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苏联史（第8卷）》充分利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资料，阐述了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历史，时间跨度是从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到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整整18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斯大林模式的鼎盛时期。勃列日涅夫尽其所能，促使斯大林模式发挥完了其所有的潜力。但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素质、他所实行的政策，导致苏共中央难以维持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无法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狭窄框架。作者简介
叶书宗，男，汉族，1936年5月生于浙江天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长江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第五届常委。承担和完成中华社科规划“八五”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演变的历史考察”；上海市社科规划“九五”中长期课题“长江文明史”；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著有《苏联的革命与建设》、《苏联兴亡史》（合著）、《回眸“布拉格之春”》、《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等8部著作；主编专著《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长江文明史》。发表有关苏联历史论文百篇。学术成果多次获奖。
内页插图
目录
序主编的话
前言
第一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
第二节 勃列日涅夫的施政决策
第二章 农业生产的苦难历程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
第三章 拒绝市场的僵化经济运行机制
第一节 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冲动
第二节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无声消亡
第三节 苏联与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四章 党政-体的苏共及其危机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的几次党代表大会
第二节 赫鲁晓夫逝世
第三节 苏共-党执政体制的僵化
第四节 迈向死胡同的苏共
第五章 苏联社会的人本主义潜流
第一节 人本主义潜流的涌动
第二节 人本主义“三剑客”
第三节 苏共中央对人本主义潜流的认识与对策
第六章 积怨深重的民族关系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和苏联的现实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新勃起
第三节 民族问题的死结
第七章 苏联与社会主义世界各国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中关系
第二节 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占领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波关系
第八章 苏联与社会主义以外的世界各国
第一节 苏联外交路线的调整与苏美关系
第二节 苏联与西欧各国
第三节 苏联与非洲大陆
第四节 苏军入侵阿富汗
第九章 勃列日涅失后期的苏联社会与勃列日涅夫逝世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社会的某些现象
第二节 勃列日涅夫逝世
附录
参考书目
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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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于是，举国大哗，导致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的信任危机。为了应付经济的困境，也为了还债，1976年6月24日，波兰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其中，猪肉每公斤上涨69%，黄油上涨50%，食糖上涨100%，政府以补贴形式给予市民等价的现金补偿。[1]其实，食品的大幅度涨价，带动了所有商品的狂涨，政府的“食品涨价补贴”，填不平居民因食品涨价带来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而造成的窟窿。食品涨价引起工人普遍的不满和抗议。
6月25日，即波兰政府宣布食品大涨价的第二天，皮沃特勒库夫省腊多姆市工人就走上街头，举行罢工、游行，抗议食品涨价，游行队伍冲击市府机关，引发了流血冲突。事态迅速扩大，全国几十个省接连罢工、游行。迫于形势，波兰政府撤销了涨价的决定，并声称“在几年内冻结物价”。但是，波兰政府在事后却悄悄地、逐步地提高商品零售价格，而且推出双重价格：“平价（配给）和自由价格”。人民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聚。
20世纪70年代后期，波兰的社会综合状况继续恶化：国家综合经济比例失调；外贸负债；计划管理混乱；生产无人负责；社会政治生活不正常；对涉及人民生活和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久拖不决；官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现象层出不穷；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没有克服困难、励精图治的老实说法。人民越来越不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能解决问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波兰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强。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罗马教皇，改名约翰一保罗二世。此事轰动了举国民众，天主教的影响大盛。1979年6月，约翰一保罗二世访问波兰。教皇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睹教皇的风采。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很大部分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现实状况显示：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威望已盖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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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读完一部分，最大的感受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日常性危机”。历史往往被浓缩成几个关键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勃列日涅夫上台——但这本书的妙处在于，它把镜头拉近，聚焦于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在日常生活中缓慢积累的矛盾。我能想象到当时的普通苏联公民，在供需失衡的货架前排队时的无奈，或者是在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僵化的官僚体系中，一个有抱负的年轻干部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力感。作者没有把焦点仅仅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室政治上，而是巧妙地将宏观的经济指标与微观的社会心态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层次丰富的社会图景。这让我意识到，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往往不是由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宣告的，而是由无数次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的失望和低效率共同磨损殆尽的。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是缓慢而沉郁的，它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让你在历史的迷雾中自行感受那种“缓慢的死亡”。
评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需要耐心与智力投入的著作，它拒绝提供简单的答案或廉价的共鸣，而是要求读者以一种近乎学徒的姿态，去学习和理解一个超级大国的复杂心智模式和最终的自我封闭过程。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处理外交政策部分时所展现出的平衡视角，没有简单地将苏联描绘成一个纯粹的侵略者或受害者，而是详细阐述了其全球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书中对阿富汗战争的分析尤其深刻，它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对整个国家意志和资源分配体系的一次致命的透支，是僵化体制在面对非对称冲突时的无能体现。读完后，脑海中留下的是一个庞大而沉重的结构图景，它在自我维护的惯性中，逐步丧失了适应外部世界变化的能力，最终，其自身的重量压垮了自己。这是一部真正严肃的历史著作，它会留在你的书架上，并且会不断地被你回顾和引用。
评分从文笔上看，这本书展现出一种内敛而精准的力量，它极少使用煽情的辞藻，但其选择的词汇和句式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历史重量。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反复咀嚼某一个精确描述一个政策后果的句子，仿佛在品味一杯陈年的、略带苦涩的佳酿。它构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权力网络模型，你必须时刻留意不同派系之间的微妙制衡和潜在的背叛。这种对政治操作的精细刻画，让我深刻理解了“政治斗争”并非总是刀光剑影，更多时候是关于谁能更好地控制信息流、谁能更有效地进行人事布局。例如，关于军队和克格勃在国家决策中的角色平衡，作者的论述细致入微，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对苏联体制的透彻掌握。这本书读起来需要全神贯注，因为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都可能让你错失理解某个关键历史转折点的钥匙。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值得称道，它不像某些编年史那样平铺直叙，而是采用了主题式的章节划分，这极大地增强了可读性和分析深度。比如，当它深入探讨苏联在“稳定”口号下对科技创新的压制时，那种对于长期战略眼光的缺失的描绘，简直令人扼腕叹息。作者似乎在用一种近乎悲悯的口吻，解析着那个时代领导层的集体心理——他们太害怕失控，以至于宁愿选择可预测的停滞，也不愿冒任何可能导致权力结构松动的风险。这种对“保守主义的陷阱”的剖析，是极具启发性的。它迫使我思考，在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当安全感成为高于一切的追求时，进步的火花是如何被系统性地熄灭的。这种对历史逻辑深层次挖掘的能力，使得这本书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史料罗列，上升到了对人类治理困境的哲学反思层面。
评分这部大部头读起来真是一次漫长的思想跋涉，虽然我手头拿到的具体是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那一卷，但整体的叙事脉络和历史的厚重感是共通的。翻开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种扎实的学术风格，作者显然是下了苦功的，每一个论断背后似乎都能看到堆积如山的档案和第一手资料在支撑。它不像那些通俗历史读物那样追求戏剧性的冲突和快节奏的叙事，相反，它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在带领你进行一次极其细致的考古挖掘。你必须放慢自己的阅读速度，去品味那些关于苏联体制内部运作的精微描述，比如最高苏维埃的每一次投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每一次修正，这些看似枯燥的细节，恰恰是理解那个庞大机器如何运转，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僵局的关键所在。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意识形态阐释上的那种审慎态度，没有简单地贴上“好”或“坏”的标签，而是努力还原当时决策者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是如何理解和执行他们的“进步路线”的，这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与满足感。
评分好.....................
评分评：陈胜的岳父也来投奔陈胜，陈胜却以普通宾客的礼仪接待他，只是作揖却不跪拜。宾客仗着旧交口无遮拦，陈胜觉得他侮慢了自己的威严便斩了他。由这两件事看，陈胜后来被自己的司机杀掉，就不奇怪了。就算陈胜侥幸得了天下，也不比秦朝好到哪儿去。
评分悲观是宫崎骏世界观的出发点，也因此，他为人类造梦，并引领孩子们飞行在现实迥异的理想世界，作为对人类溃败的抵抗。（《悲观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评分很好很好以后就买这家的
评分关于本书的学术水准，见仁见智。就目前而言，这是中文读书界有关苏联史学的可信度最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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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资治通鉴》卷十二 汉纪四
评分物流快，东西好，无可挑剔，嗯。
评分1957年6月,他支持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反对列宁主义”。不久，他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0年5月，勃列日涅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成为继加里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伏罗希洛夫之后第四任苏联国家元首。同年7月起，他不再兼任中央书记职务。1963年6月，弗·罗·科兹洛夫患病之后两个月，勃列日涅夫重又担任中央书记。1964年7月，他辞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专门致力于党务工作。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宣称继续执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说这一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同时他也指出，“凡是以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的决定来偷换对事情应采取的科学态度的地方，挫折和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中只凭意志行动越来越占上风，次数很多的、有时是臆想出来的改组造成了神经过敏状况。”他逐步对赫鲁晓夫时期一些不得人心的作法进行修补，重新确立党高于一切的原则。1964年11月，他将两年前改组的工农业党组织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州、边疆区党委会。1965年6月，他取消了经济行政区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成立了全苏和加盟共和国各部。采取稳定干部队伍的方针，不再搞大换班和频繁调动。对斯大林的评价逐渐肯定一些，允许在宣传和文艺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并在斯大林的墓前设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称颂“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了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在动员苏联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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