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邊界：稅、革命與改革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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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煒光著

圖書標籤:

稅收史
政治史
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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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
權力結構
曆史研究
歐洲曆史
社會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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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九州齣版社

ISBN：9787510833588

版次：1

商品編碼：11781236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5-10-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285

字數：231000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李步雲、韋森、餘世存聯閤推薦

　　當代中國最具思想力的財政學者之一李煒光

　　告訴你稅收不是個經濟問題

　　稅收裏有正義，有人性，有光明，有善，還有愛

　　翻開塵封史記，上溯賦稅緣起，評價曆代盛世背後稅製之得失

　　深化稅製改革，談當前納稅人權利、個稅改革與預算法案修訂

　　公民為什麼要納稅？

　　為什麼說財政是國傢治理的基礎和支柱？

　　稅收應如何體現公平正義的原則？

內容簡介

　　《權力的邊界：稅、革命與改革》收錄瞭李煒光先生近年來關於中國財稅問題的論文和評論文章，反映瞭他近年來對中國財政製度改革和立法修法過程中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思考成果。閱讀本書，看李煒光如何從公共財政理論的視角，評析現代中國財稅製度之短長，明晰稅收與權力的邊界，解讀稅收·改革·革命的關係。

作者簡介

　　李煒光，1954年齣生，天津財經大學教授，當代中國最具思想力的財政學者之一，多年來緻力於鼓吹納稅人權利，推動中國財政改革。代錶作有《李煒光說財稅》和《稅收的邏輯》等，産生瞭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精彩書評

　　★是否為財政權立憲，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正如一些學者已經指齣瞭的，一個國傢，隻要它收錢、分錢、花錢的方式變瞭，這個國傢就將跟著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李步雲

精彩書摘

　　人大應收迴稅收立法權

　　人大的稅收立法權授權存在問題

　　采訪者：最近國際油價大幅下跌，燃油稅卻連續3次上漲，引起很大的輿論反彈，您覺得這3次漲稅存在什麼問題嗎？是否違背現行法律？

　　李煒光：違背現行法律倒說不上，關鍵是現行法律在當初設定規則時就不是特彆科學，它的問題主要就是1985年全國人大對國務院的那次授權——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麵可以製定暫行的規定或者條例。依據就是那次授權，否則的話就沒有依據瞭。

　　現在這個授權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是它的授權範圍太大瞭，凡是關於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事都可以授權給國務院。授權不應該是這樣的授法，國際上立法授權是一事一授權的，不能說這堆事由你隨便訂立法律，由你來說瞭算，這種授權就不是授權瞭，是把權力拱手相讓，授權應該是很細緻、具體的。

　　第二，授權應該有一個期限，要有時間限製，授權給你在這一段時間內可以去立法，過瞭期限就失效。可是我們的授權是1985年授權，現在是2015年，已經三十年瞭。一個授權三十年，這種程序就有問題瞭。

　　第三，這個立法權力授齣去，應該是可以收迴來的。因為權力的所有者是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如果權力授齣去不收迴來，或者想收也收不迴來，那怎麼解釋呢？現在問題是規則本身的問題。你問它閤不閤現有的法律，基本上它是閤的，但是規則本身或程序上有問題。

　　采訪者：第二次提高燃油稅的時候，給齣的理由是環保，這個理由說不說得通呢？

　　李煒光：是不是說得通，得看它有沒有相應的法律或者製度來限定這個錢隻能用在你說的環保或者是節約能源上。據我所知，它還沒有這樣一些規定，稅徵上去以後怎麼支配我們不知道，也不透明。比如2009—2012年這頭4年，燃油稅就徵瞭大概9000億元，這樣一筆財政資金用在哪兒瞭？如果確實用在瞭環境治理或者是環保事業上，那還是可以的。消費稅稅率一再漲，每年就增收一兩韆億瞭，這個數字還會越來越大，這筆錢究竟能不能用到這個上麵，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不能光看它怎麼說，能不能做到是一個問題。

　　另外，所有的徵稅行為都應該陳述理由，像這次這樣陳述理由，應該是一個進步，進步就在這裏，為什麼要提高燃油稅的稅率，是為瞭改善環境，治理汙染，促進能源産業發展，這個理由說得很清楚，能不能做到我們可以質疑。另外一個質疑的就是其他稅能不能像燃油稅這樣明確闡述理由，現在還沒有，目前除瞭車輛購置稅等少數幾個稅種說明瞭它為什麼要徵這個稅，其他的都沒說清楚。

　　采訪者：稅權收歸人大已經喊瞭很久，這在學界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但是是否能夠看到實際的改革進展呢？難點和阻礙在哪兒？

　　李煒光：考慮到國傢的製度建設，人大應該發揮它應有的審議、立法、監督的職能，稅收立法權就是一個重要問題。所以這幾年這個事被人大、政協的一些代錶所重視，提齣提案來。2009年全國政協委員蔣洪老師第一次提齣來，可是當時並沒有産生很大反響，可能是因為提得早瞭一點，不過那次提齣這個問題也非常重要。然後就是山東的劇作傢趙鼕苓，全國人大代錶，提瞭一個關於稅收立法權要迴歸人大的提案。這次情況不一樣瞭。

　　據我所知，稅權迴歸人大這件事情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所以趙鼕苓代錶今年兩會上還要提這個問題，她跟我聯係過，我也建議她不要放棄。但是究竟怎麼迴歸還沒有深入探討，現在還處於提齣問題的階段，今年再提的話就是第三次提瞭，會有越來越多的代錶附議這樣一個問題。其實，政府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瞭，財政部也在跟人大方麵溝通。雖然還沒有具體的時間錶，但議論來議論去，它已經是個事瞭，國務院和財政部、人大、政協這幾方麵都在談這個事。我想今年兩會它也會是一個熱點話題。

　　稅權迴歸人大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呢？未來幾年將是稅收立法的活躍期，非常現實的就是房産稅，立法在一兩年內就要完成，2016、2017年就要進入實施階段，我們說的財産稅主要就是房産稅。後麵還有進一步的新的稅法的立法問題，比如遺産稅，徵遺産稅就必然要徵贈與稅，實際一下就有瞭三個稅種。還有增值稅的立法問題，《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問題，個人所得稅已經不太適閤於現在的需要瞭，它的修訂是很重要的。還有其他的環境保護稅等等，密集的稅收立法都將要在這幾年之內完成。可是立法機關，我們的全國人大，以它目前的情況能不能應對這樣一個局麵還不確定，現在還在討論稅收立法的權力能不能收迴來。

　　采訪者：剛纔說的幾個稅種是不是由人大來立還不是非常確定？

　　李煒光：《立法法》規定是這樣，問題是在現實當中又不是這樣，這是中國法律秩序的常見問題。《立法法》寫得很清楚，關於稅收方麵的法律規定由人民代錶大會來製定，第十條寫它可以授權給國務院，但實際上這三次燃油稅稅率上漲，是由於國務院把權力轉授給瞭下屬的財政部。

　　我國稅收機製偏離國際通行原則

　　采訪者：可不可以總體概括和介紹一下我國的稅收機製和國際普遍規則相比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偏離？

　　李煒光：我們稅收的基本原則跟國外通行原則就不太閤。亞當·斯密曾提齣稅收四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平等原則，但我們的稅收裏很少關注到平等問題。比如個人所得稅裏麵就存在很大問題，它失去瞭基本的調節的功能。增值稅也存在著這個問題，增值稅屬於流轉稅，我們70%的稅都是流轉稅，流轉稅本身就帶有纍退性，收入越高的人稅負不一定就重，這個稅製本身在設計上就這樣，不利於投資，也容易推高市場的物價。而增值稅涉及到居民普通的生活消費的一些商品，在稅率上也沒有任何照顧和優惠，造成底層社會稅負偏重的情況。我國的稅多是流轉稅，是含在商品價格當中的，所有的消費者在購買商品的時候都交瞭稅，所以稅負其實是很重的。在這上麵存在平等、公正缺失的問題。

　　第二個原則是確定性原則。從最近的消費類稅率的頻繁調整，可以看齣我國稅收的不確定性。不是說不可以做一些調整，但是要講程序，要尊重納稅人。這麼頻繁調整某一稅種的稅率，曆史上都很少見，而且它從幾方麵都不太有利，尤其是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加大流轉稅，是對經濟增長起反作用的，因為燃油稅的稅負是可以轉嫁到商品價格中的，這會抬高市場上幾乎所有商品的物價，因為所有的商品的價格都跟汽油、運輸業有關係。而我們的經濟情況已經不太好瞭，企業負擔已經很重瞭，企業投資意願已經很低瞭，這時候加大流轉稅，就不很有利。這就是確定性問題。

　　第三是便利性原則。現在隨著我們徵稅水平和技術的提高，這方麵有瞭很大的改善，納稅人繳稅便利多瞭。但也不是沒有問題，企業在交稅的時候，個人所得稅申辦納稅的時候也會遇到不便，我本人就遇到過，我們一位老師在稅務大廳裏跟稅務人員吵起來瞭，就是因為不便利，工作人員態度很差，納稅人來交稅，給錢，還被這種態度對待。

　　第四，最小徵收成本原則。在世界範圍來看，中國的徵稅成本還是比較高的。這沒有確定的數據，應該在6%左右，而發達國傢一般在1%以下，我們是比較高的。

　　稅製改革要對減稅有清晰的交代

　　李煒光：從稅製結構上，中國的稅製一直是以流轉稅為主的，但中國現在應該屬於中等收入國傢瞭，在稅製結構上應該發生變化，流轉稅地位應該下降，所得稅(包括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地位上升，特彆是個人所得稅的地位要增強，而關稅這種稅應該是很不重要瞭，尤其是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關稅起的作用應該是逐步下降的。

　　中國現在仍然以流轉稅為主，占70%左右。流轉稅本身有問題，對於企業來說，它加大瞭成本，給投資設瞭門檻，即使增值稅這種中性較強的稅種，也相對不利於投資。另外它推高市場物價，對個人消費、擴大內需是非常不利的。而且這一切並沒有隨著中國變成一個中等收入國傢有所改變。個人所得稅仍然隻占大概6%不到，在稅製結構上是無足輕重的一個稅種，在整個財政來源中並不是多麼重要，但是對每個傢庭來說是百分之百的負擔。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財産類的所得稅稅類就要提高比例，這也是未來中國稅製改革的一個方嚮，這是沒問題的。通過纍進的稅製，可能有的傢庭的稅負就要進一步加重，有的也許減輕或者保持現稅負不變。

　　但是，稅製結構的改變必須要有一個前提，減哪塊稅要有一個說法。下一步的稅製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增加直接稅，那麼在間接稅方麵減哪些稅，要給社會、民眾一個清晰的交代。比如燃油稅三次提高，現在稅費占油價的一半多，但是徵稅部門沒有說在其他方麵減輕納稅人的負擔。而且這種稅是價內的稅收，徵收的環節並不是消費環節，它實際上是轉嫁過來的稅收，並不是你在買汽油的時候再交一份稅，實際上是價格裏含著稅，真正納稅的環節是在生産和進口、委托加工環節，這是非常典型的一種流轉稅的徵收。

　　所以我們在稅製改革當中要明確一個原則，就是如果不減稅的話，就不能增稅，要增加新的稅種，必須減輕其他一些稅種，增和減要平衡。比如我們未來要徵房産稅、遺産稅，很多都是新稅種，政府部門應該跟社會交代清楚在哪些方麵切切實實減稅瞭，而且這種減稅是實打實的減稅。以前老說減稅，但是對企業和民眾本身來說並不是直接的減稅，隻是說一個減稅效應。我說的減稅是實質性的減稅，就是說直接要給納稅人在某些方麵減稅。

　　采訪者：您剛纔說的“減稅效應”能不能解釋一下？

　　李煒光：營改增，常常強調的就是一種減稅效應。比如增值稅轉型其中有一項政策，購買固定資産的那部分費用是可以抵扣進項稅的，這聽上去是具有減稅效應的一個政策，但必須是買過固定資産纔能享受這個政策，如果推行這個政策的時候，某企業正好處在經濟衰退期，它不需要設備的更新改造或者買大量的設備，這個政策它就享受不到。而稅務機關說經過這個改革，全國可以減2000億的稅，可是這2000億從哪兒來的，怎麼算齣來的，它沒有說，最後到總結、宣傳的時候，它說我們經過增值稅轉型減瞭2000億。怎麼就是2000億，不多也不少？這是不夠實在的錶現。

　　作為一個納稅人，或者一傢企業，稅負在哪些方麵確實減輕瞭，應當是很清楚的。比如之前的小微企業減稅，總體上就比較明確，哪些稅可以不交瞭，說得很清楚，不要再搞什麼“具有減稅效應”，減瞭多少稅都是徵稅部門自己說。

　　下一步國傢要給居民傢庭增加直接稅的負擔，比如房産稅，可能以後房産每年需要重新估值，或者稅額每三年要重新定，傢庭稅負可能每年到某個月都要增加，多支齣一筆錢來交房産稅。那好，其他方麵是不是應當減稅？如果不減稅，這筆稅是淨增加的話，這個稅製改革難度就大瞭，老百姓會反對。現在反對房産稅的聲音是很高的，哪怕是我這樣的學者，按說是挺為老百姓說話的，但是我一說徵房産稅有閤理性，馬上被罵。這種稅，我們要清楚它為什麼徵？就像剛纔你提齣的問題，徵這個稅乾嗎用？不說清楚是不行的。

　　其實在很多國傢，房産稅對應的公共服務的支齣是很清晰的，具體用在哪兒，老百姓都知道。而我們這兒隻是為瞭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因為地方政府財政缺乏主體稅源瞭，可是老百姓會問，增加你的收入我為什麼就得給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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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李步雲

　　在我的印象中，李煒光教授一直從事財政學基礎理論和財政曆史的教學和研究，其學術傾嚮大體是財政社會學式的，比較重視財政立憲問題和以綜閤概括性較強的視角觀察分析財政問題。前幾年他齣版過的《李煒光說財稅》和《稅收的邏輯》等著作，由於把學術性和可讀性結閤得比較好而受到學界和社會的廣泛歡迎，現在他的新書又齣版瞭，仍然值得關注。

　　李煒光近來比較重視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財政是國傢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研究，但他有自己的見解。他否認財政的“基礎”和“支柱”作用僅限於為政府運作提供財力資源的看法，受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影響較深，認同財政是“廣義政治憲章的一部分”，認為財政首先是政治問題，必須在這個層麵上為自己的理論和製度奠基，並在此前提下開展財政政策的工具性和技術性方麵的研究。他引入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的現代政治三要素理論，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負責製，認為後兩個要素是用來製約第一個要素的。據此他提齣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將在今後一個較長的階段內，著力從財政領域齣發，補課福山所說的現代國傢建構的後兩個要素，這就把國傢治理與財政體製的改革聯係起來瞭。

　　在這部著作中，李煒光認為，公共財政既內在於國傢治理（治理的每一個要素都與其有關），又外在於國傢治理（連接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大子係統的媒介），所以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而以往的以“國傢分配論”為根基的財政學體係無法準確詮釋財政與國傢治理這種內涵。所以他積極倡導稅收、預算和財政體製的法治化，以及建構各級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完整而嚴格的問責製，認為這兩個環節可以把現代國傢治理的基本要素涵蓋進去，而缺失瞭這兩個至關重要的環節，中國的轉型就不能說是成功的，中國的現代財政製度就不能作為國傢治理的基礎而存在，而現有的財政學理論也就難以促進現實財政問題（如土地財政、央地財政關係、財産稅改革等）的解決。

　　李煒光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在國傢所有權力當中，支配財政資源的權力是核心的和實質的權力，所以隻有法律和基本製度規則纔有可能對國傢行為構成硬性約束，約束瞭這部分權力也就約束住瞭包括國傢職權和行動範圍的所有的權力。也正是因為財政達到瞭立憲的層次，這種法律約束纔有可能成為一國政治結構中固定不變和永久性的一部分，國傢纔有可能嚮一個真正的現代政治結構轉型。

　　在經曆瞭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至今仍然沒有在稅收、預算和央地財政關係三個方麵建立起嚴格而慎密的法律約束機製，相關製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也遠沒有解決，這已經成為我國社會轉型的主要製約因素之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國在2016至2020年的這一輪財政改革中，將這三個方麵的立製、立法和修法作為主要內容來進行。按照預先設定的目標，到2020年前後，我國現代財政製度將基本建構完成，在此基礎上促進我國國傢治理模式的建立。

　　建構現代財政製度，依照我國政府的部署，在預算方麵，是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製度，政府的全部收支都納入預算，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製，實行國庫單一賬戶，建立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製和權責發生製的政府財務報告，完善問責和糾錯機製；在稅收方麵，就是要完成消費型增值稅改革並完成立法，改革和完善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製度，推進房地産稅立法以及個人所得稅製進一步嚮綜閤稅製過渡；在政府間財政關係方麵，就是要閤理劃分政府間的公共責任並使其與各級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相適應，進一步規範和完善分稅製，從整體上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和效率。

　　布坎南在《徵稅權》中指齣：“結果的改變要通過規則的改變來實現，而不能通過對結果的直接操作來實現。”我們的問題是，在立規建製的過程中尚未接受“稅收法定主義”原則，尚未接受“外部政治控製”原則，人大作為“最高國傢權力機構”於稅收和預算的監督和控製權力仍然是虛置的，難以承擔未來數年內財稅立法和改革的重任。在無實際的製度約束的情況下，討論開證新稅問題本不適宜，但大規模的稅製和財政體製改革就已經開始瞭。

　　例如，我國人大對預算的審議和批準是“一攬子”式的，並未進行分項目審議，因而是粗疏的、不負責任的，經人大會審批的預算不可執行，行政職能部門不得不反過來與財政部門協商預算安排，導緻資源配置權移於財政部門，使其自由裁量權過當過大，並因下達預算拖曳而導緻突擊花錢問題。再如，公款進入國庫，須保證其不被濫用，不被錯配，不被浪費，不被盜竊，但這四種情形目前都嚴重存在，並未因強力反腐而得到根本解決。此外，財政信息和預算仍不夠透明，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專權現象。

　　同時，近年來經濟和財政的下行趨勢也加大瞭製度改革的難度。中國的稅收是以流轉稅為主，所得稅、財産稅等直接稅的收入占比比較低，財政收入受GDP增長的變化的彈性較高。在支齣中，教育、科技、農業等7項支齣占比近50%。車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等專款專用性質的收支，以及政府債務付息支齣和國防支齣占15%多。這錶明財政收入的大半支齣是剛性的。中國沒有建立起隨財政收入下降而自動削減財政支齣的機製。實際上，與財政收入增速的下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財政支齣的增速均未有實質性削減。支齣的剛性存在和收入下滑的現狀相對撞，將産生較大的財政赤字，這也是未來幾年的“新常態”。未來的財政改革將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

　　這本書收入瞭李煒光近年來對我國財政改革所做的評析和論文，並對未來幾年內我國財政政策的走嚮進行瞭較有價值的研究，我的初步印象是，他對“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理解比較到位。稅收應當具有閤法性來源，所有稅種都應經人民代錶大會立法，所有的稅製要素都應進入立法程序；應在法律上規定齣納稅人完備的權利，在稅收問題上，人人擁有錶達權；政府徵稅應奉行公民財産權在先原則，確定稅種、稅目、稅率時首先要保護好納稅人的財産權；每個稅種的徵稅目的應該寫進稅法，並且所陳述的徵稅理由和目的是正當的、閤理的、可檢測的；政治上排除對特權者的免稅，稅法麵前，稅製麵前，人人平等；稅製改革中保持稅負總體不變，增稅的同時應當及時減稅，等等。其實，不隻是稅收，政府的其他財政行為也都應該體現公平正義，有利於納稅人權利保護和造福於整個社會，也都應該體現“稅在法下”的原則。這些觀點對於人們從比較高的層次上認識相對比較專業的財政問題會有幫助的，對正在進行的財政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李煒光所研究的問題也引起我的思考，如果西方的三權分立製度確實不適閤我們，那就有必要接受國傢憲法和基本製度規則對治稅權（財政權）的製約，即布坎南所說的“財政憲章”，所有的財政權力均應受到外部政治機製的節製和監督。是否為財政權立憲，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正如一些學者已經指齣瞭的，一個國傢，隻要它收錢、分錢、花錢的方式變瞭，這個國傢就將跟著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個思想同樣也是來自於財政社會學。

帝國餘暉：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重塑本書旨在深入剖析中世紀晚期（約1300年至1500年）英格蘭社會經曆的劇烈轉型。這是一個被戰爭、瘟疫、階級衝突與宗教信仰危機撕扯的時代，也是孕育現代英國國傢形態的熔爐。本書摒棄傳統上僅關注王室宮廷的敘事模式，而是聚焦於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地方權力以及文化認同在動蕩中如何被重塑。第一部分：瘟疫與人口的重構 1348年“黑死病”的到來，不僅是人口學上的災難，更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性斷裂。我們首先將考察瘟疫對英格蘭勞動力市場的永久性影響。傳統的人地關係被打破，農奴的議價能力空前提高。本書將細緻分析勞動力流動性的增強、工資的上漲以及地主階層為應對勞動力短缺而采取的“圈地”嘗試與法律反製措施（如《勞工法令》的頒布與執行睏境）。通過對莊園記錄、遺囑和法庭記錄的爬梳，我們將重建底層民眾在瘟疫後的物質生活水平變化，以及他們對傳統封建義務的反抗與協商。重點關注的議題包括：城市工匠階層的崛起及其行會製度的發展；農村社區內部的貧富差距變化；以及對社會階層流動的微觀研究。瘟疫並未帶來普遍的平等，但它為社會下層爭取到瞭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間和話語權。第二部分：信仰的裂痕與宗教的世俗化中世紀晚期是天主教會權威受到嚴重質疑的時期。本書將探討英格蘭宗教生活的復雜麵嚮。一方麵，對聖物的崇拜、朝聖熱潮和修道院的財富積纍反映瞭信仰的深度。另一方麵，教廷的腐敗、阿維尼翁之囚以及隨後的教會大分裂，嚴重侵蝕瞭普通民眾對教廷的信任。我們將深入分析本地神職人員（教區牧師）在社區中的角色變化。他們不僅是精神導師，更是記錄遺産、提供法律谘詢甚至充當地方糾紛仲裁者的“公共知識分子”。本書將通過分析教區記錄和宗教法庭的捲宗，探討異端思想（如洛拉德派的萌芽）是如何在知識精英和普通信徒中傳播的，以及教會如何試圖通過更具個人主義色彩的“敬虔主義”來迴應危機。這種對個人靈性的強調，為後來的宗教改革埋下瞭伏筆。第三部分：王權與地方精英的權力競逐 “百年戰爭”對英格蘭國傢構建産生瞭深遠影響，但其影響並非簡單地指嚮王權的絕對加強。本書認為，百年戰爭更多地是加速瞭王權與地方精英之間權力分配的再平衡。我們細緻考察瞭議會（Parliament）在中世紀晚期的功能演變。它如何從一個單純的稅收工具，逐漸演變為貴族和騎士階層錶達訴求的平颱。本書將重點分析1388年“卓越議會”（Wonderful Parliament）之後，貴族派係如何利用議會對王室財政的控製權進行政治乾預。在地方層麵，本書關注治安官（Sheriff）、郡縣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等王室代錶與地方大領主（Magnates）之間的復雜關係。王權試圖通過建立一個更具效率的官僚體係來滲透地方，但往往需要與根深蒂固的地方權力網絡進行妥協與閤作。對這些地方精英的婚姻、土地兼並和政治聯盟的分析，揭示瞭國傢權力的“滲透性”而非“強製性”。第四部分：語言、文學與身份的形成中世紀晚期是英語（Middle English）最終確立其作為官方和文學語言地位的關鍵時期。本書將考察“百年戰爭”帶來的法蘭西文化影響的衰退，以及英語的復興。傑弗裏·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是這一轉型的標誌，但我們也將探討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現象。我們分析瞭新齣現的印刷術對知識傳播的影響（盡管在15世紀末期纔開始大規模齣現，其萌芽已在手抄本製作中顯現），以及城市中新興的“市民文化”對貴族文化的反思與吸收。地方方言的差異、行會贊助的宗教劇（Mystery Plays）的興起，共同構建瞭一個多元且充滿活力的文化景觀。這些文化錶達方式，都在嘗試定義“英格蘭人”這一身份，並將其從更廣泛的盎格魯-諾曼或基督教身份中區分開來。結論：邁嚮都鐸王朝的過渡性危機本書的結論將總結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如何在一個由瘟疫摧毀、戰爭消耗、信仰動搖的廢墟之上，緩慢地構建齣一個更具中央集權雛形和更具社會流動性的國傢結構。玫瑰戰爭的錶象下，是經濟基礎的深刻變化、地方精英與中央王權的持續博弈，以及普通民眾在危機中獲得的新的社會空間。這是一個充滿悖論的時代：舊製度在崩潰，新秩序在陣痛中誕生。本書旨在為理解都鐸王朝的崛起提供一個堅實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

用戶評價

評分☆☆☆☆☆

拿到這本書，我的第一感覺是，它似乎能夠為我解答一些長久以來睏擾我的曆史疑問。我常常在閱讀曆史時感到，很多重大的社會變革，尤其是那些伴隨著暴力和動蕩的革命，其根源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而稅收，在我看來，往往是連接這些因素的樞紐。它既是經濟的體現，也是政治的工具，更是社會公平與否的重要指標。一個不公平、不閤理的稅收製度，無疑會加劇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引發民眾的怨恨，最終可能導緻社會失序。而革命，正是這種失序的極端錶現。這本書的書名“權力的邊界：稅、革命與改革”似乎點明瞭作者的研究方嚮，即探究稅收作為一種權力工具，它的邊界在哪裏？當稅收越過瞭民眾能夠承受的邊界，又會引發怎樣的後果？我期待作者能夠通過細緻入微的史料分析，為我們展示稅收在不同曆史階段扮演的角色，它如何被用來擴張和鞏固權力，又如何成為挑戰權力、促成革命的關鍵因素。同時，改革也必然是伴隨革命而來的重要議題，如何調整稅收體係以適應新的社會結構，如何處理改革中的利益衝突，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評分☆☆☆☆☆

我對曆史上的社會變遷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是那些能夠深刻影響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而稅收，作為國傢機器運作的血液，其徵收與分配方式，往往是權力博弈的核心，也是社會矛盾激化的導火索。許多曆史上的重大動蕩，從古代農民起義到近代資産階級革命，都與稅收問題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係。一本深入探討“稅、革命與改革”的書，對我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讓我看到稅收是如何成為衡量國傢權力邊界的重要標尺，以及當權力試圖突破這些邊界時，會引發怎樣的社會反響。革命，作為一種激進的社會變革，往往是對現有稅收體係和權力分配機製的徹底否定。而改革，則是為瞭在新的權力格局下，重新構建一種更為閤理和可持續的稅收製度。我期待作者能夠通過紮實的學術研究，為我們揭示稅收在不同曆史時期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權力運作、社會穩定與變革的進程。

評分☆☆☆☆☆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十分引人入勝，一種復古的暗調配閤著一些象徵性的圖像，讓我立刻被吸引住瞭。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力量感和曆史的厚重感，讓人不禁聯想到那些塑造瞭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變革。我一直對曆史上的權力運作、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經濟政策對這些變遷的影響非常感興趣，尤其是稅收這個話題，它看似枯燥，實則觸及瞭社會運行的根基，是國傢與公民之間最直接的連接點之一。革命和改革更是宏大敘事的核心，它們往往伴隨著血與火，也孕育著新的希望。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深入探究稅收製度是如何在不同曆史時期成為權力博弈的焦點，又如何催生瞭劇烈的社會動蕩，或是推動瞭漸進式的進步。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梳理這些復雜的因果關係，是否會從經濟史、政治學、社會學的角度進行交叉分析，為我們揭示稅收背後隱藏的權力邏輯和變革動力。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帶來一些我之前未曾觸及過的視角，讓我對曆史上的權力結構和它們是如何被挑戰、重塑的過程有更深刻的理解。

評分☆☆☆☆☆

我對這個主題的研究一直充滿好奇，因為我總覺得，在宏大的曆史事件背後，總有一些不那麼顯眼但卻至關重要的因素在默默發揮作用。稅收，在我看來，就是這樣一種“幕後英雄”或者“幕後推手”。它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是政府與社會之間最直接的利益交換方式。如果稅收製度不閤理，民眾的負擔過重，或者財富分配不均，很容易就會成為點燃社會不滿的火種。而革命，往往是這種不滿情緒爆發的最高形式，它摧毀舊秩序，建立新體係。緊接著的改革，則是為瞭鞏固革命成果，或者在現有基礎上進行調整和優化。這本書的書名讓我聯想到，作者可能會詳細剖析在不同文明和曆史時期，稅收是如何被統治者用來維持其權力的，又是如何因為民眾的反對而成為動搖統治的根源。我特彆期待作者能夠提供具體的案例分析，通過具體的曆史事件和人物，來闡述稅收與權力、革命、改革之間錯綜復雜的聯係，以及它們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曆史的。

評分☆☆☆☆☆

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好在思考關於國傢治理的幾個核心問題，特彆是如何平衡政府的財政需求與民眾的負擔能力。稅收，作為最主要的財政來源，其徵收方式、稅率高低、稅種設計，無不深刻影響著社會經濟的方方麵麵，甚至是民眾的情緒和政治意願。曆史上，無數的革命都與稅收問題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比如法國大革命前的苛捐雜稅，又或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無代錶不納稅”。這些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而是長期以來社會矛盾積纍和權力失衡的結果。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讓我們看到稅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工具，更是一個政治杠杆，它能夠被用來鞏固權力，也能夠成為反抗的起點。同時，改革也是理解社會進步的關鍵，稅製改革往往是觸及深層利益的挑戰，它需要政治智慧、社會共識，甚至有時需要外部的壓力。我很想知道作者如何描繪這些改革的過程，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以及它們如何影響瞭國傢的走嚮和社會的發展軌跡。

評分☆☆☆☆☆

好書，正版，買迴來慢慢滴看

評分☆☆☆☆☆

吃飯飯天語雅閣哈哈哈哈哈哈

評分☆☆☆☆☆

稅收問題是國傢一大重要問題，推薦此書

評分☆☆☆☆☆

已經看完瞭，比較偏專業性，有點枯燥。

評分☆☆☆☆☆

內容不錯，但是跟題目不算很符閤。

評分☆☆☆☆☆

還不錯看瞭覺得挺好有藉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