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文化重点出版项目,百位学者联袂编撰,还原历代思想家在中华思想传承中的成就与影响,指导:钱穆、王云五、屈万里、萨孟武等,审阅: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萨盂武、王尔敏、张朋园、陈鼓应、张玉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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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又当以何本校正?
评分(5)“三法妙”,是指三轨,即真性轨、观照轨、资成轨。真性轨是:法体不妄不异的真如性德;观照轨是:破妄情、显真理的真如理德;资成轨是:理、性相辅相助的妙用性德。故三法轨同时是一体,即是法界一切法的根本理体,而智凯在三轨中,方便为区别显示体与用,而规定真性轨为体,其他两轨为用,但体用却不是隔别,乃是即用即体;即体即用而圆融无碍的。
评分末史学兴盛,其中尤以梨洲之史学成就最大。梨洲在史学上最大的创见,便是体认史学是经学之用,他认为明代学者空言心性,导致清人人关,明代覆亡的悲剧。所以他一面力主学者必先穷经,以六经为根柢,破除明人游谈心性的弊失;一面又恐学者拘执经术而不适于用,因此力主兼读史书,明了历代的兴衰得失,以便学有实用,免得成为食古不化,不切实际的迂儒。梨洲的史学思想,要而言之,有下列七点:第一,多取事实,不凭传闻。梨洲在《谈孺木墓表》中,既明揭晚明史学家但凭传闻,不核事实的通病。在《辞张郡侯请修郡志书》中,又表明他治史多取诸事实,而加以别裁,不凭传闻的态度。他向张郡侯婉辞修郡志,正是由于他自认是乡野鄙人,身处山林,对于典章文物,礼乐刑政,有所不逮,不敢但凭传闻而妄自参与修郡志的工作。然而他一面请辞修郡志事,一面又着《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诸文,这是因为熊雨殷、章格庵以及姚太夫人的事迹,梨洲亲所见闻,知之甚详,而非得之传闻,与一般谀墓之文,不足征信者,迥然不同。梨洲所著《明文海》、《明儒学案》,都是访求各家遗书,搜辑数百家的著述,积数十年之力而后写成的。第二,注意近代当世的史事。梨洲之父忠端公被捕之时,曾对梨洲说:学者不可以不通知史事,应读《献征录》。于是梨洲治史,便先读明代十三朝实录,对近代的史实有了了解,然后才上溯二十一史,如此便能收触类旁通之效。这种治史而注意当身现代之史,与后世言史而多偏于研究古史者不同。第三,注意文献人物之史。
评分书中说:“当时及后来批评康有为这两本著作的人甚多,不一一叙述,仅介绍当时的朱一新、叶德辉、洪良品、王仁俊等人,综合他们的意见,分别伪经考与改制考两方面:批评《新学伪经考》要点如下:
评分双十一凑单买好书,人生最乐事莫过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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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惠栋是乾嘉年间首位公开打出汉学旗帜,与“宋学”对垒[8],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学沿顾炎武,主张治经学必须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古音训诂,对汉儒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正开一派学者求古而不问是非风气,成为吴派经学的重要思想特征,为考证而考证,致使其“饾饤烦琐”,以致有“株守汉学”[9]、“嗜博泥古”[10]之讥。著作有《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文钞》等
评分有为亦云各有大义,但又将《论语》牵合在改制之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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