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瓷器 [Ding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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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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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故宫出版社
ISBN:9787513408660
版次:1
商品编码:11959283
包装:精装
外文名称:Ding Ware
开本:12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定窑瓷器》为配合“洁白恬静——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瓷器展”而出版的展览图录。展览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及与定窑有关的96件瓷器。图录中将这些展品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资料性和艺术性。

内页插图

目录



定窑瓷器研究综述

图版目录

图版

后记

前言/序言

  宋代五大名窑的定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白瓷窑场之一。从文献记载与产品的流向看,定窑在历史上兼有官、民窑双重属性。其烧造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繁荣昌盛,元代以后逐渐衰落停烧。北宋时期,定窑瓷器与宫廷有密切关系,是宫廷用瓷的最主要来源。金代,定窑供应宫廷用瓷的情况仍未发生大的改变。正因如此,定窑在历来文献记载及研究中均备受重视。
  20世纪30年代,经叶麟趾先生实地考察,确认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一带,自此,后续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相继展开。除涧磁村以外,在东西燕川村周边的台地上也发现大量窑业堆积。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定窑遗址进行的三次考古试掘与正式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标本,更获取了可供断代研究的地层证据。定窑研究开始进入将窑址考古发掘品、塔基地官和纪年墓葬等遗址出土品与传世品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时代,从而使学界对定窑的认识更加科学、客观。
  定窑虽以烧造白瓷而闻名遐迩,但其多色釉和彩器也很精绝,影响深远。
  2012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以定窑瓷器作为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课题,所举办的“洁白恬静——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瓷器展”堪称该项研究成果的反映。此展览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定窑瓷器为基础,辅之以2009年考古工作者对窑址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以及西安火烧壁窖藏、临安水丘氏墓和湖南地区出土的定窑瓷器,以期通过诸多对比展示,使人们对定窑从晚唐到宋金元时期的产品面貌及明清时期仿烧定窑瓷器的情况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关于定窑的研究与认知。
好的,以下是一本关于景德镇官窑的兴衰与瓷艺演变的图书简介,内容将详细阐述该主题,并确保不提及“定窑瓷器”相关信息,行文风格力求自然流畅。 --- 瓷苑史诗:景德镇官窑的兴衰与瓷艺的千年流转 序言:御窑之脉,时代之镜 中国陶瓷史的璀璨群星中,若论及帝王钟爱、技术革新与艺术巅峰的汇聚之地,非景德镇莫属。本书《瓷苑史诗:景德镇官窑的兴衰与瓷艺的千年流转》,聚焦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御窑场从诞生、鼎盛到式微的漫长历程,并深入剖析了这一核心窑场如何牵动整个中国制瓷业的脉络,成为映照王朝兴替、社会变迁与审美旨趣更迭的独特载体。 我们并非仅关注那些在拍卖会上光芒万丈的传世珍品,而是试图重构一个宏大的叙事:一个以“土与火”为基本语汇,却承载着国家意志、宫廷品味与匠人智慧的陶瓷帝国是如何运作、创新、辉煌,并最终在历史的浪潮中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第一部分:元代曙光——青白瓷的奠基与枢府窑的崛起 景德镇的制瓷历史远早于官窑设立,但其地位的飞跃性提升,则与元代的政治格局紧密相关。元代统一南北,为景德镇提供了广阔的资源调配和市场需求。 一、从民窑到“官搭司”: 本卷详述了元代早期,朝廷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如“饶州府属邑磁州窑务提举司”,对景德镇瓷器进行直接管理和征用。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窑”设立,而是一种权力前置的体现。我们细致考察了这一时期瓷土的开采、釉料的配方演变,以及劳动力的组织方式,探讨了元代初期瓷器质量的稳定化过程。 二、枢府青白瓷的时代意义: 书中浓墨重彩分析了元代中晚期出现的“枢府”铭文瓷器。这些印有“信州路提举司”或“止”字款的青白瓷,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元代宫廷用瓷的代表。我们首次将这些器物置于元代礼制和内廷生活的具体场景中考察,揭示了其装饰母题(如龙凤纹、折枝花卉)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如何从传统的影青釉向更厚重、更富表现力的过渡。同时,深入比较了元代官用青白瓷与同期民间大量出口的青花瓷在工艺控制上的异同,阐明了官府对“技术标准”的初步干预是如何塑造了当时的技术制高点。 三、青花技术的萌芽与成熟: 虽然青花技术在元代主要是在民窑中得到广泛应用并走向海外市场,但官府对钴料(苏麻离青)的控制和需求,间接推动了景德镇在釉料纯化和烧成气氛控制上的进步。本部分通过对出土的青花残片与传世品的对比研究,勾勒出这一革命性装饰技法在元末社会动荡中,如何以民营力量率先突破,为明代官窑的全面爆发积蓄了技术能量。 第二部分:明代鼎盛——永乐朝的典范与成化斗彩的创新 明代,景德镇的官窑体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国家权力与艺术审美的核心中枢。“御窑”制度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制瓷业的完全国有化和皇家化。 一、永乐、宣德:官窑的黄金时代: 本部分集中探讨了永乐至宣德时期,御窑厂的管理模式、工匠的身份地位以及“配方定制”的严苛性。我们详细梳理了这一时期著名的“配料师”、“看火匠”的职责划分,并对永乐时期的白釉脱胎器、宣德时期的青花(苏麻离青的极致运用)进行了全面的断代和风格分析。特别指出,宣德官窑的款识风格,是后世模仿的永恒标杆,它体现了宫廷对“永恒规范”的追求。 二、技术革新与审美转折: 明代中叶,随着对早期青花钴料的依赖减弱,官窑开始探索新的装饰手法。本卷详尽分析了从洪武、永乐的纯正典雅,到成化年间斗彩工艺的登峰造极。成化斗彩,以其釉下青花勾勒轮廓,釉上彩料填色,釉彩细腻淡雅,色彩柔和而不流于浓艳。我们深入剖析了斗彩的烧制难度,其对彩料配方(特别是黄彩、红彩的稳定度)的要求,以及它如何标志着官窑审美从“气势磅礴”转向“精巧入微”。 三、嘉靖、万历:官窑的制度僵化与民间技术的反哺: 中晚明时期,官窑厂的管理开始出现弊端,烧制周期拉长,对民间技术的吸收速度变慢。本部分侧重于分析嘉靖、万历时期,虽然官窑仍在烧制,但装饰主题日益程式化,色彩趋于浓烈。然而,与此同时,民窑(如书中所述的“洋彩”、“五彩”)在釉上彩绘技术的拓展上,却开始超越官窑的保守。这种官民之间的技术拉锯战,预示了清代官窑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重拾巅峰。 第三部分:清代复兴——康熙的变革与乾隆的极致 清代康熙初年,景德镇御窑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在康熙帝的强力推动下实现了全面复兴,并最终在乾隆时期将制瓷技艺推向了技术上的绝对巅峰。 一、康熙朝的“新法”: 康熙六年(1667年)御窑的重建,标志着中央集权对制瓷业的再次强势介入。本部分重点阐述了康熙时期在釉料上的重大突破:如稳定了进口苏麻离青、创烧出“郎窑红”等经典单色釉。郎窑红的成功烧制,需要精准控制窑内的还原气氛和极高的烧成温度,其“脱口垂釉”的特征,是高温铜红釉技术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 二、雍正时期:风格的定型与制度的完善: 雍正朝是官窑管理最有效率的时期。本卷详细介绍了清代官窑的“样稿”制度——即所有新烧制的器物都必须经过宫廷的图案预审和定稿。这使得雍正时期的瓷器(无论是单色釉、青花还是粉彩的初期应用)都呈现出高度统一的风格:线条流畅,布局疏朗有致,色彩清雅脱俗。我们特别关注了雍正时期粉彩的成熟过程,它在继承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引入了玻璃白打底,使彩绘更具立体感和层次感。 三、乾隆极盛:技术的登峰造极与“集大成”的审美: 乾隆朝的制瓷业是技术能力展示的舞台。本部分认为,此时的官窑已经不再追求革命性的创新,而是致力于对历史上所有优良技法的完美继承与融合。乾隆粉彩,以其繁缛的装饰、细致入微的描绘和丰富的色彩层次(如赫赫有名的“ م 画法”,即模仿珐琅彩的玻璃白衬底技法)达到巅峰。我们通过分析“岁例器”和“活计档”,揭示了乾隆官窑在器型创新、仿古(集历代名窑之大成的器物)方面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它如何成为“盛世气象”的物质载体。 第四部分:式微与终结——晚清的冲击与历史的落幕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国内政治的动荡以及皇室对艺术品消费的失控,景德镇官窑体系开始不可逆转地衰落。 一、同治中兴的短暂回光: 太平天国运动对景德镇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本卷描述了同治年间官窑艰难的重建过程,以及在李鸿章等地方官员的支持下,试图恢复往日辉煌的努力。虽然出现了成功的“同治彩”和粉彩,但其工艺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已大不如前。 二、光绪、宣统:技术的流失与“模仿时代”: 晚清的官窑更像是在进行历史的“回顾”而非“创造”。本部分分析了光绪时期,由于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激增,景德镇的能工巧匠大量转向利润更高的民间和外销瓷生产。官窑厂的烧造质量受到原料、资金和人员素质下滑的严重影响。最后,本书以宣统年间短暂的官窑烧造为终点,标记着延续了近五百年的景德镇御窑制度的正式终结,随后由民国时期的“新官窑”或“堂上窑”所接替,但其管理和体制已是另一番天地。 结语:千年窑火,永恒遗产 景德镇官窑的历史,是一部关于权力、技术、审美和市场博弈的史诗。它不仅留下了无价的物质遗产,更在于它确立了中国制瓷业的标准与规范。本书旨在通过对官窑体系内部运作的细致梳理,让读者理解,那些被奉为国宝的瓷器,是如何在一套严密、复杂、有时甚至苛刻的制度下,从泥土中淬炼而生的。其兴衰沉浮,映照的正是中华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侧影。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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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配图质量,几乎达到了拍卖图录的顶尖水准,这一点在中文陶瓷书籍中尤为难得。每一幅器物照片都经过了极为精心的处理,不仅色彩还原度极高,更能体现出瓷器本身的立体感和光影变化。特别是那些对于细部纹饰的局部放大图,纹理的深度、刻痕的锐利度,以及釉面下隐藏的“橘皮纹”都清晰可见,这对于我们这些需要通过图像进行学习和研究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更妙的是,作者在排版上极具现代感,不是那种密密麻麻的文字堆砌,而是留有大量的“呼吸空间”,让读者可以有时间去沉浸式地欣赏每一件瓷器的美。这种对视觉体验的重视,体现了出版方对“定窑”这一主题的尊重,他们明白,面对如此纯净、极简的艺术品,粗糙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冒犯。整本书拿在手上,就是一种愉悦的仪式感,让人愿意花上数小时,沉浸其中,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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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字风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清雅克制”。作者的笔触如同定窑的釉色一般,不张扬,不煽情,却在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和深厚的学养。它避免了当代艺术评论中常见的过度解读和浮夸的赞美,而是用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方式,将定窑的审美价值娓娓道来。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听一位博学的故友,轻声细语地讲述他毕生对某件艺术珍品的感悟。即便是谈到那些已经失传的技艺,作者也只是客观地陈述了现有线索,并未妄加揣测,这种对事实的尊重和对未知领域的谦逊态度,令人非常敬佩。这种克制的文风,反而让那些被精心挑选和展示的器物照片,获得了更强大的表现力,照片不再是文字的附庸,而是彼此成就,共同营造出一种静谧而高贵的艺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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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论述结构安排得极具匠心,它没有遵循传统文物图录的“时间线”或“器型分类”的僵硬框架,而是采用了“主题关联”的叙事路径,这一点非常适合我这种既想了解历史脉络又对艺术审美有高要求的读者。例如,书中有一章节专门探讨了定窑瓷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装饰母题”演变——从初期的刻花细密到后期的印花规整,再到对图案布局的疏密有致的把控,作者巧妙地将其与当时的文人趣味和审美风尚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看待纹饰本身。特别是关于“莲花”主题的讨论,从早期简洁有力的线条,到成熟期繁复而富有层次感的莲瓣层叠,作者精准地捕捉到了从朴素到华丽过渡中的微妙心理变化。更值得称赞的是,它并未回避定窑在不同朝代的“瑕疵”与“争议”,比如后期为迎合市场而出现的粗糙化现象,作者坦诚地进行了分析,使得整个论述体系显得更加成熟和立体,没有将历史美化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地,而是还原了它作为一项高度发展的商品和艺术品的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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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定窑瓷器》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种温润的米白色纸张,触感细腻得像是抚摸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与书名中“定窑”所蕴含的典雅气质完美契合。初翻开扉页,扑面而来的是高清的胎釉细节图,那种如雪似脂的白,在专业布光下,仿佛能穿透纸张,让人真切感受到千年前工匠们对“天下无白,定州为上”的极致追求。我尤其欣赏作者在介绍烧制工艺时所采用的叙事手法,不是枯燥的化学配比罗列,而是将其描绘成一场与天地的对话,讲述了当地特有的高岭土如何被驯服,釉料如何在窑火中“蜕变”。书中对于“泪痕纹”的剖析,更是细致入微,用放大镜般的笔触,勾勒出釉水流淌时留下的那些彷佛不经意却蕴含着生命律动的痕迹。这不仅仅是一本技术手册,更像是一本关于白色的美学宣言,它用最纯粹的视觉语言,诠释了中国陶瓷艺术中“至简至美”的哲学内核。读罢前几章,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北宋的定州工场,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灰的味道,耳边还能听到拉坯机转动的轻微声响,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许多同类书籍难以企及的深度。

评分

作为一名长期的收藏爱好者,我阅读这类书籍最在意的就是其对“传世品”的考证深度和真伪辨析的严谨性。在这方面,《定窑瓷器》展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学术功力。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博物馆的藏品照片,而是深入挖掘了每一件重要器物背后的流传脉络和历史文献记载。书中对几件关键器物——比如某件著名的白釉执壶的釉面成分分析,以及某组盘子的款识细节比对——的论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作者清晰地指出了哪些特征是“可疑”的,哪些细微的窑变是“鉴定关键”,这种实操性极强的干货内容,对于鉴赏者来说价值连城。例如,书中对“覆烧法”痕迹的描绘与对比,清晰地展示了如何通过底足的处理细节,来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窑口之间的技术差异,这种细致到令人发指的比较,足见作者在田野考古和馆藏研究中倾注的心血。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经验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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