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前途和使命》匯集瞭許嘉璐先生十餘年來研究中華文化成果的精華,全書分為十六個部分,全麵分析和總結瞭中華文化的主要內容和特質以及作為中華文化基本因子的儒學、佛學、道教等的基本精神,指齣瞭當前文化建設麵臨的問題和癥結所在,以及中華文化所肩負的曆史使命、發展方嚮。主要內容有:一、中華文化的一般內涵,二、中華文化的特質,三、瞭解中華文化的途徑和方法,四、中華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儒、釋、道的當代價值和意義,五、中華文化與“文化強國”的關係,六、當代文化建設的睏惑和癥結,七、中華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書稿的構成:神秘—生疏——中華文化解讀;文化的多元和中華文化特質;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漫說;訓詁學與經學、文化;關於儒學若乾問題的辨識;禪宗——中外文化相融之範例;道教經典的時代性闡釋及其意義;中華文化重任在肩;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當今社會的價值和意義;漫談“文化強國”戰略;文化建設的睏惑和我見;當前文化問題的癥結在哪裏;對於中華文化和新文化建設的思考等。
許嘉璐,1937年生,字若石,江蘇淮安人。曾任全國*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師範大學教授,漢語文化學院院長;中國*語言學傢、教育傢、社會活動傢,漢語史、應用語言學兩個研究方嚮的博士生導師;兼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兼理事會理事長。多年從事語言學與研究工作,主持多個國傢重大科研項目。著有《未輟集》《未成集》《未瞭集》、語言文字學及其應用研究等多部專著及大量學術論文。在古代漢語、訓詁學、音韻學、《說文》學、古代文化學等方麵有深入研究。撰寫瞭《古代文體常識》《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古語趣談》等著作。主編瞭《中國傳統語言學辭典》《中國古代禮俗辭典》《古代漢語》《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和《古今字匯釋》等。主持《文白對照十三經》《文白對照諸子集成》《二十四史全譯》等大型文化工程。
前言:*格局巨變與中華文化擔當
*講 當前文化問題的癥結在哪裏
一、我不得不去思考文化問題
二、什麼是文化,什麼不是文化
三、要把握文化,首先要將它條理化
四、文化三個層級間的關係
五、文化的層級和係統間相互糾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六、文化發展的五大規律
七、當前文化問題的癥結
八、幾點對策
第二講 中華文化源流(上)
引子
一、自然—人群—文化
二、傢庭—傢族—國傢
三、宗教—禮製—習俗
四、封建—郡縣;帝王—*
第三講 中華文化源流(下)
五、庶士—世族—士臣
六、百傢—儒傢;道學—理學
七、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比較
八、中華文化衰敗的原因
餘說
第四講 文化的多元和中華文化特質
一、文化的本質是多元的
二、文化是各個民族的文化,有本質不同的交往方式
三、文化的多元性受到空前重視
四、多元文化對話的核心是信仰和宗教
五、中華文化的特質
六、中華文化的哲學特質在己身內部的錶現
第五講 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
一、什麼是中華文化
二、如何把握、觀察文化
三、中華文化的底蘊
四、中西文化的同異
五、中外文化交際的原則
第六講 認識一下儒傢經典
一、儒傢與**宗教
二、概說《十三經》
三、儒傢的*問題
四、破除神秘感
第七講 訓詁學與經學、文化
一、問題的提齣
二、訓詁學與經學
三、訓詁學與文化
四、訓詁學與詮釋學
五、訓詁學的工具、範圍、目的與目標
六、現狀與展望
第八講 關於儒學若乾問題的辨識
一、關於儒傢是否保守的問題
二、關於儒學能否引領中國走嚮現代化的問題
三、關於儒傢對利和義、法和德關係的認識
第九講 禪宗——中外文化相融之範例
一、佛教要義
二、佛教傳入中國之過程
三、佛教與中華文化之相融
四、禪宗之一統
五、範例之啓示
第十講 中華文化重任在肩
第十一講 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一、文化的層次和類彆
二、中華文化形成的環境和條件
三、中華文化的成長和細密化過程
四、曆史趨勢的逆轉
五、文化自覺與文化建設
第十二講 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當今社會的價值和意義
一、文化的發生、發展及其層級
二、中華文化的形成與定型
三、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
四、中華傳統文化在當今時代的價值與意義
第十三講 漫談“文化強國”戰略
一、製定和實施“文化強國”戰略,既是中國自身的需要,也是*未來的需要
二、思考文化戰略必須遵循文化發生、發展、壯大以及由興而衰、由衰而興的規律
三、一旦中華文化能夠大踏步地“走齣去”瞭,就意味著中華文化之身已經強健瞭
第十四講 對於中華文化和新文化建設的思考
一、文化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當前文化建設的緊迫
三、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
前言
*格局巨變與中華文化擔當
這幾年齣現瞭久盼纔來的文化熱、“國學熱”,各族人民的“懷舊”和渴望,人文、社會、哲學等專業學者的燈下伏案,黨和*的不斷支持、提倡,是正在興起這一熱潮彼此呼應、相互支撐的三大支柱。麵對這一情況,我國人文、社會、哲學等學科應該如何迴應之?
橫觀*,歐、美、亞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在反思,不時地迴顧由蘇格拉底到亞裏士多德留下的遺産和缺陷,對“現代”發齣質疑,審慎而嚴厲地批判西方(盎格魯·撒剋遜—希臘·羅馬文化區域)工業化“現代”社會的種種惡疾。這些聲音,無意中與中國文化的動嚮發生瞭共振,形成東西夾擊之勢。
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學人應以什麼樣的視角、胸懷和方法去審視*大勢,反觀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現代的文化現狀?又如何與*人民聯手,共同應對人類深陷的種種危機?
*正在發生甚至可以說已經發生瞭巨變。宣告必然、必須要發生這一巨變的,是遍布於全球、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機(或曰“風險”)。環境急速惡化、局部衝突不斷、核戰的可能性、貧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頻發、不平等的普遍存在……這不能不促使人們警覺:地球怎麼瞭?人類怎麼瞭?社會齣瞭什麼毛病?未來的路在哪裏?中東的亂局、歐洲的“難民潮”、英國的脫歐、美國的“分裂”……不過是事情的錶象、危機的序幕。人類身陷其中的種種風險,通常容易被人割裂開來,分彆關注。有的人似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卻又時而指責詛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平和所學專業的局限,也因為在相關報道和分析的論著中充斥著專業術語和“行話”,妨礙瞭社會對風險的認知和關注。於是,我們似乎看到瞭這樣的景象:在被一片濛濛灰霧覆蓋下的人們中,有人逐漸警覺,有人發齣告誡,有人苦思對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戲,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險後果。這時人們*需要的是什麼?需要社會如《莊子·逍遙遊》裏麵的巨鯤,化而為鵬,“怒(鼓足力量)而飛”,“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俯瞰下界,究其懵懵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尋人之身與心、人與人、人與自然本應具足的和諧共生之路。應該由誰負起這副重擔?學人、*、民眾,不分學科專業、部門高低、城鄉差彆,都應以清醒的頭腦、明察的眼睛、堅強的雙肩,勇敢地擔當起來,由所有民族共擔重任。
社會是復雜的、層次式的。*綜閤國內外情況、吸收專傢意見,領導全社會力挽狂瀾。學界的責任在於率先透過現象捕捉本質,嚮上建言於*,嚮下達至全民,究其緣由,揭示人心,鞭撻邪惡,探尋齣路。我所謂的學界,並不單指人文、社會、哲學學科,也包括瞭自然學科和技術領域,因為人的主觀情況和客觀環境條件的復雜性、多樣化,絕不是某一個或某一類學科一支孤軍即能探究的。至於廣大民眾,作為國傢和民族的主人、主體,既應該受到公平和盡可能的保護,也應該成為化解危機的主力。單從這一角度說,民眾也應該得到良好的、真正科學的熏陶和教育,成為對*走嚮保持清醒頭腦的巨大群體。
明擺在世人眼前的*性危機,是自人類脫離瞭采摘狩獵和農耕,進入工業化,生産率韆百倍地提高,相應地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也提高瞭韆百倍而造成的。農場主或貴族轉營工業的收益因此而節節提升,於是,生産率—資源—利潤空前緊密的關聯就此開始。工業化極大地促進瞭技術和科學的發展,技術和科學又不斷地提高生産率,於是社會迅速前奔。工業産品需要更為廣大的市場,生産資料需要無限的供應地,這就是齣現“殖民運動”的實際推動力。伴隨著“殖民運動”,層齣不窮地齣現瞭論證工業社會符閤“理性”、科學成果的*性、歐洲文化中心論、侵略並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聖性的論著,學術派彆也迭齣而炫目。人們或被迫或甘願緊隨其後,去接受上帝的代言人前來傳播“天國”的福音。
隨著現代槍炮、老式*、工業産品滾滾而來的,是當年擺脫瞭《創世紀》思路的全新觀念。“上帝已死”?不,他還活著!生活在“*中心”的自然科學傢和人文學者,心之深處仍然潛藏著希伯來—希臘·羅馬的哲學,“文藝復興”把人格神請下瞭寶座,卻同時創造瞭一個令人震驚艷羨和崇拜、帶著舊神之靈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發展越來越快的科學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藝復興”乃以希伯來—希臘·羅馬混血之軀殼,“興”起“新*”之神,而對紀元前後的文化和中世紀的黑暗並沒有從根子上予以否定。
自人類成為人類以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指群體之間)隻有三種方式:隔絕、對抗、對話。在任何曆史階段,人類關係從不會是純一的隔絕、對抗或對話,而是以其中一種方式為主,其餘二者為輔。遠徵、“發現新大陸”、踏上“東印度”,是人類從以隔絕為主轉為以對抗為主的標誌性實踐,兩次空前的*大戰則是對抗階段的巔峰。“物極必反”,先進武器、血腥屠戮都産生在基督徒集中地區,即秉持“工業化社會”極力嚮濛昧、野蠻地區和國傢推廣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精神原則的*中心,亦即現代科學技術*發達的“曆史中心環”裏。這個“環”即過去人們常常說的“西方列強”,他們自認為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地區(“非西方”)的“主人”。
此前“*中心”之“核”,先後是荷、葡、西、意、法、英等歐洲國傢。經兩次大戰,大英帝國元氣大傷,中心之“核”移到瞭美利堅。美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究其實質仍在於其製度本源,在其工業化—資本化—金融化—自由化的路上,徑直地把高喊“自由、平等、博愛”口號(還可以再加上“人權”)的中心引上瞭懸崖。眾所周知,經濟領域的自由化,簡言之就是市場拒絕*的規劃、乾預、約束,一切隨市場之便。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獨霸,“自由化”愈加“自由”,號稱“新自由主義”,憑藉其**富有的經濟體實力和地位,集老殖民者給其所侵略地區製定的“規則”之大成,通過廢除金本位、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銀行和經閤組織,給全*製定瞭規則,再加上為保護這一新型殖民運動的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攬子指針,構成瞭近一個世紀的“*秩序”。
若僅“就事論事”看,也就是把當前*情勢從曆史和環境中單摘齣去分析,美國在西歐的參與下,的確推齣瞭“新秩序”;但如果把錶象翻過去看,露齣來的不過是老殖民主義穿上瞭新衣,其內核仍是啓濛運動留給後代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機械論、終結論,*論、宿命論之類已多次被曆史否定瞭的“原則”(西方有的學者稱之為“範式”)。“*秩序”,實際就是用極巧妙的方式把這套規則強行推到全*而已,無論是所謂新興國傢(大多為前殖民地),還是“西方”內部美國之外的國傢,無一幸免。
“*秩序”僅就其字麵理解,就是*各國共同遵循的規則。基辛格以這個詞語為其新書命名(World Order)。他在書的《序言》中說:“該體係(案,指規則、秩序)沒有一個各國均認可的定義。”甚至直率地指齣:“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秩序’。”但是早在19世紀初,美國就已經聲稱:“我們是全人類的代錶。”從“代錶”到“*秩序”的製定者和總指揮隻有一步之遙,而這個短暫的距離,就是踏著“*秩序奏鳴麯”走過的;指揮和演員則是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和他們身後的政客。
何為“秩序”?我們引進詞源學的一點例證,對於弄清楚其實質似乎不無益處。《說文》上說:“秩,積也”;“序,東西牆也”。“積”字也從“禾”,以之釋“秩”,原指收割後禾粟的儲存形態;此猶《史記》所說的“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積”都有個次第,這個次第是事物本有的(“秩”中之“禾”易之以“巾”而成“帙”字,錶示書策之次第,取意相同)。“序”所指的“東西牆”,乃謂古人室前階上之“堂”左右兩邊的牆(堂無頂,坐北朝南,南邊無牆),“序”就成瞭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齡或尊卑安排座席的標記性設施,因而就也有瞭次第之義。這個次第是由民俗演變而成為禮儀的,創立者不知誰何,換言之,是公認的。由此可見,漢語的“秩序”涵蘊著物隨其自然、人循其倫理而排列的意思。漢語的“秩序”和英語的Order對譯,而Order除瞭規則、程序這類意思外,還有“命令”之義。例如Order in council,既可譯為政務令,也可譯為樞密令。中英詞義上的這種微彆,是否可以引發這樣的思考——“*秩序”,在中國的古今語境中隻是指*各國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認的、彼此相處的目的、方式和原則,而World order則隱含著(甚或是在暗示著)由某國或某集團製定並以不斷翻新的花樣“命令”各國必須遵守、不得違規的意思。基辛格在《*秩序》中引用瞭1839年美國*探險遠徵隊John O�餝ullivan文章中的這樣一段話:
我們是代錶人類進步的國傢,誰會給我們的前進設限呢?又有什麼力量能給我們設限呢?上帝與我們同在,世間沒有任何國傢可與我們媲美。
基辛格概括瞭該文中的意旨:
一個偉大、自由的聯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國傢之上,願意將其原則傳遍整個西半球。
……
美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傢,還是上帝神聖計劃的推手和*秩序的縮影。
John O�餝ullivan 生活於美國雄心已勃勃但尚未稱霸之時,一個多世紀後,小布什在發動侵略中東的戰爭之後,“口誤”地聲稱這是一場“新十字軍東徵”。今古相映,不管二人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選民”的身份是否已從猶太民族轉到美國基督新教教徒那裏,其自詡為有資格為全球製定“秩序”、統轄整個人類的至高無上的觀念,已經瞭然如指。
“*秩序”胯下的一匹駿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圖和規劃,早在1947年製定的“關貿總協定”已經奠定瞭基礎,但在“冷戰”和眾多殖民地尚未獨立時期隻能實現“半球化”,或者可改稱為“西方一體化”。直到1991成立瞭WTO(“*貿易組織”),纔真正飛快地實現瞭全球化。
全球化的實質,就如我以前多次說過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將其多餘的産能、産品、資金轉移到第三*(即不發達國傢,其中絕大部分是西方列強的原殖民地),*終的目的是攫取無限度的高額利潤。
人類社會的每一階段(*原始人群除外),經濟(*初是生存所需的食物)和社會結構、政治,以及後來從狩獵演變齣來的軍事行動之間,從來是密不可分的。演變到高級資本主義,高度壟斷以及非實體經濟急速發展,經濟和文化、政治等的聯係越發緊密,於是,“全球化”,遠非限於經濟領域。直言之,人們(尤其是美國)所說的“全球化”實亦“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價值觀全球化”“傳播媒體全球化”“經濟和社會管理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在口頭上大講“文化多元”,而其中卻潛藏著多元中有一元是淩駕於他者之上、要消解他者、使其歸順於“我”這一元的意圖和目標。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和金融資本暴增擴張,這個“我”已專屬美國,連多年盟友也掃進“他者”之中瞭。這種“全球化”,以交流為藉口,以壟斷為手段,以友誼、援助、促進教育、支持發展、增加收入等為旗幟,遮掩瞭食利者的真實麵目。由於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經曆一百多年,甚至幾百年被壓迫豪奪後,急盼著財富的增加和國力的強盛,於是張開雙臂歡迎之。的確,在接受瞭“全球化”的這些國傢裏,“現代文明”“*真理”,果然紮根瞭,發酵瞭,膨脹瞭,但自己民族的寶貴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新自由主義的霓虹燈和激光圖影的閃爍中,顯得如此老朽、醜陋,因而被不少人拋棄瞭。
日久見人心。霸權掌控下的“全球化”肆無忌憚地暢行於*不過20多年(以WTO成立之日計),“新興國傢”先後真的“興”起來瞭,但多數沒有探索自己應走和可走的路,幾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藥方吃藥,走得越快,跌得越重。例如阿根廷、墨西哥、烏剋蘭等國即是,俄國葉利欽所歡迎接納的“休剋療法”當然也在其中。而一旦有誰不順從,違背秩序,輕則中止“援助”,繼而“製裁”,太不聽話則發動顔色革命、動槍動炮。智利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推翻阿連德*的軍事*,以及後來在中東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及其所造成的惡果,已為世人所詳熟。也許人們沒有忘記小布什的“口誤”,那麼這句話就能幫助不明就裏的人們溝通瞭古今,明白瞭那不過是韆年之前宗教與騎士為奪迴聖地、“聖墓”進行的徵伐、屠戮換上瞭“新自由主義”旗幟,以“反恐”之名對阻礙“全球化”而發動的討伐而已。恐怖與極端勢力確實存在,但“新自由主義”不自省這二者之所以“成瞭氣候”的社會、曆史、經濟、政治種種根源以及自己的責任,仍在堅持亨廷頓構建在二元對立、文化排他等“現代”理念基礎上的“文明衝突論”。另一個奇特景觀是,“恐怖主義”“流氓國傢”兩頂嚇人的大帽子拿在國際*者手中,隨時可以扣到不守“秩序”者的頭上。證據呢?有時可以“莫須有”。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20餘年前齣版瞭一本《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對多數人的權利、自由市場、傳媒、人權、侵略等問題,較全麵地解剖並尖銳地抨擊瞭美國的內外政策。就像其書名所顯示的,他認為這二者幾乎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麵,一個是理論體係,一個是據此理論對全*發布的號令。威斯康辛的羅伯特·W·邁剋傑尼斯為喬姆斯基這本小書寫的“導言”直截瞭當地指齣:
之所以齣現市場的全球化,是因為那些發達國傢的*,特彆是美國*,將種種貿易閤約和協定,強加到*人民的頭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們,能夠輕而易舉地主宰其他國傢的經濟命脈,卻不需為那些國傢的人民承擔任何責任。
……
新自由主義傳遞的一個*強信息是,目前的狀況無須改變,人類的發展已經到瞭*高階段,難以再有什麼發展的餘地瞭。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列齣下麵這樣一張圖,也許能簡明地顯示齣時時見於書刊的一些時政名詞術語之間的關係:
這個環形簡圖中詞語間的直綫,我完全有理由改為數學的等號,並且可以把它平列為逆等式(藉用四則混閤運算術語):
*秩序=經濟、文化霸權=新自由主義=美國價值觀=文化帝國主義=“曆史的終結”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全球化”推行不過數年,有預見性或敏感性的民族與國傢以及美、歐的一批智者已經揭其本質,陳其惡果,甚至直稱美國所極力鼓吹、軟硬兼施構建的是“文化帝國主義”(2002,〔德〕伯爾尼德·哈姆、〔加〕拉塞爾·斯曼戴奇等)。近年來,“帝國”式微之象天天見諸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傢)的傳媒;遍及全球的對於本土或民族文化傳統的懷念與迴歸,就是對“全球化”“美國化”的抗拒和*。真正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莫過於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與會者“明確感知到舊的國際秩序難以維係,需要確立新的秩序”(傅瑩)。今天*一片混亂和迷茫——一切都在不確定性當中——但是,也有日益增多的人越來越明曉其根源,就在於“西方”“秩序”和“真相”。
未來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樣建立?就像電視劇《西遊記》主題歌的歌詞所說:“路在腳下”——就在幾韆年乃至上萬年的文明史中,就在人類自己的“一念”之間——是繼續沿著彼此對抗,唯物質享樂是求,以戰爭、屠殺、壓迫為樂事的舊路走下去,依然如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所說,*的主要責任是“保護少數富人”(轉引自喬姆斯基)這一套路去管理國傢和*?還是改弦更張,走上包容、和諧、互尊、互鑒、互利,為多數人、為*、為永續的康莊大道?
中華民族*早形成瞭高度發達的農耕社會,在生産活動和社會生活中*早、*完整地體驗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現在與未來、物質與精神之間應該有著怎樣的關係。
眼下,為“*秩序”思考、研究、呐喊、爭辯之聲哄然雜遝,粗略分之,大約有固守派、悲觀派、迷茫派和顛覆派數種。一提到固守派,大概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在1998年金融危機和非美國傢逐漸覺醒的形勢下,雖然聲稱懷疑瞭自己所堅信的新自由主義和曆史終結論,但他隻是用資本主義衛道士的眼睛,尋覓資本主義製度機體上小傷小疤。加拿大*學者馬剋·斯坦恩,2006年齣版瞭他“*好”的一本書《美國獨行——西方*的末日》。書中,他既驚愕於西方之將衰,又堅持著美國中心論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把西方*之麵臨末日歸結為若乾枝節性、技術性的問題。我覺得稱之為“悲觀者”頗為恰當,因為他看不到未來。在理論界,“迷茫者”尤多,他們看到300多年來的秩序已經破碎,卻未知其由,遑論探索未來,每一發聲或僅局於一隅,或言不及義,書文中彌漫著悲觀氣息。顛覆派不但痛斥新老自由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之邪惡,矛頭直指占人口僅1%的食利者,而且一再提齣要重塑文明、再建秩序、尊重文化多樣性、開展跨文化交流。例如,圖賓根大學的孔漢思,多年倡導各種宗教、信仰共建“*共同倫理”,都是令人贊佩敬仰的勇士。但是似乎在這一類學者中像《十字路口》(Crossroads)一書的作者彼特·諾蘭(Peter Nalan)那樣,特彆注意到西方(尤其是美國)應該關注*東方的學者並不多見。諾蘭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當代經濟發展及社會問題給予瞭高度重視,認為美國應該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並從中國的儒傢、道傢那裏汲取養料,避免二元對抗的弊病。
即如我們在上麵略述的,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剖析當代,環顧東西,窺測未來,頗多啓示意義;但在我看來還有以下可以或應該補苴之處。
1.他們沒有嚮人們清晰地顯示齣(或許並沒有意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復雜性,當然也就沒有分析每種文化內部的層次及其相互關係,因此時時把一些文化錶象和文化核心(信仰、哲理)混而論之。
2.由是之故,在反思西方(特彆是美國)形勢一至於此的文化根源時,鮮有觸及問題癥結之所在者。例如,西方政黨、*、學術“*”十年間即失去瞭選民的信任,顯赫的經濟美景及其相關的理論大廈轟然倒塌,根本的因由不外乎*少數對大多數掠奪過分,財富落不到圈外人而已。但是為什麼多數人對此諱莫如深?是思維的局限,還是“新自由主義”施加的“政治正確”壓力所緻呢?
3.許多西方學者(有些即原來的“後現代主義”者)在極力批判“現代”的哲學理念、“*真理”和思維方式的同時,卻不免在不知不覺中又墜落陳舊的窠臼之中,因而難以避免齣現“自悖”之處,當然也就不易切中骨髓。
4.大多西方學者對於東方傳統文化和近百餘年的狀況,特彆是中國當代的起伏變化普遍缺少瞭解,這是近200年來中—西交流偏嚮於“西學東傳”這一不平衡狀態的反映,也是有待於東方諸國提供閤作的領域。
說到這裏,我們該返迴到本文題目的下半段瞭:中華文化的擔當。
以上的文字,其實都是敘述我所感受和認識到的西方文化的危機、*秩序的荒誕,以說明人類遭遇的噩夢乃是現代文化、科技、經濟、政體、思想、生活方式所造成。麵對這一幾百年來空前的格局大變革,僅靠危機中心地帶知識精英的自覺是無法應對的;中華文化經曆瞭數韆年的血火錘煉、櫛風沐雨,形成瞭湯因比所稱贊的五韆年的“超穩定”,積纍瞭豐富的管理國傢、遴選人纔、防微杜漸的經驗和文化。因此,對於關注、認識和挽救人類於泥淖這一曆史性任務,中國有著實實在在的自信。
這種文化自信來源有二:一是全麵深入瞭解瞭自己民族的文化寶庫竟如此豐富而璀璨,通過比較,更堅定瞭在多樣化的古今文化中,中華**的特色,截然區彆於尊崇“叢林法則”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的曆史,特彆是親見親曆的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果,和西方日薄西山、五大洲亂象叢生形成瞭強烈對照,而彼此的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中國這株碩大的不老樹的特色,即在於其根深且深植於億萬人民的記憶中。反過來說,中華文化之源遠流長,幾經衰而復興、“遇難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於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對自己文化的自信。由此想開去,我們本著對萬事萬物(由肉體到精神、由個體到集體、由個人到宇宙)規律的認識,目睹全球混亂、汙濁、殘酷的現狀,也從不悲觀。我們堅信,大亂之後必是大治。曆史沒有終結,而且永遠不會終結,終結的隻不過是曾經如日中天,但已不閤時宜的思想和製度,就當前說,就是瘋狂的資本主義,這和工業化和現代主義當年終結瞭帝王製度的那場巨變何其相似乃爾。
中華民族,尤其是民族的知識精英,是否應該在如下幾個方麵盡力?
1.清除掉自己身上瀦留著的西方有害激素。我們不要輕視百餘年來西學東侵滴進民族肌體中的不良“營養”,它已沉澱在教育、學術、商業、科技、傢庭等領域,隨處可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和偏遠地方,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受害較少)。這些“雜質”來自“現代”和“全球化”,已經阻礙瞭西方自身的正常發展和變革,也在阻礙著我們各項事業的進步。當然,我們永遠不會拒絕學習他者之長,包括歐美的成果和經驗。例如,開展不同文化間人文、社會、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對話與相互滲透,即可補我之哲思注重整體性而稍嫌籠統之不足。
2.篩去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當然這就需研究、辯難和爭論。中華文化中有許多思想和理念是*時空的;有些是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演進的;有些則是經過生活與科學的檢驗應該拋棄的。既然“人無完人”,那麼即使是古聖賢的言行,也可能在當時就並不能成為經典,何況對於韆百年後的今日,豈可皆以為瑰寶?當然,是非長短,有仁智所見之異也是常情,因此在研究中的批判與自我批判不可或缺。為此,我們應該學習“鵝湖之會”,硃、陸等各持己見,往復辯詰有年,未衷一是,硃熹復請陸九淵至己所主持的白鹿洞書院暢論其見,此乃宋代大儒留給後人的學林佳話及典範。至明,齣現瞭集儒學學統、道統之大成的王陽明,不可謂與“鵝湖之會”沒有關係。我之絮絮於學術史上此一眾所皆知之事,乃因當今學界尚缺乏此種氣象,希望盡快有所改變而已。
3.當今中華文化急缺者,為學者與現實、與大眾、與教育係統之嚴重脫節。無論人文、社會、哲學學科抑或自然學科和技術,學人、科學傢大多局局於高等學校、研究院所的書房和實驗室中,鮮有走齣大樓到社會中調查民眾對文化之所期,或者進入中小學課堂和社區(含工廠、村寨)去講課、演示和座談者。與男女老少麵對麵交流,這是現有的任何媒體所不能代替和比擬的。民族傳統的保存和傳承,一仗*的重視,一靠學界的研究和普及,一憑廣大民眾的知而行之或行中獲知。我把這一過程戲稱之為“固本強身”。
4.學會並實施中華文化走齣國門的偉大事業,使中國人的智慧達到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之處。文化多樣性的邏輯延伸,就是文化間的交流。文化交流也可分為三個層麵或闆塊:*、政黨間的交流主要是彼此戰略、政策和具體事項的互告互知,參與者都是為瞭捍衛自傢的利益;民眾的交流(包括商貿和通婚)一般是分散的,停留於文化錶層的;學界的交流則將涉及文化的核心或底層:哲學、曆史、心理、信仰。這種交流雖然參與的人少,卻具有極強的代錶性和影響力。中華文化走嚮*是對人類*大的貢獻之一:和而不同、天人一體、人我同命、手足相應等理念,與當前統治著全球的“*秩序”既相剋也可以相生。時時有西方政要和智庫,從不同角度一再指稱中國要改變現有秩序並要取現在的“*”而代之。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典型:“*秩序”早已自失其秩、已亂其序,何勞中國去改變之?多極*已成定局,文化多樣化開啓瞭人類往來的新紀元,我們的子孫將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協商共享的地球上,何勞什麼人齣來當*、充壇主?西方的這些同行們多慮瞭,也過於看得起我們這個東方古國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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