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文化重点出版项目,百位学者联袂编撰,还原历代思想家在中华思想传承中的成就与影响,指导:钱穆、王云五、屈万里、萨孟武等,审阅: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萨盂武、王尔敏、张朋园、陈鼓应、张玉法等。
坦率地说,我对历史著作的评判标准是很高的,通常会要求它在叙事上要“讲故事”,在分析上要“有洞见”。这本书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但更让我赞赏的是其深层次的史学态度——一种近乎冷峻的客观。作者在评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方哲学导向时,并没有采取那种简单的褒贬态度,而是深入剖析了统治者对“思想秩序”的维护需求,以及学者们如何在维护稳定的框架内,寻求知识的自主与超越。他笔下的思想家,都不是孤立的圣贤,而是有血有肉、在特定制度下挣扎的个体。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忠实呈现,让我对清朝的思想史有了更加立体和去神圣化的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章节收尾时对下一阶段趋势的预判,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在布局中早就埋下了伏笔。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没得挑,那种沉稳中带着一丝古朴的气息,拿在手里就感觉像是捧着一本厚重的历史。我原本以为这种聚焦特定朝代思想史的书会写得比较枯燥,毕竟清朝的思想界变动复杂,涉及的流派众多。但作者的叙事功力着实了得,他没有陷入生涩的哲学名词的泥潭,而是将那些抽象的理论脉络,巧妙地编织进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之中。读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反而像是在听一位博学的长者,娓娓道来那些昔日智者的光辉与挣扎。特别是对于早期清代儒学内部“乾嘉学派”的兴起和他们如何回应前朝遗留的学术困境,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让人对“实学”的真正内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本书显然是经过了大量的文本考据和深思熟虑的结构安排,绝非泛泛而谈的科普读物,它具备了扎实的学术底蕴,同时又照顾到了普通爱好者的阅读体验,这种平衡把握得非常到位,是我近几年读到的关于思想史读物中的上乘之作。
评分这本书的排版和印刷质量也值得一提,毕竟阅读这些偏向学术性的文字,清晰的字体和合理的行距能极大地提升阅读的舒适度。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作者在处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所展现出的细腻笔触。清代的知识分子网络是错综复杂的,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师承关系、地方性社团进行思想交流。作者没有将他们视为一个个孤立的雕像来介绍,而是将他们置于那个庞大的知识共同体中去考察。例如,书中对南方和北方学派在义理与考据上的侧重点差异的对比分析,就揭示了地域文化对思想流变产生的微妙影响。这种对“网络化”的知识生产过程的描摹,让原本静态的“思想史”读起来充满了动态的生命力,它让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持续演进的清代学术图景。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清晰的逻辑分层。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在处理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庞大信息量时,所采用的精细划分和阶段性总结。他似乎深谙“带着问题去阅读”的重要性,每一章的开头都会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时代命题,然后围绕这个命题展开对相关思想家的论述。读到中后期关于“晚清思想的转向”那几章时,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知识分子在面对内忧外患时,思想上产生的巨大张力与焦虑,那是一种近乎痛苦的求索过程。作者在引用原著时也显得非常克制和精准,避免了将大量的古文堆砌在一起,而是提炼出最核心的观点,并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高度凝练的阐释。这使得即便是像“考据学”这样需要耐心细品的领域,也能被清晰地勾勒出其学术贡献和时代局限性,实属难得。
评分初次翻开这套书,我最惊喜的发现是其对“非主流”思想流派的挖掘深度。我们通常谈论清代思想,不免先想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力如何式微,以及后来的乾嘉朴学如何占据主流,但这本书很有效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比如,书中对于一些涉及社会批判、民间信仰,甚至是一些带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异端”思想家的着墨颇多,这些内容在一般的通史教材中往往是一笔带过,甚至被完全忽略。作者没有将清代思想史写成一条单一的直线,而是展现了一个多元、碰撞、甚至相互否定的思想图景。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想象。每当读到一个新的人物或学说,我都会忍不住停下来,查阅相关的历史事件,去体会他们思想产生的时代土壤。可以说,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重新审视传统学术谱系的“方法论”。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就是京东整套书不全了
评分中国历代思想家:清(1) 由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原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等)与王寿南教授共同担任主编,两岸学者联袂撰写,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著作对于读者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重点引进项目,此次以简体字出版,对文中的古今地名对照、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等作了必要的订正,并将原25分册按历史年代合并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和现代等凡7种14册。原版本的卷头语和篇序言,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该书系的出版缘起和有关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根据道终将由异而同,他乃相信:所有利器,今日泰西诸国所挟以凌侮中国者,均应为后世圣人所作,备用以混同万国之方法与器物。因此,中国只要致力于器物的改良扩充,藉以载道运行,在将来,道器合而为一的时候,便可以形成“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也就是大同世界来临。在大同世界中,道已全显,器已通用,人已无分乎东西,地亦无别乎南北,自无所谓夷夏之别了。 以上已经说明王韬对于变局的体察,变易道理的阐释,以及采择西法以补旧创新的看法。由于王韬在其著述之中,不时用到“物极必反”、“天道循环”,以及“天心”、“天命”之类的词语,难免不使人以为他的思想,于变易之外,并富有循环论与命定论的色彩。如此,将形成矛盾。但如果综观其全文,当不难看出,他使用这些词语,多半是为了增进与鼓舞人们的信心与意志,以使其积极努力,从事于掌握和创造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而在此一掌握与创造的进程中,武力非不重要,但必须依道德与道理的基础而使用,不然,不仅将造成别人之灾害,其本身亦将蒙受损失。因此,他所说之循环、必反、天心、天命等,有时或不免有所强调,但于他的变易之理,当无妨碍。以下兹略加举例说明。 在《普法战纪》前序中,他就战争的结果,作前途的展望,认为:“善观国运者,毋以胜为吉,毋以败为凶,盛即衰之始,弱即强之渐。”这种看法,颇似循环与命定。但再看其下文,则可知道并非如此。他继续说:“勾践卧薪尝胆,卒以沼吴,燕昭礼士求贤,卒以覆齐。法于此时,正当拨乱求治,励精蓄锐,先尽其在我,而后可以得当一洒其耻。 培养农业人才,须于各地方普设农艺学塾。其经费可仿照书院之例,由地方官绅公捐。更于科举之中,设置农业一科,应考士子,须于西方植物学、水利学、化学与中国农政、水利等书,深加研习。如此培养鼓舞,学用相辅,久而必有出类拔萃,如古代先圣之神于农、神于水者,相继产生,农业自可望大为兴隆。 使用机器耕具,前此已经述及,于此可不必复赘。经济作物,为配合丝及丝织品、棉及棉织品与茶叶等之市场竞争,于养蚕、种桑、植棉、栽茶等,都须力行改进与推广。泰西于农务、种植俱有专书,且均由政府为之教导鼓励,中国自宜仿行。质量改良,生产增加,再配合缫丝、纺织、焙制等技术的革新,则此类产品,不仅可在本国之内,抵制外货,保卫利权,亦可在外国销售,增加利权。
评分慢慢看,用作参考,还是非常好的
评分为其弟子推察孔子的学说而称呼的,非孔子自居于王的地位。
评分(3)尊敬孔子为素王可也,但不必强孔子背周而改制。孔子为
评分读书节买了一大堆书,要不是基本都没货了,还要花更多钱,感谢京东下架大部分图书,给我省钱了。
评分该书关于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选取立意及某些作者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为便于参考研究,仍保留其原貌,在书中加编者注予以说明;个别之处,有所节略,但不改动原书之观点。
评分(4)托王于鲁的说法,起源于《春秋繁露》,系对文字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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