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吴稼祥 著 广西师范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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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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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中心治理
  • 双主体法权
  • 吴稼祥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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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墨轩书屋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27502
商品编码:10351947310
包装:精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4-01-01
页数:408
字数:2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非关素质,只因规模】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其民主化的难题,不惟是公民素质,而是国家规模。惟有多中心治理,才能缓解规模压力,实现稳定与活力兼得;而多中心治理,在当代条件下,与民主宪政互为必要条件。
  2、《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为近三十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史)学佳构。
  3、吴稼祥思考近二十年,历时3年完成,用他的话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
  4、一本不得不读的政治史学作品:读懂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

内容简介

  《新民说·公天下 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核心概念是,“多中心治理”,亦称“制度化分权”。
  基本假设是,只有多中心治理,大规模政治体才能兼得稳定与活力;单中心大规模政治体,在霸权铁律作用下,必然陷入专制-扩张相互强化的循环。
  推论是,与土地挂钩、首脑世袭的分封制,是中国传统形态的多中心治理,可以释放活力,但都短命。
  结论是:只有与地头脱钩,与人头挂钩的多中心治理,才能使大规模政治体,既有统一,也有活力,还长期动态稳定。这样的体制,当代称之为“联邦制民主”。
  论证:本书使用双轨论证法,一轨是形式化的演绎论证,证得多中心治理对大规模政治体具有解压功能;另一轨是经验的归纳论证,材料来自中国4000年政治史。经过论证发现,我国祖先具有伟大的政治创造性,一共创造了5种政治体制,繁花其始,穷途其终。保持多中心治理,再现公天下大道,采用选举政治技术,是当下中国明智的政治选择。
  《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的大理论贡献,是发明了对多中心治理具有解压功能的形式化论证,提出了一种独创的宏观民主理论。迄今为此的西方民主理论,有三个板块,均为微观民主理论。宏观民主理论,在一点上,与西方竞争性纵向民主理论接近:不强调民主的价值理性,强调民主的工具理性。
  《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风格,是力求严格论证,简洁陈述,生动表达,义理,词章和考据三者并重。

作者简介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现为独立研究者和撰稿人。
  主要作品有:
  《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1997年)》
  《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
  《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2005年)》

目录一章 踌躇四千年(上)
一、孔子疑似二律背反
二、贾谊陷入虎狼之境
三、汉武碾磨诸侯王国

第二章 踌躇四千年(下)
一、土崩、瓦解与癌变
二、3个700年:负压出盛世
三、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

第三章 天下
一、雅典三哲未知“天下”
二、何物“天下”
三、天下之网与城邦之鱼

第四章 规模依赖
一、河流域文明与海洋文明
二、水利依赖
三、安全依赖
四、救灾依赖

第五章 人间上帝
一、空心的文明
二、“君子”与政治动物
三、没有好坏,只有成败
四、上帝与情人

第六章 规模压力及其偏好
一、箫韶:中国早的“东方红”
二、《禹贡》:中央汲取资源的统计表
三、《甘誓》:“家天下”的宣示书
四、《胤征》:夏朝的“北京时间”
五、国家圆盘与“凝聚偏好”

第七章 辐辏与一统:“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让步
一、辐辏机理
二、“九州五服”天下体制
三、“平”天下与中华文明的一次聚变
四、大禹革命
五、家天下:平天下的伴生物
六、“大道”的3套马甲
七、“家天下”模式之一:王道A

第八章 “兼天下”:缓解规模压力(理论)
一、一条穷途:单中心辐辏政治碰壁
二、U型管:规模压力求解
三、多中心治理的减压功能

第九章 “兼天下”:缓解规模压力(实践)
一、三次封建
二、两座王都
三、封建“兼天下”:大道与王道的B版
四、中华文明的一次裂变

第十章 一代政治遭遇“自杀悖论”
一、漏斗型中央权力
二、负压政治:天下版图的盆地化
三、作为秩序的
四、血缘的双重拟制
五、第二条穷途:多中心负压政治瓦解

第十一章 霸权铁律
一、“天子”之怒
二、从辐辏到落差
三、霸权铁律与高压政治
四、社会原子化

第十二章 过渡时代:秦帝国的裸体霸权
一、鸟人部族
二、秦亭革命根据地
三、从小镇到大国:秦族争霸
四、自我授权的暴力
五、颅骨堆砌天下:秦族称帝
六、一元化:中华文明的第二次聚变
七、第三条穷途:单中心高压非稳态政治裸奔
八、家天下的霸权版

第十三章 龙袍:政体危机的结束和新的创造
一、刘邦的父亲姓刘吗
二、赤龙之子
三、“龙”
四、龙袍:“神-圣-王”三位一体体系的建立

第十四章 “分天下”:昙花盛世(上)
一、“天下”成为战利品
二、与同族异姓或同姓分天下:文景之治
三、与异族分天下(上):贞观之治

第十五章 “分天下”:昙花盛世(下)
一、“你说父子可以分为两家吗?”
二、宋、元、明:“吞天下”
三、与异族分天下(下):康乾之治
四、第四条穷途:多中心混压非稳态政治夭折

第十六章 “龙”天下:饱和统治
一、朕:穿龙袍的秦始皇
二、朝鲜与越南:被吞吞吐吐的两块骨头
三、遭遇极限
四、饱和状态的形式化描述
五、家天下的“王霸道B版”
六、帝王心理极限:龙伸与龟缩

第十七章 高压稳态陷阱
一、流民之祸:韩非-马尔萨斯怪圈
二、不肖子之祸:嫡长继承怪圈
三、五蠹之祸:鬼谷子怪圈
四、癌肿之祸:帕金森怪圈
五、腐败之祸:触龙-阿克顿怪圈
六、第五条穷途:政治和文明的螺旋下行

第十八章 “大公”天下
一、5种政体优劣排序:理念、结构与压力
二、:襁褓、龙袍和布衣
三、轴心政体
四、双主体法权:“政权形态”的现代化
五、优化稳压功能:从禅让到票选
六、大公先于大同:华夏文明的第二次裂变

余论 文王演易:从辐辏到矩阵
一、有“文王演易”这回事吗?
二、数字卦中无“九”
三、“九”是从哪里来的?
四、从“爻数”到“卦数”
五、从“伏羲先天卦”,到“文王后天卦”
六、从辐辏,到矩阵
七、从天上,到人间

附录一:参考书目和文献
附录二:主题索引
附录三:图表精彩书摘  一章 踌躇四千年(上)
  如果把帝禹登基看作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 到今天,4080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一个政治困境。本章和下一章从这个困境入手,粗线条地宏观勾勒我们民族探索的过程,并引导出政治体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要有活力,也要有稳定。
  鱼与熊掌兼得,这有可能吗?
  一、孔子疑似二律背反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创造了伟大文明,但也一直没有走出一个困境:要不要中央集权?早受这个困境折磨的政治家,是商朝末年的周部落首领姬伯;思想家,则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 。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提出一个基本命题:好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造成的社会名曰“大同” 。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公天下之理”,在后世儒家那里,此理被表述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 。
  他在《春秋三传》里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命题:值得维护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 ,该体制名曰“春秋”。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大一统之义”。此义像一根绳子,在历史中延伸,可以被分解为搓成它的三股麻缕:1.天下者乃真德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孔子那里 );2.天下者乃真龙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史记·高祖本纪》及其后历代王朝编年史里);3.天下者乃真理天子及其后裔之天下(在朱熹特别是朝鲜金氏家族那里)。
  “公天下之理”的核心,首先是国家高权力不专属一人终身占有(所以有“禅让”);其次,全部统治机器也不是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分配的私有财产(所以“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家”);再其次,无论高权力还是分出去的地方统治权,均不会世袭(所以说人“不独子其子”)。根据这个原理,在没有政党运作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任何中央集权体制的。
  “大一统之义”的核心,是国家高权力和整个统治机器归于一家(三代及春秋)或一人(秦汉以降)占有,而且可以无限期合法占有,这就意味着:这种占有不仅是终身的,而且是世袭的,其他人或家族不可犯上作乱。在孔子那里,“兴亡继绝”之所以被视为“大仁大义”,就来自于这种帝王“子孙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和“可世”观念,也就是正统帝王通过世袭合法长期存续观念。实施并维护这个主张,中央集权就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从西周“兼制”(王道) 到秦帝国立体高压中央集权(霸道)是必然的。虽然孔子维护的西周及春秋体制死了,但他维护的“大一统之义”却活了下来。
  由此,我们可以以下两个正反命题为假设:
  1、设“公天下之理”为正命题: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可以合法地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
  2、设“大一统之义”为反命题:任何人或家族一旦占有国家主权(即天下),应当持续占有 ,好传子不传弟 。
  不难看出,这两个命题明显背反。不过,这是假性背反,而非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有对错和正误之分,比如正题是“1+1=2”,那么反题“1+1≠2”就是真性背反。真性背反是形式逻辑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先验逻辑”范畴,服从同一律。而假性背反通常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正误之别。它们不是逻辑命题,而是境界命题,不服从同一律,服从所谓的辩证法,因为它们不在同一个境界。比如,孔子的正题是“公天下”境界中的命题,反题是“小康”境界及其后“衰世”境界中的命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正题对,反题错”,或反过来,而只能说“正题好于反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正题是“大道”,“大道既隐”,才“天下为家”,才有“大一统之义”。比大一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国家分裂,天下大乱。
  如果把“公天下”境界设为好的理想政治(大道政治)、“大一统”境界分为相对较好的西周体制(王道政治)和不那么好的帝国体制(霸道政治)、“大乱”境界设为差的“无道”政治,那么,从孔子开始的中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凡是反对中央集权的,都是为了争取好的大道政治(公天下)或为了争取较好的王道政治(家天下,比如封建贵族政治;或地方分权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的联省自治),而非较差的霸道政治(朕天下);凡赞成中央集权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差的“国家分裂、天下大乱”之无道政治。
  中央不集权,未必能实现大道,倒可能滑向大乱;中央一集权,虽然可能防止国家瓦解,但也可能导致帝国土崩。这种两难处境,是一个梦魇,缠绕中国4000年,秦汉之际尤为瘆人,而半夜里都会被惊醒的,是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西汉年轻的大政治思想家贾谊。
  二、贾谊陷入虎狼之境
  很多人知道,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是被自己的眼泪泡死的 ;但很少人知道,他是被自己的悖论套死的。
  他有两篇雄文,华语世界受过点教育的,即使未读过,也可能听说过:一篇是《过秦论》,另一篇是《治安策》。让人惊讶的是,他前一篇文章所赞成的,正是他后一篇文章所反对的;反过来亦然。似乎他左手写了一篇文章,右手写了另一篇文章,左右两手互搏,前后两文打架。他在前一篇文章里挖了一个坑,就在后一篇文章里自己掉了进去,一直到他被自己的眼泪淹死,都没有能爬得出来。
  在《过秦论》里,他认为秦帝国灭亡的一条祸根,是中央集权,没有“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也就是说,没有搞分封制 ,意思是说,秦帝国只有脑袋,没有身子;在《治安策》里,他反过来认为,汉王朝为自己埋下的祸根就是“中央不集权,搞了分封制” ,“汉帝国下半身浮肿,脚趾头比腿粗,腿比腰粗” ,但遗憾的是,他没有体验过比汉帝国下半身浮肿更可怕的病症,比如全国老百姓全身浮肿,像历史上所谓的“自然灾害”时那样。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过秦论》的论述主题——秦帝国单一郡县制中央集权,称为“高压”政治 ;把《治安策》的论述主题之一—汉王朝前后分封异姓、同姓诸侯王的地方坐大,称为“负压”政治 。如此,则可以这样表述贾谊主要的政治思想:高压要不得,负压也要不得。什么要得?调压要得。什么是调压?调压就是给负压政治加压,给高压政治减压。
  贾谊比他同时代人甚至比他的思想继承人(晁错、主父偃和汉文帝)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更知道政治压力的变化是相对的——地方权力减少一分,等于中央权力增加两分;反之亦然。因此,在为负压政治加压的同时,就要考虑减压的反制措施,否则负压政治很快会转变为高压政治——秦始皇和汉武帝失之于此;在为高压政治减压时,也要考虑到加压的反制措施,否则,高压政治也会转变为低压政治——汉高祖刘邦虑不及此,故而矫秦过正。
  贾谊给汉文帝的政策建议既有增压措施,也有减压措施。增压措施记载在他的《治安策》里,减压措施记载在《史记》和《汉书》里。
  贾谊的增压法,就是为浮肿的汉帝国下半身消肿,当然不是喝绿豆汤或吃芒硝,而是施行类似于今天公司操作中的“公司分立”和“股权拆细”的方法。按照贾谊的奏折,要区分两类王国,一类是地多子孙也多的王国,对它们要双管齐下:“公司拆分”加“股权拆细”。“公司拆分”就是“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 ,把一个大的王国分成几个小的王国;“股权拆细”就是把一个王国里的封地瓜分给子孙,分完为止 ,一个大股东就变成了若干小股东。这是按人头分股份和帽子。
  另一类是地多子孙少的王国,对它们可以采取“股权悬空”或“开设空头账户”的办法,虚设国号,把从大国割出来的土地置其虚名下,等到国王的子孙繁衍出来了,就将土地封给他们 。这是分好股份和帽子等人头。
  这样做的结果,会造就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是某种更好的政治吗?它既有别于患大头症的秦帝国式的高压政治,也有别于患下身浮肿病的汉初低压政治吗?贾谊没有说,但他做了。他建议汉文帝,让所有享有“食邑”但在朝廷执政的“列侯”统统回自己的封地 。此建议可能的政策后果,是进一步削弱中央集权,因为:一,京城列侯要回的是汉地,而非其他诸侯王的封地;第二,京城列侯大多是开国元勋,有的还在相位,如绛侯周勃,或在公卿之位(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如颖阴侯灌婴,他们“就国”,是“告老还乡”的别名。因为前一条,地方分权将加强;因为后一条,中央控制权将削弱。
  既然认为整个帝国尾大不掉,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切削脑袋呢?这看起来是贾谊的另一个悖论,但实际上,这是他拆分诸侯国的反制措施。或许在贾谊看来,如果按他的“消肿”处方抓药,诸侯王势力突然崩解,中央权力相对膨胀,帝国会头重脚轻,搞不好会摔跤。豆剖地方的同时,紧缩中央,这是一种平衡。
  出乎他意料的是,列侯“上山下乡”得到了文帝相当彻底地实施 ,连丞相周勃都“回乡”了;但文帝却当不了庖丁,不忍向诸侯国的群“牛”下刀 ,只是在贾谊哭死自己后,作为一项悼念活动,文帝分齐文王的遗产为6国,分淮南为3国,给各自死去国王的子侄继承 。结果,中央政府更加羸弱,地方王国更加嚣张,终于酿成景帝时后七国之乱。
  这好比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怕狼,秦始皇高度集权的“高压政治”之狼;后怕虎,汉文帝时地方坐大的“低压政治”之虎。那么,贾谊想要的理想政治是什么呢?是终于当了“庖丁”的武帝治下的汉帝国么?
  三、汉武碾磨诸侯王国
  先说两个小故事。
  吕太后有个妹妹,叫吕须。吕须有个女儿,不知道叫什么,但她嫁了个人,有名有姓,叫刘泽。刘泽辈分甚高,是汉高祖刘邦祖父辈的人。诸吕用事时,因为己刘妻吕,两头沾光,封琅琊王。又因为诛诸吕拥文帝有功,被徙封为燕王。第2年,刘泽死了,他的儿子刘嘉嗣位。9年后,刘嘉又死了,其子刘定国嗣位。在刘定国看来,他可继承的东西很多,不只是父亲的王座,还有父亲的床第。他占了后妈,与其生有一男。不过瘾,又占弟媳为妾,还左抱右拥自己的3个女儿。
  有人举报,武帝震怒,让新宠主父偃前去查处。主父偃以前“北漂”时到过燕国,但不受待见,这次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便上书说刘定国不可以活。武帝准奏,让其自杀,燕国从此被除名,改为郡县。
  无独有偶。齐厉王刘次昌也是专爱自己不应该爱的东西——自己的姐姐,不爱自己母亲为自己选的妃子。刘次昌的母亲是王太后纪氏,她不想让自己儿子这块肥肉掉进别的狐狸精嘴里,于是想到自己娘家的另一个翁主。
  碰巧,汉室皇太后王氏与前夫生有一女,该女又生一女,名娥。在皇太后眼里,娥是空中飞蛾,非诸侯王的火,不让她扑。来自齐国的太监徐甲看在眼里,提出到齐国出趟差,让齐厉王自己来求亲。太后大喜,答应了他。主父偃知道了,托请徐甲把自己的女儿当私货塞进齐王后宫。徐甲到了齐国,说明来意,却被纪太后骂了个狗血喷头,先骂徐甲是个贱人,再骂主父偃是个蠢货,当然不敢骂皇太后是个婊子。
  徐甲连滚带爬回到长安,回禀太后和主父偃,还说齐王在干燕王刘定国干过的事。于是,太后咬牙,主父偃切齿。后者进谗武帝,说齐王不仅淫乱,且有反心。武帝便派主父偃到齐国当丞相,这下,狼外婆终于进了鸡窝。女儿虽进不了齐王后宫,但自己进了。不过带来的不是口红,而是棍子。一番拷打,坐实了厉王与其姐通奸。厉王年少,一害怕,仰药自尽。齐国从此也被除名,所有封地变为朝廷郡县。
  两个故事情节不同,但结果都一样:国王自杀,王国陪葬。或者说,诸侯遭横祸,帝国发横财。不费一兵一卒,也不费一唾一沫,两个大王国的封地就并入了中央政府。
  不要以为汉武帝只用了主父偃的言,用推恩法切削诸侯 ,将诸侯国的大土豆切削成土豆片,或土豆丝,或炸或炒;他还会用两片大磨盘,把大诸侯国放进去碾磨——被碾成粉末并装进自己面粉袋里的,就有燕国和齐国。根据班固的归纳,文景武三朝都切削、抑制诸侯——文帝分齐、赵;景帝削吴、楚;武帝业绩丰: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这意思是说,诸侯王变成了地主。到了汉哀帝、汉平帝之际,就只剩下皇室远近后裔了:有钱的还是大户,无财的大多破落。
  毫无疑问,汉武帝像捏泥巴一样捏出了一种新政治。这种政治,似乎是按照贾谊《治安策》的建议兑现的制度安排,它可能摆脱了贾谊陷入的虎狼之境,但它能为汉帝国带来繁荣昌盛且长治久安吗?
  ……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内容概述 《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并非一本传统的政治学著作,它以一种革新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当前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公天下”的全新构想。本书的核心在于挑战单一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倡导一种“多中心治理”的模式,并在此框架下,重新审视和建构“双主体法权”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可能。 一、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 本书开篇即对当前普遍存在的“中心化”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作者认为,无论是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还是市场力量的无序扩张,抑或是社会组织的各自为政,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治理的失衡与失效。这种单一中心的弊端在于,它往往忽视了社会系统中其他重要主体的诉求与作用,容易形成权力滥用、效率低下、利益固化等问题,难以有效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和挑战。书中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和现实观察,揭示了传统治理模式在面对全球化、技术变革、社会分层等新趋势时的局限性,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反思基础。 二、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 在对传统模式进行反思之后,本书着力构建“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框架。作者并非否定国家、市场、社会等传统治理主体的存在,而是强调它们应该是一种相互制衡、协同合作的多元力量。这种“多中心”并非指权力的分散,而是指治理主体功能的并存与互动。核心在于,每个中心都应拥有其特定的治理领域和权力范围,但同时又要与其他中心保持开放的沟通与协调,形成一种动态的、流动的治理网络。 书中详细阐述了多中心治理的几个关键维度: 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 明确了国家、市场、社会组织、个体等不同主体的核心职能与边界,以及它们在整体治理中的价值。 中心之间的协同机制: 提出了打破壁垒、促进信息共享、建立协商平台等多种方式,以实现不同治理中心之间的有效合作,避免相互掣肘或冲突。 治理的动态性与适应性: 强调治理体系应具备根据社会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优化的能力,而非僵化的静态结构。 三、双主体法权的理论重塑 “双主体法权”是本书提出的另一核心概念,它旨在突破传统法权体系中主体单一化的局限。本书认为,在多中心治理的背景下,传统的个人或国家作为法律主体的模式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需要引入新的法权主体概念,即“双主体”。 具体而言,这里的“双主体”可能指向: 国家与社会的双主体: 强调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社会组织和社群也应被赋予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和权利保障中。 个体与集体的双主体: 关注个体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承认集体(如家庭、社区、特定利益群体)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为其在法律体系中找到恰当的位置。 跨主体/跨领域的法权: 探讨在不同治理中心之间、不同领域之间,如何构建协调一致的法律规范和权利保障体系,以应对跨界问题。 本书对“双主体法权”的阐述,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概念创新,更包含了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审视和改革的深刻思考。它试图解决在多元主体并存的治理格局下,如何确保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如何有效界定和保护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社会秩序。 四、公天下的愿景与路径 “公天下”是本书最终指向的理想状态。它并非一个空泛的政治口号,而是建立在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理论基础上的一个具体而可行的社会愿景。在“公天下”的语境下,权力不再集中于少数中心,而是分散在多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节点上,形成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治理生态。 本书探讨了实现“公天下”的可能路径,包括: 制度设计上的创新: 提出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促进多中心治理的有效运作和双主体法权的实现。 文化观念的转变: 强调打破狭隘的中心主义思维,树立开放、合作、共享的社会文化。 技术赋能的可能性: 探讨现代科技如何为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的实践提供技术支撑。 总而言之,《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的著作。它不仅提供了对当前治理困境的深刻洞察,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为构建一个更公平、更有效、更具韧性的未来社会指明了方向。本书的价值在于,它鼓励读者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势,积极思考和参与到重塑社会治理体系的进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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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偶然翻到这本书,书名《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对“公天下”的概念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它所蕴含的集体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想,与我个人的价值观不谋而合。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公天下”往往难以实现,而“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这两个词组,则似乎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路径。我一直在思考,在现代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否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多中心治理”是否意味着一种权力结构的重塑,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而“双主体法权”又可能指向一种全新的法律关系,它将如何平衡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又如何确保公平与正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剖析这些问题,为我们理解和实践“公天下”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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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第一反应就是它似乎触及了我们当下社会转型中一个非常核心且棘手的问题:如何有效治理。标题中的“公天下”带着一丝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则指向了现实的复杂性。“多中心治理”这个概念,让我联想到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关于权力分散、网络化治理的讨论,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界定这些“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构建的,会不会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个层面的互动?而“双主体法权”更是让我感到新颖,它是否意味着在某些领域,会出现两个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和权利的主体?这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将如何实现?是创新性的制度设计,还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某种补充或挑战?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权力如何被重新配置,以及法律如何在新的治理结构中扮演更具活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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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就足以引起我的好奇心。“新民说”这个标签,让人联想到梁启超的时代,但“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这个副标题,则明显指向了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复杂治理挑战。我之所以会拿起它,很大程度上是被“多中心治理”这个概念所吸引。在这个信息爆炸、利益多元的时代,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中心治理模式,似乎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我一直思考,如何在保持国家统一和秩序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如何让权力更加分散,但又不至于失控?“多中心治理”听起来像是一种对这种困境的探索,它是否意味着一种更加灵活、适应性更强的治理结构?而“双主体法权”又是什么?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两种并行的权力主体,各自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吗?这听起来颇具挑战性,也充满了理论上的张力。我期待书中能提供一些新鲜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帮助我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脉络,以及它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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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这本书的书名,我立刻被其内在的某种张力所吸引。一方面,“公天下”承载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让人联想到古代圣贤的政治抱负,似乎预示着一种超越狭隘私利的公共性追求。但紧接着的“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又将其拉回到了现实的复杂泥沼。我一直对治理理论很感兴趣,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权力如何分配、如何制衡,以及如何在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时。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国家,单一的治理中心往往难以顾及所有细微的需求和利益。因此,“多中心治理”这个概念,让我看到了摆脱僵化模式的可能性,它是否能提供一种更具弹性和韧性的解决方案?而“双主体法权”则更像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哲学命题,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它将如何落地,又会带来怎样的挑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而不是止步于概念的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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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新民说】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给我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新民说”让我联想到那个充满变革和启蒙的时代,而“公天下”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理想。但“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却是非常现代的术语,它们组合在一起,似乎指向了一种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议题。我一直对权力运行的机制和法律制度的演变很感兴趣。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利益诉求也更加复杂,传统的集中式治理模式似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好奇作者是如何理解“多中心治理”的,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解决发展中的矛盾?而“双主体法权”这个概念更是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它可能意味着在某些领域,会出现并存的、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权力主体,这是否会对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和治理模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帮助我理解和分析这些前沿的治理与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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