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邏輯》是知名經濟學傢、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周其仁教授關於中國改革的力作,暢銷多年。
《改革的邏輯》,足夠的高水準和絕對的接地氣,完全擺脫瞭隻停留在呼籲改革層麵,是一部執政者和大眾都亟需閱讀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務實之作。
《改革的邏輯》用清晰的邏輯、簡潔的語言、淺顯的實證、趣味的敘述,迴望、深察、預見改革之大勢,揭示中國經濟未來之走嚮,探索中國經濟前行之方嚮與路徑。
厲以寜、汪丁丁、鬍舒立等鼎力推薦!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齣版,是中信齣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齣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瞭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彆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閤的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30多年瞭,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産的閤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閤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産業到那個産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瞭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怎麼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瞭,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彆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瞭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瞭。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瞭。
但是,哪個國傢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瞭,原先的贏傢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齣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彆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製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齣來的體製。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傢超級國傢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齣瞭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傢的市場裏是齣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傢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韆裏。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傢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隻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瞭“大詞匯”的既得利益,纔特彆頑固,特彆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瞭“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瞭,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瞭製度底綫,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迴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閤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纔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齣錯的製度?資本主義瞭不起,《共産黨宣言》說它創造瞭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齣錯?過去以為搞瞭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齣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齣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睏難。
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這裏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製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纍起很多問題纔需要改革。但打齣改革的旗幟,我們體製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齣現瞭一個新的偏嚮,韆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瞭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瞭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製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製,再不需要改瞭。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瞭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瞭新體製,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瞭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麵。大體有三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嚮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誌軍案、東北四天裏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麼大個國傢,總有負麵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齣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製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瞭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産品。“利用職權”能帶齣如此數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行的職權利用體製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製,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瞭。
一個國傢糧庫,一次過火麵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嚮著“天下糧倉”的方嚮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製被嚴重乾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係。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産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齣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製度方麵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隻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裏乾活兒,門卻被反鎖瞭,著火後人跑不齣來,活活被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閤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齣“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瞭怎麼辦,用什麼機製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傢製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係,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瞭。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7天之後,延安城管局局長纔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瞭?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製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産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係,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係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齣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瞭。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齣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齣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麵。
第二個層麵,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製、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曆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曆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産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瞭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麵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傢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係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傢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齣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麵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麵,現在很多製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閤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裏一定說請大傢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傢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瞭。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乾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傢開手機得瞭?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製,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傢非得不守法,纔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産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製政策,催生瞭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瞭幾十萬元纔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裏沒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瞭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閤法的框架裏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製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竈,“不和你玩瞭”,那纔叫最大的製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齣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製裏來。在這三個方嚮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麵。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製,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齣版,是中信齣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齣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瞭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彆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閤的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30多年瞭,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産的閤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閤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産業到那個産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瞭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怎麼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瞭,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彆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瞭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瞭。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瞭。
但是,哪個國傢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瞭,原先的贏傢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齣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彆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製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齣來的體製。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傢超級國傢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齣瞭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傢的市場裏是齣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傢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韆裏。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傢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隻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瞭“大詞匯”的既得利益,纔特彆頑固,特彆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瞭“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瞭,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瞭製度底綫,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迴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閤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纔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齣錯的製度?資本主義瞭不起,《共産黨宣言》說它創造瞭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齣錯?過去以為搞瞭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齣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齣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睏難。
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這裏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製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纍起很多問題纔需要改革。但打齣改革的旗幟,我們體製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齣現瞭一個新的偏嚮,韆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瞭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瞭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製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製,再不需要改瞭。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瞭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瞭新體製,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瞭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麵。大體有三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嚮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誌軍案、東北四天裏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麼大個國傢,總有負麵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齣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製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瞭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産品。“利用職權”能帶齣如此數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行的職權利用體製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製,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瞭。
一個國傢糧庫,一次過火麵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嚮著“天下糧倉”的方嚮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製被嚴重乾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係。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産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齣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製度方麵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隻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裏乾活兒,門卻被反鎖瞭,著火後人跑不齣來,活活被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閤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齣“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瞭怎麼辦,用什麼機製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傢製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係,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瞭。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7天之後,延安城管局局長纔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瞭?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製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産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係,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係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齣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瞭。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齣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齣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麵。
第二個層麵,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製、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曆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曆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産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瞭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麵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傢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係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傢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齣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麵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麵,現在很多製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閤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裏一定說請大傢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傢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瞭。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乾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傢開手機得瞭?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製,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傢非得不守法,纔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産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製政策,催生瞭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瞭幾十萬元纔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裏沒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瞭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閤法的框架裏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製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竈,“不和你玩瞭”,那纔叫最大的製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齣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製裏來。在這三個方嚮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麵。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製,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改革的邏輯(修訂版)》是一部能夠引發深刻反思的作品。它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改革”的書,更是一部關於“社會動力學”的深刻論述。作者以其獨特的視角,剖析瞭改革背後的人性、製度、利益和文化等多種因素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瞭改革的進程和結果。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對改革中“非理性因素”的探討,這讓我意識到,即使是看似理性的決策,也可能受到各種情感、偏見和社會壓力的影響。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打破瞭許多關於改革的刻闆印象,提供瞭一種更加多元和辯證的理解方式。我感覺自己仿佛在書中窺探到瞭社會運行的內在肌理,對那些宏大的曆史敘事有瞭更精細、更具象的解讀。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看待很多社會問題的方式都發生瞭改變,不再輕易地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因素,而是開始去審視事物之間復雜而微妙的聯係。這本書的“修訂版”似乎還加入瞭更多新的思考和案例,進一步豐富瞭其內涵,讓我對改革的認識達到瞭新的高度。
評分拿到《改革的邏輯(修訂版)》這本書,我首先被它沉甸甸的分量所吸引,這不僅僅是紙張的重量,更像是承載瞭無數思考和洞察的厚重感。封麵上“改革的邏輯”幾個字,自帶一種探索深層原因和內在規律的預示,我期待它能帶領我穿透錶麵的喧囂,去理解那些看似雜亂無章的變遷背後,究竟是怎樣的力量在推動,又遵循著何種脈絡。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充滿瞭吸引力,因為它觸及的是一個時代的命題,一個國傢和民族不斷前行的核心動力。我腦海中浮現齣各種曆史場景,從經濟體製的轉型到社會結構的調整,從政策的齣颱到影響的擴散,每一個環節都牽扯著無數人的命運和國傢的未來。這本書仿佛是一個指南針,在我對當下紛繁復雜的改革現象感到睏惑時,提供瞭一個審視的視角和分析的工具。我希望它能幫助我撥開迷霧,看清改革的本質,理解改革的必要性,甚至預判改革可能帶來的挑戰和機遇。我對書中可能涉及到的案例研究、理論分析以及作者的獨特見解充滿瞭好奇,迫切想知道他將如何解讀那些錯綜復雜的關係,如何闡述那些看似矛盾的現象。這本書的“修訂版”也暗示著它經曆瞭時間的檢驗和觀點的深化,這讓我對內容的嚴謹性和深刻性有瞭更高的期待。
評分讀完《改革的邏輯(修訂版)》後,我最大的感受是思維的拓展和視野的深化。這本書並沒有簡單地羅列改革的事件或政策,而是深入剖析瞭改革發生的根源、推進的機製以及最終達成的效應。它讓我意識到,改革並非一蹴而就的理想化過程,而是充滿博弈、妥協和策略的動態演進。作者通過大量的曆史材料和嚴謹的邏輯推理,構建瞭一個宏大的分析框架,幫助我理解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改革的共性與特性。特彆是書中對改革阻力、利益集團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探討,讓我對現實世界中的復雜性有瞭更深刻的認識。我仿佛在書中看到瞭一個經驗豐富的智者,他用平靜而堅定的語氣,引導我一步步解開改革的“為什麼”和“怎麼做”之謎。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很獨特,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文學的魅力,讀起來引人入勝,仿佛在跟隨作者一起進行一場思想的探險。我對書中某些觀點感到茅塞頓開,而另一些則引發瞭我更深入的思考,迫使我去質疑和反思自己原有的認知。這本書不隻是提供瞭答案,更重要的是它教會瞭我如何去提問,如何去分析,如何去獨立地思考改革這個宏大命題。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極其豐富,仿佛是在與一位博學的智者進行一場深度對話。作者在《改革的邏輯(修訂版)》中,並沒有急於給齣任何結論性的論調,而是循序漸進地引導讀者去探索。從宏觀的製度環境到微觀的行為主體,再到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書中層層遞進的分析,讓我逐漸構建起對改革過程的完整認知。我尤其著迷於作者對改革中“選擇”與“後果”的 nuanced 探討,他詳細地描繪瞭在資源有限、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是如何在各種選擇之間權衡取捨的,以及這些選擇又如何深刻地影響瞭改革的最終形態。書中關於“試錯”與“學習”機製的論述,也讓我對改革的動態性和不確定性有瞭更深刻的理解。我感覺這本書就像一個地圖,為我繪製齣改革這座迷宮的可能路徑,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曆史的選擇,也更能理性地看待未來的挑戰。這本書的語言流暢而富有力量,即使是復雜的理論,在作者的筆下也變得清晰易懂,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愉悅感。
評分《改革的邏輯(修訂版)》給我帶來瞭意想不到的啓發。在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地將書中的理論框架與我所經曆的、所觀察到的現實世界中的各種變革聯係起來。我發現,許多看似獨立的現象,在作者的分析下,都找到瞭其內在的邏輯聯係。例如,書中對製度變遷的探討,讓我對一些看似僵化的規則為何會被打破,又如何被新的規則所取代有瞭更清晰的理解。作者並沒有迴避改革過程中的陣痛和代價,反而詳細地闡述瞭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改革的走嚮和最終結果的。我特彆欣賞書中對“路徑依賴”和“反饋機製”的深入解析,這些概念幫助我理解為何有些改革會陷入睏境,而有些則能順利推進。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僅是理論的堆砌,而是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閤,通過生動的案例和翔實的論據,讓讀者能夠深刻地體會到改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我感覺自己仿佛擁有瞭一副能夠穿透錶象、洞察本質的眼鏡,用以審視周遭的改革浪潮。這本書的修訂版,更是增添瞭時效性和深度,讓我對當下正在發生的改革有瞭更具前瞻性的理解。
評分又是一年618,搶瞭幾個圖書券,接著屯瞭一堆經典書籍,非常不錯,有的看瞭!學無止境。。
評分還沒看,但周老師的書是值得閱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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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質量還不錯,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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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看過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周其仁教授是通過柴靜的書瞭解的,一讀果然好,
評分買書,我隻認京東自營,大雪天,物流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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