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写《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目的是为了总结30年与俄共“和平共存”斗争的“血泪经历”,作者本人怀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出版了这部著作。
内容简介
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人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莫斯科的鼎力支持,在国民党内资历尚浅又没有多少根基的蒋介石,能够一跃雨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苏联不遗余力地援助过国民党。但是,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毕竟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暗中支持,共产党很难那么快就发起辽沈战役,并一举拿下整个东北。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
1. 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商议中俄“共同行动”
2. 蒋介石为苏联红军的精神所感染,非常激动和兴奋
3. 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以为莫斯科“不把他放在眼里”
4. 莫斯科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使蒋介石大为不满
5. 蒋介石表示不相信苏联人的话,孙中山则断定蒋介石“顾虑过甚”
6. 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蒋介石主持下,“色彩是相当红的”
7. 在苏联顾问扶助下,不到40岁的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第二章 进攻与退让
1. 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使他深得鲍罗廷的信任
2. 布勃诺夫断定:“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共的“半暴动”
3. 蒋介石扬言:如果不批准我辞职,就应该让季山嘉回国
4.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然而,苏联人却选择了退却
5. 蒋介石回忆说:鲍罗廷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
6. 鲍罗廷表示:应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让步,不反对“整理党务案”
第三章 “清党”反共
1. 鲍罗廷积极支持北伐,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
2. 北伐战争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
3. 鲍罗廷主张利用北伐倒蒋,远东局认为鲍罗廷在搞“投机”
4. 莫斯科坚持以武汉为首都,在迁都问题上,蒋介石出尔反尔
5. 共产国际拒绝接纳国民党,却任命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
6. 鲍罗廷警告蒋介石:如果有人压迫农工,反对C. P.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想法子打倒他
7. 在饱尝了“利用蒋介石”的苦果之后,莫斯科终于断绝了同蒋介石的关系
第四章 中东路事件
1. 斯大林声称:在中东路问题上必须规定苏联的某些“特权”
2. 蒋介石宣称:先收回中东铁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
3. 苏联召回使馆人员,蒋介石扬言要同苏联绝交
4. 蒋介石称: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计划,“全国军队可随时赴援”
5. 苏军大举进攻,蒋介石叹息:“四月辛苦,付诸东流”
6. 尽管南京政府一再抗议,也未能阻止苏联将中东铁路
出售给伪“满洲国”
第五章 再度携手
1. 面对共同的敌人,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开始寻求新的合作
2. 共产国际表示:要真正武装抗日,就必须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
3. 蒋介石对莫斯科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
4. 日军大举侵华,英美等国却在袖手旁观,只有苏联迅速作出了反应
5. 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斯大林表示: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
6.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斗胆”提出“超出常规的请求”
7. 国民党所有战区都有苏联顾问,而共产党军队里却只有苏联记者
8. 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挑唆”苏联同日本“公开交战”
第六章 莫斯科的交易
1. 随着欧洲战争的行将结束,莫斯科卷土重来,重新染指中国新疆
2. 莫斯科抱怨说,中国有了美国这个靠山后,就把苏联全然抛在脑后
3. 苏联提出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4. 斯大林宣称,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不会以任何形式阻碍中国统一
5. 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作出了“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
6. 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国民政府最好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将进入满洲
第七章 斯大林在中国搞“南北朝”?
1. 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
2. 莫斯科对中共的暗中支持,使国民党在接收东北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3. 苏联把东北经济合作作为撤军的条件
4. 斯大林担心美国势力向东北渗透,蒋介石表示,东北不会成为反苏基地
5. 苏军要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部队,以便同国民党争夺东北
6. 毛泽东怀疑斯大林有意在中国搞“南北朝”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莫斯科支持的“左派”领袖
1.孙中山派蒋介石出访苏联,商议中俄“共同行动”
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和孙中山在各自的国家里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而且彼此之间都关注着对方的革命。1912年7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上发表文章,称赞孙中山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还说,孙中山颁布的革命纲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1917年11月发生的十月革命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关注。在革命爆发后的第3天,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就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918年1月和3月,孙中山两次指示中华革命党人密切注视俄国革命的动向,以期互相援助。7月,他致电列宁,表示十分钦佩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认为苏俄的建立给东方人民树立了榜样,使这些革命的人民有信念去建立与苏俄同样“新式的和巩固的制度”。
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就是争取人权和民权。所谓人权,就是实现“农民工人生活之改善”;民权则是“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而中国革命的要求也无非就是这些。所以,孙中山在1918年7月致列宁的电报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并且建议“中国革命党和俄国共产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欧战胜国纷纷转向中国,企图恢复其在中国的特权,唯独苏俄对中国表示了友好。对于孙中山的上述举动,莫斯科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国发生的事件首先在亚洲邻国产生了反响。在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下,中国南方人民已经自觉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前几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声明”。8月1日,契切林致信孙中山,称他是“敬爱的导师”,“中国革命的领袖”。契切林在信中介绍说,俄国革命目前遭到了国内外敌人的围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个“力量悬殊的斗争”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他建议中俄联合起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联盟”。
与此同时,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对于这个宣言。蒋介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这个宣言使中国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
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人到中国寻求同孙中山的接触,波达波夫就是最早的一位。据波达波夫说,1919年年底至1920年年初,他在上海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狂热的反英者”。在接触中,波达波夫说服孙中山向莫斯科派遣两名代表。一位是廖仲恺,另一位是朱执信,于1920年8月取道欧洲前往莫斯科。波达波夫还将刊有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的英文版小册子送给了孙中山。
1920年夏,俄共(布)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刘江拜会了孙中山。双方还达成一项协议,准备把中国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并且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中国南方军队的集结地区。刘江在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中提到了孙中山准备向苏俄派遣两名代表的想法,他们还打算在海兰泡待一段时间。
到了1921年,莫斯科对孙中山和广州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4月21日,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介绍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情况。索科洛夫于1920年11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结识了国民党的代表李章达。据李章达反映,他想去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议苏俄政府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这项协议的旨意使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向新疆发动进攻,直逼中国四川的成都。那里有40000名中国国民党员,已经做好了策应这一行动的准备,并且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索科洛夫在报告中还提到,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同他谈话时证实了李章达所说的话。李烈钧告诉索科洛夫,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同广州政府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李烈钧还表示,他到广州后就提出“向苏俄派遣使团的问题”。所以,索科洛夫向莫斯科建议,“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这是苏俄在远东政策中“最迫切的任务”。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8月28日,他致信契切林,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并且告诉莫斯科,他已经当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由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仅限于长江以南,所以目前还不能同苏俄进行商业往来。他在信中还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为此,孙中山迫切希望在此期间,能够同契切林或者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
孙中山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的消息使莫斯科受到鼓舞,苏俄政府开始考虑直接同广州打交道。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松,就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代表团的问题提出咨询。他问道: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政府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11月6日,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表示:我们庄北京设立代表机构之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
1922年2月7日,契切林告诉孙中山,莫斯科派来的朋友不久将会拜访他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朋友会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4月25日,马林奉命来到广州,准备同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两天之后,即4月27日,马林同刚刚从前线返回广州的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谈。孙中山询问了苏俄老百姓的生活、工作情况,双方讨论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问题。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马林同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会谈两次。在此过程中,马林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向孙中山提出了苏俄同国民党联盟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赞同,并且希望得到莫斯科的援助。
在莫斯科同广州建立联系方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7月17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马林在报告中说,他对中国北方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相反,他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认为这里的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他还发表文章,阐述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的南方革命的必要性。
马林的报告和建议,对莫斯科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决定派马林再次来华,促成孙中山同莫斯科、共产国际合作。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援助,孙中山单凭国民党的力量统一中国显然是有困难的。况且,外国列强还在百般阻挠中国的统一。所以,对孙中山来说,他需要一位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只能是苏俄。正因为如此,在同苏俄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争取莫斯科的援助始终成为孙中山关心的问题。9月26日,孙中山同格克尔会谈时明确提出,他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俄国准备支持他实现统一中国的原则;第二,俄国用什么方式援助他。
格克尔当即表示,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孙中山就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
孙中山虽然掌握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但装备相当落后。因此,他想组建一支独立而又可靠的武装力量,并且希望莫斯科能为这支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和武器弹药。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三条线路,其中最长的但也是最可靠的一条线路是经过土耳其斯坦进入中国。他说,如果他的观点苏俄可以接受的话,他将派一名军事专家去长春同格克尔一道为莫斯科制定一项计划。孙中山还询问格克尔,俄国能否制造飞机,有哪些火炮,是不是有很多机枪,能否向他提供飞机。
12月20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再次提出援助问题。他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能够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攻路线。但是,这需要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孙中山在信中询问越飞,苏联能否通过库伦支援他?如果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如果莫斯科重视他的计划,就请派一位权威人士来,“从近日采取行动的角度对这个计划作进一步的讨论”。几乎就在同时,孙中山又致信列宁,明确提出,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赴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这时,欧洲革命形势出现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于稳定,而东方国家的革命却蓬勃发展。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莫斯科希望在东方寻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在此情况下,莫斯科更加注重中国革命。
继马林之后,越飞又同孙中山举行会谈。1923年1月16日,拥护孙中山的军队打败了叛军陈炯明,收复广州。当天,越飞抵达上海。从1月18日至27日,越飞同孙中山多次举行会谈。1月26日,越飞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称,孙中山准备打通同苏俄的联系。具体计划是:将位于四川的10万军队开到中国西北边境,然后通过东土耳其斯坦和库伦,在同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以便从苏俄取得武器弹药。
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北伐计划。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则完全指望苏俄的帮助和支持,首先需要装备10万人的军队。所以,有关苏俄的援助问题就成了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准备对他的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改组,还打算举行北伐反对北京的军阀集团。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和专家组织军队,所以这项计划一直难以实现。因此,他希望莫斯科在财政和顾问方面提供援助。
越飞声称,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组织良好的军队和政党。他对孙中山说,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一个好的革命政党。他承诺,莫斯科可以向孙中山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
于是,越飞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援助孙中山的计划提出了三个问题:(1)苏俄政府是否准备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卢布?(2)苏俄军队是否向张作霖发动进攻,把他从北京引出来?(3)苏俄是否在一两年内为孙中山的10万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在何种规模和在什么时期内提供武器帮助?
前言/序言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蒋介石的论著确实很多,但专门论述蒋介石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为数不多的人物传记和部分档案资料里了解这方面的大致概况。
1956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记录了中苏30年的关系。但此书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为了“反共抗俄”的需要而写的。用他的话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30年与俄共“和平共存”斗争的“血泪经历”,他本人怀着“悲痛无比的情绪”出版了这部著作。蒋经国声称,这本书是蒋介石“遭受患难、耻辱、艰险、诬陷、渗透颠覆的一部痛苦经验的结晶”。
蒋介石同莫斯科的关系果真像蒋氏父子所说的那样吗?实际情况是,在孙中山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蒋介石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他在一次演说中承认:“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莫斯科用大批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支持了中国的北伐战争。蒋介石当时在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身边有15名俄国顾问,因为他“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的帮助”。我们实在是不敢恭维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北伐战争中吃了几场败仗之后,只好保持沉默,“让加伦全权领导作战部队”。
在线试读
序
1923年9月,蒋介石第一次访问苏联,这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出访寄于了很大希望,他特意致信列宁、契切林和托洛茨基,介绍他的这位“参谋长和密使”。
《红色风暴中的权力博弈:近现代中国与苏联(1917-1949)》 本书深入剖析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国与新兴的苏维埃俄国(后来的苏联)之间复杂、多变且充满张力的关系。本书旨在超越单一视角的叙述,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和多维度的分析,展现这段关系如何深刻地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思想演变和社会转型。 第一部分:初识与试探——“十月声波”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1917-1924) 本书首先聚焦于苏俄建立之初,其革命理论和实践如何穿透遥远的地理距离,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的巨大震动。在“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呼唤声中,十月革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激进的社会改造方案。 意识形态的冲击与本土化: 我们将详细考察早期翻译作品、留苏学生群体以及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过程。重点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被引入,并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进行艰难的碰撞与融合。 外交接触的早期阶段: 叙述苏俄“打倒帝国主义”的外交姿态与中国反帝情绪的契合点,特别是苏俄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初步支持,以及《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在官方层面的破冰,尽管这一“平等”姿态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第二部分:联俄联共与“革命的黄金时代”(1923-1927)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核心之一,集中探讨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出与国民党改组,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的战略转向: 分析孙中山在屡遭失败后,如何认识到必须争取新的盟友和新的组织模式,从而转向与苏俄合作,并接受其在军事和政治组织上的援助。 “革命的蓝图”与军事援助: 详细描述苏联军事顾问团在黄埔军校的建设、政治工作制度的移植,以及苏联向国民革命军提供的物资和资金援助。重点剖析了苏联代表对国共合作模式的理解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张力。 内部的矛盾与裂痕: 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军事指挥权以及未来政权构想上的根本分歧逐渐浮现。本书不回避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莫斯科决策失误和中国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深入考察,力求还原历史的复杂性,解释这场合作如何以悲剧性的破裂告终。 第三部分:流亡、抗争与新的交集(1927-1937)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在不同道路上与苏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持续影响: 探讨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如何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以及“二十八个半”等国际路线对党内政治的冲击。 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背景下,对苏俄采取了复杂的防御和试探政策。分析了国民政府在东北、蒙古等敏感地带与苏联之间发生的摩擦与妥协,尤其是在中东铁路(“满洲里事件”)等关键节点上的博弈。 文化与学术领域的隐秘往来: 即使政治关系紧张,学术、文化、技术交流仍有零星发生,展示了意识形态竞争之外的人文联系。 第四部分: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友谊”与战略依赖(1937-1945)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部援助力量之一,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不惜一切代价的援助”: 全面梳理苏联对国民政府提供的“易货贸易”贷款、军事装备(如“驼峰航线”前的空中运输)以及最重要的P-40战斗机等武器的援助细节,分析这些援助对中国抗战全局的影响。 中共与莫斯科的“秘密同盟”: 分析中共在延安时期如何更紧密地围绕苏共的路线进行调整,以及苏联在中共领导人培养、情报网络和军事顾问方面提供的关键支持。 雅尔塔体系的阴影: 重点分析雅尔塔会议对中国东北地区主权的重新划分,以及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潜在干预意图,揭示了“友谊”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 第五部分:内战的尾声与新局面的开启(1945-1949)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行为成为决定国共内战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东北的“接收”与战略部署: 详细记录苏军在接收日军物资过程中,对中共东北根据地的扶持(包括大量移交的武器装备),以及对国民党接收的阻挠,分析了这些行为如何为中共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外交斡旋与最终抉择: 分析马歇尔调处期间,莫斯科在幕后对国共双方施加的影响力,以及最终苏联对中共胜利的坚定支持,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篇章的开启。 结论:历史的回响 本书最后总结了这段跨越三十余年的恩怨情仇,它们不仅是两个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史,更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现代国家构建和冷战格局形成的关键钥匙。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还原与梳理,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充满细节张力的叙事,让读者得以更清晰地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自北方的强大力量所投下的复杂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