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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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黄旦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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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13186546
版次:1
商品编码:12333468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94
字数:22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所收入的诸篇论文,基本都是出自年青学者之手。作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的团队成员,他们力图改变中国报刊史书写的既有路径,即重内容,轻媒介,将后者视为一种中性的工具或容器,而是从媒介理论人手,把不同媒介概念化,并由此重新理解媒介及其历史实践,展现报刊与社会及人的新的面向。书中的论文虽然角度不一,研究的对象有异,各有特定的落脚点,但都显示出探索新的报刊(媒介)史书写方式的努力和勇气。各篇论文在切入角度、材料的使用、分析的展开及其结论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呈现出中国报刊史不同以往的面貌,同时也为改进并提高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简介

  黄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媒介与社会。近著有《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现正在进行的主要课题为《中外传播思想史》。

目录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18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
——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
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
作为关系的新闻纸:《申报》与晚清义赈
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
——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
旗灯·钟楼·电话:火警媒介与城市空间
空间与媒介交织中的游戏场娱乐:大世界与《大世界》报
(1917—1927)
消失的陌生人:《新民晚报》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交往
(1949—1966)

精彩书摘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伪奏稿的传播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点对点的传播,从一个点复制而出传向其他的点。一个人占据一个节点,可以从其他多个节点复制信息,又可传向一个或多个节点。问题是,这些构成奏稿传播网络的节点有何特征?
  大体上,这些节点的构成不超过以下身份:书办、长随、幕友等不在朝廷正式编制之内的下层官吏,守备、把总、千总、提塘等中下层武官,读书人,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意人,特别是江西生意人。
  当然,之所以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构成这些传播节点,是有原因的。那些低级文官和中下层军官,并不在奏章和奏折的流通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能够接触大量的公文,他们成为朝廷政治信息流向社会的管道。那些中下层军官,接近帝国信息传播的渠道,因为在行政制度中,文官产生和处理绝大多数的政治信息,兵部控制的驿站负责传递这些公文。②在驿站、塘站供职的基层武官送往迎来着大量的政府公文。与此同时,书办、长随、幕僚等基层文书佐吏们则协助着官员处理大量的文书。长随是官员的私人家仆,书办则是衙门的雇员。由于衙门之间的沟通主要依赖公文,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复杂的政府规章以及先例,官员必须依赖经验丰富的书吏,才能在地方事务中少出差错。于是,“不断变更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职久操其事且老于事故的当地书吏”。③他们没有正式的官僚编制,书吏们收入菲薄甚至没有收入,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其在文书传递与处理中的地位以及所掌握的资源而获得。因此,他们非官非民,又系民系官,在社会关系中,又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武官、其他基层文书胥吏、市场中的商贩们相联系,这使他们成为城市与集镇中信息交换的网络节点。
  所以,这篇文章虽然称孙嘉淦奏稿的传播是一个民间的信息传播现象,但是并不意味其是真正民间的,或者说是包含整个民间社会的。以商贩为界,伪奏稿向社会其他阶层扩散的动力是有限的;而它又超出了奏稿所代表的官文书所规定的传播范围,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有限的民间信息传播网络。
  但是,这完全不是一个均质的网络。在不同的经济区域,总是形成一个又一个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传播圈子中的人总有着相似的身份,总是商贩使得奏稿在不同传播圈子和不同经济区域实现传递。书办等行政胥吏总是更倾向于向其他基层行政胥吏来传播,而基层武官也更会与其他基层武官发生关系,商铺之间的传播也是最为常见。因此,这些传播节点的连接,在首先的层面上,是以人们既有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
  在官吏聚居的城市与集镇,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伪奏稿传播小圈子,不是向当地周边其他阶层扩散,而是向远方的、不同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其他集镇和城市)扩散。官员在查抄伪稿的过程中发现:“此案情节穷乡僻壤实未周知,其附近城镇地方大率皆有传闻。”①江西按察使阿桂说:“如南昌省会五方杂处,饶州之景德镇为各处贩卖瓷器聚集之所,新建之吴城镇为各省米贩丛杂之地,其他广信之河口镇以及告赣等郡皆楚粤闽浙商贩往来之处,从前别省伪稿多有由此等处携去看者。”②
  ……

前言/序言

  大约是在三年之前(或者更早?)吧,我们组成了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团队,参与的成员基本上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经毕业的并且是在上海工作的博士。这些同学原本对中国报刊史就有兴趣,其中不少人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这方面研究,有不错的基础。其实在这之前,大家互相之间本来也就时常有所讨论,只是有些零散且大多因事而起。鉴于此,我们就把大家组织起来,以沙龙的形式定期举办活动,一方面有一个共同讨论切磋的场所和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凝聚力量,形成共同体,在创新中国报刊(媒介)史书写方面互相激励一起努力,并命之以“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团队,以示师出有名。
  除了团队成员间私底下不同渠道的交流,整个团队一般是一个月活动一次,大家或是共同阅读推荐的书,然后结合报刊史研究,交流阅读的体会和启示;或是团队成员报告自己最新完成的文章,大家互相评点,为下一步修改献计献策;我们也会一起组成Panel,参与某个学术会议,听取同道的意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挑选其中比较成熟的文章,推荐刊物公开发表。总之,读书、谈体会,写文章、讨论,互为启发,激发想象,扩展视野,共同提高,推出成果,这使得我们这个团队几年来一直充满活力。虽煞大家分处不同地点,公事私事纷繁,但凡到了约定的时间,无论刮风下雨,都会按时齐齐到来,除非是因特殊原因不得已而临时请假。
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 一部重塑我们理解信息传播演进的开创性著作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中,作者以深邃的洞察力,对报刊史的研究方法和叙事范式进行了根本性的审视和重塑。这本书并非简单梳理报刊发展的时序,而是大胆地挑战了传统报刊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更具活力和包容性的研究框架。作者认为,过往的报刊史书写,往往过于聚焦于少数精英媒体、宏大叙事以及政治事件的记述,忽视了广阔的社会层面、边缘群体发声的可能,以及技术、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在报刊传播中的复杂互动。 《范式的变更》一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报刊史的书写必须超越“宏大叙事”的束缚,转而拥抱“微观叙事”的丰富性与“跨界融合”的必要性。作者首先对传统的报刊史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的解剖,指出了其在选取史料、构建论述、解读意义等方面存在的潜在偏差。例如,许多经典的研究常常将目光集中在大都会的头部报纸,忽视了地方报刊、行业报刊,甚至是个体创办的早期刊物所承载的独特历史信息。这些被边缘化的传播媒介,往往能更直接地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地方的社会风貌,以及非主流思想的萌芽与传播。作者强调,唯有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纳入研究视野,报刊史才能真正抵达其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更进一步,作者提出了“传播生态系统”的概念,试图将报刊的演进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考察。这意味着,报刊不仅仅是被动的政治或经济的反映者,它们本身也积极地塑造着社会文化、参与公共话语的建构,并与读者、广告商、政府、技术革新以及其他文化形式(如文学、艺术、戏剧等)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视角下的报刊史,不再是孤立的技术发展史或政治事件史,而是一部动态的、多主体参与的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交织史。 在方法论上,《范式的变更》鼓励研究者拥抱更具创新性的研究路径。作者大力倡导运用“数字人文”等新兴技术手段,对海量的报刊史料进行深入的发掘、梳理和分析。例如,通过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可以揭示报刊内容的传播网络、主题演变的轨迹、不同报刊之间的关联,以及报刊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影响力。这些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传统研究方法可能忽视的 patterns(模式)和 insights(洞见)。 本书还特别关注报刊史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作者认为,传统的书写往往是以报刊机构或重要人物为中心,而忽视了读者、记者、排版工人、广告从业者等传播链条上其他关键角色的能动性。通过对这些“幕后英雄”的关注,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报刊生产的日常运作,以及不同群体如何影响报刊的内容与形态。例如,早期报刊中读者来信的出现,不仅是信息交流的渠道,更是读者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塑造报刊版面内容的重要体现。 《范式的变更》同样深入探讨了报刊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作者指出,报刊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作为权力工具、权力挑战者或权力协商者的角色都扮演得十分复杂。传统的宏大叙事常常侧重于报刊如何成为统治阶级的喉舌,或者如何成为革命者的号角。然而,作者认为,报刊史的研究更应该关注那些“灰色地带”,即报刊在维护既有秩序的同时,又为非主流声音提供有限空间的微妙平衡;或者报刊如何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内容的选择和编排,影响公共舆论的形成,从而间接作用于权力结构。 此外,本书还对报刊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性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作者认识到,将西方报刊史的经验直接套用于非西方社会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报刊,其形成的原因、发展逻辑、与社会的关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构建更具地方性、民族性和文化敏感性的报刊史研究框架。例如,探讨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就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帝国晚期社会转型、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 《范式的变更》一书为报刊史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也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鼓励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拥抱更广泛的史料,运用更多元的工具,关注更多元的叙事主体,从而构建一部更全面、更深刻、更具活力的报刊史。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推动报刊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信息传播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塑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的世界。 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敏锐把握和对理论框架的精妙构建。从对早期手抄报刊的分析,到对近代大众报业的崛起,再到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挑战,作者都能够穿透表象,触及深层的发展逻辑。书中引用的案例丰富多样,跨越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展现了报刊史研究的全球视野。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范式”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方法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够带来理解上的革命。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知晓“发生了什么”,而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不同的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种对“如何”和“为何”的追问,正是《范式的变更》一书的核心价值所在。 这部著作并非枯燥的学术论述,而是充满了思想的火花和对历史的热情。作者的语言流畅、逻辑清晰,即使是复杂的理论也能被深入浅出地阐释。阅读《范式的变更》,就像与一位博学而睿智的向导一同穿越历史的长河,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沿途壮丽的风景,更引导我们去理解这些风景背后深刻的成因与联系。 总而言之,《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不仅是对报刊史研究方法的革新,更是对我们理解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互动方式的深刻启迪。对于任何对历史、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本书都将带来一场智识的盛宴,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它重新定义了报刊史研究的可能性,邀请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角落,去聆听那些曾经被淹没的声音,从而构建一部更加完整和深刻的人类信息传播史。

用户评价

评分

总而言之,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它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语法”来阅读过往的报刊记录。它不满足于描述“发生了什么”,而是深入探究“为什么是这样发生,以及这对后世产生了何种结构性影响”。作者在处理跨学科议题时游刃有余,将经济史、文化人类学乃至认知科学的洞见融入到对报刊文本的解读中。这种深度的交叉引用和理论对话,使得全书的论证密度极高,需要读者投入相当的专注力。我个人强烈推荐给那些厌倦了浮光掠影式历史回顾,渴望进行真正深入、多维的学术思考的读者。它无疑是近年来媒介史研究领域中,一部重量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评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本书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对“主流媒体”的过度关注,转而将焦点投向了那些边缘化、但影响力不容忽视的另类刊物。作者对政治宣传材料、私人通讯以及短暂存在的“地下出版物”的挖掘和解读,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报刊”这一概念的边界。这种对边缘声音的重视,使得整部作品的批判性力量得以凸显。它不只是在记录历史,更是在审视历史的记录方式本身,质疑了谁有权讲述历史,以及这种讲述如何构建了我们今日的集体记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比它在史实罗列上的贡献更为宝贵。

评分

这本关于新报刊史的书籍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它并没有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报刊发展脉络梳理,而是深入探讨了报刊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转换。作者似乎花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二十世纪早期,报纸如何从单纯的信息发布工具,逐渐演变为一种影响公众舆论和文化思潮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其中关于城市化进程如何重塑了报业生态的论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分析。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时所展现出的平衡视角,它避免了将历史人物简单地符号化,而是将其置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读完之后,我对报刊史的理解不再是孤立的行业史,而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变迁史。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具有匠心,它不像传统编年史那样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几个核心的“概念断裂点”来组织论述,使得历史的演进逻辑清晰可见。特别是关于“专业主义”概念在报界兴起与衰落的讨论,处理得非常深刻。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专业主义视为进步的标志,而是将其放置在市场化、技术革新和政治压力的多重挤压下进行审视,揭示了这种专业精神是如何在不同力量的拉扯中被不断地重新定义和协商的。读到后期,我几乎能感受到那种知识分子在坚守原则与迎合市场之间的巨大挣扎,这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和满足感。

评分

阅读此书的过程,犹如跟着一位博学的向导,穿梭于历史的迷宫之中。我原以为这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和档案细节,让那些陈旧的史料重新焕发生机。比如,书中对某几份地方性小报在特定时期如何捕捉和引导民间情绪的分析,非常细腻入微,甚至让我感受到了当时读者的心跳。这种叙事上的张力处理得恰到 উৎকৃষ্ট,既有宏观的理论框架,又不失微观叙事的温度和质感。对于任何对媒体社会学或者传播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窗口,它展示了信息载体如何与其所处的时代进行深刻的相互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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