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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的父亲齐燕铭》史料丰富，内容详实，对于了解当年历史情况颇有助益。齐燕铭（1907-1978），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是党内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自四十年代起，他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勤奋，忘我工作，鞠躬尽瘁，长期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还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文化部党组书记等职务，为国家政府建设、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和全国政协的筹备和召开等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齐燕铭同志学识深厚、才华横溢，诗文、书法、篆刻均齐名家之列。

目录

序
一、自由温暖的家庭（1907-1919）
二、活跃的青年时代（1919-1923）
三、中国大学——走上革命之路的摇篮（1924-1930）
（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
（二）老师、战友一吴承仕
（三）创办学术刊物
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1937）
（一）抗日救亡运动
（二）党的特别小组
五、奔赴抗日前线（1937-1940）
（一）离家走向抗日前线
（二）政训班和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三）从重庆到延安
六、革命圣地延安（1940-1946）
（一）延安岁月
（二）《逼上梁山》与《三打祝家庄》——琼剧改革的先河
（三）延安整风审干
七、国共和谈——重庆、南京、北平（1945-1949）
（一）重庆谈判
（二）南京谈判
（三）最后一次国共和谈
八、从西柏坡到中南海（1948-1949）
（一）中共中央城工部，被派往北平筹备新政协
（二）筹备和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九、新中国的政权建设（1949-1960）
（一）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建设的开拓者
（二）政权建设中的统战工作
1．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统战小组
2．国务院建文史馆、参事室
3．经手处理统战工作的几个实例
4．与民主人士结下深厚友谊
（三）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四）在国务院期间参与的几件事
1．总理办公室的工作
2．宪法起草工作
3．人民群众信访工作
4．怀仁堂改建与政协礼堂的建设
5．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
十、中国专家局——知识分子之家（1956-1958）
（一）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
（二）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立中国专家局
十一、文化部一最热爱、最倾心的事业（1960-1965）
（一）保护文物
（二）古籍保护整理和出版工作
（三）戏曲
（四）文艺路线、文化部整风
十二、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不该发生的故事（1965-1974）
（一）大革文化命的风暴席卷全国
（二）应从冤假错案中反思什么
十三、“解除监护”，立志研究新中国经济史（1975-1978）
（一）解除监护
（二）立志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十四、文革后的第一届政协会（1978）
（一）五届政协——“文革”后第一次聚会
（二）政协工作的恢复
十五、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与兴趣
（一）诗词
（二）金石
（三）书法
（四）收藏
结束语
附录一：逝世与追悼会
附录二：齐燕铭生平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精彩书摘

二、活跃的青年时代
1919-1923
齐燕铭小学是在家里学的，自己读许多书，自学的能力很强。但他比较偏重文史类。从中学第二年开始，他就对课外的东西兴趣很浓。他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看小说和杂志，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研究新文学，迷恋沈雁冰、郭沫若、冰心的作品。《晨报副刊》更是齐燕铭最喜欢的读物，从1920年至1926年，每期从不间断，而且都整整齐齐装订成册。其父也十分喜爱购买新书和杂志。如《新青年》、《改造》、《向导》，等等。父子互相传看和交流，都非常感兴趣，思想非常活跃。文化思想问题常常成为家庭谈话的中心。齐燕铭对“五四”以来各种新潮的思想都十分关注，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各种丰义装满了脑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许多书，他也去读。其实是一知半解。同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许多名人的演讲，年仅十三四岁的齐燕铭也常常去听。他还标点古书，作白话文，学照相，练习演话剧等，整日过着紧张忙碌的生活。这时他认识了一位罗庸先生（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学问方面，罗先生对齐燕铭有很大帮助。另外，中学时期还有几位要好的年青朋友，如潘伯鹰、贺孔才、屠仲方。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谈论人生，并共同研习书法。中学三年级时还一起参加示威请愿和游行，赶走了一个腐败的老校长，最终取得胜利，拍通电，写传单，感觉非常得意。
总之，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没有受过任何压力和遇到什么困难，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到了考大学时却碰了壁。因多年在家自己学习，偏重文科，虽然读了大量课外书，但对数学、物理、外文等比较忽视。大家公认他是家中最聪明又勤奋好学的，而升学竞成了问题。小学、中学都在正规学堂就读的弟弟们都考上了清华、北大、燕京等一流学校，而齐燕铭经过补习数学、英语才考上了私立的大学——中国大学。这对齐燕铭是很大的刺激。进入大学后，他一下变成了埋头用功专心于自己学业的好学生。很快他就成了老师吴承仕的得意门生，一心钻研自己的功课，整天钻在图书馆，对有关的参考书一本也不放过。
三、中国大学——走上革命之路的摇篮
1924-1930
（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
中国大学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建国人才而创建的，刨建之初，由宋教仁、黄兴先后出任校长。中国大学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大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大学就有人参加北平共产主义小组。早在大革命时期（1920年10月），中国大学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并领导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此后，中国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者。在五四运动、一二九参动和以后一系列抗日爱国救亡的革命活动中，中国大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坚。它也是革命力量成长的摇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大学涌现出大批坚定的革命者，如李达、段君毅、崔月犁、杨易辰、任仲夷、杨秀峰、张致祥、吴承仕、黄松龄、张友渔、曹靖华、孙席珍、浦洁修、冯雪峰，等等，他们都出自这所学校。
（二）老师、战友——吴承仕
齐燕铭1924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时年17岁。读了两年页科后转入本科。1926年，齐燕铭结识了吴承仕先生（章太炎的大弟子，经学权威），开始用功地钻研古书，立志以朴学为终身之业；大学二年级时即计划写两本书：《经学史》和《史记集注》，于是便整日与线装书为伴。他的同学张致祥说：“他很用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吴承仕先生的高足。”也就在这一年，齐燕铭与同班同学冯慧德相遇。冯慧德，江苏无锡人，幼年父母双亡，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来到北平上大学。她热情、大方、勤奋好学，与齐燕铭经过长期相处，相互有了深刻的了解，开始恋爱。但他们的恋爱经过四五年，班上同学、老师竞无人察觉。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分析文章并相互赠诗，相互鼓励，立志将来要成就一番事业。通过探讨人生、探讨学问，他们认定对方就是自己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1930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们结婚了。
1928年，这一年家中发生变故，祖母去世，叔父失业，家庭经济发生困难。齐燕铭便寻找家教的工作，以便贴补家用。从1929年秋开始，齐燕铭到巾学仟教，先在市立第一女中，1930年在私立大同中学、1931年又到保定省立第六中学教书，有时同时教几所学校。这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学潮此起彼伏，使齐燕铭受到很大震动。当时保定的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得很活跃，使他的思想很受启发。他努力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著作，希望能解答现实牛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时他也受到革命形势的推动和鼓舞。
1933年暑假他从保定回到北平之后，经常与吴承仕老师交谈时局问题，把自己在保定的感受告诉老师。鉴于“九一八”以后的形势，日寇侵略中国，国民党腐败、不抵抗，他认为光搞学问不管政治不行，要学生死读书也不行了。他还向老师介绍、推荐一些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和进步书籍。如：《史的唯物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围家的起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吴先生开始阅读这些书，并被书所吸引。炅先生是严肃冶学的人，一旦钻进去，发现了真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认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齐燕铭的心与炅老师想到了一处，这使他们成为忘年交。最终，他们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开始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治学和研究历史。齐燕铭这时写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就体现了他用新的观点来治学的努力。
（三）创办学术刊物
他们共同创办的学术刊物《文史》，于1934年4月问世。创刊号由齐燕铭、孙席珍共同编辑，出版后分别寄赠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并请他们写稿。不久，鲁迅就署名唐俟写了《儒术》一文，发表在6月份的第二期上（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通过来稿，他们结识志同道合的人。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谭丕模都经常为《文史》写稿，后来都成为朋友、同志。这时，每当学运军警就关城门，清华因在城外，学生进城常常受阻，使中国大学自然成为当时的学运中心。齐燕铭与吴老师、张致祥他们商量，要把进步学生吸引到中国大学来。他们采用的办法首先是出好大学招考的试题，通过作文了解学生的政治思想，思想好的给以高分，使他们容易被录取。因全校入学考生的国文考卷都由他们几人判卷，他们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此后他们每周都在一起讨论时局问题和救亡运动，不仅在中国大学也在文教界开展工作，与社会取得广泛联系。除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和东北大学教书外，齐燕铭的社会活动也非常多，带学生外出开会，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对社会开展宣传活动。1979年3月张致祥同志回忆说：“《文史））、《盍旦》杂志的出版，从设计封面到跑印刷厂，以及找书摊代销刊物等事务工作，都是燕铭一个人干的。”
“一二九”运动时，齐燕铭和吴承仕老师都一起站到青年的行列中，投入伟大的革命潮流。这一时期，他从学习革命理论进而参加革命行动。可以说，中国大学是齐燕铭走上革命道路的摇篮。同时，他在这几年里，熟读了经史子集和许多历史与文学的经典著作，在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做好革命工作熟练地掌握了工具和武器。他深深热爱自己的母校，以后也经常怀念她。
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1-1937
（一）抗日救亡运动
从童年开始，齐燕铭已经耳闻官场的腐败，所以中学时代他就立志决不做官，而选择了教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但到中学教书后，他才发现，学校也并非一块与世隔绝的净土，教育界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干净清廉。那时的教育往往是欺骗青年，不少的教员根本就是混饭吃。齐燕铭思想里产生了许多疑问。同时，齐燕铭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引起他深入的思考。回到北平后，他经常与早已成为莫逆之交的吴承仕老师促膝长谈，表示今后要多关心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此后，他们几位，包括吴承仕、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陈伯达，每周总要有两三个晚上长谈，讨论时局，研究办刊物和社会活动计划等。他们办的《文史》（文史哲类理论刊物）由于内容进步，引起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出了四期即被迫停刊。十是他们考虑把以学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改为紧密联系时局、以杂文为主的刊物。这以后，由吴老师出资，又创办了《盍旦》月刊。“盍旦”一词出自《札记坊记》，是“夜鸣求旦之鸟”，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心情。该刊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发表短篇政论性杂文，针砭时弊，评论国是，十分尖锐。由齐燕铭和张致祥主编，每期印1600-2000份，影响很人。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触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痛处，一年后被迫停刊。
（二）党的特别小组
1935年，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和炅承仕他们曾经正式的陈伯达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组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包括吴老师、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在内，几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党的特别小组，直接由陈伯达负责与中共北方局发生联系。他们可以阅读《红旗》等党内文件。此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积极频繁。为系里聘请进步教师，开设哲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配合中国大学学生运动驱逐亲日派校长和教务长。他们针对何其巩想当校长，同他谈判，要求他保证不镇压学运，给学运以合法地位和活动条件。此后经过多方努力交涉，逐步使中大的学生运动得到校方特别的宽容和照顾，给予救亡运动很大的方便。后来学联和民先队部就设在中大，中大遂成为学运的中心。齐燕铭他们除办刊物、写文章外，又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文化界救亡运动、北平文化劳动者协会，努力扩大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盍旦》被迫停刊之后，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与中大教授黄松龄、张友渔合作办《时代文化》（中型政治思想文化综合刊物）。出了五期后，为了扩人范围，又将《时代文化》更名为《文化动向》，作为平津文化界的中心刊物。同时，党组织通过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的口号，由张中府等发起成立“启蒙学会”。这些活动齐燕铭都积极参加。11月22日，齐燕铭、孙席珍、曹靖华、张致祥等89人住《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上签名，要求作家们联合起来，为“争取作家的切身利益的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争民主，争自由。“七七事变”以后，形势日趋紧张，北平民众团体组织华北各界牧国会，组织救护队、交通队，还分发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出版《情报》等，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特别小组的同志们全身心地投入列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前言/序言

　　齐燕铭同志的名字，我是上世纪40年代开始知道的。1943年，延安上演过一出京剧《逼上梁山》，演出很轰动，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剧本是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写的，编剧与导演就是齐燕铭。毛泽东特地致信杨、齐，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高度评价：“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那时在延安，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熟悉他本人。
　　同燕铭同志熟识，是建国以后了。5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曾经两度共事。1956年国务院设立专家局，他兼任局长（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我兼任副局长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在中宣部科学处）。1975年国家计委设立经济研究所，我兼任所长（我的主要工作在国务院政研室），他是这个所的顾问之一。关于这两段共事，我写过一篇回忆，收入了我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里，这里不再赘述。
　　我的印象中，燕铭同志是一位儒雅、善良、有些书生气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他早年就读中国大学，颇受吴承仕教授影响和栽培，毕业后在多所大学包括母校中国大学任教。除了国学造诣，燕铭同志还多才多艺，善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而且对京剧一直有兴趣并有研究。这样的人，党内实在不太多。他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城工部、统战部、国务院都是总理得力可靠的助手。60年代后，总理派他到文化部，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这是专门同知识分子、同文化人打交道的工作。分配燕铭同志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是用其所长。他不仅文化素养和思想水平高，思维缜密，考虑周到，办事细致，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同文化界、知识界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与之有良好的沟通。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手，燕铭同志席不暇暖，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得周恩来赏识；作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可贵贡献。可是他后来的遭遇，却令人痛惜。1963、1964年，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被戴上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样的帽子。燕铭同志因此受到严厉批判，被免职外放；“文革”一来，更是历经磨难，身陷囹圄，备遭摧残。直到1974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燕铭同志才被“解除监护”。粉碎“四人帮”以后，燕铭同志担任了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正当他倾心竭力、重新施展才能时，疾病却夺去了他的生命，其时，“文革”结束刚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他走得太早了！想起这些，就唏嘘不已。
　　燕铭同志一生中的一“誉”一“毁”，很有些耐人寻味。一“誉”：一封信函，备加赞赏；一“毁”：两个批示，极尽指责。历史证明，那“誉”至今经受了考验，那“毁”却是根本错误的。“文革”后，燕铭同志恢复了名誉；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工作也有了新的评价：建国十七年的文化工作包括燕铭同志主持文化部时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两个批示背离了实际，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错误批判。
　　燕铭同志平反了，但他多年的遭遇却令人沉思。在曲折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燕铭同志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工作的党内干部，心理可能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自觉遵循中央高层的决策，“紧跟”最高领导人的部署；另一方面，他们心底又有许多困惑、许多痛苦。良知使得他们把知识分子当成朋友，“指示”又迫使他们不能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政策“宽松”时，他们尽其所能缓和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尽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政策收紧时，他们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哪一天自己的一切努力又将被政治运动吞没。造成他以及许多类似于他那样的个人遭遇，是我们党的历史悲剧。几十年里，在文化方针路线方面、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党有太多的深刻教训。
　　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和政策发生了大问题，可以说是走向了严重的误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该如何确定？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无疑应代表中央高层集体的共识。
　　然而，50年代初，党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叫“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政策蕴含的意思，就是认为知识分子还没有确立工人阶级立场，思想上还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要通过“改造”来转变立场。既然没有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是否还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问题又变得模糊和暧昧了。事实上，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集团和内部肃反等等，几乎无一不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对象，很难说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初，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明确肯定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次会议，我参与了一些筹备工作。会后，中央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报告的意思，也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指示稿的起草，我也参与了。
　　这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还是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出身工农家庭，世界观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划在一起。确定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断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是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这个观点被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成了党关于知识分子属性问题的“法定”结论。
　　60年代初，实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和社会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3月召开有名的广州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陈毅宣布为知识分了“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桂冠。我参加了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讲话前，专门约集聂帅、陶铸、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和我等入座谈，讨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总理还问我：干光远，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我也表示赞成。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上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围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予。”“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的报告经过了中央政冶局讨论，是中央作出的正式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对八大二次会议结论的重大修改。
　　然而，党内对周恩来作出的这个论断有分歧，有些人不赞成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这个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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