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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金澤》考察和描述瞭江南金澤鎮民間祭祀現象，剖析瞭民間祭祀係統與儒教祭祀傳統的內在聯係，以全球化、現代性為背景，以中西文化交流曆史為參照，對中國民間信仰的發生、發展作瞭係統梳理和深入研究。

內容簡介

《金澤》是一部藉用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江南祭祀製度的專著。作者李天綱選取上海青浦金澤鎮作為主要的研究個案，進行瞭多年的田野調查，查閱瞭大量相關的府、州、縣、鄉、鎮等地方誌，探究瞭江南地區官方儒學經典、祭典和民間地方祭祀係統之間的密切關聯。

《金澤》主要觀察、關注和研究江南地區以祠祀為特徵“民間宗教”的曆史、發展和演化。作者經過細緻的曆時性考察，從中提煉齣江南地區祭祀及民間信仰、民間宗教的共性，並由此提齣，“從儒教祠祀係統演變齣來的民間宗教，纔是中國現代宗教的信仰之源”。藉此文獻、田野和和思想史的綜閤研究，作者對中國文化的性質提齣瞭一些新的看法。書中還考察瞭中國民間祭祀係統的當代轉型和改造進程，探討瞭轉型和改造的趨嚮等問題。另外，在全書結尾處，作者簡要總結瞭民間祭祀、神祇和信仰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路徑等問題。

目錄

緒論　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民間宗教：淵源與反省全球—地方化時代的信仰世俗化與都市宗教金澤古鎮：現代的邊緣，信仰的中心 江南、上海和世界上篇　金澤的祭祀生活第一章　市鎮祭祀：地方性知識江南宗教 金澤的祠廟 市鎮信仰：空間的發現 迴歸，抑或內部轉換？第二章　眾教之淵：金澤鎮諸神祠東嶽大帝：從朝廷到地方楊震廟：江南草根信仰 劉王廟：蝗神、水神和文神 二王廟：禮失求諸野 五路神：秩祀，淫祀？城隍神：城市型地方認同 關帝廟：官民共奉的信仰 第三章　祀典：民間宗教與儒教周孔之教與孔孟之道 祀典與淫祀 洪武改製：漢人信仰的重建 官民閤作模式方誌中的祠祀改革 第四章　私祀：民間宗教的秩序化 中國宗教體係 縣、鎮、鄉宗教生活的秩序中國神祇的分類學 下篇　江南祭祀之源第五章　佛道兼容：閤一的基層信仰頤浩寺模式：現代性問題三種佛教：士紳的力量 民眾佛教：基層的活力 佛教復興：都市化革命第六章　三教通體：士大夫的態度 三教通體“鬼神之為德”三教一源 閤於民間宗教第七章　社、會：民間祭祀的結構市場圈：“施堅雅模式”的修正 祭祀圈：市鎮祭祀共同體廟會與方域認同 香汛：廟會、性彆與組織第八章　漢人宗教的基本形式 漢人宗教的基本形式魂魄：儒學本體論鬼祟：民間祭祀之源 血食：祈、報及“祭如在”焚香：人神溝通之具設像：非儒教主張總論　中國的宗教與宗教學 “中國根柢”：江南祭祀的底色 宗教普遍性：儺、巫覡、薩滿教儒傢宗教性：中國有宗教 宗教對話：中西會通之具都市化：宗教的基本與變革新路徑：中國宗教研究的方法與主張後記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江南、上海和世界
選擇上海市青浦區金澤鎮作為中國宗教研究的田野考察地點，是想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從文本到文本的研讀和比較，固然能夠抓住一些本質問題，但這樣的結論是否和實際生活相關，就是另一迴事情。“接地氣”是近年來的一句流行語，雖很俗套，卻有閤理之處。如果一項研究畫地為牢，並不試圖說明實際生活，無論它有多麼強大的理論意義，也不能算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經典研究與民俗考察，文本研讀與田野調查，宗教學與人類學相結閤，發展一種跨學科的方法來推動宗教領域的研究，是立項時的初衷。但是，選擇金澤鎮作為田野調查基地，卻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2005年的鞦天，偶爾到瞭金澤鎮，正逢“廿八香汛”，發現這裏的氣氛很是異樣，彆的地方消失瞭的宗教生活，這裏保存較好。混雜的廟會形式有些可以從儒教、道教、佛教的經典去理解，有的則沾染瞭現代生活氣息。還有，明清以來地方誌中記載的神祇、祀典和科儀，在當代老、中、青年的信仰中交錯。這樣的“活標本”，不是正好可以拿來觀察江南和中國的宗教麼？從金澤，我們看到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水鄉澤國的金澤鎮，地處江南核心地帶，這裏曆來存在著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信仰體係；明代以後，這一地區的士紳、文人、商人、僧侶以及剛剛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內建立瞭一個廣泛的經濟、文化和信仰網絡。這個網絡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我們今天可以稱之為“全球化”的文化關係，學者們或許應該稱之為“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在金澤鎮，稍作分析，便可以辨彆齣本土（Local）—地方（Regional）—全國（National）—全球（Global）一共四層關係。江南古鎮金澤經過近代上海的牽動，成為世界經濟與文化的一部分。地方，不隻是江南的，也屬於全球。經過明清時期的通商、傳教運動，“地方性”（Localities）的含義完全改變瞭。江南社會初與西方文明有交往，始於17世紀初年。葡萄牙商人進入馬六甲海峽以後，中國的大宗商品輸齣以絲綢、瓷器、茶葉為主，齣産地均為江南。天主教耶穌會士用澳門做基地，深入內地，在上海、嘉定、杭州、南京建立以江南為核心的中國傳教區。江南人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已經為天主教神父們廣泛談論，仔細研究。[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儒傢天主教徒”與耶穌會士的神學對話，可見李天綱編：《明末天主教三柱石論教文箋注》（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佛教僧侶與耶穌會士的對話，可見祩宏（雲棲）：《竹窗三筆 ? 天說》（收入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年）；尚未發現道教人士和耶穌會士的對話，而天方教人士對耶穌會士神學理論的迴應，可見王岱輿著：《正教真詮》《清真大學》等（西寜，寜夏人民齣版社，1988年）。]
清初在常熟傳教的比利時籍耶穌會士魯日滿（Franciscus Rougemont, 1624—1676），他的傳教區在蘇州府的常熟、昆山、太倉等縣，常常去鬆江、上海、蘇州和杭州齣差。和江南士人一樣，他的交通方式以乘船為主。利瑪竇和耶穌會士們依靠瞿太素（常熟人）、徐光啓（上海人）、李之藻（仁和人）、楊廷筠（仁和人）等開教“柱石”，建立瞭江南天主教會，就其教區分布範圍來看，正好是以澱山湖為中心，把江蘇、浙江和今天的上海聯係在一起。江南教區的範圍，大緻以明、清帝國行政區的蘇、鬆、太、常、杭、嘉、湖各州府為主，上海則是江南教區的中心。“上海傳教區，它是整個江南省，也許是整個中國最為繁榮的傳教區之一。當時有56座可以舉行正式感恩祭的教堂，和大約40， 000個教友。”魯日滿神父從常熟來鬆江、青浦、上海，跨越範圍就是以金澤鎮為代錶的江南地方宗教“信仰圈”。
魯日滿有一部《常熟賬本》，給我們留下珍貴的資料，說明17世紀的江南天主教教區與傳統的民間信仰圈高度重閤。例如，他在常熟，記錄瞭清初的物産、物價和其他費用，也記下他去各地齣差時的費用。常熟到蘇州的路費是260文；常熟到太倉的路費0.40兩；常熟到青浦的路費720文；常熟到上海的路費1150文；常熟到杭州的路費1.10兩。這裏的路費，都是客船運費。每次有所不同，但大緻相當。天主教徒、上海巨紳徐光啓在青浦硃傢角以東的趙行、蟠龍鎮經營事業，清初青浦的天主教會活躍。魯日滿來過青浦金澤鎮，康熙十四年五月十四日（1675年6月7日）他在嘉興給一位信徒施洗；二十四日（17日），在硃傢角鎮給另一位信徒施洗。從嘉興到硃傢角的水路途中，魯日滿必須經過江浙之門戶——金澤鎮。從魯日滿《常熟賬本》看，常熟、昆山、太倉、嘉興、杭州、青浦、鬆江、上海一帶的天主教信仰圈，和江、浙、滬交界地帶的澱山湖民間信仰圈重疊。如以金澤、硃傢角鎮為圓心，以50公裏為半徑，既劃入楊震信仰，也包括天主教江南教區的大部分。
鬆江府在宋、明以後的經濟、文化地位日形重要，與蘇州府並稱，有“蘇鬆熟，天下足”的民諺。明萬曆年間學者王士性（1547—1598，浙江臨海人）指齣：“蘇、鬆賦重，其壤地不與嘉、湖殊也，而賦乃加其十之六。”清初學者顧炎武則有“蘇鬆二府田賦之重”的詳細論述。按顧炎武的查證，鬆江府田賦之“重”，又甚於蘇州府。顧祖禹也對明代鬆江府的重要地位評價甚高，稱其“雄襟大海，險扼三江。引閩越之梯航，控江淮之關鍵。蓋風帆齣入，瞬息韆裏，而錢塘灌輸於南，長淮、揚子灌輸於北，與淞江之口皆輻列海濱，互為形援。津途不越數百裏間，而利害所關且半天下。……且居嘉、湖之肘腋，為吳郡之指臂。往者倭寇齣沒境內，而浙西數郡皆燎原是虞。謂郡僻處東南，惟以賦財淵藪稱雄郡者，非篤論也”。青浦縣的河湖港汊串通起整個太湖流域和長江沿岸；青浦東境的上海縣則依托東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與廣東、福建、山東、河北各地聯通。江南士人重視鬆江府為“賦財淵藪”，卻仍然輕視它“僻處東南”。顧祖禹批駁瞭這種陳舊見解，他看到上海作為一個通商口岸，正崛起為全中國乃至東亞和世界的交通中心。
吳淞江是貫穿鬆江府全境的主要河流，分為兩條水路通往蘇州府，一從昆山縣境，一從吳江縣境，金澤鎮即是吳淞江從吳江進入蘇州之孔道。“吳淞江，在（蘇州）府南，從吳江縣流入境，閤於龐山湖，轉而東入昆山縣界。又婁江，在今城東婁門外，亦自吳江縣流入，自城南復東北流至婁門外，東流入昆山縣境。”吳淞江下遊自上海入海，但它的上遊並不確定。顧祖禹稱：“自唐宋以來，三江之名益亂，東江既湮，而婁江上流亦不可問。土人習聞吳淞江之名，凡水勢深闊者即謂之吳淞江。”吳淞江北支因接近長江，淤塞日重，和婁江一樣慢慢不可通航，昆山一路漸漸不用。所以，經硃傢角鎮到金澤鎮，再經澱山湖水域入蘇州，復經太湖水域去無锡、常州。往下，還可以經練塘、楓涇等鎮，進入嘉善、嘉興等浙江省縣份。
澱山湖，是蘇州和鬆江的界湖，“澱山湖，（昆山）縣東南八十裏，接鬆江府界，亦曰薛澱湖。東西三十六裏，南北十八裏，周迴幾二百裏。下流注於吳淞江”。澱山湖周邊有一連串繁榮的古鎮。青浦縣境的西部，先有青龍鎮的繁榮，後有金澤鎮的崛起，明清時期又有硃傢角鎮的極盛。自三國時期的孫吳政權經營太湖東南之廣大流域之後，本地就有青龍鎮的長期繁榮。“青浦”便是因青龍鎮而得名，這裏不是一個落後地區。相反，青浦境內的金澤等市鎮代錶瞭農業、手工業時代的城市化。現代社會學傢定義小城鎮，指齣在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已經有強勁的城鎮化運動。和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一樣，江南地區的早期城市化，也是藉助發達的河運係統實現的。現在的金澤鎮，鎮區總麵積108.49平方公裏，其中水麵麵積達到33.84平方公裏，金澤鎮超過三分之一的麵積為河、湖、港、汊所占據，仍然是一片水鄉澤國。
江南在17世紀便已經名揚歐洲，“早期全球化”運動中有上海的蹤影。利瑪竇、金尼閣著《利瑪竇中國劄記》，是近代西方人就近觀察中國的第一本著作。該書以拉丁、意、葡、西、法、英文齣版，17世紀時便流行歐洲，其中對“江南”有突齣的描寫。利瑪竇描寫徐光啓的故鄉上海：“這個省份（江南）的這一地區盛産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種布，據說此地織工有二十萬人。[“二十萬人”當是筆誤，高龍鞶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2008年）有同樣來源的內容，寫作“織工二韆餘人”，比較切近。]布匹齣口到北京皇宮和其他省份。這裏的人，特彆是城裏人，都非常活躍，不大穩定，頭腦聰明，齣過很多學者文人，因而也齣過很多大官。他們從前身居高位，現在退休後都很有錢，居住在富麗堂皇的府邸裏。這裏天氣溫和，可以說明何以這裏的人要比國內彆處的壽命更長些。在這裏，人們不以六十歲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過一百歲。”利瑪竇和耶穌會士們對上海和江南的描述，啓動瞭歐美人士對中國文化的贊美，如魚米之鄉、物産豐富、文士眾多、人性溫和等說辭。
孟 德 斯 鳩（Montesquieu, 1689 —1755） 在《 論 法 的 精 神 》（1748年）中，把“江南”闡釋成一個“由人的勤勞建立的國傢”，他說：“有的地方需要人類的勤勞纔可以居住，並且需要同樣的勤勞纔得以生存。這類國傢需要寬和的政體。主要有三個地方是屬於這一類的，就是中國的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美麗的省份、埃及和荷蘭。”孟德斯鳩把長江三角洲的“江南”，和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荷蘭低地國傢相比較。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土地肥沃，人口繁庶，曾經是羅馬帝國最垂涎的省份；而尼德蘭是歐洲中世紀以後最早繁榮起來的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航海、文化、藝術都領先於歐洲，孟德斯鳩寫書的時候，荷蘭人剛剛經曆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全盛時代。
孟德斯鳩和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人一樣，曾經潛心研究中國。孟德斯鳩“漢學”知識主要來源於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編撰的《中華帝國全誌》（Descrip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其基調是對江南士大夫文化的贊美。為瞭獲取不同資料來源，揭示中國政體的專製特徵，孟德斯鳩和皇傢圖書館的福建莆田籍館員黃嘉略（1679—1716）做過深談。根據黃嘉略的情報，孟德斯鳩說：“我不曉得，一個國傢隻有使用棍棒纔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麼榮譽可說。”孟德斯鳩修正歐洲人的中國觀，說“中國的政體的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關於江南，他說：“（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省份土地肥沃異常，因此給歐洲人一個印象，仿佛這個大國到處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鳩把江南從帝國劃分齣來，單獨處理。在中國，“人們自然地傾嚮於奴隸性的服從”，隻是江南的“政權必須是寬和的”，因為當地人民勤勞，智慧，並不淫逸，“像過去的埃及一樣；像今天的荷蘭一樣”。孟德斯鳩的“江南特殊論”，延續著從馬可 ? 波羅到利瑪竇，再到杜赫德的話語，把江南誇飾成“人間天堂”。我們完全可以說：17世紀以後，江南社會就進入“早期全球化”。19世紀上海大都市的崛起，隻是江南社會早期發展的延續。清代康熙、乾隆年間，繼元代硃清、張瑄開闢的“海運”事業，上海再一次“以港興市”。1843年，上海開埠，中外貿易樞紐從澳門、廣州轉移到上海，各項新興事業發展。上海周邊地區的社會體係劇烈改組，長江三角洲市鎮麵臨著亙古未有之“大變局”，江南市鎮漸次融入現代體製。上海縣的法華、龍華鎮，寶山縣的江灣、殷行、吳淞、真如等近郊市鎮，首先被大上海吸附。遠郊市鎮，如七寶、閔行、南翔、大場、羅店等，也承接瞭上海的近代産業，更新市鎮上的傳統産業。金澤鎮離上海都會區有60公裏之遙，不通公路、鐵路，僅僅通過傳統水路聯係，但是現代大都市的輻射力，仍然無時不刻地傳輸到當地。
20世紀30年代後，學者多用殖民地模式分析上海及江南地區的社會轉型。他們根據江南傳統市鎮對於上海新都市經濟的“依附性”，定義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且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麵都是如此。果真如此嗎？果真是帝國主義的上海，榨乾瞭江南經濟、斷送瞭江南文化嗎？事實未必如此，可能恰恰相反。羅茲?墨菲（Rhoads Murphey,1919—1973）的研究錶明，近代上海崛起後，長江三角洲地區依次發展，絲、茶貿易額大為增加。墨菲轉引英國茶葉專傢福鈞（Robert Fortune,1812—1880）的統計，外商在上海采購茶葉，運輸費大大下降，隻占成本的5%，在廣州是70%，以至於“上海的茶葉貿易額大為增長，有更多的製茶商能夠由於運費下降而進入上海茶葉貿易的齣口市場。它不再是一項小規模的專門化的奢侈品買賣，而是一項因運輸路綫連續不斷而成為可能的大規模貿易”。上海的貿易促進瞭江南地區的生産和齣口，將過剩的勞動力，還有荒坡上就可以大量種植的茶樹，轉化為大量的GDP，銷往歐美。
茶葉之外，生絲的情況也是如此，“太湖周圍地區是江浙産絲區的比較重要的中心。在那裏的若乾地方，特彆是無锡、蘇州和湖州周圍一帶，桑樹作為首要的農作物，取代瞭水稻，在四月和五月初養蠶季節的六個星期裏，幾乎所有的農民都在忙著養蠶。……幾乎所有在這個‘中國’蠶絲地區為外貿而生産的生絲，都在上海經由華商和外商經營生絲齣口的商行銷售”。上海的對外貿易推動瞭江南的手工業生産。按墨菲的地理學觀點，以及許多經濟史學者的看法，現代上海的崛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傳統水路交通體係密不可分。近代上海的工商業發展主要藉用水路交通，而不是維新思想傢呼籲的鐵路、公路係統。上海的工廠大都建在黃浦江、蘇州河以及無數的支流港汊邊上，船隻和碼頭承擔瞭原料和成品的運輸，極其便捷。“在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貨物可以如此輕便而成本低廉地經由水道運輸，因而幾乎沒有為供應上海這樣大的城市而采用機械化的運輸工具的必要。”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現代工業總産值占全國的近六成，但滬寜、滬杭兩條鐵路的運輸量，卻隻占全國的7%，還排除瞭東北鐵路的大量份額。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的社會發展主要依靠水道，傳統的商業網絡和交通係統支撐瞭現代化。
金澤鎮是江南市鎮由傳統到現代，從本土嚮全球過渡的普通例子。19、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今天，江南社會充滿瞭這樣的案例。這種社會轉型可以用殖民化的依附性——即傳統社會依附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來解釋；同樣，也可以用全球-地方化——即全球社會吸附本土傳統，建立更加閤理的分工體係來說明。20世紀下半葉開始，地方主義和全球主義成為“左”“右”人類思想的兩種不同解釋，似乎是不可調和的兩種意識形態。事實上，生活本身比任何精密細緻的理論體係都要生動，且趨於中間狀態，而不是去嚮兩個極端。全球-地方主義（Glocalism）確實是一種可能的模式。19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激活瞭古老江南的傳統生産；江南市鎮上的傳統經濟，如絲綢、茶葉、瓷器、傢具等産業，都因為加入瞭全球貿易得到更大的發展。如南潯、震澤鎮的絲綢業，宜興、景德鎮的瓷器業，蘇州、杭州、徽州的製茶業，都超越瞭全國市場，不再隻是依附於民族經濟，而成為19世紀全球經濟的一部分。
金澤鎮的經濟在清代中葉已經加入全球貿易體係。一個例子是長三角的內河運輸業。我們看到：長江三角洲的內河船運業，自康熙年間上海設埠以後的沿海航運業，以及鴉片戰爭後各大洋行、招商局舉辦的遠洋運輸業一起發展，構成瞭一個完整的“Glocal”（全球的）航運體係。江南的貿易、金融、服務業和外國同行之間，既有激烈競爭，也有密切閤作。直到民國後期，金澤鎮的水路交通網絡一直還在使用，分擔著上海到江浙之間的重要航運，維持瞭金澤鎮從明清遺留下來的龐大規模。金澤鎮的航運業把上海進口和生産的“洋貨”，搬運到蘇州、無锡、南京、杭州；同時，把蘇南、浙北的棉布、絲綢、茶葉、手工製品，還有人力、原材料等運到上海，轉輸到世界。
然而，金澤鎮的優勢産業——傳統棉紡織業，在20世紀初開始衰落。長江三角洲市鎮經濟有很強的內部分工，各市鎮都有自己的優勢産業。總體上來說，三角洲東部的鬆江府各縣，主要以傳統棉紡織業為主，西部蘇州府湖州府則以絲綢業為主。上海開埠，江南經濟捲入全球貿易之後，絲綢業和棉紡織業有不同錶現。絲綢業、瓷器業為江南壟斷，日本、印度和歐洲企業，偷師學藝，很晚纔有自己的絲綢生産，和中國競爭。在江南經濟版圖上，金澤鎮是棉布業和絲綢業的分界。金澤往西50公裏之內，有西塘、姚莊、蘆墟、黎裏、盛澤、震澤、烏鎮、南潯各鎮，這裏是全球貿易中著名的“湖絲”産區，齣口錶現非常突齣，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今稱南潯區）、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震澤鎮因絲綢業的發展稱為“巨鎮”；金澤往東，青浦、上海、川沙、奉賢、南匯、金山、嘉定、寶山的市鎮，都以棉紡織業為主。英國和印度的“洋布”打開中國市場後，有英資、日資、華資在上海大量投資機器紡織業。靠近上海的市鎮，如寶山縣江灣鎮、吳淞鎮，上海縣七寶鎮、閔行鎮，轉型引入現代産業，和英、美、法租界以及南市、閘北一起發展。金澤鎮地處絲、棉産業的邊界，離上海又是不近不遠，20世紀開始，當洋布擠走土布之後，在傳統和現代産業中都沒有優勢産品，金澤鎮衰敗瞭。
金澤鎮的棉紡織作坊，集中在鎮西的下塘街，精益求精，規模效應，這裏齣現過江南地區最為集中和先進的紡織機械製造手工業。按照金澤鎮政府近期齣版物提供的資料，“下塘街在清朝中葉，鎮民大多紡紗織布，一時很盛，齣現瞭資本主義萌芽。到清末，齣現瞭鐵業、木業、竹業的小手工業生産，製造風車、牛車和木犁，為農業服務。此類手工業作坊，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傢，作坊的鋸木聲和榔頭的敲打聲，整天‘呯嘭’作響，一片繁華的景象”。按照《金澤小誌》的記載，金澤鎮紡織機械製造業齣現得更早，道光年間已經成型，“紡具，曰車、曰錠子，鐵為之。車以繩竹為輪，夾兩柱，中樞底橫三木，偏左而昂其首，以著錠子，輪鏇而紗成焉。到處同式，而金澤為工”。金澤鎮生産的鐵、木、竹復閤材料的先進機械，是江南地區最好的，以至於“東鬆郡，西吳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鹹來購買，故‘金澤錠子謝傢車’，方百裏間，鹹成諺語”。明朝以降，直至清末，金澤鎮不但大量生産花、紗、布，還為整個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提供母機，好像是“江南的蘭開夏”“中國的曼徹斯特”。可以說，金澤鎮賴以生存的支柱産業是棉紡織業。金澤鎮的貿易、商業和運輸業，都是以棉紡織業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20世紀初，上海崛起瞭亞洲最大的現代紡織工業——機器織布業。華資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英資怡和紗廠（1895）、民資申新紗廠（1915）、僑資永安紗廠（1921）、民資安達紗廠（1938），還有《馬關條約》（1895年）簽訂後以後大量湧入上海的日資內外棉紗廠次第興辦，激烈競爭。“洋布傾銷”使得織造和銷售本地藍印花土布的江南市鎮一步步地陷入睏境。金澤鎮傳統紡織業的衰敗是注定的，但不是劇烈的。上海的現代化對長江三角洲市鎮的衝擊波，呈中心擴展的水波狀，逐漸蔓延到江浙地區。現代工業對手工業的衝擊力，在幾十年當中慢慢呈現。固然，和上海毗鄰的市鎮如江灣、法華鎮、龍華鎮等，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久就開始受到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風氣、語言、服飾、習俗，包括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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