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民国史（套装全16册）》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兴亡的历史长卷。作者除了全面搜集和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关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有关历史资料，以及国内收藏的大量民国书籍报刊，还广泛参考了台湾地区和国外出版的相关资料、著作、文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民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该部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十二卷，约760万字。每卷后附本卷人名索引、征引文献。作者简介
李新：《中华民国史》总主编。当代著名史学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以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著称。
汪朝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内民国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内中华民国史研究，尤其是蒋介石研究的知名专家。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学者。
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宗一：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韩信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第一卷（11894－1912）第一章 清朝统治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
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第四章 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
第五章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第六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
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九章 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挫折和国内中部地区革命组织的发展
第十章 保路风潮
第十一章 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
第十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第二卷（1912－1916）
第一章 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国内政局
第二章 北洋军阀集团与同盟会矛盾的尖锐化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善后大借款
第四章 二次革命及其相关的斗争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
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
第七章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
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
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
第三卷（1916－1920）
第一章 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
第二章 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
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四章 孙中山南下护法和南北战争
第五章 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七章 五四运动
第八章 直皖战争
第四卷（1920－1924）
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二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及战后政治
第三章 西南的“联省自治”与军阀混战
第四章 孙中山的奋斗与转向
第五章 黎元洪被逐与曹锟贿选
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第七章 1920年代的中国经济
第五卷（1924－1926）
第一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第二章 善后会议：和平统一的最后尝试
第三章 初期国共合作
第四章 五卅事件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五章 北伐前中外关系格局的演变
第六章 南北军阀混战与临时执政府的终结
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第六卷（1926－1928）
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二章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与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第三章 列强分化中国革命与蒋介石发动政变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与汪精卫集团分共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和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第七卷（1928－1931）
第一章 国民政府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
第二章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内政与外交
第三章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战争
第四章 反蒋派大联合与中原大战
第五章 发展中的国共矛盾及南京政府的“剿共”战争
第六章 国民党内矛盾的发展和各派联合统治的确立
第八卷（1932－1937）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二章 华北军民抗战的开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的加强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
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六章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第七章 西安事变
第八章 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日
第九章 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
第十章 国民政府的经济
第十一章 国民政府的教育和学术研究
第九卷（1937－1941）
第一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第二章 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
第三章 国民政府战时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运作
第四章 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
第五章 日本的以华治华策略与汪精卫集团降日
第六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正面战场
第七章 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敌后战场
第八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部危机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与民众救亡运动
第九章 国统区的经济
第十章 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
第十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
第十卷（1941－1945）
第一章 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二章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
第三章 抗日后期的国统区
第四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敌后解放区
第五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沦陷区
第六章 中国对同盟国的外交关系
第七章 豫湘桂战役与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八章 战后中国政治的设计和争执
第九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十一卷（1945－1947）
第一章 抗战胜利与战后初期的国内政治
第三章 战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五章 全面内战的爆发与国共关系的破裂
第六章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与统治危机
第十二卷（1947－1949）
第一章 国民党最后的总动员
第二章 国民党军战略攻势地位的丧失
第三章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强化统治的措施
第四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上）
第五章 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失败（下）
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七章 蒋介石引退和北平和平谈判
第八章 中华民国的覆灭
第九章 国共对外政策
第十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精彩书摘
第七卷 第三章二 中苏交涉的破裂与中断
对东北地方当局7月10日强行夺取中东路之举，苏联政府在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采取两手策略，一面争取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一面积极备战，向中方施加军事压力，以恢复中东路事发前的原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手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断交前以“和”为主，断交后便转向以“战”促“和”了。
至于中方，由于苏联宣布对华断交后，即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空气，张学良首当其冲，感到压力不小。他致电蒋介石、王正廷说: 苏方现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河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非东省独立所能应付，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 而蒋介石则继续坚信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开战。7月19日早8时，苏军开始在绥芬河一带向中国守军开枪开炮，并扣留行进在黑龙江上的中国船只。他仍断言: “详察国际刑势，俄无开战可能，咋日绥芬飞机与炮声是其仍以恫吓性质，我军前方部队须以极镇静态度处之。”
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很明显，就是绝不向苏方示弱，坚决不与苏联直接交涉。他注意到《非战公约》7月24日将正式生效，其主倡者美国政府又对中苏冲突格外“关切”，认为可以以此为契机，借助国际的力量，迫使苏方承诺不诉诸武力，承认中方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对于蒋的这一主张，20日夜从青岛赶回南京的王正廷不大赞同。他在次日凌晨见蒋时表示：俄国未加入国际联盟，故无要求联盟调停必要。对非战公约组织，也只能限于将中国政府的态度通知签约各国而已。毕竟外交全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 因此，他主张应当对苏联政府的绝交照会做出正式答复，以寻求直接交涉。对此，蒋介石断然反对，严词道：“彼已决绝如此，余决不复，兄必欲复，请以兄私人名义复之可耳。”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坦白说，我是一个对政治史不太感冒的读者，但《中华民国史》成功地将政治事件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细微脉络中，使其变得可感、可触。其中关于城市生活变迁的章节，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民国风俗史”。它详细描述了从有轨电车修建到咖啡馆兴起，再到新的家庭结构如何在这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受到冲击和重塑。特别是关于女性地位的章节，不再是刻板的“解放”或“压迫”二元对立，而是细致描绘了不同阶层女性在教育、婚姻和就业选择上的微妙差异和抗争路径。那种通过分析旧报纸上的小广告、月份牌上的图案，来推导出时代精神侧影的功力，令人叹服。这套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走入了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件展品——无论是一个法令文件还是一件家具——都有其背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民国图景，远比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要丰满得多。
评分我原本以为这种多卷本的厚重历史著作，读起来会像啃一块硬邦邦的石头，充斥着枯燥的年代和人名，但《中华民国史》却展现出惊人的叙事张力。它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不仅仅是时间线上的推进，更是在不同主题间进行了精彩的穿插和对比。比如，在一卷重点描写国民政府外交困境的同时，紧接着的另一卷就深入探讨了文化精英阶层在上海和北平的生活图景，这种对比让历史的层次感一下子丰富起来。读到某一卷关于新文化运动后期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部分时，我深感震撼。作者没有简单地评判谁是“进步”的，谁是“守旧”的，而是细致地梳理了各种思潮相互碰撞、融合、甚至互相渗透的过程。那种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被描绘得入木三分，让人忍不住反思我们今天所持的许多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文字的韵律感也极佳，行文流畅，即便是在分析复杂的政治经济数据时，也保持着一种叙事的节奏感，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
评分这套书的史观非常宏大，一下子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铺陈开来。我特别喜欢它对地方派系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不像很多通史那样只聚焦于中央政权和所谓的“大人物”。比如，书中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长江流域不同商业集团的兴衰描写得极为细致入微。它没有简单地将历史描绘成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复杂的互动、偶然的机遇和难以预料的后果。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思考，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掉的小人物，他们的选择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作者的笔触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失故事的引人入胜。特别是关于抗战时期后方经济的分析，那些关于物资调拨、黑市交易的描述，活生生地展现了国家机器在极端压力下的运作肌理。光是理解当时物资流动的复杂性，就足以让人对那个时代的艰辛感同身受。这种细节的扎实，使得整部作品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绝非泛泛而谈的“成功学”或“失败史”。
评分这部作品的学术深度和广度，无疑是顶级的，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在处理争议性问题时的那种冷静和审慎。它没有急于给出道德审判或盖棺定论，而是把各种相互矛盾的史料并置呈现，把判断的权力留给了读者。例如，在论述某一重大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时，作者详细考察了幕后的权谋、个人恩怨和外部压力是如何共同作用的，而不是将结果归因于某个单一的“英明决策”或“历史必然性”。这种“去神圣化”的写作手法，让历史人物变得更加真实、有血有肉。读完后，我感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是非曲直有了更复杂的理解，不再轻易接受简单化的标签。这种促使读者进行深度思考的史学作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它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套理解复杂世界的分析工具和广阔的视野。
评分从一个地方史研究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套书的价值在于它对地方行政和基层治理的罕见关注。以往的宏大叙事往往将民国简化为“军阀混战”和“中央集权”的拉锯战，但这里面清晰地展现了从中央政令下达到地方，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结构、宗族势力和地方精英进行“转译”和“消解”的过程。我尤其对其中关于乡村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章节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没有采用那种“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来审视“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多中心世界。比如，书中对某个省份如何通过建立“地方议会”来对抗上级政府的拨款要求，以及这种对抗在特定历史节点下如何意外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侧面的描写，远比单纯列举某次战役的胜负要有趣得多，也更有启发性。它让我明白，历史的驱动力，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权力博弈和地方惯性之中。
评分不错
评分内容详实，对于了解民国的历史很有帮助。
评分中华民国历史
评分很不错满意
评分非常好
评分很喜欢的书，很喜欢的很！好的很
评分质量好，发货快，愉快的购物体验……
评分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寺。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评分很好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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