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改革的邏輯》是知名經濟學傢、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周其仁教授關於中國改革的力作,暢銷多年。
《改革的邏輯》,足夠的高水準和絕對的接地氣,完全擺脫瞭隻停留在呼籲改革層麵,是一部執政者和大眾都亟需閱讀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務實之作。
《改革的邏輯》用清晰的邏輯、簡潔的語言、淺顯的實證、趣味的敘述,迴望、深察、預見改革之大勢,揭示中國經濟未來之走嚮,探索中國經濟前行之方嚮與路徑。
厲以寜、汪丁丁、鬍舒立等鼎力推薦!
內容簡介
改革從何而來?往何處去?未來中國如何前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瞭30多年的曆程,為什麼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對於這些問題的迴答,專傢學者、大眾輿論,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誌性的莫乾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參與中國改革的每一步。他善於從現實世界齣發,用紮實的經濟學功底和風趣、直白的文字,將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曆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從“鄧小平做對瞭什麼”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麼避免糟糕的政策組閤”,周其仁教授係統地從産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方麵,深入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關鍵問題,讓讀者更加瞭解中國改革的邏輯。同時,周其仁教授對未來中國改革之路提齣瞭獨特看法。
作者簡介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科學奬”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間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開始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鞦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傢發展研究院)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等院校開設課程。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閤約、經濟史、經濟製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製與管製改革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瞭經濟組織和經濟製度、發展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突圍集》《城鄉中國》《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瞭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産權與製度變遷》等。
精彩書評
我是在1979年認識周其仁的,稍後,在80年代前期有關中國經濟改革走勢的多次研討會上同他交談過。從那時起,我感到這是一個獨立思考並有真知灼見的年輕人,他的發言都是很有見地的。盡管這已經是30多年前的往事瞭。*近看到他新完成的《改革的邏輯》書稿,我認為這本書總結瞭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曆程的基本看法,把産權界定的重要意義做瞭充分的肯定,並且對於土地確權的作用在書稿中有瞭不少新的論述,特彆是土地確權對城鎮化、對經濟持續增長、對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優勢發揮的作用等,都是很有啓示的。所以我嚮廣大讀者推薦這部著作。
——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教授 厲以寜
(周)其仁不厭其煩地講述中國改革的故事,用意在於提醒讀者關注和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湧現的改革圖景。通過其仁的敘述,讀者很容易理解,符閤改革邏輯的中國未來改革圖景,必須涉及體製改革。我喜歡更直接的錶述:妨礙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環節將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經濟的。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經濟學真諦並能用以剖析現實的學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淩雲健筆的學者更少見;具有全球視野又能持續關注本土現實的學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狹的學者更少見,周其仁則是其中難得的佼佼者。藉長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周其仁近年來多有精闢的經濟論說問世,這裏呈現的是其中的精選。讀這本書,可以幫你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也幫你瞭解周其仁的方法論。
——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 鬍舒立
目錄
自?序 /V
第一部分 中國做對瞭什麼?
改革30年感言 / 003
鄧小平做對瞭什麼? / 006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 026
過去十年是改革開放收獲的十年 / 033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産權之路
重新界定産權之路 / 047
一部未完成的産權改革史 / 054
公司理論與中國改革 / 077
農民、市場與製度創新 / 091
第三部分 土地製度改革
農村改革:國傢與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化 / 121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 187
城市化、土地製度與宏觀調控 / 206
試辦“土地交易所”的構想 / 221
變革土地製度的時機已經成熟 / 226
成都試驗的新進展 / 236
第四部分 貨幣製度重於貨幣政策
貨幣、製度成本與中國經濟增長 / 249
“貨幣深化”與改革的風風雨雨 / 265
貨幣無僥幸 / 269
銀根與“土根”的糾結 / 273
政府主導投資的經濟性質 / 277
貨幣製度重於貨幣政策 / 281
第五部分 改革驅動的經濟增長
嚮內轉型的睏難 / 291
不能僅靠政府拉動經濟 / 293
經濟增長與企業成長 / 296
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 / 301
三種私人資本和中國經濟 / 310
科斯定理與國資轉讓 / 318
第六部分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
改革是對未來最重要的投資 / 325
民貧國衰、民富國強 / 329
體製政策要靠前 / 334
防止改革成為半拉子工程 / 337
避免糟糕的政策組閤 / 339
以規則的確定應對結果的不確定 / 347
“中國製造”的轉型前景 / 353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 / 357
接著石頭過河 / 363
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 汪丁丁 /371
精彩書摘
鄧小平做對瞭什麼?
本來我為會議準備的是另一篇論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來信轉述瞭以下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一篇關於鄧小平的論文,這次研討會將是不完美的。”來信還說:“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閤適的人選。”這當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榮耀。不過,我倒願意說明,為什麼自己願意冒著不自量力的風險,也要嘗試著完成當時已經97歲高齡的科斯——這次研討會的發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務。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書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給瞭我兩本小書。翻開一看,是張五常著的《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但落在我手上的這兩本,卻顯然是盜版的:開本很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裏麵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
在《中國的前途》的第148頁,張五常這樣介紹:“科斯對經濟製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深錶關懷。”書中提到瞭科斯的兩篇大作,用産權(property rights)與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闡釋瞭製度和製度變遷的理論。那時我自己對市場交易沒有多少感受,因此對“交易費用”不甚瞭瞭,特彆是對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麵的睏難。但是,對於“産權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卻立刻覺得它有非凡的解釋力。
為什麼獨對産權界定彆有感悟?容我交代一點背景。我是1978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此前,我沒有機會上高中,不過是1966年的一個初中畢業生,經曆瞭3年停課,“文革”後於1968年上山下鄉。等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已在鄰近蘇聯的邊陲之地上山下鄉10年瞭。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第一頁,就是他於1977年8月做齣的恢復高考的決定。這一頁改變瞭我們一代人的命運。
1978年10月後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鏇渦中心。我們為重新獲得讀書機會而奮發學習。不過在那時的北京城,似乎也擺不下一張完全平靜的書桌。我們到西單看過大字報,傳閱過當時一切可得的有關日本、美國、歐洲各國、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現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以及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瞭消化大量撲麵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裏度過瞭無數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産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迴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飢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瞭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産,但“包産到戶”卻不閤法,農民隻在底下秘密推進。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睏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睏惑是:為什麼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産、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産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築”的閤法承認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成立瞭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誌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麵臨的種種問題。由於全部有過上山下鄉的親身經曆,其中還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齣身,大傢誌同道閤,心甘情願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機緣巧閤,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瞭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傢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製定過程。其中個人最離奇的經曆,就是身為一個非黨人士,也參加瞭80年代中共中央關於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按規矩,這些黨內文件一旦下發,是不可以讓我這樣的黨外人士閱讀的!仿佛在不經意之間,我們見證瞭曆史:對於8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産到戶纔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活劇的第一幕。
中國特色的産權界定
包産到戶並不是新生事物。調查錶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齣現瞭包産到戶——剛被捲入高級社的農民發現“大鍋飯”帶來齣工不齣力的消極傾嚮,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後來我結識瞭當年主政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李雲河,他因贊成包産到戶而被革職、遣返老傢務農長達21年之久!1959—1961年,包産到戶齣現在“大飢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産隊,農民把能夠有效抵抗飢荒的責任田稱為“救命田”。問題來瞭:既然包産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後纔齣現的現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製度,為什麼要把農村包産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幕?
答案要從包産到戶本身尋找。“包産到戶”的學名是“傢庭承包責任製”(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這套製度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係著産量——以相應土地麵積的常年平均産量為基綫,農戶承諾將交多少給國傢、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很顯然,這是一個“增加的産量歸農民”的閤約,對生産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麵,承包到戶的土地,並沒有改變集體所有製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隻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
農民和基層生産隊發明瞭傢庭承包責任製,也證明瞭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産量、抵禦飢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産隊並不能決定包産到戶能不能得到閤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製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濟組織、生産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嚮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在中國,從“三條驢腿的閤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私養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可是,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飢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産到戶,但隻要“權宜之計”産生瞭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傢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産到戶屢起屢批。
自發的閤約得不到法律承認和保護,對當事人的預期和行為就有不利的影響。我們看到,自發的包産到戶固然可以讓農民嘗到增産和溫飽的甜頭,但此種好處究竟能不能持續?未來繼續承包的條件有什麼改變?以及在什麼情況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這些疑慮都影響著農戶的生産和投資(農地保護和改良)決策。這是來自閤約本身性質的一個實質性的睏難:作為有待兌現的一組承諾,不穩定的預期無可避免地要增加閤約的履行成本。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傢政策的方嚮,轉嚮瞭對促進生産力的自發閤約提供閤法承認與保護。這並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傢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據杜潤生迴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談道:“生産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閤法的使它閤法起來。”(《杜潤生迴憶錄》,第332頁)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閤法承認”對特定生産關係(産權與閤約)的意義。當曆史把他推上瞭核心領導地位之後,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造的傢庭承包責任製。
在鄧小平路綫下,農民傢庭承包製獲得瞭長足的發展。傢庭承包製由落後邊遠地區擴展到發達地區農村,進而幾乎覆蓋瞭全國所有的農村生産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擴展為“長期不變”;閤約的責任從聯係産量開始,逐步演變為聯係土地資産。農民傢庭承包責任製不斷得到更高規格的閤法承認:從基層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後,2002年,中國人大通過瞭《農地承包法》,確立瞭農戶傢庭承包責任製的法律地位。按照這部法律,全部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都長期承包給瞭農戶;“集體”仍是農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經濟職能就是到期把所有農地發包給農民。隨著承包戶擁有續訂閤約的優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中國人創造的這個經驗,讓我們想起瞭科斯在1959年提齣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産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譯本見《生産的製度結構》,第73頁)我們可以說,産權界定也是閤約的前提——要不是雙方或多方各自擁有清楚的資源産權,他們之間怎麼可能達成任何一個閤約?可是,中國的實踐卻提醒人們:恰恰是承包閤約纔界定齣清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因為在訂立承包閤約之前,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究竟對集體土地擁有何種權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這是不是說,農戶的産權反而是經由閤約纔得到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得齣一個新的結論:閤約締結與産權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開的同一迴事。
閤約可以經由再閤約(re-contracted)得到調整,而經由閤約不斷界定的産權也就可以不斷進一步明確其經濟含義,並逐步提升産權的“強度”。我們在中國看得清楚,後來被列入《憲法》保護範圍的私人財産權利,最初就是從城鄉公有經濟的承包閤約中産生並發展起來的。私人承包獲得的公有資源在約定條件下排他的專用權,不是私産又是什麼?按照承包閤約,超齣約定産量的部分一般歸承包人所有,這難道不正在創造更完備的私産嗎?隨著承包私産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産不斷由少增多、由弱變強,公有製成員不斷擴大對外締結閤約的範圍,循序漸進地積纍起更多的私産,也進入更豐富多樣的市場閤約網絡。這套經由閤約界定齣清晰産權的辦法,從農業擴展到非農業,進而擴展到城市,奠定瞭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來芝加哥參加這次會議的時候,正是中國春小麥的收割季節。此刻在華北農村的田野上,有一幅壯觀的畫麵:成韆上萬颱拖拉機和收割機,順著莊稼成熟的路綫跨村莊、跨市縣、跨省份移動。這些拖拉機和收割設備,有私人的,有多個私人擁有並集閤到一個閤作社或一個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給私人經營的。它們作業的範圍,早就超越瞭一個個“集體”的狹小範圍,唯有一個復雜的市場閤約網,纔把它們與數目更加巨大的農戶、閤作社、公司製農場的收割服務需求連到瞭一起。甚至政府也參加瞭進來,一道道緊急頒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對這些農機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務。這是經曆瞭30年改革的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産權與閤約構成瞭所有活躍的生産活動的製度基礎。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産權界定”的理論錶達。可是,鄧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堅持産權界定並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産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嚮的批評。一種批評說,鄧小平的改革逾越瞭“一大二公”經濟的最後邊界,因而背離瞭經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瞭繼續維係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組織成本的體製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傢在經濟錶現上的顯著差彆,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另一種批評認為,基於承包閤約的産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瞭製度變遷所要付齣的代價:隻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瞭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上都寸步難行。甚至,製度選擇的“最終目標”也受製於交易費用的狀況。例如,這次我們大傢到芝加哥大學開會,都要藉助屬於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為什麼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徹底化為“私路”呢?答案是費用。每人一條專用的道路顯然太過昂貴,於是社會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時約束人們的行路規範。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製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産權、組織或閤約形式,隻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傢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閤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瞭自科斯以來的經濟學的進展,我發現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裏,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製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把企業傢請迴中國
2006年,我訪問瞭浙江東部颱州市鬆門鎮的一傢民營公司。創辦人叫江桂蘭,是個農傢女,中學畢業後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藉貸來的20萬元,辦起瞭這傢塑料製品廠。4年後,江桂蘭在廣交會上嚮彆人轉租來的六分之一展颱上,與外商簽訂瞭第一個齣口閤同。又過瞭10年,江桂蘭的公司已成為肯德基全球範圍所用餐具的主要供貨商。等我到訪的時候,江桂蘭的公司有1 000多名工人,每年齣口600個集裝箱製成品。
江桂蘭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平常。比起華為的任正非、阿裏巴巴的馬雲、吉利汽車的李書福、濛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營公司老總,江桂蘭過於普通瞭。不過,要是在改革前,江桂蘭的公司就是不到現在的百分之一也容易“舉世知名”——在那個時代,任何“自由雇用”工人的企業,都有機會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聞的榜首!同樣是私人辦公司,從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到被戴上“民營企業傢創業”的桂冠,滿打滿算也隻不過30年——中國到底發生瞭什麼?
為瞭迴答這個問題,人們當然要提到來自實際經濟生活的壓力。一方麵,在“短缺經濟”下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瞭城鄉居民傢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麵,單一公有製經濟又容納不瞭日益增長的就業要求,特彆是不能吸納包産到戶改革後釋放齣來的巨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兩方麵壓力的匯集,逼迫中國以更靈活的方式組織經濟。
於是,在單一的公有製經濟下,齣現瞭野草般頑強成長的“個體戶”。當年北京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迴城的下鄉知青在路旁擺攤齣售“大碗茶”。他們自我雇傭或利用傢人勞動力,靠私下籌集的小資本捕捉種種市場機會。一些個體戶取得瞭成功,而日益擴展的市場要求他們進一步擴大生意的規模。結果,“個體戶”開始越齣瞭“傢庭勞動力加兩三個幫手”的規模,嚮著雇用更多工人的“私人企業”方嚮演變。挑戰來瞭:社會主義中國怎麼可以容許“資本主義剝削”的復闢?
對傳統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産資料,自由雇用特彆是雇用工人超過7人以上的企業,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剋思和蘇聯模式劃下的鐵的界綫,中國自1956年完成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就再也沒有逾越過。現在,改革突破瞭傳統戒條,是不是“走資本主義”的疑慮籠罩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麵旗幟的鄧小平,抓住瞭一顆瓜子破解難題。80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意迅速擴張。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傻子”當上瞭老闆,爭議也
改革的邏輯(修訂版)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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