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那场堪称“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他是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见证者之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靠的材料披露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的原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一、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夺权和政变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妥”/林彪擅自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了。”/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毛主席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报告了林副主席/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毛主席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23
(一)/24
毛主席问:“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毛主席说:“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二)/27
开幕前,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毛主席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周总理说,你争取第一检
查吧/
(三)/40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要吴法宪做检讨。吴法宪偷偷报告了林彪/“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毛主席说:“不要你去开会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
三、“读点马列主义的书”/47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毛主席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叶群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
……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
后记
精彩书摘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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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与共和国的捍卫者:从延安整风到林彪事件的权力博弈》 作者: 历史研究组 出版信息: 时代文献出版社,2023年修订版 字数: 约1500字 --- 内容提要 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位特定领导人的回忆录或个人叙事,而是深入剖析了自抗日战争中后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九一三事件”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围绕意识形态统一、军事指挥权以及最高领导层接班人问题所展开的复杂、隐秘且影响深远的权力结构调整与路线斗争。全书以宏大的历史叙事为框架,辅以详实的档案资料、会议记录摘录以及多方当事人的侧面观察,力求还原一个多维度、去神化色彩的政治斗争图景。 本书的核心关切点在于探索“非常时期”的政治逻辑,即在国家建设的初步阶段,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处理与“功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界定和清除被视为对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反党集团”。 第一部分:思想的熔炉与权力的初塑(1942-1955) 这一部分首先聚焦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层意义。我们探讨的并非仅仅是思想改造本身,而是这场运动如何成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绝对领导地位的基石,以及它在组织层面对权力核心的重塑过程。作者详细梳理了早期高级干部群体中对“个人崇拜”萌芽的不同态度,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埋下未来政治分野的伏笔。 随后,本书将笔触转向建国初期的军事整合与政治部署。重点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后期的结构调整,以及围绕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所产生的不同战略设想之间的张力。我们详细考察了在国家安全视角下,中央对高级将领政治忠诚度的考察标准是如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重点分析章节: 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统一与权力清洗的辩证关系 “功勋”的政治价值:建国初期对元帅阶层的权力制衡 经济恢复期的路线分歧: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早期摩擦点 第二部分:盛世之下的阴影:庐山会议与军权重构(1956-1965) 本书认为,庐山会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定政治环境下,高层权力结构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作者避开对某一具体经济路线的简单评判,而是深入剖析了彭德怀等人在中央决策层中扮演的“异见者”角色,以及这种角色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内所面临的结构性风险。 在军事层面,本章着重考察了国防工业体系的建立与中央对军队控制权的回拨。通过对中央军委内部权力交接和人事任命的梳理,揭示了在“大跃进”后期,中央如何通过建立更严密、更直接的指挥链条来确保军队对中央的绝对服从,以及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山头”倾向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案例研究: 庐山风波的权力逻辑:从“反教条主义”到对“野心家”的警惕 “五年计划”中的国防预算与战略优先级的较量 高层之间的信息流动与“密报”政治对决策的影响 第三部分:历史的漩涡:文革前夕的路线交锋与权力重组(1966-1971) 这一部分是全书研究最为深入的篇章,它侧重于探究最高领袖在面对健康问题和接班人问题日益凸显时,如何利用新生的政治力量来巩固其历史地位并重塑权力结构。 本书仔细辨析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不同派系对于“谁是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人”这一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深入分析了林彪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所扮演的“副帅”角色,其权力的上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各方政治力量相互利用、相互制衡的结果。书中大量引用了彼时中央文件中的模糊表述,并试图从上下文语境中推导出其深层政治意图。 重点分析了“一号文件”颁布前后的政治氛围,以及高层对于“防止反革命复辟”的迫切性认知如何催生了一系列非常规的政治行动。 关键议题探讨: “突出政治”口号下的意识形态工具化 副统帅的权力边界:从“军政双肩挑”到“林副主席语录”的扩散 中央核心圈的异动:对“地下活动”的侦测与反应 1971年夏末的权力失衡与最终的决裂 结论:历史的沉思 本书的结论部分总结了自延安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最高权力统一性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它探讨了当政治斗争进入私人化、秘密化阶段时,对国家治理和领导集体稳定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作者认为,理解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关键在于把握“忠诚”与“路线”在不同历史关头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如何被用作清理政治对手的有效工具。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更具历史深度和结构分析视角的解读,而非简单的事件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