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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为底本，完整“补辑本”首次整理出版，《楚辞》研究必备。

内容简介

　　《楚辞集解》是明代zui有影响的一部楚辞著作。汪瑗集解，其侄汪仲弘补辑。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等其他诸家不收。包括《离骚》两卷，《天问注补》两卷，《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各一卷；另有《楚辞蒙引》两卷，《考异》一卷；前有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汪瑗《自序》、汪仲弘《楚辞集解补纪由》、《楚辞大序》、《楚辞小序》。《楚辞集解》表现出汪瑗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他重视文本阅读，主张以文本研究作品及作者；他不拘传统，提出新说。《楚辞集解》的解说带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的思想倾向和开放的时代新风气，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表现出实学思潮的新特征。此次整理，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万历四十六年刊本为底本，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为校本。

作者简介

　　汪瑗，字玉卿，徽州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于明代中叶的嘉靖王朝。师从明儒归有光，归有光对其甚为赞赏：“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辞，恬澹自修，不慕浮艳，优游自适，无意功名，以著述为心。”“精五经，通六艺，能歌诗、古文辞，注‘李杜’、‘南华’文，注《离骚》。”（归有光《楚辞集解序》）有《楚辞集解》《李太白五言律诗辨注》《杜律五言补注》等著作。

目录

　　楚辭要籍叢刊導言（黄靈庚）
　　前言（熊良智）

　　楚辭集解序（焦竑）
　　楚辭集解序（歸有光）
　　自序（汪瑗）
　　楚詞集解補紀由（汪仲弘）
　　楚辭大序
　　楚辭小序
　　楚辭集解目録
　　楚辭集解離騷卷
　　 離騷
　　楚辭集解九歌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註補
　　 天問註補引(汪仲弘)
　　天問註補卷之上
　　天問註補卷之下
　　楚辭集解九章卷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楚辭集解遠遊卷
　　 遠遊
　　楚辭集解卜居卷
　　 卜居
　　楚辭集解渔父卷
　　 漁父
　　楚辭蒙引
　　 離騷蒙引目録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
　　 離騷篇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下
　　 離騷篇
　　楚辭考異

　　附録
　　楚辭集解書目著録

前言/序言

　　前 言
　　
　　一
　　《楚辭集解》是明代最有影響的一部《楚辭》著作。作者汪瑗，據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歙縣志》卷九《人物》所載：

　　汪瑗，字玉卿，叢睦人。邑諸生，博雅工詩，見服於弇州、歷下，著有《巽麓草堂詩集》、《李杜合註》、《楚辭註解》諸書。

　　汪瑗的生年不詳，生活時代大致處於明代中叶的嘉靖王朝。根據焦竑萬曆四十三年《楚辭集解序》：“君（汪瑗）既逝之五十年，其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屬余爲弁。” 萬曆四十三年爲公元一六一五年，“逝之五十年”上推，即汪瑗卒於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一五六六年。汪瑗的小兒子汪文英在萬曆四十三年所作《天問註跋》也敘述身世： “不肖夙遭憫凶，甫離襁褓，先人即捐館舍。” 其父 “中道摧折”，生壽不長，汪瑗或與嘉靖王朝相終始。
　　汪瑗生活的叢睦，屬明代商業最繁榮的徽州，亦商亦士的風尚十分顯著，與汪瑗同鄉，作過明朝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就曾説：

　　新都三儒一賈……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餉其利，及爲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爲用，不萬锺則千駟，尤之能轉轂相巡。豈其單厚計然乎哉！（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海陽處士仲翁配戴僅合墓志銘》）

　　汪瑗的家族背景也多相似，其姪汪仲弘有述：

　　當先王父時，囊槖稍饒，首以詩書爲吾宗掃雲陸。大父承先志，凡古圖書經傳，不靳傾貲蓄之。伯父瑗，幼而穎，治經餘暇，肆其力於藏書，弗令太父知也。毘陵、震澤時以經術擅海内，大父飾羔雁，俾從之游。（汪
　　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

　　看來，汪氏家族嚮學主要是從祖父時代開始的，其父東山先生（《楚辭蒙引》“藑茅”條：“先君東山先生嘗傳其説”。）大力推揚，不僅大力建置“圖書經傳”，還送汪瑗兄弟師從名儒歸有光，這一年大概是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所謂“庚子，公（汪瑗）從太僕居鍾山”，（汪仲弘《李杜五言律註述》）期望兄弟二人能就“經藝顯”。可是，汪瑗兄弟嚮往 “詩、古文辭學”，無意功名。“學就而返” 後，遭到了父親的責備。於是汪珂“挾筴而賈游”，作了商人。汪瑗“屈首經藝，試數冠諸生”，參加科舉，但最終仍“不得於時”，“未嘗掛尺組，沾斗祿”。（汪文英《天問註跋》）也就是四十歲左右，汪瑗作出大膽絶意科舉仕進的行動：“又憤脩文不逹，四十空馳，深負庭幃，夜起燃燭，取舉子業，悉付祖龍。”（汪仲弘《李杜五言律詩註述》）
　　歸有光對汪瑗甚爲讚賞，敘述學業之事：“新安汪玉卿者，平生博雅，攻古文辭，恬澹自修，不慕浮艷，優游自適，無意功名，以著述爲心。”“精五經，通六藝，能歌詩、古文辭，註《李》《杜》、《南華文》，註《離騷》。”（歸有光《楚辭集解序》。） 歸有光所言汪瑗註《南華》，今不可見。註《李》《杜》則爲兩書。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二：“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萬斯同《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汪瑗《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以李诗之合唐律者为正律，合古律者为變律，故曰辨註。又有《杜诗律註》与并行。”《杜诗律註》今作《杜律五言补註》，見於馬同儼、姜炳炘《杜詩版本目録》，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臺灣大通書局一九七四年影印《杜詩叢刊》收入。所註《離騷》，則指汪瑗所著《楚辭集解》。歸有光《楚辭集解序》作於嘉靖戊申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五四八年。則上述汪瑗著述當完成於是年之前。只是至今傳世僅《楚辭集解》、《杜律五言補註》二種。《李太白五言律詩辨註》現存於日本内閣文庫，以《李詩五言弁律》一卷著録，“編者汪瑗，校訂者汪仲弘”，明萬曆四十一年。
　　《千顷堂書目》卷二十七另著録“汪瑗《巽麓草堂詩集》”，今亦不存。不過，有幸還能在清人閔麟嗣所撰《黄山志》卷六看到汪瑗《天都詩》一首及參與天都詩社的文學活動。陳有守的《天都社盟詞記載了這次結社活動：“嘉靖壬寅（一五四二）秋月，有守與王子亮卿過鄭子思祁高唐西望兹山，悠然興懷，倡興雅社。折簡同志，期以九月登高修好。於時踐約者凡十有六人：爲程子自邑、江子廷瑩、民璞、余子復初、汪子玉卿、王子子容、方子際明、子瞻、定之、鄭子子金、文仲、思道、程子汝南、亮卿、思祁及有守從焉。”《天都詩》可能是汪瑗參加這次活動留下的作品：“青壁高千尺，黄山第一峰。芙蓉落天鏡，丹雘耀雲松。石室留僊竈，金沙駐玉容。倘從軒後去，白日駕飛龍。”

　　二
　　《楚辭集解》是汪瑗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全書僅及《楚辭》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以及漢代諸家概被删除。包括《離騷》卷，分为两部分，《九歌》、《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各自爲卷。《天問》因有萬曆四十三年刻本和四十六年刻本兩個系統，内容分卷皆有不同。初刻本以《天問初解》一卷，四十六年刻本則有《天問註補》上下两卷。所以舊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或八卷，略有差異，或因其書著録計卷方法各有不同。其書另有《楚辭蒙引》卷上、卷下，《考異》一卷。又輯録前人有關《楚辭》總論、書序，爲《楚辭大序》，有關楚辭各篇評論、題解，則題爲《楚辭小序》。
　　書名集解，或是因爲輯録了古代各家《楚辭》相關序論，汪瑗解説屈原各篇詩歌，採録和借鑑古代最重要的王逸、洪興祖、朱熹三家楚辭學著作。汪瑗在《楚辭考異》序中説：“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略載其説。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内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者皆删去，不復綴之於各章之下，恐其繁蕪，不便觀覧。”比如，《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汪瑗：“按：虙妃，王逸以爲神女，是矣。《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虙妃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而失彼。朱子既辯蹇脩爲羲臣之非，而《集註》又解虙妃爲羲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高辛之妃，二姚爲少康之妃，則此虙妃爲伏羲之妃也，非女也。”不過，汪瑗的解説，常常對諸家多有辨正。比如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章：“王逸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古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孰謂屈子遠去之爲悲哉？”
　　《楚辭集解》特色鮮明，表現出獨特的《楚辭》文學思想和批評方法。作者汪瑗重視文本閱讀，主張以文本研究作品，研究作者及其思想情感。他説：

　　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己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即屈子之言論屈子，而以己之聞見論屈子。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亦疏矣。（《離騷》“欲從靈氛之吉占”章）

　　於是，汪瑗不拘於傳統，提出新説。他以離騷中靈氛勸去，巫咸告以吉，亂辭以“何必懷乎舊都”終結，認爲屈原最終離開楚國。又專論《屈原投水辯》，認爲“屈子自沉之事，漢初諸君子亦得之於傳聞者耳。”他引“《楚辭》言彭咸凡七見”，“未見彭咸爲投水之人”。而《惜往日》説“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絶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此表明屈子“立言之意”：“此章承上言己無罪見尤，誠可憤恚，遂欲臨淵自沉，不立於惡人之朝，終亦喪身滅名而已矣。壅君不明，情冤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所以，他説：“下二句明己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以文本爲依據，批評前人誤解，“但照本文，詞理不順，似爲牽強曲解，非屈子本意也。”這些都與歷來關於屈原身世、人生的傳統觀點截然不同。遭到四庫館臣嚴厲斥責：“（汪） 瑗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説，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 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屈原） 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闢洪興祖等謂原惓惓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掇拾王安石《聞吕望之解舟》詩李壁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也。”（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一二六九頁）四庫館臣指出《楚辭集解》兩例觀點的錯誤，可謂一鍼見血。但由此而斥《楚辭集解》“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則以偏概全，有失公允。游國恩先生就正本清源，在《楚辭註本十種提要》中據實辯正。指出：“他（汪瑗）所提出的 “新説”，有些固然是“臆測之見”，但也有不少卓越見解。”(游國恩《屈原》，中華書局，一九八○年，第八十六頁) 條分縷析地梳理了汪瑗的發明創説。比如以《禮魂》爲《九歌》“前十篇之亂辭”；認爲《九章》《哀郢》是因頃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破郢所作；《離騷》“昔三后之純粹”中“三后”爲“楚之先君”，“夏康娱以自縱”中，“康娱”二字“猶言逸豫也”，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爲“配偶神”。這些均先後得到學界的認同，稱爲王夫之、戴震以及閔齊華《文選瀹註》的創見。可是按照時代的先後，皆當肯定爲汪瑗創説。一九八三年，金開誠、葛兆光二先生聯名在《文史》發表專文《汪瑗和他的〈楚辭集解〉》，進一步系統地加以闡述和肯定。
　　當然，《楚辭集解》的新説不止於上述觀點。比如，關於“端午”的起源。夏曆五月五日古來有種種傳説，而龍舟競渡，哀祭屈原是六朝以來的傳説。古人已有質疑：“南方民又競渡，世謂屈（原）沉汨羅之日，並檝拯之，在北舳艫既少，罕有此事。”“或曰開懷娱目，乘水臨風，爲一時下爲之賞，非必拯溺。”（杜臺卿《玉燭寶典》，《諸子集成補編》[三]，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六三六—六三七頁）汪瑗則明確否定“端午”緣於哀祭屈原，認爲乃是古之遺俗。他説：

　　今觀龍舟之戲、角黍之饋，自中原以至於吴、越、甌、閩，莫不皆然。以此可以决知其爲古之遺俗，而非肇自屈原，亦非獨楚俗爲然也。（汪瑗《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萬曆四十六年刊本）

　　聞一多以文化人類學方法作了更加細密的考證，在《端午考》中指出：“我們可以推測，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長江中下游吴越民族的風俗。自東漢以來，吴越地域漸被開闢，在吴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對流中，端午這節日纔漸漸傳播到長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聞一多全集》[一]，三聯書店，一九八二年，第二二四頁）這裡，筆者並無意證明聞一多先生研究與汪瑗觀點的關係，只是認爲他的思考，既有創新，又有合理之處，才能得到學界研究的印證。又如《天問》末句：“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逸以“堵敖”爲“楚賢人”，柳宗元以爲“大謬”，洪興祖則確認爲 “堵敖” 乃楚文王的兒子。但是，何以名曰 “堵敖”，柳宗元、朱熹等皆以爲楚人禮俗：“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 汪瑗徵引楚王中多位稱敖的史實，破其舊説。認爲“堵敖囏爲王五年，爲弟惲所殺。既五年矣，仍曰未知君而死，恐非。楚康王之立三年，爲叔公子圍所弑，亦曰郟敖。” 他進而解釋《天問》末句的史實和意旨：“二句言弟惲，即成王也。惲既殺兄自立，當時有以忠名之者。屈子怪而問之。” 又釋其字詞：“試，當弑，聲畫相近而誤也。一作議，一作試，俱非。予、與同。自予，自取也，謂殺其兄而自立也。上，君也。兄既爲君，則惲乃臣矣，故曰弑上。”(汪瑗《天問初解》，《楚辭集解》汪文英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第一册，第一○ ○頁) 汪瑗的解説，清代毛奇齡《天問補註》有其印證。而游國恩先生《天問纂義》勘比諸家，亦可證明其觀點的價值：“按《楚世家》，文王卒，熊囏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伐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則此實問堵敖與成王之事”。“試者，古通作弑。王闓運得其義。”“試上自予，謂惲弑兄自立也。”（游國恩主編《天問纂義》，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第四八五頁）
　　《楚辭集解》的解説帶有鮮明的市民文化的思想傾向和開放的時代新風氣（參拙著《明人汪瑗在楚辭研究中的貢獻》，《四川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三期），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表現出的實學思潮的新特徵。汪瑗反對將詩歌簡單地當作政治諷諫的附庸，一味追求其中的微言大義，他多次提出要“輕看”，要從生活出發。他説：

　　吾嘗謂解古人之書，必先體貼於今之世俗。今之世俗即古之世俗也。求之於世俗而不得，而後求之於古可也。古人之文蓋即其所常言者而直書之耳，豈如今之文人必探賾索隱之爲哉？（《楚辭蒙引?紉》）

　　對前人解釋屈原的名字，他説：“此章‘攬揆’、‘嘉名’等字要當輕看，如今俗言父親見我初生時，替我取個好名字耳。”（《楚辭蒙引正則?靈均》）而《九歌》的題解最能表現出他的文化思想傾向：

　　 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題目漫寫己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説全不相關。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爲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爲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不可以爲無意也，亦不可以爲有意也。昔人謂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

　　《楚辭集解》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時代風氣，主要反映在萬曆四十六年刻本收入的汪仲弘的《天問註補》中。《天問註補》在解説《天問》之時，全書先後繪制十幅圖：《圜則九重圖》、《南北二極圖》、《山海輿地全圖》、《十二支宫屬分野宿度圖》、《日月五星周天圖》、《太陽中道之圖》、《太陰九道之圖》、《列星圖》、《明魄晦朔弦望圖》、《古今州域新舊河道輿圖》。汪仲弘在《凡例》中解釋圖的來源：“今即保章之所頒布，與群書之所繪行明以示人者，共分十圖，倣以繪之。” 書中也多以天文、律曆、地理、輿地、州域等自然科學知識解説，這在《楚辭》研究中也可謂之創舉。姜亮夫先生評價説：“古今考論屈賦，尚未見專圖……皆有蓽路藍縷之功。”（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新版，第四○ 一頁）在這些圖示之中，《天問註補》還引入西方天文學知識，《圜則九重圖》、《山海輿地全圖》等就是直接採用利瑪竇的繪圖及其解説。“自昔言天者，以天爲陽數之極，類以九稱之。其稱九重也，從無九層隔别之説，亦無各重稱謂之名。自利山人以西庠天文傳于中國，喜異者爲之繪圖以行。然古有回回九執曆，亦入靈臺，而耶律諸人亦自夷産，則此西庠所傳或一道也。因依式繕圖，附其説於後。”汪仲弘交待《九重天圖》來自利馬竇所傳天文學説。書中還直接引用了利瑪竇的“圖説”：“余嘗留心量天地法，從大西庠天文諸士討論已久，兹述名數以便覧焉。或問地球必九重天之星遠大幾何？……”《明史?天文志》也載述了西洋學説的傳入，并説：“《楚詞》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黄”，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説，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張廷玉等撰《明史》二，中華書局，一九七四，第三四○頁)四庫館臣在利瑪竇乾坤體義提要中言其與《天問》相同之處：“以七政、恒星天爲九重，與《楚辭?天問》同。”（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第八九四頁）汪仲弘又在“九天之際” 問後説：“邵子之説固是。但天地自相依附之外，又何所倚耶？其氣無涯，而無涯之外又何如耶？宋儒徒以理言，亦不能使人昭然也。非獨不能使人昭然，吾恐宋儒徒能言之於口，亦未能飛出乾坤之外以觀覽之，又安能豁然於心也。”這種“乾坤之外”的“觀覽”，正是西方自然科學的傳入帶來的視野，在《楚辭》研究中顯示出的新時代氣息。
　　不過，《楚辭集解》的新説中確有不少缺乏事實根據的主觀推測，甚至毫無依據質疑文本，擅自徑改文獻，以發揮自己的闡釋。如：離騷“路不周以左轉兮”，他認爲：承前“赤水”而言，“謂既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於是，他就直接將《離騷》此句文本改爲“路不周以右轉兮”。《懷沙》“常度未替”，直接將“未”改作“永”字。《悲回風》直接將“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虚僞之可長”四句，由原來第二章移爲第三章。他的理由很簡單：“此簡舊在首章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

　　三

　　我們知道《楚辭集解》的刻本在明代有兩個系統：即萬曆乙卯年（一六一五）汪文英刻本，戊午年 （一六一八年） 汪仲弘刻本。其書著録歷來都有差異，《千頃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又《蒙引》二卷。《澹生堂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七册，《楚辭蒙引》二卷，二册。《明史?藝文志》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楚辭類》存目著録：《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善本書録》著録：《楚辭集解》八卷，卷首一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天問註補》二卷。《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録：《楚辭集解》十五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天問註補》二卷。 細檢明刻原本，知乃諸家所録刻本與計卷方式不同。前四家著録系汪文英刻本，是此書的初刻本，而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録爲汪仲弘刻本，因有《天問註補》二卷，書中各卷題“汪仲弘補輯”，我們稱爲“補輯本”。
　　 兩個刻本系統的内容不同，主要指卷首的三個序和《天問》註解的差異。卷首的三個序，即歸有光嘉靖戊申二十七年（一五四八）所作《楚辭集解序》、汪瑗《自序》和汪仲弘《楚辭集解補紀由》。仲弘《紀由》屬補輯系統。歸《序》和汪瑗《自序》理當初刻所有，但是，筆者從上海圖書館藏所見，以及浙江圖書館藏初刻本，均不見歸、汪二《序》。汪瑗之侄汪仲弘又在補輯本中記述：

　　《天問註補》將竣，從兄英（汪文英）子麟（汪麟）自新都攜歸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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