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套装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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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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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06917
版次:1
商品编码:11588158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994
套装数量:2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总四册,分1900~1949和1950~2000两部,按年份顺序撰稿,便于搜索与记忆。全套近200万字,将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与重要著述,堪称百年史学之“历史回顾”、“世纪盘点”。

内容简介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上下册)以20世纪前50年中国史学重要事件和重要著作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收入。该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该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文史研究馆员,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现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精彩书摘

22日 敦煌遗书发现。 道士王圆箓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一个复洞,洞内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超过五万件,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主要是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也为数不少;其所涉年代,自北魏至宋初约七八百年之久;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地理等。


探寻现代中国思想的脉络:一部横跨世纪的文化图景 本书聚焦于1900年至1949年间,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特别是史学研究的演进轨迹。它并非一部简单的史学史梳理,而是一幅描绘中国知识分子在剧烈社会变革中,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民族危亡与学术独立等复杂命题的生动画卷。我们将深入考察这一时期不同学派的兴起、争鸣及其背后的时代动因。 一、学术的肇始与传统的重塑(1900-1919) 进入20世纪之初,中国史学界正经历着从传统王朝史观向近代历史观念转型的阵痛。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经历,促使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性。本书将详细阐述这一阶段的几个关键动向: 首先是史学观念的革新。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以其“新史学”理论,高举进化论的旗帜,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连性,主张历史研究应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其代表作如《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历史叙事范式的第一次重大转向。我们剖析了梁启超如何借鉴西方的社会进化思想,构建起一种以国家兴衰为核心的历史框架,并探讨了这种“新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其次是史料整理与近代文献学的奠基。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夹缝中,一批注重实证和文献考订的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虽多用于古史研究,但其强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史学研究范式。我们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古籍整理、碑帖勘校的成果,这些工作为后续的史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再者,近代大学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新政下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以及各类专门学堂,开始系统引进西方的历史学课程和研究方法。本书考察了早期留日、留欧学生归国后,如何在高校中传播新的历史知识体系,并培养了第一批具有现代史学素养的学者。 二、思想的激荡与流派的勃兴(1920-1929) “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多元思潮的涌入、史学流派的形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初步接触。 1. 唯物史观的引介与早期探索: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开始进入学术视野。本书重点分析了早期介绍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学者,如李季、陈望道等人的工作。他们尝试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解读中国古代史,挑战了传统史学中“圣君贤相”的主导叙事,尽管这一阶段的运用尚属粗浅,但其方向性影响深远。 2. 史学“四大流派”的形成与争论: 20年代是史学理论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 “整理国故”派的兴起: 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强调对一切传统文化进行客观、科学的清理和研究。他们的工作聚焦于文献考订、文化史研究,并倡导“多研究问题,少抱些主义”。本书详细梳理了傅斯年对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以及他对史料批判的严格要求。 “新史学”的深化: 延续了梁启超的传统,但更注重社会经济史的考察。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土地制度变迁等社会基础问题。 历史哲学与思潮的交锋: 历史哲学领域,如张荫麟对希腊史的研究,体现了对西方历史叙事模式的深入理解与吸收。同时,历史认识论上的争论,如究竟是“历史事实至上”还是“历史解释优先”,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术讨论的核心议题。 3. 地方史与断代史的扎实耕耘: 在理论思辨的同时,一批学者致力于具体断代史和区域史的深入研究,例如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为后来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三、黄金时代的建立与学术的成熟(1930-1937)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的建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优渥的条件,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和实证化的研究传统。 1. 史语所的实证传统与方法论的完善: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是本书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的领导下,史语所将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工具引入历史研究,形成了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范式。本书将重点分析该所对殷墟甲骨文的系统发掘、对中古档案的整理,以及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实现“把历史还给历史本身”的学术理想。 2. 史学流派的整合与分化: 唯物史观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尚未形成完全主导的地位。本书将对比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重点: 社会经济史的深化: 研究者开始着手构建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内在机制,如对于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演变的细致考察。 思想史的独立: 钱穆等学者在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如儒学、道学)的梳理与维护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学派色彩的史学路径,强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价值。 3. 区域史与海外史学的萌芽: 随着对世界史的认识加深,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史,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域的社会差异,打破了传统上以中原为中心的叙事格局。 四、战争时期的坚持与流散(1937-1949)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中国学术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但也催生了学术精神的独特光辉。 1. 机构的西迁与学术精神的坚守: 史语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被迫西迁至西南联大和昆明等地。本书将描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如何坚持学术研究的历程。例如,在简陋的条件下,历史学家们如何完成重要的断代史著作,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坚持,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2. 史学研究的时代主题: 战争时期,史学研究的焦点更加集中于民族精神、国家形态的构建以及历史经验的教训。如何解释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增强民族自信心,成为许多学者绕不开的议题。 3. 战后学术的重建与政治力量的介入: 抗战胜利后,学术界短暂的恢复期后,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竞争迅速加剧,对史学研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194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主流话语权,许多学者开始面临抉择和转型。本书将以客观的笔触,记录这一时期思想界对历史研究解释权的争夺,以及史学界在迎接新时代前夜所展现出的复杂面貌。 总而言之,本书旨在通过对1900年至1949年中国史学界不同流派、不同学派、不同方法论的细致梳理与对比分析,展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中,如何艰难而卓有成效地构建起现代中国历史学的知识体系与研究范式。这是一部关于思想的迁徙、方法的革新与学术精神的传承之作。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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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不太轻易尝试这种“编年体”的学术大部头,总担心过于枯燥和学院派,但这本书的书名让我觉得它或许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那个年代的“精神侧影”。1900年到1949年,那是旧王朝覆灭、新思想涌入、国家生死存亡的阶段。史学作为一门“为过去立言”的学问,必然要承载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使命感。我想看看,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战、封建余孽的纠缠以及革命浪潮的冲击,当时的史学家们是如何定义“中国历史”的?他们是急于为民族复兴寻找历史依据,还是在借鉴西方理论体系时遇到了哪些本土化的难题?这本书如果能描绘出这些学术争论背后的时代情绪和政治压力,那它就远超了一般的学术史记录。它会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与他们的历史担当。这种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关怀,远比单纯的史学流派介绍更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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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购买这类专注于某一领域史学史的书籍,主要的驱动力是想建立一个更扎实的研究基础。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常读到一些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但总感觉对这些成果的“前世今生”缺乏了解——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它们的理论根基在哪里?这套《编年》似乎就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它将那些零散的、散落在不同角落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论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可以被系统审视的整体。我期望它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比如新史学如何挑战旧史学,比如唯物史观是如何逐渐渗透并产生本土化解读的。光是想象一下,能够清晰地看到某位重要史学家的学术思想是如何在五年、十年间逐步成熟或转变的轨迹,那种清晰感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这本书不是给我们讲故事的,它是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故事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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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套书,我立刻被它严谨的“编年体”结构所吸引。这种体例本身就要求极高的资料搜集能力和精密的编排技术,它不是随意的评论集,而是一部试图还原特定历史时期学术生态的立体画卷。我猜测,作者必定是花费了海量的时间去翻阅那些泛黄的期刊、湮没的专著和会议记录。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研究者来说,去追踪一个领域五十年的发展轨迹,常常因为缺乏清晰的框架而感到迷失。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这样一张详尽的路线图。它应该会清晰地标注出,哪一年哪位学者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哪一年哪种史学流派开始占据主流,甚至可以追溯到某本重要译著的引进对国内学界产生了怎样的连锁反应。这种细致入微的梳理,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思想史或者学术史的人来说,都是一份不可替代的索引和指南。它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近乎苦行僧般的耐心和扎实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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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装帧和分量,一看就知道是“案头必备”级别的工具书,而非“睡前读物”。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研究的参照系或一个详尽的索引。我感兴趣的不是它是否“好看”,而是它是否“可靠”和“全面”。在史学研究的领域,信息的准确性和体系的完整性是至高无上的。我希望作者在梳理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后世的“史观投射”,而是真实地呈现当时学者的研究状态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192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和1940年代的抗战史研究,它们的研究议程和方法论差异必然巨大,我希望这本编年能够细致地捕捉到这种细微的、时代性的变化。如果这本书能成为我未来查阅特定时期史学动态时,第一个会翻开的参考书,那么它就成功了。它的价值在于其信息密度和结构化的呈现方式,是对那段学术史进行的一次全面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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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沉甸甸的上下册,捧在手里就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光是看到“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这个名字,我就知道这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聚焦于1900到1949这半个世纪,那段风云变幻、思想激荡的年代。我一直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如何观察和记录历史充满好奇,特别是他们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如何在动荡中演变的。这本书显然不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要梳理那个时代史学研究本身的脉络和成果。我期待它能展现出不同学派——比如那些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关注社会经济的、还是坚守传统考据的——是如何互相影响、甚至相互批判的。如何在一个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历史学家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研究范式,这本身就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我希望通过它,能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中国史学是如何脱胎换骨,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础的。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思考已经发生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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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不错的书,买来学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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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撰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参加此项工作的是陈峰博士和李扬眉博士,后来李扬眉因另有任务退出,郭震旦博士和姜萌博士陆续参加进来,并成为主力。笔者感谢这批年轻的博士,没有他们的十数年的辛劳,笔者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这十多年中,他们也逐步成长起来:陈峰目前已是山东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在“民国学术史”领域已享有一定声誉;郭震旦副教授在学术界亦已崭露头角,有先前出版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和此部编年(1950-2000)为基础,相信他在“共和国学术史”研究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姜萌作为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目前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特别勤奋又能吃苦,并有相当的悟性,我们期待着他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领域破土而出。除上述三人外,张富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本书的编撰,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扬眉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俞艳庭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海升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教授)、杨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广友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宜山博士(《山东大学报》主编)、王绍樱硕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为本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正在笔者这里变为事实。我为自己与这批英才结下师生缘份而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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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 活动购入 临近春节 但一如既往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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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资料汇编,除了价钱贵,好在是利用活动买的,基本上四折,这样算下来还是物美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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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主编的书,必须得顶,其实这书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简明扼要,一册在手,遍览百年史学动态。还有这书可以跟杨翼骧、乔治忠编著的增订中国史学编年四册合成一个全套了,从古到今史学的发展及其成就都有了。我也都收齐了,满意。价格上200-100,也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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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撰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参加此项工作的是陈峰博士和李扬眉博士,后来李扬眉因另有任务退出,郭震旦博士和姜萌博士陆续参加进来,并成为主力。笔者感谢这批年轻的博士,没有他们的十数年的辛劳,笔者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这十多年中,他们也逐步成长起来:陈峰目前已是山东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在“民国学术史”领域已享有一定声誉;郭震旦副教授在学术界亦已崭露头角,有先前出版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和此部编年(1950-2000)为基础,相信他在“共和国学术史”研究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姜萌作为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目前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特别勤奋又能吃苦,并有相当的悟性,我们期待着他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领域破土而出。除上述三人外,张富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本书的编撰,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扬眉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俞艳庭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海升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教授)、杨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广友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宜山博士(《山东大学报》主编)、王绍樱硕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为本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正在笔者这里变为事实。我为自己与这批英才结下师生缘份而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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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貨,案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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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资料汇编,除了价钱贵,好在是利用活动买的,基本上四折,这样算下来还是物美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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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虽然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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