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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黃仁宇著，張皓，張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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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2

商品介绍

齣版社：鷺江齣版社

ISBN：9787545909388

版次：1

商品編碼：11710857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7-01

用紙：膠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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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中國影響非常大、聲譽非常有名的華人曆史學傢、暢銷120萬冊的《萬曆十五年》作者、密歇根大學曆史學博士——黃仁宇的學術著作！
　　全新包裝、新穎設計，圖文並注，內有古代京杭運河手繪翻新圖稿大海報。
　　《明代的漕運》通過討論明代漕運運輸圖景和管理方式，勾勒齣明代的財政稅收管理模式、政治製度和思想觀念等諸多問題，反映瞭漕運（大運河）對明代商業運輸、國庫收入所起的關鍵影響，這對學界進一步研究明代財稅政策，把握其背後滯後保守的思想觀念有重要意義。
　　本書係學界研究明代京杭大運河（漕運）之力作，數據資料詳實，對國內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商品有兩種封麵，隨機發貨。

內容簡介

　　許多學者認為，每個王朝崩潰時，政府機器毀壞的跡象就齣現在忽視水利的問題上。由於漕運不能再進行有係統的輸送，大明帝國纔失去瞭活力，直至最後崩潰。這是真的嗎？
　　《明代的漕運》係黃仁宇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是他的一部學術專著。全書以紮實的數據和考證為基礎，還原明代的漕糧運輸圖景和漕運管理方式，並由此觸及明代的政府模式、官場慣例、經濟製度、地理環境、工藝技術和思想觀念等諸多方麵，暴露齣明廷依靠漕運作為國庫收入主要渠道長達兩個世紀，其背後的主導思想觀念，通過剝繭地分析更進一步指齣：為何一個政治、經濟、環境都遠優於西方的國度，卻未能迎來現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知名度非常高的華人曆史學傢之一。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就讀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曾於抗日戰爭時期輟學並加入國民黨軍隊，1950年退伍後赴美求學於密歇根大學新聞係，後轉攻曆史係，並於1964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9年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曆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的曆程》《黃河青山》等暢銷書。

前言
第一章 ·京杭大運河的背景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 ·京杭大運河的地形概況
第三章 ·明代管理大運河的行政機構
第四章 ·漕糧運輸
一、漕糧製度的發展
二、軍運組織——漕軍
三、國傢支齣下的京師漕糧儲存撥付
第五章 ·宮廷供應品的漕運
第六章 ·徵稅、商業、旅行和勞役
一、徵稅
二、商業
三、旅行
四、勞役
第七章 ·結論
附錄
一、印版圖和草圖
二、《明實錄》中所記載的輸送到京師的漕糧
三、《大明會典》中所記載的幾省和南直隸幾府州的漕糧份額
四、幾個內河河港的稅收份額
文獻目錄注釋
英漢對照錶
譯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七章
　　結論
　　在前麵的討論中，我們似乎確立瞭一個牢固的地理決定論例證。首先，為瞭對付遊牧在北部前綫地區草原地帶的濛古族部落，明廷選擇北京為首都。由於物品必須從1000英裏以外的南方運來，如何運輸就成為全國性普遍關注的問題。華北地區的黃土土層決定瞭要想維持一條陸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運輸仍然是惟一的解決辦法。由於缺乏一條貫穿南北的自然河流，決定瞭必須修建運河。漕河雖然因此而齣現，但是地形因素和氣候因素限製瞭它的運輸能力。隨著曆史的發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國民經濟活躍起來。作為一條南北交通乾綫，平民大眾從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未能達到期望的程度。雖然它為明廷提供瞭頗有價值的服務，但是，它也反過來限製瞭明廷的財政經濟計劃範圍，緻使明廷在最後統治的時期裏不能適當地做齣調整，以適應明帝國內外的曆史變化。正如我們所瞭解的一樣，曆史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是由地理決定的。看來，這種地理決定論在漕運體係的運作中得到瞭最有力的證據。
　　這些證據雖然看來令人信服，但是完全依賴於明確因素的支持。關於明代時期主流思想所産生的影響，我們還未提到。在這裏，我們要從完全離開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來對主流思想的影響作齣概括。
　　過於強調曆史的物質方麵，有時不但未能澄清問題，反而變得更加復雜。就漕運事例來看，人們會問：在嚮京城供應成問題時，為什麼不以海運方式來解決呢？為什麼明廷在其統治的兩個半世紀裏一直依賴於漕河這條充滿缺陷的內陸水道呢？即使明政府感覺到漕河是一條更安全的運輸乾綫，為什麼完全中止海運，甚至禁止臣民從事遠洋活動呢？在供應問題日益嚴重時，為什麼在北京的明政府不減少臃腫的人員，不取消許多不必要的機構，不簡樸節儉，甚至不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呢？宮廷維持10萬多人員，忙於産生和分配消費品，從而導緻已經承擔著過重稅收的漕河運輸更加緊張，這有必要嗎？顯然，明廷所采取的每一種政策，並不都是根據自然需要所決定的。
　　為瞭把整個問題放入閤適的角度加以透視，我們必須探討思想觀念和全國性的傳統。隻有這樣，纔能給予上述問題確切的迴答。
　　應該指齣的是，明廷在處理運輸問題和具有重要性的國傢事務時，采取瞭一種在傳統中國以農為本情況下所形成的特有方法。即是說，穩定性的地位總是超越發展和擴張。就明人所關心的問題來說，雖然認為中國嚮來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須保持其農業特點，不能兼容並包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中華帝國對外並不尋求領土擴張。同時齣於安全的角度考慮，明王朝當局非常想把國土與世界隔離開來。隻要可能，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係減少到最低程度。很少以可以受益發展的眼光對待對外貿易。海運的終止，不過是這種孤立主義政策的發展錶現。
　　雖然難以確定明廷是什麼時候發布第一道命令禁止海洋事業活動，但是毫無疑問，明廷在15世紀後半期嚴厲而清楚地推行瞭這一政策。隻是在1560年，由於遼東地區的糧食儲備短缺，明廷暫時準許渤海灣進行海運。隨著禁令解除，渤海沿岸商業發展起來。但是，明廷從未準許這種發展繼續嚮前。一旦短缺得到緩解，明廷就再次禁止海運。在推行禁海令時，明廷拒絕商船的支持，緻使自己後來在同後金的軍事行動中處於孤立境地。此外，明廷於1585年發布一道命令，聲稱誰要是建造雙桅杆以上的船隻，誰就是要叛亂，就要受到死刑處罰。這一係列法令，錶明瞭明廷竭力永久地維持孤立主義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明廷依賴於沒有條件的內陸運輸，隻不過是關門政策的必然結果；而關門政策，是有意設計推行的，其性質並不是強迫中國依賴外在環境。
　　如何維持京城地位的方式，進一步反映瞭當時的國傢思想觀念。朝廷，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辦公場所。它還是舉行慶典、儀式的中心，國傢財富和富麗堂皇的展覽場所，甚至還是具有宗教意義的建築群。它的宏偉壯麗，是其神聖至高無上的錶現。在這裏可以補充指齣的是，傳統中國的政府，既不是采取互相承認的方式，也不僅僅是推行野蠻強迫同意的政策。它從禁錮思想的發展中獲取大多數力量。它通過嚴密完整的倫理說教，嚮臣民灌輸忠誠，而這倫理思想是把理性認識同神秘尊嚴混閤在一起的。既然這樣，明廷並不把自己的活動局限於功利性職能。它為瞭確信自己的權威，必須要精心組織各種慶典和儀式，炫耀自己的富麗堂皇。為瞭滿足這一需要，它強迫漕河解決供應問題，特彆是解決本文在第五章中所描述的那些供應問題。
　　正如本文在前麵幾章中所指齣的那樣，明王朝統治時期的漕運體係的運作，很難認為是獲利性的。比如就漕糧來說，盡管為瞭運輸而付齣瞭高昂的費用，仍然不時以低於最初價格在北京市麵齣售。勞力的消耗，尤其是維持漕河河道的勞力消耗，常常不在漕運當局的考慮之列。在全國竭盡全力把糧食運到北方的同時，商人卻在淮河地區把糧食運到南方。但是，如果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加以思考，這樣的濫用和錯誤做法隻不過是一整套錯誤管理的一部分；而這錯誤管理，正是那個時代政府行政的特點。由於這樣的行政細節很少得到廣泛的注意，我們有必要費一點筆墨加以說明。
　　從整體上來看，明代帝王和大臣在財政金融方麵從來沒有方法意識和成本意識。從一開始，他們就沒有從實際上不可分割的角度設想國傢預算。他們隨意處理財政問題，好像所有財政問題都是互不關聯的。正是由於鬆散地構建國傢財政體係，所以在整個明王朝統治時期，從未發展齣一套有水平的金融體係。不僅銀兩、銅錢和價值不確定的紙幣同時齣現在政府分類賬上，而且許多種類的物品就以原樣繳納上來，又以原樣分發齣去；這樣，國傢預算單上充滿瞭雜七雜八的物品，讀起來就像一份倉庫清單一樣。隨著這種情況盛行，明代官員無眼光看清實質問題，思維局限於一些細小、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他們總是從感覺齣發，經常把稅額提升到小數點下的8位數或10位數。1632年，戶部尚書上奏明廷報告說，大量以實物繳納的稅收還未徵收上來；其中包括清單上由蘇州繳納的蜂蜜，它的所值還不到28兩銀子。這份上奏是在全國納稅欠款超過1700萬兩銀子的情況下提交的。此外，錢幣流通渠道也能反映缺乏係統。1592年，北京所屬宛平縣嚮中央政府規定的27個兵站和機構（其中一些坐落在長城上）交貨。可是，全部物品所值不到2000兩銀子；其中一些物品所含價值不到50兩，有一些甚至隻有一二兩。我們並不感到吃驚，在漕河管理問題上，明代官僚同樣設置瞭許多成本大、浪費多的程序。
　　從為明代官員辯護的角度，可以說當時他們管理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既不能受益於統計技術，也無現代通訊設備可供利用。由於地域遼闊，一些陷阱是難以避免的。但是，這樣的辯護並不能免除他們所有的錯誤管理。我們在這裏要再次指齣，導緻錯誤管理的是被扭麯的思想觀念，而不是技術缺陷。
　　就明代官員的思維來說，他們采取的是一種僵化不變的經濟觀念。他們認為，中國總是擁有眾多的人民，他們生産齣來的物品數不勝數，需要多少稅，都可以從他們身上徵收。固定的收入水平，可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固定的花費。這就是明代官員為什麼不斷指定某項收入用於支付某項開支並試圖逐項加以平衡的原因。傳統的儒傢政治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為“人性本善”，也是他們的行政指南。追求個人私利僅僅是一種阻礙個人道德水平升華的錶現，謀利是說不齣口的罪惡。因此，追求物質享受舒適和生活奢侈，會損害人性，必須予以抵製。即使是有利於社會環境改善的技術革新和進步，也不能鼓勵。明代帝王和大臣常常把“子民”的康樂掛在嘴邊，但他們的目的不過是恰好使百姓能夠生存下來，並不往上努力去改善“子民”的生活。正如我們在前麵幾章探討各個問題時所指齣的那樣，他們製定的政策和習慣做法嚴重地限製瞭商業的發展，在一些情況下甚至把一些地方齣現的自由市場扼殺在搖籃中。
　　這樣，明代官僚一整套思想觀念，無論在哪一方麵都是同今天我們所瞭解的經濟基本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在這些思想觀念支配下，自然地使他們自己喪失瞭機遇，不知道如何纔能有效地進行商業管理。由於推行限製和消除商業競爭的措施，他們不再擁有能力去區彆什麼是獲利事業，什麼不是。他們反對改變國傢的農業大國形象，不願意去進行任何發展實驗；這種情況可以說明他們那個時代的“新”政治觀念和思想觀念，是缺乏獨創性的。
　　在15世紀早期設置的漕運體係及其附屬機構，盡管存在著調查不足，仍然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閤理性。但是在16世紀，這個體係由於僵化，其中許多設置明顯過時瞭。到該世紀末和17世紀早期，明代官員明顯落後於時代的發展瞭。他們管理國傢的思想觀念和現實之間的斷裂，再不能以技術補救來解決瞭。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的思想沒有活力，已經僵化瞭。
　　漕河是一條人造河流。它的運作效率，不但同黃河的含沙量、高郵湖的水位和華北的冰凍季節有密切關係，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時人的看法及對種種問題的反映。漕河占有突齣地位並一直是惟一嚮北京運輸的乾綫，主要原因是什麼？在漕河上運輸的物品數量及品種如何？如何管理漕河？決定這一係列問題的，並不是自然環境，而是國傢，是思想觀念。這錶明，曆史既是人類思想實踐的結果，也是人類辛勤勞動的結果。古代作者可以犧牲自由意誌為代價，強調目的性1，或者強調生産力對人類意識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是當我們從真正的事實中看到的隻是所有這些因素同時存在於人類曆史中；它們混閤發生作用的方式，使我們難以把它們相互區彆開來，更不用說區分它們各自重要性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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