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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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著，苏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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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结构经济学
• 结构经济学
• 经济发展
• 经济政策
• 发展经济学
• 理论框架
• 增订版
• 中国经济
• 发展中国家
• 产业结构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48188

版次：2

商品编码：11561347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4

字数：388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林毅夫教授最重要著作！首版荣获中国出版领域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全新收入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等多位国内经济学家的精彩评论，更富中国视角，更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增加了读者普遍关心的制度分析内容。

所获荣誉：

u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u 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12年度人文社科十大好书

u 2012“新京报年度好书”100本侯选书以及经管类图书10强

海报：

内容简介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思想则是内生于探索稳定增长策略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为研究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见解。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然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为支持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经验，并为改革的实践者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增订版新收入了多位国内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文章，突出中国视角，更贴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增加了读者普遍关心的制度分析内容，讨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问题。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于1986 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精彩书评

专家推荐：
这部绝佳的文集，来自经济发展领域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他参与塑造了一股新兴思潮，并将其推进实施: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则逐步衰落？林毅夫关注的那些国家，在六十年前经济还较为落后；但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他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他的风格冷静而朴实，这反而使得文章在整体上更加生动并具有启发性。
——帕尔塔?达斯古普塔爵士，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讲席教授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于雄心的作品。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帮助下，林毅夫针对经济增长、产业多元化和发展，成功地描述了其复杂的微观动态结构。他还成功地说明了，作为投资者、监管者、经济活动和预期的协调者以及指导者，政府所扮演的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所有这一切论述均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而后者本身又处于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中。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伯克利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设立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取得；并明确有力地说明了哪些结构性转型是必需的，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书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此前多年，“华盛顿共识”引导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开发机构；如今其已丧失信誉，而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替代。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校级讲席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如果说2009年林毅夫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马歇尔讲座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的话，那么，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4年后，通过在当今世界范围中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路径和现实经济状况的实地观察、研究和思考，尤其是通过与多国政府领导人以及靠近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广泛的沟通与交流，使他更能从一个理论经济学家的高度和宽广视野来验证和发展其经济学理论框架。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过去 5 年中，林教授在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林毅夫）受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又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能够与国内外的高手进行交流和讨论。所有这些，也许在某一方面毅夫并不是特别出色，但综合观察，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其长期理论思考、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成果。他对既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的，从而寻求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推动或引导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就经济发展这一范畴而言，《新结构经济学》这本书是一个崭新的尝试。《新结构经济学》续写了中断数十年的“发展经济学”。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目录

序言
导论
1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
2 增长报告与新结构经济学
3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政府在动态结构变化中的作用
4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的应用：尼日利亚的案例
5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6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7 发展战略、制度与经济绩效
结束语：通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黄金时代之路

精彩书摘

序 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这个位子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经历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那时的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我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17、18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它们拥有一部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求得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祖国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Summers，1994)。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我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Murphy, Schleifer 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从而会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的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对那些仍然被认为是因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须存在的“先进产业”的考虑，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暗”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代价会更为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较之双轨、渐进的改革更为严重(Lin and Tan，199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将存在，总的来讲，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更加严重(World Bank，2002)。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式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机频仍(Easterly，2001)。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取得了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前言/序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这个位子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经历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那时的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1]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2]
　　我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17、18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它们拥有一部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求得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祖国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Summers，1994)。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我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Murphy,SchleiferandVishny,1992;Sachs,WooandYang,2000)。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3]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从而会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的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对那些仍然被认为是因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须存在的“先进产业”的考虑，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暗”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代价会更为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较之双轨、渐进的改革更为严重(LinandTan，199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将存在，总的来讲，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更加严重(WorldBank，2002)。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式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机频仍(Easterly，2001)。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取得了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便会出现停滞并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总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作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我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以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4]，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5]。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在1995年获得诺奖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194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名字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61位主讲者，也是第2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才开始颁发的，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奖的应该超过15位。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名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6]这本书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下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其中贝克尔写道：“林毅夫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性，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福格尔则说：“林毅夫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斯指出：“林毅夫的马歇尔讲座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方面去理解过去几十年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亚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学家有关发展问题的标准化解释投以怀疑的眼光。”斯宾塞评价：“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以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主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1000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及政府领导人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经过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坚定了我对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践上的价值的信心，因此，借2009年6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时一个内部讨论会的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侧重于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年3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7]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经济学界的同行在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时要重回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书名《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揭示的对所关心的问题、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来。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即使是西欧那些发达国家也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8]这种快速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使得劳动的产出和价值不断增加，伴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资本需求和风险的扩大，各种相应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认为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其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或要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政府的作用则是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1]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中国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现价计算为152美元，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数为573美元，中国尚不及其三分之一。
　　[2]在1950—2008年间，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从低收入变为高收入；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为高收入，其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欧洲国家；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不少是石油等资源输出国家；另外，有1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和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0个百分点以上。上述数据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LinandRosenblatt,2012)。
　　[3]该书的中文版于199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英文版于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日文、俄文、法文、韩文、越南文等版本。
　　[4]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2003年第51卷第2期，第277—308页。
　　[5]ChicagoMaroon，2001年5月15日，第5页。
　　[6]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
　　[7]论文和多位学者对此文的评论发表于《世界银行研究观察》2011年第26卷第2期，见本书第1章。
　　[8]经济史学家乔治·克拉克甚至宣称：“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见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一文。

深入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石：解析经典理论与新兴范式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宏大而精微的视角，审视自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及其对现实世界政策制定的影响。我们聚焦于那些奠定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性理论，并追溯它们如何被后来的挑战者——无论是来自制度主义、行为科学还是复杂性科学的思潮——所修正、补充乃至颠覆。 全书结构清晰，分为四大核心部分，层层递进地勾勒出经济学理论演进的脉络。 --- 第一部分：古典与新古典的遗产：效率与均衡的信仰 本部分将深入剖析自亚当·斯密奠定基石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演化为20世纪中叶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不会止步于简单的理论复述，而是着重探讨其核心假设——理性人、信息完全性以及市场出清机制——在理论模型中的数学严谨性与在现实世界中的适用边界。 第一章：边际革命与一般均衡的构建 本章详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诞生，以及它如何彻底取代了劳动价值论，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重点分析了瓦尔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解释了资源配置最优性的理论基础（帕累托最优）。同时，我们批判性地考察了该理论在处理非零和博弈和外部性问题时的内在局限性，这为后续章节讨论市场失灵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与凯恩斯主义的冲击 本章聚焦于大萧条时期对古典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对“萨伊定律”的坚持）的根本性挑战。详尽阐述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如何引入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并系统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稳定短期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机制。本章将对比分析乘数效应的理论模型与实际操作中的政策传导障碍。 第三章：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的旗帜下，本章探讨了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 REH）如何重塑了人们对宏观政策有效性的理解。通过审视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和政策无效性命题，读者将清晰认识到，一旦主体行为被纳入预期考量，政策干预的“可预测性”如何成为其失效的根源。我们还将辨析理性预期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微妙关系。 --- 第二部分：市场的阴影：制度、信息与不确定性 面对新古典模型的“完美世界”假设，本部分转向那些关注“现实世界”摩擦与缺陷的理论分支。本部分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往往不是由纯粹的理性优化决定的，而是由制度环境、信息分布和行为偏好共同塑造的。 第四章：信息经济学的兴起与逆向选择 本章集中讨论了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如何导致市场失灵。详细剖析了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和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Adverse Selection）。我们不仅分析了市场失灵的后果（如信贷配给、保险市场退出），更深入探讨了市场为应对信息不对称而自发形成的机制（如担保、声誉）。 第五章：不完全合同与交易成本经济学 本章引入了科斯（Coase）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我们探讨了组织（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即降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重点分析了产权界定、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和不完全合同的约束，如何决定了企业边界和治理结构的选择。 第六章：新制度经济学：法律、产权与增长 本章拓展了制度经济学的视野，探讨了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分析了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即清晰、可执行的产权制度是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我们将对比分析不同国家在产权保护方面的差异，以及它们对投资决策的深远影响。 --- 第三部分：超越理性：行为、认知与金融的脆弱性 随着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的渗透，经济学开始正视人类的认知局限和非理性行为。本部分展示了如何将更贴近人类经验的假设融入经济模型之中。 第七章：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本章全面介绍了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核心发现。我们将详细解析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对损失厌恶和参考点依赖的描述，并讨论启发式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如何在决策中系统性地偏离理性选择。我们会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案例来佐证这些理论的有效性。 第八章：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繁荣与危机 本部分将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应用于金融领域。重点分析了米勒（Miller）和索洛维（Shleifer）关于羊群效应（Herding）和投资者情绪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我们对比了有效市场假说（EMH）的强、中、弱式版本，并论证了在现实中，异质性信念和心理传染如何导致金融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解释了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路径。 第九章：博弈论的深化：策略互动与声誉 本章超越了简单的竞争或垄断模型，转向更复杂的策略互动分析。我们将介绍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的概念，阐释“互惠偏好”和“声誉”如何在市场中维持合作（如寡头串通的稳定性）。这为理解国际贸易协定和产业标准制定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 第四部分：适应性系统与经济复杂性 最后一部分将目光投向更前沿的领域，探讨将经济体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的思维模式，挑战了传统均衡分析的静态本质。 第十章：从均衡到过程：动态复杂性分析 本章介绍了复杂性经济学（Complexity Economics）的核心思想。我们将讨论非线性动力学、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现象，以及经济系统如何通过代理人之间的交互产生涌现现象（Emergence）。重点分析了模型如何从依赖特定均衡点转向关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和系统稳定性。 第十一章：技术变迁的内生化：熊彼特式创新与破坏性机制 本章回归增长理论，但重点在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框架。我们分析了技术创新并非一个外生冲击，而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动态之中的驱动力。探讨了制度和政策如何影响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以及数字经济带来的“赢者通吃”的市场结构如何影响长期竞争的性质。 第十二章：政策制定的新框架：适应性管理与政策实验 基于前述所有理论的综合，本章探讨了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复杂反馈的经济环境。我们提倡从“静态优化”转向“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讨论了在政策实施中引入“试错”、“学习”和“情景规划”的重要性，强调在不完全了解系统全部机制的情况下，审慎且渐进的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通过对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理论脉络的梳理，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构建一个多层次、动态化的经济图景，理解为什么单一的理论范式无法完全解释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与多变性。

评分☆☆☆☆☆

这是一次非常扎实和深刻的学习体验，作者的学术功底令人敬佩。他对经济学理论的梳理和重构，展现了他对学科前沿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经典理论的独到批判。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而是大量引用了历史案例和现实数据，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他关于“结构性失衡”的论述，让我茅塞顿开，理解了许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书中的分析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虽然有些概念初读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但一旦理解了，便会觉得豁然开朗。作者的观点鲜明而坚定，但又并非一味地鼓吹某种单一的理论，而是展现了一种开放性的学术态度，鼓励读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更像是一次关于人类社会如何组织自身，如何实现可持续进步的深度对话。对于那些追求思想深度和学术严谨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它会让你对经济学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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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实在是太有启发性了！作者的洞察力简直令人惊叹，他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一直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理所当然”之处感到困惑，比如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学习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却依然步履维艰？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层逻辑。作者深刻地剖析了制度、结构以及历史演进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让我对“发展”的理解从简单的技术引进、资本积累，上升到了对一个国家内在制度韧性与适应性的考量。他并没有简单地批判，而是通过严谨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解发展中国家困境的有力工具。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许多国际新闻事件和经济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领域。这本书绝对是那种能够改变你看待世界方式的书，强烈推荐给所有对经济发展、国家命运和社会变革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在政策制定一线的朋友们，相信这本书能为你们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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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具现实意义的思考经济发展的方式。作者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理论构建，而是将理论与现实中的许多模糊地带紧密连接起来。他关于“结构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强调，让我对很多貌似合理的经济政策产生了质疑，也让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成功转型，而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书中的论述，如对“寻租”行为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制度粘性”的讨论，都非常有启发性。我曾经觉得经济发展就是一场“追赶游戏”，但这本书让我明白，这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自我塑造”过程。作者的语言风格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一种人文关怀，他试图为那些希望国家能够更好发展的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思路。阅读这本书，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它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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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远超出了我对一本经济学读物的预期。它并非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集，而是一场思想的盛宴。作者以一种极其通俗易懂却又不失深刻的方式，阐释了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观点。我曾以为经济发展无非就是市场化、全球化，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国家在模仿发达国家模式后，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他深刻地剖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以及如何根据自身条件构建恰当的制度和产业结构。书中的许多论述，如关于“规制”的讨论，以及如何避免“福利陷阱”，都让我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了全新的认识。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和一位睿智的长者对话，他娓娓道来，却字字珠玑，引导你思考那些宏大而关键的问题。如果你想真正理解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差异，那么这本书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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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智识探索之旅，作者以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去解锁那些长期困扰着经济发展研究的难题。我一直对那些“成功”和“失败”的发展模式背后的原因感到好奇，而这本书恰恰给了我一个清晰而有力的解释。作者没有回避复杂性，而是直面现实，通过对制度、历史和演进过程的深入分析，构建了一个既具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实际的分析工具。他关于“路径依赖”和“结构转型”的论述，极大地深化了我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理解。读这本书，你会发现，经济发展并非是一个线性的、可以简单复制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各种复杂的互动和权衡。作者的笔触犀利而深刻，他的观点充满了启发性，能够促使我们对现有的经济政策和理论进行反思。这本书不适合那些只求快速浏览的读者，它需要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才能领略其中的智慧。但一旦你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回报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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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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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很多书，每本都是经典，读经典收获就是多，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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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大师著作，真心非常棒，迫不及待地要打开阅读啊，太棒了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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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就不给太多评价了，是好东西，愿意买的，肯定是物有所值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