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档案学:经典著作(第1卷)》第一卷以文书学为主,包括了徐望之先生的《公牍通论》、陈国琛先生的《文书之简化与管理》、许同莘先生的《公牍学史》和周连宽先生的《公文处理法》;第二卷以档案学为主,包括了程长源先生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先生的《档案管理与整理》、龙兆佛先生的《档案管理法》、梁上燕先生的《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傅振伦与龙兆佛先生的《公文档案管理法》、黄彝仲先生的《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周连宽先生的《档案管理法》、秦翰才先生的《档案科学管理法》和殷钟麒先生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每一种旧著之后都编人了学界对其书的评论,以供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及其思想,起到一个导读的作用。
目录
公牍通论
徐望之与《公牍通论》
文书之简化与管理
陈国琛与《文书之简化与管理》
公牍学史
许同莘与《公牍学史》
公文处理法
周连宽与其档案学著作
精彩书摘
(69)题本题本始于明永乐二十二年,令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具题本投进,清因之。光绪末年,均改为奏本,明清两朝《会典》载有题本式,均首称“某衙门某官臣某等谨题为某事”,末称“谨题请旨”。如不请旨,只用“谨具题知”。后书某年月日某衙门某官臣某。
(70)揭帖揭帖自宋时已有之。而以之为文书之名,则始于明。明阁中凡有密奏及奉谕对答者,皆称为揭帖。其制视题本差狭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渊阁印缄封进御。清初尚沿其制,后废。其式首称“某官某谨揭为某事云云”,末称“理合具揭,须至密揭帖者”,后书某年月日。
(71)咨呈咨呈始于明。凡六部行文五军都督府、各处承宣布政使司行文六部、清各省布政按察上六部,皆用咨呈,民国因之,今废。明咨呈之程式首称“某部为某事”,末云“合行咨呈,伏请照验施行,须至咨呈者”。文后书“右咨呈某军都督府”,次书某年月日尚书及侍郎名押。(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四款第一节咨)
(72)牒呈牒呈始于明,应天府上都司布政司、各府上按察司、按察司上布政司用之。清各府行按察司亦用牒呈,今废。
(73)牒上牒上仅明有之。凡各处守御千户所兵马指挥上各府,皆用牒上,其式与咨呈略同。
(74)参评乃长官告属吏之辞,即古人所谓教也。明人偶为之,此外则少见。第九节公文名称始于清代者
(75)谕谕者,告之使晓也。《左传》有周天子手谕告诸侯,是谕之称,已见于春秋之世。汉高祖有入关古谕,但其文不可考。清制特降者为谕,因请而降者为旨,凡晓谕中外及京官自侍郎以上,外官自知府总兵以上之黜陟调补,皆以谕行之,谓之上谕。而传递上谕之由内阁者,谓之明发,又日明降或明寄;由军机处者,谓之廷寄;由藩臬者,谓之传谕。上谕无一定程式。民国始废。但长官告其属吏日谕,现今机关中犹沿用之。
……
前言/序言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策划出版一套《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以“经典”的眼光检视档案学著作发展历史,并为爱好专业典籍者提供阅读便利,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谓学术经典,大体是指那些能够解决时代的学术问题,又对后世学术发展提供启迪和示范,获得学界基本认同的著作。《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计划先从民国档案学经典编起,逐步扩至1949年以后的大陆和台湾,并旁及国外学术经典。这样的出版计划,无疑可以惠泽档案学人,对于传承和传播档案学术功莫大焉。
清代学者阮元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学科意义的档案学从粗疏逐渐走向成熟。今天站在所谓“百年前后”的时间点上,回顾民国时期档案学发展历史,那些可圈点的经典之作,对于今天的档案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转折中展开的,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经世致用,切近时代需求,是这一时期的首要特点。一面因缘于史料大发现,以文化学术界学者为研究主体,以历史档案整理为中心问题,其成果兼承学术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重任;一面受时政的助推,以行政界为主体,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中心问题,其成果力求推动国家行政的高效运转。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大多语言浅近,方法力主可行,各种卡片簿册之设计与档案用具之描画不厌其细,不厌其详。著作者大多具有丰富的档案管理实践经验,倾心于学术研究,其孜孜以求的精神隐藏于字里行间。如龙兆佛曾服务于广西省政府,从事档案整理,他的《档案管理法》易稿十余次始脱稿,字字句句皆从实践中得之。以后世眼光来看,这些著作于理论抽象概括或尚有欠缺,不过确实凸显了档案学的应用学科性质,朴实无华,不尚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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