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修订译本）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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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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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语际研究
• 现代性
• 文学翻译
• 中国现代文学
• 文化研究
• 民族文化
• 译介研究
• 比较文学
• 历史文化
• 20世纪中国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50885

版次：3

商品编码：11592771

品牌：三联书店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3

字数：34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修订译本）》从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实践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期（1900一1937）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如何在一种“虚拟的等值关系中”，通过与西方和日本等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相互接触、交流和翻译，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想象，从而彤成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些现代中国的经典话语和叙事，诸如国民性、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乃至作品的经典化与文类的建制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等等，都是在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不同层面。作者对此逐一考察，并通过复原语言和文学实践中各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及等值关系建立的语境、时间和过程，重新思考了东两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式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执教于东亚系和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主要英文专著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Tokens of Exchange（编著，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等。

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

Ⅰ 国族与个人之问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翻泽国民性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

Ⅱ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解读《骆驼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实界的幻影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忏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说

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别与批评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请：重读《生死场》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关于《国粹学报》
关于《学衡》

附录
A.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C.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D.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
文献目录
再版后记

精彩书摘

　　《跨语际实践（修订译本）》：
　　老舍大量使用了心理叙事、自由间接引语以及其他的小说技巧，数十年来，由于欧洲小说被译介到汉语白话文当中，这些技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已经耳熟能详。当然，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变更所包含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小说技巧而已，它同时为小说男／女主人公的人称（person）注入了文学文本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在作为现实之中心的虚构世界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具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和道德的“真理”。也就是说，小说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必须由读者参照主人公的命运予以看待和评判。这便是老舍的叙事者将其“经济人”祥子引入其中的认识论空间。
　　《骆驼祥子》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宽广背景上，展现了一名孤独主人公的沉浮。小说付梓于1936-37年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许是唯一一部以如此详瞻的细节处理个人主义问题的长篇小说。[l）主人公祥子同阿Q-样，皆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与阿Q不同的是，老舍笔下的下层阶级主人公，却由作者以细腻的关怀与强烈的情感描摹出来，这在当时的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骆驼祥子》正面触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它与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个人主义话语和普罗文学的论战，有着明显的关联。但与此同时，老舍对左翼作家关注焦点的模棱两可的回应，却引领我们超越了作家身处时代的政治话语，达致了一种形式上的解决。作为现代主人公的一个缩影（epitome），祥子在这部小说里被描述成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那独善其身的梦想最终毁灭了他自己。但小说随即指出，相反的结论也同样是真实的：一旦祥子消蚀了自己的野心、独立性以及个人主义，他就会蜕化到可鄙的众生的层次上。在小说结尾，叙事者诊断了祥子的身体与道德的状况：“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308页）
　　从另一角度出发，批评家可能会以耳熟能详的自然主义术语，诠释这段引文，将主人公堕落的原因归之于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他走向独立而诚实之生活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然而正如王德威指出的，批评家倘若仅仅关注老舍对于社会受害者的博爱襟怀，以及他对受压迫者的自然主义描摹，就往往会错失小说形式层面的很多东西。王德威在其对于中国小说写实主义的研究中，强调了情节剧以及闹剧的成分，从而相当清晰地阐明了老舍小说的形式方面的努力。（2]我本人的解读试图将这种形式层面的探究推进一步，即提出下述问题：这部小说是如何建构主人公与其物质世界之间的象征关系的？是什么界定样子为“经济人”或者经济个人主义者？小说对于身体、金钱、洋车、资本、投资以及其他商业交易的表述，究竟是仅仅补充了故事的内容，还是如我在下文将要指出的，构成了老舍小说世界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精心设计的形式策略之一部分？最后，叙事者语言的修辞状态（status）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小说的诠释？
　　仍以我们刚才援引的那段文字为例。叙事者连续用了几个相互抵牾的形容词分句（伟大的，堕落的，等等），似乎使我们无法做出决定论的诠释，如自然主义的诠释，因为一些分句显然削弱了另一些分句的意义。不如说，这部小说的语言显示其自身的修辞状态乃是一种矛盾形容法，一处相互冲撞的场所，由此创造出丰富的意义。我提出对这部小说“经济人”之表述的解读，乃是以这种张力关系为线索，试图将该表述本身定位于叙事者的语言所开启的修辞空间。
　　……

前言/序言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修订译本）》 引言 本书深入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领域一场波澜壮阔的跨语际实践，审视了文学如何成为民族文化重塑和被译介的现代性在地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从1900年至1937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西学东渐的洪流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碰撞交融，催生了对“现代性”的多元理解与实践。在此背景下，文学，尤其是小说、诗歌、戏剧等形式，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不仅是知识分子反思国家命运、民族身份的场域，更是外来思想、文化模式被吸收、改造、并赋予新生命力的重要载体。本书聚焦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文学作品，分析其如何在跨越语言、文化、时空的藩篱中，承载、转化并塑造了中国对现代性的认知及其在地化进程。 第一部分：译介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转型 1. 启蒙思潮与文学的“救亡”使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弥漫着深沉的危机感。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根源，并将目光投向西方，译介西方启蒙思想成为时代的召唤。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等人的著作被大量引进，他们的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和人本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在文学领域，这种影响表现为对文学“功能”的重新认知。梁启超率先提出“变文体”，倡导文学应服务于启蒙和救亡。他主张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小说，以“寓强于有形，寓教于无形”的方式，传播新思想，激发民族意识。他的《少年中国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奠定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更具感染力的媒介，被寄予厚望。从严复对西方哲学的翻译（虽非文学作品，但其思想对文学界影响深远），到林纾、陈遘云等人翻译的外国小说，再到国内作家创作的“新小说”，都体现了将西方现代观念注入中国文学的努力。这些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说教色彩，旨在批判旧习俗，宣扬新道德、新政治，例如《官场现形记》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孽海花》对历史的虚构重述，以及部分模仿外国小说的作品，都在尝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之问。 “进化论”思想的传入，更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开始用“适者生存”的眼光审视民族命运。这种视角下的文学，常带有对国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新民”塑造的期盼。因此，早期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在“被译介的现代性”框架下，承担着民族复兴的启蒙使命。 2. 文学社团的兴起与观念的碰撞： 进入20世纪，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留学潮的兴起，各种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思想交流和文学创新的重要平台。这些社团，无论是早期的“南社”，还是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都成为了跨语际实践的重要载体。 “南社”虽然仍保留了部分传统文人的色彩，但其成员中不乏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诗词唱和，也开始关注时事，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而“文学研究会”则明确提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倡导现实主义，借鉴了俄国文学的传统，并将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他们的翻译活动，引入了大量的欧美文学作品，如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范式和创作母题。 “创造社”则更为激进，他们宣扬“为艺术”的文学观，受到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他们的活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小说形式的革新，挑战了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 这些社团的活动，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生产，更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消化、吸收与再创造过程。社团成员间的辩论、讨论，以及通过刊物发表文章，形成了思想的交锋，也加速了中国文学界对现代性内涵的探索。例如，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既有对西方自由精神的向往，也有对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反思与挣扎。 3. 语言革新与白话文学的奠基： 20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要求文学语言摆脱文言的束缚，采用口语，以期达到普及教育、沟通思想的目的。这场运动，是“被译介的现代性”在语言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它借鉴了西方语言的易懂性、传播性原则，并将其应用于中国语境。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极大地解放了文学创作的生产力。作家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内心感受，更贴近社会现实，也更容易与广大民众沟通。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白话小说、白话诗歌、白话戏剧蓬勃发展，涌现出鲁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一批杰出的白话文学作家。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以其深刻的批判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白话文学的典范。他的作品，如《呐喊》、《彷徨》，既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西方现代批判精神的中国化实践。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阿Q的麻木，还是祥林嫂的悲惨，都成为了中国社会病灶的象征，引发了读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茅盾则以其宏大的现实主义叙事，描绘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和底层人民的苦难。他的《子夜》等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成为“被译介的现代性”遭遇中国现实的生动写照。 冰心的诗歌和散文，则以其柔婉的笔触，表达了对母爱、童真、以及人生美好的赞颂，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温情和细腻。 白话文学的兴起，不仅仅是语言的革新，更是中国文学在现代性浪潮中，寻求自身定位和表达方式的重大转折。它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的壁垒，使文学真正成为社会变革和文化再生的重要力量。 第二部分：民族文化在跨语际实践中的转化与重塑 1. 传统元素的现代性解读： 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尝试在现代框架下重新解读和审视民族文化。文学作品成为这种解读的主要载体。 许多作家从中国古典文学、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中汲取灵感，并赋予其现代意义。鲁迅对中国神话、民间故事的批判性挖掘，例如他对“吃人”的挖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抑人性的反思。他的《故事新编》，更是将古典的题材与现代的视角结合，通过古代神话折射现实，引发读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思考。 传统的神话、历史人物，在现代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和意义。例如，对屈原、李白等历史人物的重新书写，不再仅仅是历史的重现，而是成为民族精神、反抗意识的象征。传统中的“仁爱”、“礼义”等道德观念，在现代文学中也经历了重塑，它们被置于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接受检验，或被批判，或被重新阐释。 “道家”思想，如“无为”、“顺其自然”，在一些作家笔下，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对现代社会机械化、功利化的反思中，一些作家重新审视道家思想的智慧，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的慰藉和对过速现代化的提醒。 2. 外来观念的在地化实验： “被译介的现代性”并非照搬照抄，而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动中，产生变异与重塑。文学作品是这场“在地化”实验的重要场域。 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概念，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往往与民族主义、集体主义情结相互纠缠。作家们试图在个人解放与民族独立之间寻求平衡，他们的作品中，对个人权利的呼唤，常常与对国家兴衰的关切并存。 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观”、“家庭观”，在中国也经历了复杂的转化。既有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批判，也有对现代爱情理想的憧憬，但这种憧憬往往会受到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社会伦理的制约。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呈现了一位女性在追求个人情感自由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法，如意识流、象征、内向性等，也被引入中国，但它们往往与中国的叙事传统、审美习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例如，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形式上吸收了西方技法，但在内容和情感表达上，依然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色。 3. “民族性”的建构与文学的身份认同： 在“被译介的现代性”语境下，如何定义和建构“中国民族性”，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议题。作家们通过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描绘，以及对历史的审视，试图勾勒出“中国性”的特征。 有的作家强调民族的韧性与忍耐，有的则批判民族的愚昧与保守。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就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剖析，但这种剖析本身，也是一种“为民族新生”的努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国民性”的批判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作家们希望通过文学揭示国民性的弱点，从而推动国民的觉醒和改造。这种对“国民性”的关注，本身就体现了在现代性视野下，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和重塑的迫切需求。 在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也经历了现代性的改造。例如，龙、梅花、竹子等传统意象，在现代文学中可能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它们不再仅仅是传统审美的载体，而是可能承载着民族精神、历史记忆、或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 文学在这一时期，不仅是“被译介的现代性”的呈现，更是“中国民族性”在时代变迁中的主动建构与再定义。作家们在跨语际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文学的边界，也在重塑民族文化的内涵。 第三部分：被译介的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实践与演进（1900-1937） 1. 从模仿到创新：早期译介与文学观念的萌芽（1900-1910s）：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的译介，主要是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西方文学的题材、情节、人物塑造等，被引入中国，但形式上仍带有一定的保守性。林纾的翻译小说，虽然引入了大量西方作品，但其“意译”的特点，使得作品在保留西方叙事的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叙事腔调和道德评判。 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尝试创作“新小说”，借鉴西方的叙事结构和现实主义手法，但内容上仍然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批判的力度和深度有限。这一阶段的“被译介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对西方文学形式的初步接触和对西方思想的浅层认知。 2. “五四”革命与现代性思潮的涌入（1910s-1920s）：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被译介的现代性”在中国文学领域爆发的标志性事件。白话文学运动的兴起，彻底革新了文学语言，为现代性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有效的载体。西方文学的译介进入高潮，各种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被大量引入。 这一时期，文学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成为主流。作家们积极运用文学揭示社会黑暗，呼唤民族觉醒，并尝试借鉴西方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表现手法。如前文所述，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就是这一时期“被译介的现代性”与中国现实深度融合的典范。 3. 多元探索与本土化语境的深化（1920s-1937）： 进入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文学在“被译介的现代性”框架下，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探索。一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更加深入，作家们在形式、技法上进行了更多创新，例如意识流、象征手法等，开始在中国文学中得到应用。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本土化语境也得到深化。作家们不再仅仅停留在对西方观念的直接引进，而是更加关注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他们试图在融合西方现代性的同时，保持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 例如，左翼文学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引入中国文学，对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可以看作是“被译介的现代性”中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实践。同时，乡土文学的兴起，则将目光投向中国广袤的农村，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民族精神，这又是对“被译介的现代性”在具体地域文化中的体现。 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文学的抗日救亡主题日渐凸显。在这一背景下，“被译介的现代性”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它更多地指向一种能够增强民族力量、抵抗外来侵略的现代性。 结论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 修订译本）》一书，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文学在“被译介的现代性”浪潮中的关键作用。文学不仅是西方现代观念输入和转化的容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重塑民族文化、构建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从启蒙的“救亡”使命，到语言的革新，再到对传统元素的现代性解读与外来观念的在地化实验，本书呈现了文学在跨越语言、文化、时空的边界时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1900年至1937年，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进行深度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蜕变的辉煌时期。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这段历史的独特视角，认识到文学在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走向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评分☆☆☆☆☆

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框架。作者以“跨语际实践”为核心概念，深刻地探讨了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她带领读者穿越1900至1937年这段风云变幻的时期，通过分析大量的文学文本和翻译实践，揭示了现代性在中国是如何被理解、被吸收、被改造的。我非常欣赏作者对“被译介”这一过程的细致描绘，她没有将之视为简单的文化输入，而是强调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其中的能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而多样的反应。书中的论述既有宏观的理论高度，又不乏微观的文本分析，使我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景观和思想潮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它让我意识到，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演进，必须关注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以及在互动中自身所发生的深刻变革。

评分☆☆☆☆☆

对于那些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以及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宝贵的馈赠。作者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她将目光聚焦在“被译介的现代性”这一核心议题上，并通过对1900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学的细致考察，揭示了现代性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而多维度的过程。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跨语际实践”的界定，它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翻译，更涵盖了文化概念、社会思想、艺术形式等全方位的移植与再创造。书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详实，论证过程严谨，每一个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翻译的理论，也对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些被译介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是如何在中国读者那里被接受、被解读，又是如何催生出新的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格，这一切都让我的历史认知更加丰满。这本书让我明白，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必须将其置于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任何孤立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

评分☆☆☆☆☆

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时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而这本书，则为我打开了一扇深入理解中国1900-1937年间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新视角。作者的“跨语际实践”理论，巧妙地连接了文学、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的议题，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动态和复杂的中国。她并非简单地讲述西方现代性如何“输入”中国，而是深入剖析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是如何通过翻译、阅读、评论等方式，主动地“接住”并“转化”这些外来思想的。这种“被译介”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一个充满创造性和抵抗性的过程。我通过书中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看到了民族精神在与现代性碰撞中的挣扎、融合与新生。作者对于翻译细节的关注，更是让我惊讶，那些字斟句酌的背后，承载着多少文化观念的较量与协商。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刻、更具批判性的理解。

评分☆☆☆☆☆

这是一本让我着迷的书，即使它所探讨的时代离我遥远，但其中关于“被译介的现代性”的讨论，却意外地触动了我当下生活的神经。作者细致入微地梳理了1900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学与民族文化如何在一个充满碰撞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跨语际的实践，吸收、转化并重塑了西方现代性的元素。我尤其惊叹于作者对那些被忽视的翻译细节的挖掘，它们不仅仅是词语的搬运，更是思想的迁移、观念的重构。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深度剖析，我看到了现代性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既有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更有本土智慧的创造性回应。这种“被译介”的过程并非单向度的接受，而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博弈，其中充满了本土文化的抵抗、适应与再创造。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学的严谨，揭示了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刻含义，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有了更立体、更丰富的理解。它挑战了我过去对“现代性”的单一理解，让我意识到，现代性的传播与本土化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

评分☆☆☆☆☆

我带着一种既好奇又略带审视的态度翻开了这本书。起初，我担心它会是一篇枯燥的学术论述，充斥着晦涩的理论术语，但很快，我就被作者流畅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所吸引。她没有回避复杂的概念，但总是能用清晰的语言将其阐释清楚，并且将它们巧妙地融入到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中。书中的例证丰富且具有代表性，从诗歌到小说，从翻译家到评论家，作者描绘了一幅生动而宏大的图景。我尤其欣赏她对“跨语际实践”这一概念的独特解读，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流动与再塑。那些被译介到中国来的西方现代思想，是如何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中被过滤、被选择、被变形，最终又如何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构建，这一切都通过作者的细致梳理，变得清晰可见。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文化的进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在不断的吸收与扬弃中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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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只上京东，上京东只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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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圖書，寫得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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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际实践跨语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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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很快，质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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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必读，很深刻，有很多理论术语。推荐

评分☆☆☆☆☆

书的质量很高，值得信赖，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