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自述文叢：一路走來 錢理群自述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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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是《我的精神自傳》姊妹篇
　　◎本書內容翔實，披露瞭不少錢先生之前未曾披露過的故事。
　　◎錢理群先生首次全麵迴憶自己的人生、傢庭、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
　　◎摺射中國當代社會史、文化史、知識分子心靈史的一本書

內容簡介

　　錢理群先生曾言：“在專業範圍內我有六大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間思想史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研究。專業之外我有五大關懷，形成瞭五大關係——我與北大、我與貴州、我與青年、我與中小學教育，我與當代政治。”
　　錢理群先生把20世紀“我的故事”和“中國故事”相互參照之後的真誠錶達。先生從個體人生體驗齣發，講述瞭一個個關於個人、傢庭與民族的故事。對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與一代知識分子命運深刻關係的思考，發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簡介

　　錢理群，祖籍杭州，1939年生於重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現代文學史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等。代錶作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周作人論》《大小舞颱之間——曹禺戲劇新論》《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1948：天地玄黃》等。
　　錢理群先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彆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曆史與精神的省察，得到海內外的重視與尊重。

目錄

上篇 走過的路
第一章 我的傢庭和讀書時代
一、我的傢庭
二、一切都從那時開始
三、曾有過自由做夢的年代
四、四十年前的曆史敘述
——關於“我的大學時代”
第二章 北京—貴州—北京
一、永存赤子之心
——我的中學經驗和貴州經驗
二、我的“文革”記憶
三、走齣貴州：我和王瑤先生的相遇
四、走上治學之路
第三章 執教北大
一、給自己的七個命名
二、1981—2015年紀事
第四章人生如夢：總結我走過的路
一、童年的大自然之夢和教師夢
二、少年時期的文學夢
三、青年時代的學者夢
四、終於變成現實的學者與基本總結
第五章 我的懺悔
一、哦，你是我的父親
二、無以錶達的悔恨
——奉獻於三哥的靈前
三、我還感覺得到他的手溫
四、示眾
——我在兩次批鬥會上的發言
五、永遠壓在心上的墳
六、我的隱痛
——在北大最後的講課
七、一封寄不齣去的信
中篇 學術生涯
第六章 學術研究的三承擔
——和北大研究生的一次談話
第七章 我的文學史研究
一、獨立文學史觀的追尋（1985—1995）
二、新的目標與選擇（1995—2002）
三、新的總結與開拓（2002—）
四、嘗試與創新：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
第八章 和魯迅相遇：我的魯迅研究
一、我與魯迅
二、接著魯迅往下講
三、世紀之交的第二次相遇
第九章 有缺憾的價值：我的周作人研究
一、睏惑中的研究
二、在周作人研究上的學術追求
三、我的周作人研究的命運
第十章 生命意識燭照下的寫作
——我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
一、《大小舞颱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的寫作追求
二、《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的試驗
三、《1948：天地玄黃》的新開拓
四、《1949—1976：歲月滄桑》的新跋涉
五、以《我的精神自傳》作總結
下篇 社會關懷
第十一章 精神夢鄉的愛與恨——我與北大
一、講魯迅：我和北大學生的精神聯係
二、我的北大曆史與傳統研究
三、我的大學觀
四、在北大百年校慶的民間紀念活動中
五、關於北大改革的三次發言
第十二章 “報春暉”的意義——我與貴州
一、大地的養育
二、認識腳下的土地
三、關於貴州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發展的遐想
四、構建地方文化知識譜係
第十三章 我與青年
一、青年對我的意義
二、講魯迅：我和青年聯係的精神紐帶
三、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四、和青年交往中的睏惑與反省
附 也是“沉潛”十年：我與青年誌願者
第十四章 屢戰屢挫，屢挫屢戰：我和中小學語文教育
一、無意的介入：從服務開始
二、被動又主動地參與“中學語文教育大討論”
三、遭遇持續一年多的“大批判”
四、我的堅守(之一)：編寫課外讀物，推動民間教育改革
五、我的堅守（之二）：參與“網絡評價”試驗，關注網絡教育
六、我的堅守（之三）：到中學開選修課
七、我的堅守（之四）：關注打工子弟教育、農村教育、西部教育
八、我的堅守（之五）：麵對語文教育改革的新危機
九、我的堅守（之六）：關注中小學教師
十、最後的“告彆”
第十五章 知我者謂我心憂——我的“年度觀察史”寫作
權當“告彆詞”（代跋一）
答貴州“小朋友”問（代跋二）附錄
我心嚮往之的是創造對當代中國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理論
——錢理群訪談錄 鄭雄/采訪整理
錢理群著作目錄 錢理群編纂目錄

精彩書摘

　　第三章1981—2015年紀事
　　1981、1982年
　　這是我的自述：“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1939年齣生於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在北京大學親曆‘反右’；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曆瞭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個春鞦；2002年後退休，又迴歸中學與貴州。”
　　1978年迴北京讀研究生，並於1981年畢業，留校擔任王瑤先生的助手。但一入學，王瑤先生就教導說，要沉住氣，北大的傳統是“後發製人”，沒有準備好，就不要亂發文章。因此，直到1982年還沒有發錶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掩飾不住內心的焦慮，就因為研究生同學張全宇英年早逝，而寫下瞭《悼“第一個倒下者”》這篇沒有發錶，也無處發錶的悼文。其中談到“曆史要求我們為上一代畫句號，又為下一代作引號”，就已經隱含瞭我一生的定位：“曆史的中間物。”
　　1985年
　　直到這一年，我纔真正準備好瞭，開始在學術界、思想界發齣自己的、獨立的聲音：這已經是1978年攻讀研究生學位七年以後。如果加上1960年大學畢業在貴州苦讀十八年，足足準備瞭二十五年。
　　這一年春，我和友人黃子平、陳平原一起，提齣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這一年連續兩個學期，我在北大獨立開課，講授《我之魯迅觀》，並在講稿基礎上整理齣《心靈的探尋》一書，“它是我對魯迅的第一個獨立發現，我也第一次發現瞭我自己”，“這是我的《狂人日記》”（《再版後記》）。
　　《後記》寫於1986年年初。日本魯迅研究的前輩丸山升先生當時就指齣，我寫《心靈的探尋》一書，主要用意都集中在這篇《後記》裏，他是對的：我其實正是要通過這本書的寫作，來清理我和青少年時代兩個精神之父魯迅與毛澤東的關係。其中要竭力擺脫“文革”在心靈上的陰影的欲望是極其強烈的，這也是80年代許多知識分子共同的心理。
　　《心靈的探尋》對我的學術意義也是重大的。它確定瞭我的學術與文化使命：“做溝通魯迅與當代中國青年心靈的橋梁。”它所試驗的“典型現象”“單位觀念、意象”的研究法，也成為我以後始終堅持的基本研究方法。
　　1988年
　　1986、1987、1988連續三年都是這樣度過的：一麵緊張而愉快地寫著《周作人論》與《周作人傳》，逐漸進入學術研究的第一個爆發期；一麵卻依然為基本的生存條件——傢人的調動，住房，等等——所睏擾，更由此照見瞭自己的膽怯無能，卑瑣平庸而自愧。因此，寫下一篇短文：《我的那間小屋》。
　　1989年
　　這一年，我五十歲。
　　在我的生日——1989年3月7日（農曆己巳年正月三十）晨，寫完《周作人傳》最後一個字時，我長長地吐瞭一口氣。這又是一次艱難的精神清理：周作人研究喚醒瞭我傢庭的影響和幼小的教育所播下的對個性獨立與自由的近乎本能的追求，和我所受的革命教育發生瞭激烈衝突；但周作人的失足又引起瞭我對排斥民族、國傢、群體意識的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反思和警惕。
　　這一年，整個中國都捲入瞭社會的大動蕩。在事件發生前，我已經感到隱隱的不安，連續寫瞭《現實的危機在哪裏》《由曆史引齣的隱憂》等文，這大概是我最早寫的時政、思想評論文章。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良好的自我感覺相反，我開始瞭對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審視，提齣瞭“在中國，要‘啓濛’，先得‘啓’知識分子之‘濛’；要‘改造國民性’，先要改造知識分子的‘劣根性’”的命題。
　　1990年
　　王瑤先生在那樣的曆史時刻驟然離世，在本來就已經十分沉重的心裏，灌入陣陣冷氣；我特彆感到自己的無助，頓時有一種“大樹突然倒瞭”的恐懼，並且分明感到，隨著先生的遠去，一個時代，那個啓濛主義的、理想主義的80年代結束瞭。從此，再也沒有瞭依傍，一切都要自己獨自麵對，“在我們多少‘明白’瞭（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們‘明白’瞭多少事情！）一點以後，就挺起身，走下去吧——走自己的路”！（《從麻木中擠齣的記憶——王瑤師逝世一周年祭》）
　　1991年
　　這一年依然處於“生命的低榖期”，精神的痛苦未除，又遭遇病魔的襲擊，終於躺倒在手術颱上。病後就有瞭先前沒有過的“要趕快做”的念頭。《大小舞颱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的寫作不僅圓瞭我少年時期的戲劇夢，更具有瞭“自我解脫，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證實”的性質。我也終於通過這樣的研究與寫作，走齣瞭時代與個人的“鬱熱”氛圍，進入生命的“沉靜”狀態，開始瞭新的思考與創造。
　　1992年
　　這一年，迎來瞭自我學術、思想、生命創造的一個新的高潮，其標誌是完成瞭《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這是我對“這些年來，中國與世界所發生的曆史巨變”所提齣的時代重大課題：“知識分子和共産主義運動的關係”的一個學術的迴應；是對我自我精神結構中的“堂吉訶德氣”與“哈姆雷特氣”的一個發現和自覺的反省和清理；是我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開始；是我的學術視野從中國嚮世界的擴展；是文學研究與思想、文化研究相互滲透的一個嘗試，提齣瞭一係列重要的思想命題，是我的學術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部著作。或許也正因為有如此多的自覺追求，也就成為我寫得最為吃力的一部著作，是最露餡、最能暴露我的知識結構缺陷的著作，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次超限度、超常規的寫作，因此隻此一迴，再也寫不齣類似的著作瞭。但也正是這樣的自我挑戰的、富有想象力的寫作，是我最為嚮往的，即使粗糙，毛病多多，無法重復，我也滿足瞭。
　　1993年
　　也許隻有到1993年11月24日寫《壓在心上的墳》這一刻，我纔意識到那沉重的死亡記憶（二十七年前和幾年前的）已經融入瞭我的生命和學術，是永遠也不可能擺脫的夢魘。同時，也讓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和貴州這一方土地，和青年這個群體之間的割不斷的精神聯係，它也必然要滲入我的學術研究與寫作中，或許我以後的學術發展與變化，也就在這一刻悄然不覺地開始瞭。
　　1994年
　　應該說，1993、1994、1995年連續幾年，我都沉浸在對曆史、現實和自身的反思、反省中。《中國知識者的“想”“說”“寫”的睏惑》是其中的代錶作之一。反省的對象，是啓濛主義。這既是對自己一直堅持的啓濛主義立場的反省，也是對80年代啓濛主義時代精神的反思。其實，這樣的反省、反思，我在80年代末即已開始，1988年就寫過一篇《啓濛者的兩難選擇》（收入《壓在心上的墳》）。但到90年代，我要作這樣的反省，是很容易被誤會的。因為此時興起的保守主義和後現代思潮，都在猛批80年代的啓濛主義。因此，我既要反省啓濛主義，又必須和他們劃清界限。我依然從魯迅那裏吸取思想資源，強調瞭魯迅的“雙重懷疑”：“對啓濛主義的懷疑，以及對‘啓濛主義懷疑’的懷疑。”後來，我又明確地將其概括為“既堅持又質疑啓濛主義”，並以此作為我自己的基本立場。但我得承認，在1994年的這篇文章裏，我的重心是通過對知識分子（包括我自己）言說的睏境的揭示，對啓濛主義進行質疑。我的朋友王富仁先生因此對我發齣忠告，他說得很誠懇：你的質疑固然有道理，但現在大傢都在否定啓濛主義，你我兩人即使明知其有問題也得堅持啊。
　　1995年
　　1994至1995年間，應韓國外國語大學之邀，任中文係客座教授。這樣，我就有瞭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對曆史和現實進行根本性的思考和無顧忌的自由寫作，因此，寫有《異國沉思錄》。最重要的是，我開始著手毛澤東思想研究——在我看來，未能對毛澤東思想進行徹底的研究，是80年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一個重大失誤，而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發展所提齣的種種問題，都使得毛澤東研究具有特彆的迫切性和理論與實踐的重大意義。就我個人而言，在連續寫瞭《心靈的探尋》《走進當代的魯迅》等著作，對“我和魯迅”的關係進行瞭基本的清理以後，也迫切需要處理“我和毛澤東”這樣的也許是更為根本的精神與生命課題。
　　1996年
　　1995年年底，我正雄心勃勃地準備開始寫《毛澤東：世紀中國遺産》一書時，一個突然的約稿：謝冕先生主持《百年中國文學總係》，希望我加盟寫“1948年文學”一書，改變瞭我的寫作計劃，並於1996年寫齣瞭《1948：天地玄黃》這本新書。但細想起來，這樣的變更，也非偶然。首先是毛澤東研究的難度太大，實際上我並沒有準備好，這樣突然刹車，倒是個明智之舉。而在完成瞭《周作人傳》以後，我就開始瞭40年代中國文學的研究，我當時的計劃是以此作為我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開端。盡管已經準備瞭五六年，積纍瞭大量材料，卻因為沒有找到恰當的文學史結構與敘述方式，就始終未能提筆。而謝冕先生“從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的設想，就突然激發瞭我的文學史想象和寫作熱情，我因此而提齣瞭“文學史敘述學”的概念。也就是說，《1948：天地玄黃》一書的寫作衝動，是來自一種文學史寫作形式（結構與敘述方式）的試驗欲求，這在我的學術研究中是第一次，盡管我每寫一本學術著作都有寫作形式的追求，但以此為主要動機，卻是少見的。這本書，也是我的又一本特具想象力的著作，是我格外珍惜的。
　　1997年
　　1997年，是我的學術研究、寫作，以至生命曆程的一個轉捩點。有兩篇文章可以看作是這種轉變的宣言。《我想罵人》，傾訴的是，作為“寜靜的學者”的“內心的疑慮，擔憂，恐懼和悲哀”，因此，“時時響起一種生命的呼喚”：像魯迅那樣，衝齣學院的大牆，“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這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重大調整：從單純的學院學者，轉而追求“學者與精神界戰士”的結閤，也就是立足於學術研究，加強對現實的介入，因而加大學術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時追求更接近自我本性的精神境界：“獨立自由意誌的高揚，批判精神的充分發揮，大愛與大憎的結閤。”這自然也要付齣代價：平靜的書齋生活被打破，從此進入“多事之鞦”。
　　《民間思想的堅守》一文通過對“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的迴顧（我正是從那裏走齣來的），強調“民間思想者存在的本身，對於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的思想與學術發展的不可忽視與抹煞的價值”，這就預示著我的人生道路和學術研究下一步的發展方嚮：參與和推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改革運動，進行民間思想的曆史與現實形態的研究。
　　1998年
　　我的介入現實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藉北大百年校慶之機，推動一個“重新認識老校長，繼承和發揚蔡元培先生開創的北大精神傳統”的民間紀念活動，以衝破80年代末以來北大校園沉悶、窒息的空氣，對新一代的北大學子啓濛，發揚“科學，民主，自由，獨立，批判，創造”的五四精神。除瞭和一群老師與同學編寫劇本，將蔡校長的形象重歸北大舞颱外，我還作瞭《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魯迅《野草》裏的哲學》等學術演講，並開設瞭《魯迅、周作人思想研究》課程，試圖“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在學生中産生瞭廣泛影響。同時還發錶瞭一係列文章，在思想文化教育界和社會上都引起強烈反響。發錶在《讀書》上的《想起瞭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就是引起許多共鳴的一篇。
　　《“遺忘”背後的曆史觀與倫理觀》，也是我這一時期所寫的思想、文化評論中比較引人注意的一篇，對於我自己卻有特殊的意義。我說過，我的寫作，一個重要動因就是還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償還我年輕時候因為被迫“劃清界限”而對父母兄長所欠下的債。我先後寫瞭《哦，你是我的父親》《這也是一種堅忍和偉大》《無以錶達的悔恨》《哭好哥》等迴憶、紀念文字（收入《壓在心上的墳》《世紀末的沉思》），而這一篇為紀念父親編輯的《錢天鶴文集》而寫的文章，則從曆史觀和倫理觀上作瞭理論的清理，算是對父母的在天之靈的一個交代吧。
　　《矛盾與睏惑中的寫作》是對80年代的學術，特彆是所提齣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作為一個當事人的反思，因此為學界所矚目，這些年更經常被那段曆史的研究者所引述。
　　1999年
　　這一年，我六十歲。因此，編有《六十劫語》一書，在以此為題的“代序”裏，對自己的“六十年”作瞭一個總結：一生“和兩個空間——貴州與北京大學，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瞭血肉般的聯係，而聯係的主要紐帶，就是魯迅”。這樣，“貴州”“北大”“青年”“魯迅”就“構成瞭我的生命的四大情結：人生道路的支點，精神的後援，思想、靈感、想象力的源泉，學術的齣發點和歸宿……都在裏麵瞭”。文章還宣布：“經過十數年的苦苦探索與體驗，魯迅的‘立人’思想已經由外在的理性認識內化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這是一次自我的‘安身立命’。把‘個體精神自由’確定為彼岸性的終極追求，這也就確立瞭在中國現實變革運動中思想文化上的徹底的批評立場。”
　　2000年
　　這一年，我“運交華蓋”：先是全國性大批判，原因頗為復雜，這裏且不論，最後是權力齣場。幸而我身處北大，在中文係領導、老師和同學的支持、保護下，我依然保留瞭教書的權利。
　　《我在做這些事——2000年總結》，就是對我的批判者的一個迴應。批判者殺氣騰騰地問：“他們要乾什麼？”我從從容容地迴答：我在“咒罵聲不絕於耳”中做自己的事情。做什麼呢？為中小學生編寫課外讀物《新語文讀本》，藉以推動自下而上的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對我們的孩子進行思想啓濛。我說過，“在自己曆經滄桑、步入老年時，又處於世紀之末，我越來越感到，或許為正在成長中的孩子做點事，纔是更為實在而有意義的——這幾乎是看透瞭一切之後，唯一沒有、也不願、不敢看透的一點”，“把民族和人類最美好的精神食糧給我們的孩子”，這就是我的心願。
　　這一年的生命體驗，最後凝結為一句話：“我存在著，我努力著，我們又相互攙扶著：這就夠瞭。”2001年
　　但在２０００年年底，我還是因為身心交瘁而病倒瞭。但正是在病中，我第二次與魯迅相遇（第一次是“文革”後期），我又獲得瞭超越苦難，從低榖逐漸走嚮高山的生命體驗。２００１年年初，大病初愈，我就“帶著傷痕纍纍的醜陋麵孔”，迫不及待地走上北大講颱，講瞭一年的魯迅，最後整理齣瞭《與魯迅相遇》一書。我在北大連續十七年給前後二十一屆的學生講魯迅，其中影響最大的三次都結集成書，這就是１９８５年的《心靈的探尋》，１９９８年的《話說周氏兄弟》，以及２００１年的《與魯迅相遇》，我的講課和寫作風格也逐漸從峻急走嚮從容，但內在的批判的、懷疑的精神，則始終如一。2002年
　　終於到瞭和北大告彆的時刻。
　　2002年6月27日上完瞭最後一課。當天北大校園網上，學生發瞭六百餘條帖子，許多學生都說“錢老師一路走好”，聽起來頗有悼亡的味道，我並不在意：我懂得學生的意思。也有學生說：“他該說的都已經說瞭，願意接受的也就接受瞭，不願意接受的，大傢也不在乎瞭，也該退休瞭。”說的是實話。最讓我動心的是學生的這句話：“一位最像老師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師。”我一輩子給學生寫瞭無數評語，最後得到瞭學生這樣的評語，我滿足瞭。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生命的結束，又是新的生命的開始。
　　學生問我，退休後，你要去哪裏？我說，要迴傢，要去中學，要到貴州，去“追尋生存之根”，後來這就成瞭我的《退思錄》的書名。
　　2003年
　　退休後，第一程是去貴州。我在那裏生活瞭十八年，那是我的第二故鄉。2003年，我和貴州的友人一起編瞭《貴州讀本》，然後帶著這本書到貴陽和黔南、黔東南、遵義、安順，和當地的大學生進行麵對麵的交流。以後，我幾乎每年都要去貴州。那裏有“文革”後期民間思想村落的老戰友，還有這幾十年陸續結識的老、中、青三代新朋友，他們這些年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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