功利的辩证——墨家思想的社会实践与逻辑建构 墨家学派以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严密的组织性，在先秦思想界占据了独特的地位。本部分将重点阐释墨家的核心主张：“兼爱”与“非攻”。“兼爱”并非简单的普世之爱，而是要求超越亲疏等级的理性推行，本书分析了其在伦理学上的突破性意义。同时，我们将深入探讨墨家对功利主义的早期实践，即“尚贤”与“节用”的政治主张，以及它们如何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利益。墨家对逻辑学（“墨辩”）的精深研究，是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将用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名、实、义”的论辩，揭示墨家在认识论和论辩术上远超同时代的严谨性。然而，墨家最终的衰微，也引发了对集体主义、强硬功利主义在历史舞台上局限性的反思。 第四部分：权谋与法制——法家思想对中央集权的塑造 法家，作为治国方略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实践性最为直接和显著。本部分着重分析了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在法、术、势三维度的理论构建。我们将详细辨析“法”的公开性与一贯性如何对抗贵族特权；“术”如何帮助君主驾驭官僚集团；以及“势”如何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韩非子集大成之作，在于将儒家的道德理想彻底还原为赤裸裸的权力运作逻辑。本书探讨了法家思想如何成功地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分析了其在维持庞大帝国机器运转中的不可替代性。同时，我们也审视了法家思想的内在矛盾：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和国家利益，必然导致对个体生命和人伦情感的压抑，这也是其在秦亡后迅速失势的根本原因。 结论：思想的共振与现代性的张力 在全书的最后，本书将目光投向先秦思想的交融与冲突，探讨诸子百家并非孤立的学说，而是在激烈的辩论中互相参照、互相激发的。我们认为，先秦思想的遗产，是以一种隐性的、结构性的方式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对“天人合一”的体悟（道家），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儒家），对“效率与规则”的追求（法家），以及对“逻辑与实践”的重视（墨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深邃而复杂的底色。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重新激活这些古老的智慧，以应对现代性带来的伦理迷失和治理困境，是本书希望留给读者的深刻思考。本书旨在提供一种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并辅以历史语境的还原，引导读者真正进入那个充满活力与危险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评分☆☆☆☆☆

翻开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严谨的逻辑框架和宏大的叙事视角。作者显然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下了极大的功夫，时间跨度之广、涉及的史料之杂，令人叹为观止。阅读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作者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事实，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坦诚的态度非常难得。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罗列，更深入地剖析了时代背景下，不同决策背后的驱动因素和深远影响。那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方式，让我对很多过去只停留在表面的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反思。每一次阅读似乎都在打开一个新的维度，引导我去思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微妙平衡。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张弛有度，既有宏观的时代脉络勾勒，也有对关键人物决策的微观剖析，读起来既有学术的深度，又不失文学的引人入胜。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精美，纸张质感上乘，拿在手里分量十足，让人感觉沉甸甸的，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有分量的历史文献。内页的排版布局考究，字体清晰易读，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书的封面设计简洁却极具力量感，暗红的底色配上醒目的标题，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跨越时空的厚重故事。我特别喜欢它在细节处理上的用心，比如书脊的烫金工艺，在光线下会反射出低调而奢华的光泽，这些都显示出出版方对这部作品的尊重和重视。虽然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内容，但仅凭这外在的呈现，我已经能感受到它蕴含的严肃性和学术价值。这种对物理形态的极致追求，往往预示着内容本身也经过了极其严谨的打磨和考证，让人充满期待去探寻其中的知识宝藏。总的来说，作为一本历史读物，它的外观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了一种权威和严肃的基调，非常适合收藏和长期研读。

评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无疑是近年来相关领域内的一部力作。它在史料的引用上展现出惊人的广度和精确性，许多地方的论证都建立在多方交叉验证的基础之上，极大地增强了其说服力和可信度。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争议性问题时所采取的审慎态度，他没有急于给出绝对化的结论，而是详细展示了各种学说的观点和证据链，将判断的权力留给读者。这种鼓励批判性思维的写作方式，对于想要深入探究历史真相的读者来说，价值极高。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平台，让读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辩论。这本书的出现，无疑为后续的相关研究设定了一个新的基准线，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评分☆☆☆☆☆

坦白说，我原本以为这类题材的书籍会显得枯燥乏味，充斥着大量的官方术语和生硬的年代数据，但这本书完全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作者的文笔极其老练，叙事中穿插着许多生动的侧面描写和历史细节，使得那些遥远的事件仿佛触手可及。它不是冰冷的教科书，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在与你促膝长谈，娓娓道来。这种叙事技巧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我发现自己常常因为某个关键转折点的情节而停下来，反复咀嚼其中的人物心境和环境压力。这种文学性的提升，无疑使得原本厚重的历史题材变得平易近人，让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能够接触并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它成功地将历史的“硬核”信息，包裹在一层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衣之下。

评分☆☆☆☆☆

这本书带给我最深远的感受，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和警示意义。它不只是对过去的回顾，更像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深刻回响。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联想到当下的社会现象，反思历史的教训在当代语境下的投射。作者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民众情绪的描绘尤为细腻，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和坚韧。这种对人性的复杂描摹，超越了单纯的事件记录，触及到了历史深处的精神内核。读完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它激发了我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传承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本书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历史学范畴，它是一部关于民族韧性与自我审视的深刻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